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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壯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個民族,共有1617.88萬人(2000年)。在全國的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均有分布,主要聚居在我國的南方,范圍東起廣東省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西至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北達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從江縣,南抵北部灣。廣西壯族自治區是壯族的主要分布區,共有1420.71萬人,占壯族總人口的87.81%,主要聚居于南寧市、崇左市、百色市、河池市、柳州市、來賓市、貴港市等地。另外,分布在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的有98.1萬人,散居在云南省其他地區的有12.9萬人;廣東省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有4.2萬人,另有4000余人居住在與連山毗鄰的懷集縣下帥壯族瑤族鄉;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從江縣有1.6萬人;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有5000余人。壯族居住的地方,基本上連接成一片,大部分聚居,也有相當一部分和漢、瑤、苗、侗、仫佬、毛南、水等族雜居。

  壯族分布的地區,邊沿多山,中部丘陵起伏,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西部有六詔山脈從云南文山延伸到廣西的那坡縣,北部有鳳凰山、九萬大山、大苗山和天平山等,東部廣東連山有五嶺之一的萌渚嶺綿延起伏,中部偏東盤亙著大瑤山、蓮花山等山脈,中部偏西有都陽山、大明山等,南部和西南部邊沿有十萬大山、公母山、大青山等。

  壯族地區山多地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一片海”之稱,山區、丘陵占土地面積的82%左右。丘陵海拔一般在100~400米,坡度較緩,土層較厚,雨水豐富,光照條件好,適宜于農業、林業和畜牧業的發展,是壯族地區人口較為稠密的地區,也是農業和多種經營較為發達的地區。壯族地區平原少,且分布零星,比較大的平原有右江谷地、南寧盆地、寧明谷地等,它們實際上都屬盆地。右江谷地地勢平坦,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水熱條件好,發展農業十分有利,是水稻、甘蔗、芒果的生產基地,素有“桂西明珠”之稱。壯族地區石山面積大,且分布廣,尤其是壯族主要聚居地的廣西西部地區,裸露型的喀斯特地貌占了當地土地面積的60%以上。喀斯特地貌是“九分石頭一分土”,不大適合人類居住生存,但由于久受雨水侵蝕,形成了眾多奇特瑰麗的巖洞和地下河流,自然景色十分幽美。桂林和陽朔,自古就有“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之美譽。廣西南寧市武鳴縣的伊嶺巖,素有“小桂林”之稱的靖西縣舊州,凌云縣的水源洞,柳州市的白蓮洞,云南文山州廣南縣的蓮洞、白云洞、響泉瀑布,文山縣的仙人洞,等等,也都是天下少有的奇景。喀斯特地貌區還蘊藏著豐富的礦產資源,尤其是鋁土、錳、錫、銻、鎢等礦的保有儲量和產量,都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壯族地區還有豐富的石灰石資源,不僅分布廣泛,而且儲量大、質地好,可建成中國南方最大的水泥基地。

  壯族地區的南部面臨北部灣,這里是我國重要的熱帶漁場,盛產各種名貴海產,特別是出產的“南珠”,據史料記載至遲在漢代就已開始采集。現在,這里仍然是我國重要的產珠區,向有“珍珠之鄉”的美稱。我國北部灣海岸線曲折,多港灣,從東到西分布有鐵山港、廉州港、三娘港、欽州港、防城港、珍珠港等港灣,形成天然港群海岸。這些沿海港口同時具有水深、避風、浪小等自然特點,距港澳地區和東南亞的港口都較近,是我國西南地區面向東南亞、連接世界各地的重要出海口,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

  壯族地區地處低緯,北回歸線橫貫壯族聚居地的中部,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雨水充足,年均降雨量在1835毫米左右;氣候溫和,年平均溫度在20℃左右,冬無嚴寒,南部夏季酷熱。四季草木常青,百花盛開,物產豐富多樣,主要盛產各種熱帶、亞熱帶作物。柑、橙、柚、香蕉、荔枝、龍眼、芒果等水果產量名列全國前茅;甘蔗的種植面積和產量均為全國之最,是世界10大產糖區之一;松香、松節油的產量約占全國的一半。名貴藥材和土特產資源豐富,素有“土特產倉庫”之稱,馳名中外的三七、羅漢果、蛤蚧和茴油(又稱八角油),是壯族地區素負盛名的特產。西北和西南部山區,森林覆蓋,盛產柳州杉、銀杉、樟木等名貴木材。

  壯族地區河流縱橫,有左江、右江、郁江、紅水河、龍江、柳江、黔江、桂江等,匯流于西江,奔向東南,經廣州入南海;有盤龍江、普梅河、錦江等,向南流經越南入海。由于降水豐沛,這些河流的徑流量都較大,地表水資源極為豐富,居全國第5位;水電資源理論蘊藏量達1900萬千瓦,居全國第8位,紅水河還被譽為全國水電資源的“富礦”。喀斯特地貌區,雖然地表水流相對貧乏,但地下水資源極為豐富,有著極大的開發利用前景。

  壯、布壯,原是壯族自稱。在漢文史書中譯寫為“撞”、“徸”等,讀音“壯”,最早見于宋代文獻中。新中國成立后統一寫為“僮”。1965年10月12日,根據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提議,并征得壯族人民的同意,由國務院正式批準,把僮族的“僮”改為強壯的“壯”字。“壯”字有健康的意思,也不會誤讀。從此以后,僮族一律改寫為壯族。

  壯族除自稱“布壯”以外,還有“布越”、“布雅伊”、“布衣”、“布沙”、“布土”、“布儂”、“布央”、“布曼”、“布饒”、“布傣”等自稱。“布”,在狀語中是“人”的意思。

  壯語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壯傣語支。有南北兩個大方言,但語法結構、基本詞匯大體相同。南北兩大方言大致以郁江和右江為分界線,延伸到云南省文山州的廣南、硯山一帶。北部方言約占壯族人口的2/3,劃分為8個土語區,即邕北土語、右江土語、桂邊土語、柳江土語、桂北土語、紅水河土語、邱北土語、連山土語;南部方言約占壯族人口的1/3,劃分為5個土語區,即邕南土語、左江土語、德靖土語、硯廣土語和文麻土語。

  唐宋以來,壯族民間曾流行“土俗字”,這種文字是在漢字的基礎上,利用漢字的音、義組合而成。根據1989年廣西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辦公室出版的《古壯字字典》(初稿)統計,共有10700多個字,其中定為正體字的有4918個。這些字都是從上百年或數百年前出版或手抄的牒訴、券約、師公唱本、山歌本、故事傳說、族譜、信件和碑文中收集下來的,說明這種方塊壯字在壯族地區民間曾廣泛流行過。不過,由于古壯字地區差別較大,缺乏規范,因此各地壯族之間無法形成統一的壯族文字,主要依靠漢文進行交流。1955年,黨和人民政府幫助壯族人民創制了一種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壯文,并培訓壯文骨干,出版書報,壯文在掃盲、宣傳黨的政策等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又完成了《壯文方案》的修訂工作,使壯文進一步通用化,壯文也再次進入各級各類學校。壯文的推行,有利于壯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歷史沿革

壯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先秦秦漢時期漢族史籍所記載的居住在嶺南地區的“西甌”、“駱越”等,是壯族最直接的先民。

  先秦時期,我國長江中下游以南至東南沿海地區,廣泛分布著一個被稱為“百越”的族群,分布于今廣東、廣西一帶的西甌、駱越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們當時還處于氏族部落社會的發展階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后,派尉屠睢率領50萬大軍,分兵五路,進軍嶺南,在越城嶺一帶曾遇到西甌人的強烈抵抗。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史祿率兵開通靈渠,通糧餉,運軍隊,秦軍才戰勝西甌人,統一了嶺南地區,并在嶺南設立桂林、南海、象三郡,將該地區正式納入中央王朝的統治之下。據考古資料和史書記載,這時的西甌、駱越人已經使用銅鐵器,開始步入了文明時代。尤其是西甌人,他們在首領譯吁宋的領導下,利用所熟悉的叢林和山地進行作戰,能與數十萬秦軍周旋數年,迫使秦軍“三年不解甲馳弩”,說明西甌人的社會組織已經相當發達,并且能夠比較有效地運轉,已經進入了部落聯盟或酋邦時代。當時,為了保障南征嶺南的軍事后勤供給,擊敗西甌人的抵抗,秦始皇還派監祿在廣西東北部修筑“靈渠”,溝通了湘、漓二水。靈渠的修筑,極大地便利了五嶺南北的交通往來,有利于嶺南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秦朝統一嶺南后,還將大量漢族人口遷居嶺南,與越人雜居在一起。從此以后,西甌、駱越人同內地各族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更加密切了,而這種聯系,對于嶺南西部越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嶺南地區(即后來的兩廣地區)的土著民族,被稱為“烏滸”、“俚”、“僚”或“俚僚”,他們是西甌、駱越的后裔。東漢末年,中原戰亂,社會動蕩不安,不少大姓豪族為避亂而遷居嶺南,從而促進了嶺南地區封建化的發展。受其影響,世居嶺南的俚僚大姓貴族,紛紛在各地稱雄,使嶺南土著民族社會中,也出現了一些“雄于鄉曲”的“大姓”。如高涼、合浦的冼氏,欽州、合浦的寧氏,桂州的李氏,高涼的黃氏等,都是這時期嶺南著名的土著大姓。他們擁有“地方數千里,奴婢萬余人,珍寶充積”的財富。與此同時,社會上卻存在著大量貧窮的、甚至“父子世代為奴”的普通勞動者。

  冼氏是秦漢以來高涼一帶的大姓。冼夫人在南朝梁大同初年嫁給南遷的漢人大族、高涼太守馮寶為妻,擁有部落10余萬。她自幼聰穎賢明而多謀略,能安撫部眾,和輯百越和南遷當地的漢族移民,隋朝時受到隋文帝的嘉獎,被封為譙國夫人。冼夫人為維護國家統一和地方安寧,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受到后人的敬仰。

  唐五代時期,壯族先民仍被稱為俚、僚、烏滸(烏武)等,但也出現了以地域或以大族姓氏命名的族稱,如“西原蠻”、“黃洞蠻”、“儂洞蠻”或泛稱“洞蠻”、“洞氓”等。宋代以后,壯族族稱又有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撞”、“布土”、“土人”等稱謂。元明以后,被侮譯為“獞”,另外還有自稱壯、儂、郎、土、沙等。這些稱謂原來都有一定的地域性,但明、清時期,“壯”的稱呼已廣泛見于整個廣西和廣東西部,成為壯族最普遍的一種族稱。1952年統一稱為“僮”(音壯)。1965年改寫為“壯”。

  唐宋時候的壯族先民,社會經濟有了新的發展。農業以稻田為主,已大量使用牛耕,耕作技術已發展到“深耕溉種,時耘時籽,卻牛馬之踏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以糞土” 的程度。故有“稻粟皆再熟”,“種稻似湖湘”,“糧粒豐儲”,“豬牛雞鴨肥大蕃息”的景況。手工業有銅、鐵、紡織等,特別是綀子布和壯錦(當時稱為“緂布”)已馳名全國。綀子布,“潔白細薄”,“清涼離汗”。壯錦,則“白質方紋,廣幅大縷”、“佳麗厚重,誠南方之上服也” 。但是比起中原地區來,社會生產的發展還是比較落后的,許多地區仍然采用種子就地點播,不移秧、不灌溉、不施肥、不除草的粗放耕作方式,有的邊遠山區甚至停留在“刀耕火種”及以狩獵為生的原始生產狀態。

  到明清時期,壯族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又有所提高。右江地區的今武鳴、平果一帶,“四野寬曠,軒豁秀麗。石山起伏蜿蜒,敷為平原,兩水繞山合流而入巨浸。江水既通,商貨輻湊,蓋比內地。”就是慶遠那樣的“戍壘密遮,使車罕至”的地方,也成為“士抱經而談,民雜兵而種” ,各族人民祥和安居的一方樂土。在橫州一帶,人們或筑堤圍塘蓄水,或引溪流灌溉,這樣的農田已相當普遍。稻田的耕作也較細致,播種育秧,中耕除草一二次,使上田每畝達到2石。坡地則開為畬地種植旱禾,種后也除草一二次,產量與水田不相上下。許多石山地區的壯族農民,也掌握了“煅石為灰”的技術,并把石灰應用于調節土地酸度了。畜牧業也有很大發展,豬、牛、羊、馬的飼養很普遍,一些人口不多的農戶甚至也養有十數頭牛,其發展水平,大致和相鄰的漢族地區接近。

  壯族是一個熱愛自由、富于斗爭精神的民族。歷史上,壯族人民為了反抗中央王朝和當地土官、流官的黑暗統治,曾經發動了無數次反封建、反壓迫的起義斗爭。其中規模較大、影響較深遠的有唐代西原州(左江流域)黃乾曜、潘長安、黃少卿領導的起義,宋代廣源州首領儂智高領導的“南天國”大起義,宋代宜州(宜山、南丹一帶)的土兵起義、撫水州(環江縣等)的農民暴動和明代壯族農民韋銀豹領導的古田縣(永福縣地)農民起義,以及府江起義、八寨起義等。所有這些如火如荼的人民起義,都沉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推動了壯族歷史的前進。

  壯族人們還曾經多次和各族人民一起奮起反擊交趾(后稱安南)封建統治者和倭寇的武裝侵略,擔負起了保衛祖國邊疆神圣領土的重任。

  11世紀初期,交趾(今越南)在李朝的統治下逐步強大起來,并推行對外擴張政策,乘北宋王朝忙于抵御北方的遼朝和西夏而無暇南顧之機,擺脫宋朝的控制,頻頻侵掠我左右江儂峒、黃峒地區和欽、廉沿海地區。熙寧八年(1075年),交趾國王李乾德命其輔國太尉李常杰率10萬大軍大舉入侵廣西,水路攻陷欽州、廉州,陸路連陷永平、太平兩寨,農歷十二月,合兵進犯邕州城(今南寧市)。邕州知州蘇緘急調附近各族土兵和漢兵入城固守抗敵,終因寡不敵眾,堅守42天而城破。當時,廣西左右江溪峒壯丁及壯、瑤族人民,紛紛起來阻擊交趾侵略者,截其后路。不久,宋王朝援兵來到。在官兵、土兵及壯、漢各族人民的協同奮戰下,終于打敗了交趾侵略者,勝利地保衛了祖國領土的完整。

  明嘉靖年間,倭寇侵入我國東南沿海各地,嚴重威脅我國東南海疆的安全。明朝政府征調“俍兵”抗敵,在廣西田州府(今田陽縣)已故土官岑猛的妻子瓦氏率領下,“俍兵”前往東南沿海抗倭。明嘉靖三十四年(1558年)四月,瓦氏“俍兵”與湖南永順、保靖“土兵”(由土家族苗族組成)的協同作戰,在王江涇(今浙江省嘉興縣北)的著名戰役中,一舉殲滅倭寇3000余人,取得了抗倭以來的第一次大捷。之后,瓦氏俍兵又在陸涇壩等戰役中,屢建戰功。江浙一帶人民高度贊揚瓦氏俍兵的抗倭精神,廣泛傳誦“花瓦家,能殺倭”。瓦氏夫人不愧為壯族歷史上反抗外來侵略斗爭中的一位女英雄,至今仍為壯族人們所傳頌。

  近代以后,面臨著資本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和國內反動統治集團的腐敗統治,壯族人民又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走上了反壓迫求解放的道路。

  1851年,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國革命就發生在壯、漢、瑤族雜居區的桂平金田地區,當時參加金田起義的壯族達數千人,約占當時太平軍總數的四分之一。太平軍離桂北上后,很多壯族將士隨軍北上,并構成太平天國和太平軍的基本骨干,有的還成為重要領導人。太平天國犧牲的第一個領導人,后來追封為嘏王的盧六,是桂平紫荊山高坑沖的壯族;北王韋昌輝,也是桂平縣的壯族;北上時擔任前軍主將、屢立戰功,后在長沙壯烈犧牲的西王蕭朝貴,是武宣縣的壯族;率軍北伐,直抵天津、前鋒進逼北京,威震中外的兩名將領李開芳和林鳳翔,都是武鳴縣的壯族;太平天國革命后期的中軍主將兼正掌率、掌理朝政的贊王蒙得恩,是平南縣的壯族;南征北戰,攻克蘇州,殲滅戈登“常勝軍”的慕王譚紹光,是象州的壯族。壯族的革命將領和廣大官兵,在太平天國的整個革命戰斗中,起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壯族婦女和男子一樣,轉戰南北,出生入死,“赤足裹頭,攀援巖谷,勇健過于男子,臨陣皆持械接仗” ,給腐敗的官軍以沉重的打擊。

  太平軍北上后,壯族地區的農民起義烽火,此起彼伏,越燒越旺。其中規模較大的有陳開、李文茂領導的大成國農民運動;黃鼎鳳(壯族)領導的貴港農民起義;李錦貴(壯族)領導的上林縣農民起義;李文彩(又名李七,壯族)領導的永淳縣農民起義和吳凌云領導的戰斗于左江流域的“延陵軍”起義。他們同太平天國遙相呼應,互相配合,共同打擊敵人,為我國近代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19世紀七、八十年代,法國帝國主義以暴力侵吞越南南部之后,接著便向越南北部和我國西南部大舉侵略,中國人民被迫奮起反抗,保衛祖國,支援越南人民。以劉永福(廣西上思縣壯族)為統帥的“黑旗軍”首先投入戰斗。“黑旗軍”是在壯族地區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其主力是壯族農民領袖吳凌云、吳亞忠所領導的壯族農民起義余部。黑旗軍的前營主將黃守忠、左營主將吳鳳典等20余名大小將領,都是廣西上思、寧明一帶的壯族。當法國侵略者侵占河內,并企圖沿著紅河向我國邊疆推進時,黑旗軍便應越南政府的邀請,同越南軍民一起,反擊侵略者,打得侵略軍聞風喪膽,如驚弓之鳥。當時戰爭的親歷者唐景崧在他的《請纓日記》中寫道:“河內城虜,夜輒自嘩,驚呼黑旗來,敵膽已落”。黑旗軍的抗法援越、保家衛國的偉大功績,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1885年2月,法軍在尼格里的統率下進攻我國南大門鎮南關,炸毀城墻,并狂妄地插上一塊牌子,上面寫著:“保衛國境的不是石頭的墻垣,而是條約的履行。”叫囂中國的門戶已不再存在了,只有簽訂投降條約才是出路。但是,邊關的壯、漢各族人民,對于敵人的這種囂張氣焰,予以迎頭痛擊。他們自發地組織起來,英勇抵抗法國侵略者,發誓“我們將用法國侵略者的頭顱,來重建我們的門戶”。當清朝愛國將領馮子材率領萃軍前來反擊時,壯、漢各族人民積極支援,終于取得了舉世聞名的“鎮南關大捷”。壯族農民蒙大,給馮子材帶路,還親自帶領一個敢死隊,揮舞著大刀長矛,砍殺了成百個敵人。他的英雄事跡,至今仍為邊境壯族人們所傳頌。

  壯族人民對辛亥革命的貢獻也是巨大的。1907年的欽、廉、防城起義中,孫中山曾任命邕寧縣的壯族農民領袖王和順(原名張德卿)為“中華民軍南軍都督”,參與領導這次起義。同年發動的“鎮南關”武裝起義,孫中山又任命欽州壯族農民起義領袖黃明堂為“鎮南關都督”,以憑祥州的李右卿(壯族)為副都督,攻占了鎮南關,得到了孫中山的高度贊揚。次年3月,孫中山又以黃明堂為指揮,關仁甫、王和順為副指揮,發動了云南河口起義。1911年廣州黃花崗起義中,有不少壯族同盟會會員參加戰斗,在此役壯烈犧牲的七十二烈士中,就有韋云卿、韋樹模等壯族英烈。在反對袁世凱的護國起義中犧牲的有壯族革命領袖農實達等。所有這些,都充分表現了壯族人民敢于革命,不怕犧牲的革命英雄氣慨。

  被毛澤東同志稱為“讀了半本馬列主義,紅了半個中國”的韋拔群,于1921年在東蘭武篆區成立“改造東蘭同志會”,聯合了100多名革命青年,提出“打倒土豪劣紳”,“鏟除貪官污吏”、“取消苛捐雜稅”等口號,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擁護。次年,領導農民武裝起義,打土豪,進攻東蘭縣城,農民武裝隊伍發展到1500多人。1925年,黨在梧州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廣西的第一個支部。是年冬,韋拔群等從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結束后,回到東蘭,在黨的領導下,開展農民革命運動,籌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農民運動骨干,宣講革命道理,并在東蘭、鳳山等縣、區、鄉建立農民協會、婦女協會。同年,韋拔群組織農民武裝,同當地的地主豪紳作針鋒相對的斗爭,再度攻占東蘭縣城。1928年底,韋拔群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他為創建、鞏固和發展右江革命根據地,而進行了不懈的斗爭。

  與此同時,奉議、恩隆等地的農民,從1924年8月起,就在奉議壯族黃治峰的領導下,開展了反貪官、反苛捐雜稅的斗爭。百色起義后,黃治峰歷任右江赤衛軍總指揮、紅七軍第四縱隊縱隊長、紅七軍第二十師副師長、軍部參謀處處長等職。隨軍北上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后,1934年又接受黨中央委派,回右江革命根據地開展工作,途中不幸被捕,壯烈犧牲。

  1929年,黨中央派鄧小平、張云逸、葉季壯等到廣西開展工作。9月,中共廣西省委在南寧召開了廣西省第二次黨代表大會,鄧小平在會上傳達了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會議根據“六大”精神,作出了建立民主政府、武裝推翻國民黨統治、深入開展農民運動等決議。1929年12月11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鄧小平、張云逸組織和發動廣西右江兩岸壯、漢、瑤等族人民,舉行了有名的“百色起義”,成立了有壯、漢、瑤等族參加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由張云逸任軍長,鄧小平任政委,下轄三個縱隊,韋拔群擔任了第三縱隊長。同一天,在田東平馬鎮召開各縣農民代表及紅七軍的士兵代表大會,宣布成立右江工農民主政府,選舉雷經天為主席,公布工農民主政府的政治綱領及各項政策,韋拔群、陳洪濤(壯族)為政府委員。接著,右江流域的百色、奉議(今屬田陽)、恩陽(今屬田陽)、恩隆(今屬田東)、思林(今屬田東)、向都(今天等縣地)、鎮結(今天等縣地)、果德(今平果縣)、隆安、東蘭、鳳山等地相繼解放,并建立了縣、區、鄉各級工農民主政府。

  1930年2月1日,俞作豫領導廣西警備第五大隊,在龍州宣布起義,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由俞作豫擔任軍長,鄧小平兼任政委,并成立了左江革命軍事委員會。接著左江地區的龍州、寧明、明江(今屬寧明縣)、崇善(今屬崇左)、左縣(今屬崇左)、雷平(今屬大新)、萬承(今屬大新)、養利(今屬大新)等縣,也相繼解放,并成立了縣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左、右江流域各縣建立了革命政權的同時,都安、南丹、天峨、凌云、河池等縣的部分地區,也建立了革命政權。至此,廣西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擁有廣西西部和西南部的20多個縣、人口200多萬的廣大壯族地區,使壯族人民的革命斗爭進入了新的高潮。

  抗日戰爭期間,在中共右江特委和各地黨組織的有力地領導下,壯族和各族人民一起進行了英勇的抗日游擊戰爭,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49年,廣西各地在黨的領導下,普遍發動了武裝起義,開展人民游擊戰爭,積極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部隊作戰,到1949年年底,廣西、云南、廣東等壯族地區相繼解放。

  從此,壯族人民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即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的時代。

  壯族是我國南方地區的土著民族,秦漢以前處于獨立發展的歷史階段,秦漢以后一直處于中央王朝的治理之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深受中央政府統治政策和漢族社會文化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隨著中央王朝統治力的逐步深入和漢族移入人口的增多而不斷加強。由于受影響的地區差異性較大,新中國成立前壯族的社會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呈現出多樣性的特點。

  在漢壯雜居的壯族東部等地區,壯族社會發展受漢族的影響較大,與漢族處于相近的發展狀態,其社會政治制度處于封建地主制度的發展階段。而在壯族聚居的廣西西部和云南文山州地區,唐宋以來主要處于壯族土官(土司)的統治之下,處于封建農奴制的發展階段,其社會政治制度較為特殊。

  在土官(土司)轄區之內,土官掌握著全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大權,并設置有權力機構進行統治。這些權力機構的設置因土司官職高低、轄地大小及經濟實力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那些轄地較大、社會經濟發展較好的土州、土縣,其土官衙門一般都設有文武職官。各土州、土縣還設有監獄,由土官衙門管轄。

  土官衙門之下,還分立區、段、亭、哨、都、路、屯、堡、坡、鎮、甲、方等建置,有土目、甲目、哨正、保正、頭人、總方等所謂外官,負責清查奸細,聽理訴訟,組練壯丁,征收租稅等工作。這些構成了土官地區的鄉村權力系統。土官通過這些組織機構,將其勢力深入到轄地內的各村各戶,對人民實行統治。

  明代中葉以后,土官(土司)制度日益顯得落后腐朽,土官的統治也越來越殘暴,他們不僅為封建中央王朝所不滿,也為壯族人民所厭棄,“改土歸流”成為歷史的必然。經過清代前期至民國時期長達二百余年的改土歸流,西部壯族地區終于全面摧毀了已經不能適應當地社會發展的封建農奴制度,地主經濟獲得了全面的發展。
壯族的社會組織結構,近代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漢族文化影響的加深,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壯族歷來有聚族而居的習俗,古代壯族的大姓莫氏、黃氏、儂氏、韋氏、覃氏、羅氏、岑氏、蒙氏、閉氏、甘氏等,都是在原來氏族制基礎上演變而成的,并長期聚族而居,所謂“舉洞純一姓者”是也。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一些壯族地區的宗族組織和宗族文化比較發達,建有祠堂,立有族規,并修有族譜。在同姓同族聚居的壯族村落中,三代以內的父系親屬稱為房族,三代以外的稱為門族或宗族,而房、門、宗族總稱為家族。同宗族禁止通婚。宗族內部關系依靠族長、族產、祠堂、族規進行維系。族長一般由男性擔任,一些地方是自然形成的,一些地方則由直系血緣的長子繼承。族長的職責一般是管理宗祠和宗族的共同財產,組織和主持祭祀及其他公共活動,調解族人內部糾紛,主持家產繼承和對外交涉等。20世紀50年代后,由于時代的影響,壯族地區的宗祠多已破廢荒圮,有的改為他用,宗族活動逐漸減弱或停止,宗族勢力對壯族村民生活的影響也日漸減弱,但近年來一些地區出現了宗族活動復起的趨勢。

  在宗族勢力和宗族文化不發達的壯族地區,還有另一種形式的村社管理組織“都老制”。這是一種更為古老的壯族鄉村管理組織,主要由以“都老”為首的管理機構、長老會和村民大會構成。“都老”,又叫村老、寨老、父老、鄉老、頭人、郎火、款頭等。都老大多是自然形成的,也有一部分是村民公選或官府委派的,一般沒有報酬。都老的職責主要是領導村民制定村規民約,維護村寨社會秩序,掌管全村公共財產,主持集體祭祀典禮,領導公共建設,調解村寨內部糾紛以及村寨之間的糾紛,等等。都老制是憑借壯族傳統社會的法律制度和風俗習慣進行運作的。明代中期以來,隨著國家權力對鄉村社會的深度滲透,這種制度也在發生蛻變和走向式微,逐漸被保甲制和鄉村甲制所取代。

  保甲制是清朝為加強政府對基層社會的干預和控制而實施的。在壯族地區,保甲制也得到了局部的推行。雍正四年(1726年),清帝特意下令在壯、苗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和土司地區,比照內地,建立保甲之法。為了有效地發揮保甲的功能,清政府對保甲首事的選任提出了標準,要求由土民“公舉誠實、識字及有身家之人報官點充”。但是由于壯族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與漢族地區相比有較大的差異,因此保甲制在這里的推行不可能脫離當地的實際情況,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其保甲首事多由壯族傳統權力機構的首領——都老等擔任。后來隨著壯族社會的發展和傳統社會結構的逐步解體,保甲首事的職位又逐漸由地主、富農等權貴取代。

  清代在壯族地區所推行的保甲制,最初主要局限在壯、漢雜居地區的城鎮及其近郊,以后才逐步推廣。但是由于壯族居住分散,村落規模不大,更由于壯族社會制度的復雜性,使得保甲制度在壯族地區,尤其是交通不便的偏遠鄉村的推行受到較大的限制。在這些地方,傳統的民間控制系統——如宗族、村社等,發揮著更為有效的作用。

  新桂系統治廣西以后,對鄉村基層社會控制系統進行了改革,于1933年起,在縣之中推行新的基層建制。鄉村“人必歸戶,十戶為甲,十甲為村,十村為鄉,十鄉為區”;城鎮“十甲為街,十街為鎮,十鎮為區”,建立起鄉(鎮)村(街)甲制。到1940年夏季,廣西全省包括壯、瑤、苗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在內的所有縣份,都實行了新的鄉村基層建制。

  保甲制和鄉村甲制都是中央集權統治下的地方基層社會權力系統,尤其是鄉村甲制以其嚴密的組織制度,對鄉村社會起著高度控制的作用。隨著其在廣西壯族地區的全面推廣,壯族社會政治一體化的進程得到迅速推進,壯族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土地改革的開展和完成,壯族鄉村傳統勢力被打破,鄉村甲制走向衰亡。此后,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民主建政和劃鄉建政,原來處在社會最底層的貧雇農被發動起來,壯族鄉村社會舊有的宗族、家庭社會文化網絡進一步被瓦解,國家權力以不同于清代民國的形式,深度下滲到了廣大的壯族鄉村,壯族鄉村傳統社會組織和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到人民公社化時期,國家權力向壯族基層社會的下滲和管理強度達到歷史的頂點。20世紀80年代初,人民公社體制雖走向解體,但與全國其他地區一樣,鄉、村、村民小組的鄉村體制接著統領壯族鄉村,壯族社會政治一體化的過程進一步得到推進,壯族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不可逆轉地發展起來了。

風俗習慣

  壯族的文化藝術豐富多彩,歷史悠久,特點突出。

  左江崖壁畫,大約已有2000年以上的歷史,主要分布在廣西西南部的寧明、龍州、崇左、扶綏等縣境內的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兩岸的懸崖峭壁上。目前已經發現的共有183處,以寧明縣明江畔的花山崖壁畫為最著名。在這面寬約200米、高約50米的臨江峭立的寬大的崖壁上,密集地布滿了色彩鮮紅的各種畫像,目前尚能辨認的畫像有1800多個,最大的人物畫像高達2.41米,小的約30厘米。左江崖壁畫畫像種類主要有人物、動物和器物三種,筆調粗獷有力。左江崖壁畫是壯族先民杰出和不朽的藝術創造,其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壯族先民的社會生活情況。

  銅鼓,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目前僅廣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間收藏和登記在冊的有1400多面。銅鼓的類型很多,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徑達1.63米。重量小者二三十公斤,大者近500公斤。銅鼓的用途歷來說法不一,有軍樂、民樂、祭樂,以及權力財富的象征等等說法。銅鼓不僅是一種實用器物,同時也是一種精美的藝術品。它既有浮雕式的花紋圖案,又有立體塑物,是雕刻藝術和立塑的綜合體,是綜合的藝術品,體現了壯族工匠高超的鑄造技術和藝術水平。

  壯錦是壯族婦女獨創的手工藝品。以棉紗為經,絲絨為緯。經線一般為原色,緯線用各種彩色,織成各種美麗的花紋圖案。壯錦色澤鮮艷、織工精巧、質地松軟、結實耐用。壯族人民喜愛象征吉祥的鳳,因此,“十件壯錦九件鳳”,壯錦上的鳳各個鮮活生動,別具特色。壯錦花色品種多樣,用途廣泛,可用作床毯、被面、圍裙、背帶、腰帶、手提袋、挎包、頭巾、衣物裝飾等。根據歷史記載,唐、宋時已有生產。明、清時,壯族婦女曾因善于織錦而聞名全國。新中國成立后,壯錦作為極富民族風格的手工藝品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除繼續生產傳統的花紋圖案外,還創制了40多種新的花紋圖案。

  壯族民間常用的樂器有嗩吶、蜂鼓、銅鼓、大鼓、銅鐃、銅鑼及笙、簫、笛、馬骨胡、天琴等。天琴是壯族最古老的彈撥樂器,主要流傳于廣西西南部與越南交界的龍州、寧明和防城一帶,至今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在壯族民間廣為流傳的傳說《媽勒訪天邊》中,壯族先祖媽勒就是彈著天琴去天邊尋找太陽的。

  壯族的舞蹈有“舂堂舞”、“繡球舞”、“撈蝦舞”、“采茶舞”、“扁擔舞”、“銅鼓舞”等等。舞蹈的特點是主題鮮明,舞步雄捷,詼諧活潑,感情逼真,時而激昂慷慨,時而纏綿悱惻,充分體現了壯族勞動人民的倔強和愛憎分明的性格。

  壯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了許多神話、傳說、民間故事、諺語等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學。在布洛陀神話基礎上創造的《布洛陀》長詩,是壯族的一部古老而宏偉的創世史詩,是史前時期壯族社會的百科全書,主要流傳于紅水河流域的巴馬、東蘭、鳳山、天峨、南丹、河池、宜山、都安、馬山和右江流域的百色、田陽、田東、平果等縣。它以詩歌的形式,生動地敘述了天地日月的形成、人類的起源、各種牲畜和農作物的來歷,以及遠古人們的社會生活等,熱情地贊頌了布洛陀這個被稱為壯族始祖的神話人物創世的偉大業績。透過這部史詩,可以看到史前壯族社會的基本面貌,以及壯族人民的生活和生產情況。

  壯劇是壯族舞臺藝術形式,是壯族民間文學、音樂、舞蹈、技藝的綜合性藝術。壯劇大體上可分為師公劇、北路壯劇、南路壯劇、富寧壯劇、廣南壯劇、樂西土戲等六種。師公劇主要流傳于河池、柳州等地的壯族地區,是在“跳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相傳唐代就有了。傳統劇目有《莫一大王》、《白馬姑娘》、《順知戽海》等。北路壯劇主要流行于百色市北部的西林、田林、隆林、凌云、樂業一帶,最早在西林舊州一帶的壯歌及民間雜耍“板凳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約形成于清朝乾隆年間。光緒三年(1877年),云南富寧縣已出現較完整的壯劇劇目《儂智高》手抄本。以后還演唱《卜牙》、《文龍與肖尼》、《劉三姐下凡》、《牛郎》、《鯉魚》、《劉二打番鬼》、《太平天國》等劇目。南路壯劇主要流行于桂西南壯語南部方言區的德保、靖西、那坡、天等、大新等縣一帶以及田陽、田東的部分鄉鎮,是在靖西的提線木偶戲和德保的馬隘壯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提線木偶戲,已有100多年的歷史,劇目大多取材于漢族的傳統劇目如《楊門女將》、《西游記》、《三國演義》等。馬隘壯戲,最初是用“雙簧”式的方法演唱,后吸收民間的“馬隘調”、“漢龍調”和靖西木偶戲的唱調發展而成為近代的“馬隘戲”調。因為德保和靖西是南路壯劇的兩大發源地,所以南路壯劇也稱為“德靖壯劇”。富寧壯劇、廣南壯劇、樂西土戲三種壯劇都是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的壯族劇種,流行范圍不廣,分別流行于富寧、廣南八寶、文山一帶。壯劇的表演藝術具有健康、樸實、活潑等特點。南路壯劇和北路壯劇的音樂唱腔比較多彩,表演技藝如身段、步法、手法、武打等等都有其獨特之處,具有濃厚的民族色彩與風格。

  壯族住房多數與當地漢族相同。廣西西南和西北部分地區的壯族村寨,還保持著古老的傳統住房形式“干欄”,又稱“麻欄”。分上下兩層,上面住人,下面關養牲畜和存放雜物。這種住房形式,是古代百越民族的住房特點,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因為它具有適應于南方山區地形、氣候和預防毒蛇猛獸侵擾的優點,所以一直延用到現代。近年來德保、靖西、巴馬等地方的房屋雖然已經朝著現代居室方向發展,為磚石或鋼筋混凝土構造,但一些房屋的結構還保留著干欄的基本特征。龍勝各族自治縣的龍脊壯族聚居區的“干欄”式建筑,是保留至今最為完整的,吸引著眾多的中外游客前往參觀游覽。

  壯族的服裝,大部分和漢族相同,但在桂西鄉村中,尤其是中老年婦女,還保存著自己民族服裝的特點。如廣西西北部,中老年壯族婦女多穿無領、左衽、繡花滾邊的衣服和滾邊、寬腳的褲子,腰間束繡花圍腰,下身穿褶裙和繡花鞋,喜戴銀首飾;廣西西南部龍州、憑祥一帶的壯族婦女,至今仍穿著無領、左衽的黑色上衣,頭上包成方塊形狀的黑帕,下身穿黑色寬腳褲子。

  古代壯族曾流行過文身、鑿齒等習俗。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就曾提到柳州峒民(壯族古稱之一)盡是文身人。宋代史書《太平寰宇記》也記載說今貴港市一帶的婦女出嫁時要鑿去一顆牙齒,古稱“鑿齒”。現在,這些風俗只在偏遠的局部地區有零星流傳。

  壯族是最早栽培和種植水稻的民族之一,稻作文化十分發達,稻米也自然成為壯族人民的主食。稻米制作方法多種多樣,有蒸、煮、炒、燜、炸等,各種米飯、米粥、米粉、米糕、糍粑、粽子、湯圓等,是壯族人民日常喜愛的食品。如果摻和其他材料,還可以制成許多更加味美營養的食品,如八寶飯、八寶粥、竹筒飯、南瓜飯、“彩色糯米飯”等。居住在干旱山區的壯族,由于不宜種植水稻,則以玉米為主食。壯族人民喜食水產,魚蛤螺蚌,皆為珍味;山林中的菌果、蟬、蛇、禽、獸,也是壯族人民的日常佳肴。嚼檳榔是壯族的傳統習俗,今廣西龍州等地的壯族婦女仍有此喜好。有些地方,檳榔是招待客人的必需品。

  壯族多一夫一妻制家庭。過去,“女娶男嫁,夫從妻居”曾經較為盛行,后來過渡到“從夫居”的父系家庭為主。直到近、現代,壯族農村地區仍普遍存在婚后“不落夫家”的習俗,新娘出嫁那一天,由十來個同輩姐妹陪同到新郎家,有的地方當天婚禮過后即回娘家,有的地方新娘與同輩姐妹一起在新房中歌唱達旦度過新婚之夜,次日一起回娘家。以后逢農忙或節日才到夫家勞動幾天。一般要到二、三年后或懷孕后才長住夫家。這種文化現象被認為是壯族婚姻制度從“從妻居”到“從夫居”轉變進程的一種過渡形態。

  壯族傳統的喪葬習俗,主要有兩大葬法,即土葬和火葬。清代中葉以后,土葬成為主要葬法。壯族的土葬,以“二次葬”為主要葬式。二次葬,也稱撿骨葬、拾骨葬,壯族稱之為“金罈葬”、“金鐘葬”等。其葬法是:親屬死后,以薄棺就近埋葬,起“長墓”;待三五年筋肉腐朽后,再掘墳開棺撿其骨骸裝進陶制的“金罈”中,然后擇定風水寶地埋葬,起“圓墓”。前述壯族的火葬,也是用“金罈”裝儲骨灰,然后擇地而葬,也屬于二次葬式。近代以來,有個別富貴之人,為顯示自己的身份,一次葬非常隆重,墓地也建得異常堂皇,不再做二次葬,民間稱之為“大葬”。不過,在一般民眾觀念中,對此種葬式并不看重,也不認可。

  壯族的節日多與當地漢族相同,春節、元宵、春秋社日、清明、端午、中秋、重陽、除夕等傳統漢族民間節日,也是壯族的歲時節日。壯族比較具有本民族特點的節日是“三月三”歌節、“牛魂節”、“中元節”等。

  壯族每年有數次定期的民歌集會,其中以“三月三”歌節最為隆重。壯族一向以能歌著稱,早在漢代劉向的《說苑?善說篇》中,就有關于先秦時期壯族先民所唱的《越人歌》的記載。壯族民歌形式、內容豐富多彩,有二三句的,也有三四句以至更多的;流行七字句和腰腳韻。有盤歌(或稱“猜歌”)、哭嫁歌、賀新居歌、生活歌、農事歌、時政歌、歷史歌,等等。壯歌的特點是善于觸景生情,托物取喻,以猜謎、盤問的形式,唱出有聲有色、動人心弦的歌詞。傳說唐代有個著名的女歌手劉三姐,創造了聲調悠揚、寓意深遠的歌謠,歌頌人們從事勞動和愛情的幸福,揭露上層統治者的貪婪與不仁,因而至今仍得到壯族人民的傳頌,被稱為“歌仙”。壯族有定期聚會唱歌的傳統,而且唱歌的地點也比較固定,這種集體唱歌的特定場所叫“歌圩”。其早期歷史可追溯到氏族部落時期,源于先民們祭祀神靈祈求生育和豐收的宗教活動,而后逐步演變成為青年男女定期聚集原野,“以歌代言”、“以歌擇偶”的一種社交活動,又進而發展成為群眾性的游樂節日。每到圩日,遠近幾十里內的男女老少,都盛裝匯集于此,享受自己民族的狂歡節。1984年,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正式將農歷三月初三這一天定為壯族的全民性節日——“三月三”歌節。

  “牛魂節”,又稱“牛王節”、“開秧節”。多在春耕以后的一天進行,有的地區固定于農歷四月初八進行,因為相傳這一天是牛王的誕辰。傳說牛王原來是一位天神,奉玉帝之命下凡幫助人們耕作。人們感激他的功勞,便在其誕辰祭祀牛魂。這一天,各家各戶都將牛梳洗一番,并修整牛欄,帶著一籃五色糯米飯和一束鮮草,到牛欄旁邊祭牛魂,然后把一半食品及鮮草分給每頭耕牛吃。

  農歷七月十四日的“中元節”,又稱“鬼節”、“敬祖節”,是僅次于春節的大節日,主要內容是祭祖和祀鬼。這天,家家戶戶殺雞宰鴨(過去這個節日忌諱用雞作祭品,只能用鴨或鵝祭祀,尤以鴨為主,這個節日甚至因此也被稱為“鴨兒節”),蒸糕做饃,并用彩色紙裁成四季衣褲,以備祭祀之用。白天在家祭祀祖先之后,入夜還要到山角河邊,進行野祭,燃香點燭,焚燒紙衣,祈求野鬼別來作祟。

  壯族沒有統一的宗教信仰。壯族民間信仰多神,崇拜天神、雷神、土地神、巨石神、樹神、蛙神、花婆神以及祖先神靈等。魏晉以后,隨著道教和佛教先后傳入壯族地區,壯族宗教信仰體系在其影響下發生了變異,形成以原始的麼教為主,融道教和佛教為一體,信仰多神的“宗教”,并出現了半職業性神職人員——師公。師公有較完整的教規和組織,但無道教那樣嚴格的修行儀軌,其職能是為民間祈福禳災,驅鬼事神;所行法事兼具巫、道、釋的特點。與此同時,漢族道教的正一道和太一道在壯族地區也有所流行,其神職人員壯語稱道公,因其專事念經符咒而少解經文,故民間又稱“喃嗼先生”。道公對道教的教義和教規雖有遵從,但也已經過壯族本土宗教文化的改造而具有方士性質。道公無固定寺院,多以設壇組班的形式進行臨時性的法事活動,其祀奉神祗除道教所特有者外,也加進了佛教和壯族本土神。

  佛教由于其教義教規,如極樂世界、禁欲素食等,與壯族價值觀念和生活習俗相牴牾,故對壯族社會的影響并不大。壯族地區雖有零星佛寺,但規模及住持僧尼人數均遠在中原一般寺廟之下,其信徒也多是南居的漢族人。雖然如此,佛教的一些教義和思想主張,如積德行善、樂善好施等,還是得到了壯族人民的認同,甚至體現佛教生死輪回教義的“前世不修”詞語,也成為一些壯族婦女自責的口頭禪。

  19世紀中葉以后,基督教、天主教等也相繼傳入壯族地區,并在壯族地區的一些城鎮建立基督教、天主教教堂,發展教徒,但影響主要局限于部分城鎮居民。

發展現狀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清匪反霸之后,壯族地區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1953年,所有壯族地區都完成了土地改革。1957年上半年,99%的壯族農戶都加入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基本上實現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與此同時,城鎮中也實現了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壯族人民從此走上了社會主義的發展大道。

  1951年8月19日,成立了包括壯族、侗族、瑤族、苗族在內的龍勝各族自治區(1955年改稱龍勝各族自治縣)。1952年12月10日,在壯族聚居的廣西的西半部建立了桂西壯族自治區。1956年3月,改為自治州。由于壯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人口最多的一個民族,在長期斗爭中與漢、瑤、苗、侗等各族人民結成不可分割的血肉關系,把廣西東部人口眾多、經濟發達的農業區和土地遼闊、礦藏豐富的西部地區合在一起,建立省一級的自治區,更有利于壯族人民的其他各族人民的發展。根據廣西各族人民的意愿,1958年3月15日,撤銷了桂西壯族自治州建制,以原廣西省地區為范圍建立了省一級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同年4月1日,在云南省建立了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1962年9月26日,又在廣東省建立了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壯族散居的地區,也陸續建立起了民族鄉。各級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成立,有力保障了壯族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為壯族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項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新中國成立以來,壯族干部成長很快。據1977年統計,僅廣西壯族自治區就有壯族黨政及各種專業干部82000多人,中、小學教職員46000多人。其中不少人擔任了自治區、地、縣的領導職務,如自治區黨委書記、常委中有5人是壯族;此外,還有125名壯族干部當了縣(市)黨委書記、副書記。在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到1977年為止,公社以上國家機關中,壯、苗等少數民族干部占干部總數的37.1%。

  改革開放以后,壯族各自治地方政府繼續把少數民族干部的培養作為民族工作的重要內容,加快了壯族干部的成長。廣西壯族自治區不僅在廣西民族大學開辦少數民族干部大專班,還舉辦了多期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產業化培訓班,培訓少數民族干部3000多人。同時,自治區政府還大力選派少數民族干部赴外地進修學習。僅2001年以來,廣西就選派3100多名少數民族干部赴外地學習培訓。2005年,廣西壯族自治區省部級領導干部中,就有10名是壯族。另外,有地廳級少數民族干部262人,占地廳級干部總數的28%;縣處級少數民族干部4127人,占縣處級干部總數的33%;自治區12個民族自治縣、58個民族鄉的政府一把手全部由少數民族干部擔任。在這些少數民族干部中,絕大部分都是壯族。大批壯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干部走上領導崗位,有效地保證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實行,使少數民族能夠真正地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

  過去,壯族地區以農業為主,農業經濟在地區經濟中占有極大的比重。新中國成立前,由于落后社會制度的長期統治,廣大農民終年勞動,卻過著饑寒的生活,糧食不能自給。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在黨和國家的正確領導和大力支持下,壯族地區農業落后的面貌有了顯著的改變。僅以廣西壯族自治區為例,1984年,全區人均糧食不足200公斤,有911萬人尚未解決溫飽問題,占全區總人口的23.93%,全區49個山區貧困縣絕大多數位于壯族地區。到1998年,廣西全區農林牧漁業總產值達到865.9億元,基本實現了農產品自給,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256多萬人,絕大部分農民解決了溫飽問題,并且整體生活接近小康水平。2006年,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又達到1031.93億元,同時農業種養結構也更加優化,畜牧水產業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45.9%。農業經濟的發展不僅極大地改善了鄉村壯族人民的生活,也為整個壯族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新中國成立前,壯族地區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許多城鎮沒有現代工業。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壯族地區的工業有了長足的發展。1998年,廣西工業總產值達1727.68億元,比1950年增長476倍,比1978年增長近14倍,平均每年增長13.7%。

  2000年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廣西工業生產速度明顯加快。龍灘水電站、樂灘水電站、北海電廠一期工程、田東電廠改擴建工程、貴州至廣東500千伏輸變電工程(廣西段)、平果鋁氧化鋁三期工程、桂西氧化鋁一期工程、欽州林漿紙一體化項目、柳鋼高速線材等一大批國家重點建設工程項目相繼開工、建設和投產,極大地推動了壯族地區工業的發展。2006年,廣西工業總產值達到了1882.23億元。

  新中國成立前,壯族地區的交通運輸十分落后。1950年,廣西的公路通車里程僅有3622公里,標準低、質量差、長年失修,抗災能力低,路況極差,公路實際通車里程僅555公里。隨著經濟的發展,壯族地區的公路建設和交通運輸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到1977年,廣西公路里程達到29333公里,全區98%的公社和70%的大隊都通了汽車;鐵路通車里程比新中國成立前增加了一倍。改革開放后,廣西的交通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2003年,廣西高速公路通車里程突破了1000公里,達到1011公里,成為我國5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中第一個實現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000公里的自治區。2005年,廣西通公路的行政村已達13096個,村村通公路比率達91.2%。南(寧)昆(明)鐵路、南(寧)防(城)鐵路、欽(州)北(海)鐵路等鋼鐵大動脈的相繼建成通車,防城、欽州、北海等港口改擴建工程的陸續完成并投入使用,航空和現代郵電通信工程建設的飛速發展,使廣西初步建成了立體交通體系和郵電通信網絡,壯族人民的交通運輸和通訊條件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交通的發展,使大量工業設備、工業日用品,不斷地從城市運進山區,木材、農副產品、土特產和地下寶藏也不斷地從山區運到城市,促進了城鄉物資交流。過去山區要20公斤大米才能換0.5公斤鹽,1只雞只能換10根針,7.5公斤棉花才能換一包火柴,現在村村寨寨都有商業網或商業點,有力地保障了鄉村壯族人民的生活需要。過去平均一個鄉鎮還攤不到一部老舊電報機,現在村村寨寨都有廣播、電視,電話普及率達到42.88部/百人,現代信息業的發展,極大地密切了壯族城鄉間的交流,縮短了城鄉距離,推動了壯族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壯族地區教育、文化、醫療衛生事業的落后面貌也得到了根本的改變。目前,廣西壯族自治區各級各類教育已達到相當的規模和水平,基本形成了村有小學、學前班和成人文化技術學校,鄉鎮有中心幼兒園、初級中學和成人文化技術中心校,縣城有完全中學、高級中學和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形成了包括基礎教育、職業技術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以及幼兒教育、特殊教育的比較完整的體系,而區屬大中專學校開設的專業基本覆蓋了壯族地區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所需的領域。2006年,自治區全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13.37萬人,在校生 38.74萬人,畢業生8.23萬人;普通高中招生26.46萬人,在校生73.97 萬人,畢業生20.20萬人;全區所有縣(市、區)全部通過自治區“兩基”(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簡稱)評估驗收,“兩基”攻堅任務提前一年完成,631萬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學生免費上學。一直以來,壯族地區各級政府十分重視發展少數民族教育,從經費、師資、招生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并且要求各級各類學校積極主動地幫助解決少數民族學生的困難,有效地推動了少數民族教育的發展,使少數民族在校學生的比例有了較大的提高。目前,廣西普通中學和中等專業學校中,壯族等少數民族學生數占學生總數的比重高于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其余各類學校中少數民族學生人數占學生總數比例也都接近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

  教育的發展,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繁榮。2006年末,廣西全區城鎮單位共有各類專業技術人員97.10萬人,專業藝術表演團體118個,縣級以上公共圖書館100個,文化館100個,博物館50個,各級各類檔案館139個。全區報紙出版量6億份,期刊出版量0.52億冊,圖書出版量1.64億冊(張)。電視綜合人口覆蓋率93.5%,廣播綜合人口覆蓋率88.7%。文化事業建設方面的巨大成就為豐富壯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和提高人口綜合素質,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文化事業建設的發展,壯族優秀傳統文化也得到了較好的傳承。壯族能歌喜舞,民間文化藝術歷史悠久、多姿多彩。新中國建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壯族傳統文化得到了良好的保護和發展,有力地推動了精神文明建設。風靡海內外的壯族歌舞劇《劉三姐》,自20世紀50年代末開演以來,幾進中南海,在廣西、在全國巡回演出數百場,譽滿海內外,開創了廣西戲劇、音樂、舞蹈界一個歷史性的輝煌。各種專業藝術表演團體,以及大量的民間藝術表演團體、業余藝術演出隊、文化個體戶等,常年活躍于廣大的壯族城鄉之間,傳播壯族優秀傳統文化。在壯族地區,人們隨處都可以欣賞到優美動聽的壯歌和土風土韻的壯族戲劇。

  壯族的文學創作碩果累累。20世紀50-60年代就有開創廣西長篇小說先河的壯族作家陸地的《美麗的南寧》和劉玉峰的長篇小說《山村復仇記》,壯族詩人韋其麟的敘事長詩《百鳥衣》、壯族詩人黃青的抒情長詩《紅河之歌》等。《百鳥衣》于1959年被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優秀作品之一。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后,壯族的文學創作更是欣欣向榮,陸地的長篇小說《長夜》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一等獎,由壯族詩人莎紅與藍鴻恩等人合作翻譯整理的壯族民間長詩《布伯》,被稱為中國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的瑰寶。

  新中國成立前,壯族地區缺醫少藥,各種疾病特別是天花、霍亂、血吸蟲、瘧疾等惡性傳染病猖獗流行。有些村寨,“谷子黃,病滿床”,瘧疾發病率達到90%以上。1950年,廣西全省僅有100家醫院,病床2113張,衛生技術人員2091人。按當時全省人口平均計算,每千人僅有醫院病床0.11張,衛生技術人員0.11人。新中國成立后,經過50多年的努力,壯族地區缺醫少藥的狀況得到了根本改變,醫療衛生事業也有了長足的發展,一個醫療衛生機構布局基本合理、技術力量基本配套、管理制度比較健全的城鄉醫療衛生保健體系基本形成。2006年,廣西共有衛生機構9514個,醫療機構床位數9.7萬張,衛生技術人員13.5萬人。開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的縣(市)40個,實際參加農村合作醫療農民1214.82萬人,參加農村合作醫療的人口比率達到67.14%。同時,各級醫療機構加強了對傳染病,尤其是烈性、急性傳染病和寄生蟲病的衛生防治工作,有效地控制了惡性疾病的發生和危害,保障了人民的身體健康。

  壯族的傳統醫術醫藥也得到了保護和發展。20世紀80年代,在原有的中醫藥機構之外,又成立了廣西天然藥物研究中心和廣西民族醫藥研究所,對壯族等民族醫術醫藥開展了針對性的普查,還發掘出版了《壯醫藥線點灸療法》等醫書。近年來,廣西民族醫藥機構又積極開展少數民族醫術醫藥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壯醫基礎理論的發掘及臨床實驗研究”、“壯醫內科學的發掘整理和實驗研究”、“壯藥生藥標準研究”等項目獲廣西科技進步二等獎。一批國家、部省級壯醫藥科研項目通過鑒定或驗收。壯族傳統醫術醫藥的發展,不僅使壯族優秀傳統文化得到了較好的傳承,也為壯族人民的身體健康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隨著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壯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的改善和提高。2005年,廣西國民經濟生產總值達到4063.30億元,人均生產總值達到8762 元(人均越過1000美元);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916.8元,農民人均純收入2494.7元。城鄉居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6426.2元,家庭恩格爾系數42.5%;農民人均現金支出2349.6元,家庭恩格爾系數51.0%。城鄉居民居住條件不斷改善,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25.23平方米;農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積27平方米。桂西及桂西北地區是壯族聚居的連片貧困地區,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來扶貧開發工作的不懈努力,這些地區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低收入貧困人口大幅減少,即使在十分偏遠的山區,也常能看到飛馳的摩托車和穿著時尚的青年男女。

  總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壯族人民經過50多年的努力,經濟和社會文化各項事業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貧窮落后的面貌有了較大的改善。隨著黨和政府民族平等團結、共同繁榮發展政策的實施,特別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壯族人民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

  (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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