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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中國瑤族共有2637421人(2000年),分布在我國南方廣西、湖南、廣東、云南、貴州和江西五省(區)的130多個縣里,其中以廣西為最多,有1471946人,約占全國瑤族總數的百分之55.8%。居住在湖南省的有704564人,廣東省有202667人,云南省有190610人,貴州省有44392人,江西省有1198人。

  瑤族名稱比較復雜。有的自稱為“勉”(“人”的意思),也有的自稱為“布努”、“金門”、“瑙格勞”、“拉珈”、“炳多優”、“唔奈”、“藻敏”等等。過去又因其起源傳說、生產方式、居住和服飾等方面的特點,而有“盤瑤”、“過山瑤”、“茶山瑤”、“紅頭瑤”、“花瑤”、“花藍瑤”、“藍靛藍”、“白褲瑤”、“平地瑤”等30余種不同的稱呼。自稱28種,他稱近100種。按照語言、習俗和信仰等方面的差異,瑤族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四大支系:操勉語的盤瑤支系,又稱瑤語支系;操苗瑤語族苗語支的布努瑤(包括布努瑤、白褲瑤、花藍瑤、花瑤和部分紅瑤),又稱苗語支系;操壯侗語族侗水語支的茶山瑤和那溪瑤支系,又稱侗水語支系;漢語方言支系。

  瑤族有60%以上的人所操的語言屬漢藏語系苗瑤語族瑤語支,他們自稱為“勉”(或優勉、標敏、標曼、澡勉、交公勉)或“門”(金門、甘迪門)。有三分之一瑤族說的話屬漢藏語系苗瑤語族苗語支(他們自稱“布努”、“努努”、“布諾”、“東諾”、“瑙格勞”、“努茂”、“炯奈”、“優諾”等)。自稱“拉珈”等少數瑤族說的話屬壯侗語族侗水語支。此外,還有一些人只講漢語。由于長期與漢、壯等民族大雜居和頻繁接觸,所以各地瑤族一般都兼通漢語,部分人還兼通相鄰少數民族和瑤族其他支系的語言。

  學術界普遍認為,歷史上瑤族沒有本民族文字。瑤族在古代曾使用過“刻木記事”,叫做“木契”,或 “打木格”。新中國成立前,廣西南丹縣大瑤寨和大瑤山(現金秀瑤族自治縣)還使用過“刻竹記事”。廣西西部一些地區的瑤族用小石子、黃豆粒、玉米粒,“以物記事”。瑤族社會普遍采用做標志的辦法來傳遞信息,叫做“打標記事”。瑤族使用漢字刻碑文、記錄歌詞和抄寫經書的時間比較早,廣西金秀瑤族自治縣至今還保留有明代的手抄歌本和經書。學術界也有部分學者認為,瑤族有自己的文字,即瑤族師公、道公、民間歌手在學習并熟練地使用漢文后,在抄錄民族典籍時,仿造一些字與漢字并用或者以漢字為基礎仿造一些文字,通過對漢字進行增減或者重新組合的辦法,創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并用以記錄自己的語言。這種文字被稱為古瑤文,其字體大致可以分為四類:一是漢語借詞,即漢語音義與瑤語音義相同或相似的,多直接采用漢字的音形意;二是借用漢字字義而讀瑤音,這一類字占多數;三是借用漢字讀音而表瑤字字義;四是借用兩個漢字或者漢字偏旁部首重新組合成新字。這些古瑤文,主要是道公、師公、民間歌手在用漢字抄錄經書和歌書等民族典籍時攙雜使用,以彌補不足。道公、師公、民間歌手是古瑤文的創制者和傳播者。

  1982年7月,北京部分瑤族學者聯合有關單位,初步設計了一套以勉語為基礎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的《瑤文方案》(草案)。這種文字由30個聲母、130個韻母、8個聲調組成,先在兩廣部分地區展開試驗推廣。1984年,又結合旅美的美籍瑤族華人約瑟?候博士的研究成果,實現了中美瑤文方案的統一。

  瑤族分布地區屬亞熱帶雨林氣候區。除了都安、大化、巴馬等石山地區嚴重缺水以外,一般都是溪流密布,山青水秀,風景優美,氣候宜人。山區盛產松、杉、竹、木,是我國南方重要木材生產基地。物產豐富,主要有油茶、油桐、八角、玉桂、棕皮、砂仁、木耳、香菇、香草、山楂、板栗等,以及各種中草藥材。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全縣3/4的面積為林區,有“杉木之都”的稱號。瑤族山區有野豬、熊、猴、果子貍、瑤山鱷蜥、云豹等珍稀和特有種類的野生動物。瑤族地區動植物資源十分豐富,為林副業經營和特種養殖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瑤族地區水能資源豐富,山區溪流縱橫,密如蛛網。僅金秀大瑤山就有25條河流呈輻射狀流向周邊七縣(市),哺育著200多萬人民,灌溉著700多萬畝農田。山區灘險流急,落差大,水力資源豐富。流經巴馬、都安、大化三個瑤族自治縣的紅水河,已建成大化和巖灘兩座大型水電站,裝機容量180萬千瓦,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電能支援。

  瑤族地區地下蘊藏著金、銀、銅、鐵、錫、錳、鎢、銻、鋁、鋅、水晶、云母、長石、磷、稀土、花崗巖等多種礦產,可供開采利用。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的稀土儲量在全國就僅次于內蒙古的白云鄂博,屬特大型礦床。瑤族地區豐富的礦產資源為當地的礦產業及相關工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歷史沿革

  瑤族的先人傳說,是古代東方“九黎”中的一支,后往湖北、湖南方向遷徙。到了秦漢時期,瑤族先民以長沙、武陵或五溪為居住中心,在漢文史料中,與其他少數民族合稱“武陵蠻”、“五溪蠻”。南北朝時期,部分瑤族被稱為“莫徭”,以衡陽、零陵等郡為居住中心。《梁書?張纘傳》說:“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這里的“莫徭”,指的就是瑤族。隋唐時期,瑤族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湖南大部、廣西東北部和廣東北部山區。所謂“南嶺無山不有瑤”的俗語大體上概括了瑤民當時山居的特點。唐末五代時期,湖南資江中下游,以及湘、黔之間的五溪地區,仍有較多的瑤族居住。宋代,瑤族雖然主要分布在湖南境內,但已有一定數量向兩廣北部深入。元代,迫于戰爭的壓力,瑤族不得不大量南遷,不斷地深入兩廣腹地。到了明代,兩廣成為瑤族的主要分布區。明末清初,部分瑤族又從兩廣向云貴遷徙,這時,瑤族遍及南方六省(區),基本上形成了今天的分布局面,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點。明中葉以后,部分瑤族由廣西、云南進入越南、老撾、泰國等東南亞國家,成為他國居民。

  瑤族是一個富有反抗斗爭精神的民族。早在東漢時期,包括瑤族先民在內的“長沙武陵蠻”曾反對漢王朝的統治。《資治通鑒》說:“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反”,“長沙蠻反,屯益陽,零陵蠻寇長沙”。唐宋以來更多次地爆發了反抗斗爭。

  唐末,黃巢農民軍經過廣東北部和湖南南部時,當地包括瑤族在內的“諸蠻”群起響應,或在亂世中據瑤山“完壘自守”,保境安民,或與農民軍相呼應,互為倚仗,大敗官軍。宋代,湖南桂陽、宜章、靖州等地瑤族人民不堪忍受宋王朝的政治壓迫、經濟剝削與民族壓迫,相繼起兵反抗,轉戰嶺南,有力地打擊了宋朝統治,迫使統治者作出讓步,并對民族政策作了一定的調整。元代瑤族人民反抗元朝統治的斗爭達四十余次之多。明代廣西地區大藤峽瑤民起義,從明洪武四年(1371年)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斗爭此起彼伏,烽火綿延各地, 是瑤族古代史上規模最大、反抗最激烈、影響最深遠的一次起義。清代,瑤族人民的反抗斗爭接二連三,持續不斷。順治、康熙年間,廣東的韶州、連陽、連南,廣西的富川、恭城,湖南的興寧,先后燃起了斗爭的烈火。道光年間,趙金龍領導的瑤民起義,藍正樽領導的瑤民起義,雷再浩領導的瑤民起義,以及咸豐年間李天參領導的瑤民起義,光緒年間黎水保領導的瑤民起義,都給清王朝以沉重的打擊,加速了清王朝沒落和滅亡的進程。太平天國革命領袖洪秀全、馮云山在起義前,長期在瑤、壯雜居的廣西桂平市紫荊山秘密活動,在瑤、壯人民的掩護支持下,積聚和壯大了革命力量。當時廣西大瑤山的高秀、奔騰、花爐、橫沖、落田、王田等村屯半數以上瑤族群眾參加“拜上帝會”,攜帶獵槍前往金田參加起義。羅香的龍坪村那歷屯至今尚有兩處地方保留“上帝坪”的稱呼。從金田起義始,瑤族人民就積極投身于太平天國起義,作出很大的貢獻。瑤族人民踴躍參加太平軍,隨軍北伐。到達南京后,還有瑤族軍士三千人。瑤族戰士英勇善戰。如忠王李秀成的五千人衛隊,在上海之役以前從未打過敗戰,或背對敵人逃炮,他們全部來自忠王的故鄉廣西,其中有很多是瑤族。瑤族女兵,攀援巖谷,如履平地,勇過于男子,南征北戰,為太平軍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鴉片戰爭以后,瑤族人民積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光緒初年,法帝國主義覬覦兩廣和云南,頻頻派出傳教士深入到一些瑤山,建立教堂,充當據點,勾結官府,欺壓瑤族人民,并進行間諜活動,刺探軍情。中法戰爭爆發之際,法國派兵侵占云南麻栗坡縣、馬關縣一些地區,強行征丁派款,實行殖民統治,又暗中偷移界碑,企圖侵吞我國疆土。這些侵略行徑激起了瑤族人民的義憤,光緒三年(1877年),云南麻栗坡、馬關地區瑤、壯、苗人民以刀、矛、弩、箭、火槍等武器,與法國侵略者進行英勇不屈的斗爭,迫使法國侵略者在九年之后將猛洞一帶7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歸還我國。宣統元年(1909年),廣東連南瑤族人民在李觀梅領導下,聯合人民,搗毀了三江教堂和教會學校,表現了瑤族人民愛國主義斗爭的精神。

  19世紀末20世紀初,瑤族人民踴躍參加辛亥革命運動,參與了孫中山親自布署發起的“上思戰役”、“河口戰役”。廣西恭城瑤族人李蒼霖,早年加入同盟會,成為積極分子,參與了廣西同盟會的組織與活動,柳州起義失敗后,到廣州尋找孫中山,后被捕犧牲。瑤族人民與其他各族人民一道,為推翻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辛亥革命勝利后,為了謀求民族解放,掌握民族命運,瑤族繼續進行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1926年12月,在毛澤東親臨指導的湖南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解決苗、瑤決議案》,指出要幫助苗、瑤族人民的解放。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瑤族聚居的今廣西巴馬瑤族自治縣西山區,曾經是紅七軍的革命根據地。瑤族人民踴躍參加了百色起義和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建設。鄧小平、張云逸領導成立的紅七軍,還組建了大部分由瑤族子弟參加的獨立連。紅七軍主力北上后,紅七軍第二十一師師長韋拔群曾帶領該師特務連留守右江,很快又擴大到三個團。他的師部和右江工農民主政府就設在今巴馬瑤族自治縣西山。1933年,在桂北灌陽、全州、興安等縣的瑤民,舉行反對政府殘暴統治的武裝暴動,給桂系軍閥以很大的打擊。

  在解放戰爭中,各地瑤族人民紛紛參加當地的游擊隊,開展武裝斗爭。在現今巴馬瑤族自治縣西山老革命根據地,瑤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與壯、漢等人民一起組織革命武裝,舉行萬岡起義,配合東蘭、鳳山的起義隊伍,于1947年攻下了萬岡縣城,堅持不懈的斗爭,并于1948年在西山成立縣人民政府,組織以瑤、壯族為主的西山主力大隊,主動出擊,先后解放了萬岡(今巴馬瑤族自治縣)、鳳山兩座縣城,迎接解放軍的到來。桂北自1945年成立抗日游擊隊后,經常活動在興安、全州、灌陽、靈川等瑤族地區。1948年10月,隊伍擴大到1300多人,成立桂北人民解放總隊,總部就設在全州縣東山瑤族地區。瑤族人民除大力支持游擊隊活動外,還派出了自己的優秀子弟參加游擊隊伍,并傳送情報、站崗、放哨、供應糧食、掩護傷病員等。其它地區,如十萬大山、桂中、桂東、粵北、云南文山等地的瑤族群眾地紛紛組織或參加游擊活動。1949年冬,隨著人民解放軍大舉南下解放兩廣、湖南,各瑤族地區的游擊隊配合行動,使解放戰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在宋、元、明、清時代,廣西西部和云南的瑤族地區都曾受土司制度的統治。清朝曾在瑤族聚居地區設置“瑤長”、“瑤練”等職。民國政府統治時期,設立相當于縣、區一級的“化瑤局”、“安化局”和“設治局”。后來又改設區、鄉、村,建立保甲制度。除此之外,在一些瑤族聚居區還殘留若干帶有原始特點的社會組織形式。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有“巴引”、“油鍋”、“瑤老制”和“石牌制”等等。

  “巴引”組織是廣西金秀茶山瑤的一種血緣組織,意為“血緣親族”或“血緣家族”。其規模不大,一般以三、五戶為多,十戶以上的極少見。每個村有多個“巴引”組織。“巴引”組織大都共同占有山林、山場和河流,供大家狩獵、捕魚和耕種。成員之間關系密切,在生產、生活方面相互關心、相互幫助。尤其是在處理喪事和本組織成員與他人發生械斗時,“巴引”各戶成員定會鼎力相助,絕不袖手旁觀。到了20世紀40年代,隨著民國政府在大瑤山實行保甲制度, “巴引”組織開始走向松散。新中國成立后,巴引組織很快瓦解了。但巴引組織的一些優秀傳統,如扶危幫困,互助合作等精神,在瑤族中還廣泛存在。

  “油鍋”組織,瑤語稱“委腰”,是廣西南丹縣白褲瑤的一種以地域血緣為紐帶的同姓父系宗族組織,由同一鍋吃飯的,即同一祖宗的父系大家族組成,大家互相幫助,共御外敵,以免本族人被排擠破滅,或被外族歧視。也有少數“油鍋”經過全體成員商定同意之后,才吸收極個別外姓人加入。每個“油鍋”都是一個單一的整體,都有自己的疆界和領域,最小的由三戶組成,最大的有十五六戶。姓氏大的可以分為多個“油鍋”。“油鍋”與“油鍋”相互平等,沒有特權。每個“油鍋”都有一個男性長者為頭人,有集體的田和地。“油鍋”有不成文的傳統規約,內部成員不得婚配,也不能與其他民族通婚,要齊心團結,自覺服從頭人的指揮。

  “瑤老制”是瑤族固有的一種帶有原始民主性質的社會組織形式,起源于原始社會氏族酋長制度。“瑤老”是一種總稱,在各地分別有“廟老”、“寨老”、“村老”、“目老”、“社老”等不同稱呼。不同稱呼的瑤老制,其具體情況也不盡相同。在稱為“廟老”、“寨老”的地區,每個村寨都有一個瑤老,瑤老一般由神判決定,而非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負責選項擇農時,調解各家族、各家庭糾紛,主持全村性的宗教祭祀活動和組織領導村人共同抵御外敵入侵,平時參加勞動,無償為公眾辦事,不享有特權。在這類地區,一個村寨內通常居住多個不同姓氏的血緣家族公社,每個家族公社各有其頭人,村寨土地歸個體家庭私有、家族公社公有,或村寨公有。在稱為“村老”、“目老”的地區,瑤老一般由選舉行產生,有兩個或三個。“村老”、“目老”組織村社生產生活、主持宗教祭祀、指揮作戰,無償為村社成員服務,不稱職的隨時都有可能被罷免。土地一般屬于村社公有,分給個體家庭耕種。個體家庭對土地只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

  新中國成立前,廣東連南縣的八排瑤還存在著一套比較系統的“瑤老制”。瑤老有“天長公”、“頭目公”、“先生公”、“燒香公”、“掌廟公”、“放水公”、“戶長公”。天長公是這一瑤排的最高首領,由各姓、各房的老人通過民主選舉出任,一年一換,一個人一生只能擔任一次,主要負責調解糾紛、處理盜竊事務和對外作戰時的指揮。頭目公兩年一換,是天長公的副手,協同先生公負責選擇農事活動日期,并在排內高聲通知大家。燒香公和掌廟公負責宗教活動。放水公負責掌管灌溉和食用水道的分派。戶長公負責催收賦稅。每排(村寨)都有自己的公共墓地、公共大廟和共同的宗教活動。各排平時各自為政,遇有外敵入侵,可以召開各排“瑤老”聯席會議,商議共同行動。所有這些瑤老,一般都不脫離生產,但每年需由每戶湊一、二斤米給他們作報酬。這種瑤老制是一種比較完善的農村公社組織。

  廣西金秀大瑤山和貴州荔波等地的瑤族山區,還存在“石牌制”政治組織形式。所謂石牌制,即是把一些經過大家共同議定維護生產和社會秩序的原則,訂成若干具體條規,然后將條文刻于石牌上,立于公眾集會的場所,要求全體寨民共同遵守的習慣法,又叫石牌律(法)。后來還出現將石牌條文寫于木牌上或紙上的,分別稱為木板石牌和紙石牌。金秀大瑤山的一個小石牌,由一至數個村寨組成;數個小石牌聯合而成“大石牌”,最大的是1911年形成的是由“三十六瑤七十二村”組成的“總石牌”。執行“石牌律”的人叫“石牌頭人”,也有大小之分。石牌頭人既非宗教領袖,亦非生產頭人,而是在保護生產、調解糾紛、防止偷盜、制止壞人騷擾和防御土匪等方面發揮作用。石牌組織的重要活動是“會石牌”,即召開石牌會議。如有違犯石牌律,石牌頭人有權對違犯者實行罰款、罰酒肉、鞭打,甚至處死,故過去金秀大瑤山有“石牌大過天”的說法。對外發生械斗或有土匪入侵時,他就負有指揮“石牌丁”進行戰斗的權力。后來,石牌又往往兼任民國政府的鄉長、村長、甲長。石牌頭人雖然有很大的權力,但他辦事必須公道,合乎“石牌律”。如辦事不公,失去群眾的信任,甚至其本人嚴重犯法,引起公憤,也會被罷免,甚至被逮捕或處死。到1933年前后,大部分石牌組織都被取消了,只有小部分石牌組織一直保留到新中國成立前夕。

  20世紀50年代前,由于瑤族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社會生產力低下,單個社會成員難以戰勝自然,人們不得不依靠原始社會氏族組織的集體力量與大自然作斗爭;長期以來,瑤族飽受欺壓,人民群眾需要仰賴傳統社會組織來領導和組織本民族民眾,抵御和反抗外來的侵略與壓迫,以維護民族生存,所以瑤族社會保留著眾多不同類型的古代社會組織。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通過土地改革運動,建立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努力進行改革開放,積極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致使瑤族社會原有的經濟基礎被摧毀,再加上民主建設和法制建設的水平不斷提高,瑤族地區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和法制意識不斷增強,最終導致瑤族地區傳統社會組織趨于崩潰,幾近銷聲匿跡。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瑤族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在一些經濟發展走在前列的瑤族農村地區,出現了不少新型社會組織。這些組織都是瑤族農民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村民自治組織。這些村民自治組織都是近年來在瑤族地區不斷涌現出來的新型社會組織。它們的出現,既是適應瑤族農村地區經濟和社會持續快速發展的需要,也是在黨和國家的正確領導下,瑤族地區各項建設事業取得巨大成就的充分反映。

風俗習慣

  在不同時期,瑤族生產習俗具有不同的特點。唐代詩人杜甫游湘江時,寫了一首《歲晏行》,其中有“莫徭射雁鳴桑弓”的詩句,反映了那時湖南瑤族用弓箭狩獵的情況。詩人劉禹錫在廣東連州寫了題名為《連州臘日觀莫徭獵西山》的詩篇,描寫了廣東北部地區瑤族進行燒山獵獸的情景。瑤族人民善于打獵,所有的飛禽走獸都是他們獵取的對象。狩獵全年均可進行,但集體出獵一般多在陰歷二、三月,部分在七月農閑時。集體狩獵時以圍獵為主,其他獵法還有誘捕、設陷阱、張網、設套、設鐵夾、伏擊等,方法很多,不一而足。近代,火槍是瑤族主要的狩獵武器,此外還有弓箭、鳥籠等。出獵一般先要祭山神,祈求山神保佑整個狩獵活動。全體獵手分為兩組,一組負責趕獸,即注意查看獸跡,一般從山下向山上呼喊而上,發現野獸后放出獵犬追趕;另一組負責圍攻。獵到大獵物,一般要先祭過神,感謝山神的恩賜,然后才能分配。

  采集作為一個生產部門,其作用僅是對經濟的一個補充。瑤族人民主要采集木耳、香菇、菌類、竹筍、野菜、能食用的植物根莖和果實等,或作糧食的補充,或作禽畜飼料。既可供自己食用,也可出售,換取生活必需品。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瑤族地區的工農業持續快速發展,采集已經失去作為一個獨立生產部門的經濟地位,在瑤族人民群眾的經濟生活中無足輕重。

  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瑤族地區,他們的生產習俗也有差別。在湖南、廣東、廣西的一部分自然條件較好、受漢族影響較多,占瑤族人口大多數的瑤族地區,以農業為主,兼營林副業,其生產習俗與當地漢、壯族相近。耕種旱地與水田,犁耕已占有較大的比重。生產工具全為鐵制,基本都是瑤族自己制造的,只有少量從外購進。種類有彎刀、鐮刀、扁刀、柴刀、砍刀、挖刀、鋤、梨、耙、斧、禾剪、括子、石磨、水碓等。鐮刀主要用于砍茅和收割稻谷,彎刀用于砍地,挖刀用于刨窩點種,鋤用于刮土、除草和挖地,犁和耙用于耕田,石磨和水碓用于碾谷脫殼。

  在廣西西部某些石山區、十萬大山中心區和云南邊疆上的某些保留原始氏族殘余的少數瑤族地區,有“刀耕火種”的生產習俗。所謂“刀耕火種”,指在每年陰歷十、十一月份, 同一個共耕單位的瑤族群眾,上山用刀斧把選定要開墾的荒山上的草木砍倒,等到第二年春砍倒的草木已被曬干時,選擇一個晴朗天氣放火燒山,留下厚厚的一層草木灰作為肥料,然后男女配合,男子打洞,女子點播。這種耕種方式是一種靠天吃飯的游耕方式。當山地肥力下降,不再適合作物生長時,就必須重新尋找另外一塊山地進行刀耕火種。

  瑤族生活習俗的特點,在不同自稱的各部分瑤族之間有著一定的差異。瑤族男女,喜蓄長發。古籍中就有瑤人男女蓄發,盤結頭頂,名為“椎髻”的記載。但有相當一部分過山瑤婦女,過去則剃盡發蒂,戴上黃臘制成的角帽,用布帕遮蓋。婦女的頭部裝飾十分講究,異彩多姿,有的戴竹箭,有的豎頂板,有的戴尖帽,有的用精美鮮艷刺繡而成的“帕銃”遮蓋。廣西金秀大瑤山茶山瑤婦女戴有三條弧形大銀釵,兩頭上翹,重量達一市斤左右。坳瑤婦女喜歡戴用嶄新雪白的嫩竹殼折制而成的梯形狀竹殼帽,帽四周插上5支銀質發簪,兩側各繞上一條銀光閃閃的鏈條。紅頭瑤是云南瑤族中服飾甚為華麗的一支,男孩和女孩均戴布制的圓形平頂花帽。金平縣馬鞍底鄉一帶的紅頭瑤婦女剃去全部頭發,用紅布盤成重達兩三公斤的大包頭,故又被稱為“大紅布包頭瑤”。廣東省連南部分瑤族男子蓄發盤髻,包以紅布,并插有幾支野雉毛,十分英武壯觀。桂北、粵北及云南等地一部分瑤族婦女過去還戴一種支架高聳、上蒙黑布、下垂紅色纓絡的帽子,具有獨特的風格。

  據漢文史籍所述,早在《后漢書》中就有瑤族的先人“好五色衣服”的記載。以后的史籍也載有瑤族人民“椎發跣足,衣斑斕布”。到近代,瑤族服裝樣式也還是十分豐富多彩。男子上衣有對襟及左大襟兩種,一般均束腰帶。褲子長短不一,有的長及腳面,有的卻短至膝蓋,大都以藍、黑色為主。廣西南丹縣大瑤寨男子卻穿褲腳及膝的白色燈籠褲,故被稱為“白褲瑤”。這種白色燈籠褲側面有五公分寬的紅邊,上繡四條交叉的黑白線,構成六條花紋,再在花紋上繡五條紅色直線,形成紅白鮮明對比,特別醒目。男子穿這種大褲襠的褲子,便于爬山越嶺,短而緊腿的褲管,便于狩獵。廣西田林縣木柄瑤男子左衽短衣,白布帶束腰,下穿長褲,褲角鑲白邊,外圍百褶裙,小腿扎綁帶。廣東連南八排瑤男子盛裝時,下著黑色紅邊花裙。瑤族婦女服裝,各地也不一樣。有的上穿無領短衣,以帶系腰,下著長短不等的裙子;有的著長可及膝的對襟上衣,腰束長帶,下穿長褲或短裙。有的在衣領、衣袖與長褲褲腳上還繡有各種美麗的彩色圖案。盤瑤各支系婦女上衣為對開襟,有長有短,以帶系腰。布努瑤婦女基本形式上是上衣下裙,但因與漢、壯族雜居,有的地方已改穿長褲,個別地方仍穿長衫。南丹白褲瑤婦女有夏裝與冬裝,冬衣為右衽短衣,夏衣別致獨特,胸前為一塊黑白土布,背后是一塊白底蠟染布,上繡回形紋、正字紋、卐字紋等幾何紋飾的方形圖案,胸前背后兩塊布不縫合,只用布帶系緊。瑤族各支系服飾色彩尚青,惟獨廣西龍勝紅瑤婦女尚紅。紅瑤婦女上衣為玫瑰紅交領無扣短衫,以鮮紅色彩帶束身,衣腳左右開衩,袖長及腕。不少瑤族婦女除上衣飾有銀牌外,還戴銀手鐲及耳環、項圈等。當代的瑤族人民,多數喜著易于穿戴洗滌的現代服飾。

  古代瑤族男女老少皆跣足不履。清道光《慶遠府志》記慶遠府瑤人事說:“瑤人素不著履,其足皮皺厚,行于棱石叢棘中,一無所損。”近代以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始穿草鞋。新中國成立前后,部分生活較富裕的男性和婦女穿厚底翹頭的龍頭鞋和青布做的布鞋。20世紀60-70年代中青年人逐漸穿膠鞋,如廣西金秀大瑤山的瑤族人民喜穿適于翻山越嶺、經久耐磨的解放鞋。時至今日,穿鞋的人日益增多,打赤腳的現象越來越少,各色各樣的皮鞋和運動鞋為瑤族年輕人所喜愛。

  瑤族以玉米、稻米為主食。嶺南四季溫暖,適宜蔬菜生長,園圃冬夏常青,人們終年都可以吃到鮮嫩的蔬菜有芥菜、白菜、蘿卜、辣椒、茄子等;瓜豆類有南瓜、黃瓜、冬瓜、豆角、黃豆、飯豆等;肉類主要有豬肉、雞肉、鴨肉、牛肉、羊肉等;油類有豬油、花生油、茶油、火麻油、向日葵籽油等。桂北地區的一部分瑤族盛行“打油菜”,即以油炒泡開的茶葉后煎成濃湯,再加食鹽調味,然后用以沖泡炒米花及炒黃豆等物,具有特殊的風味,有的以此代替午餐。吃“肉山”是廣西金秀瑤族為小孩做“三朝”時招待客人的特有吃法。肉山一般由九層菜肴組成,底層由竹筍、香菇、青菜、豬腸、豬肉等組成;第二、四層是瘦肉、豬肝、豬肚等,每塊都大如巴掌;第三、五層是肥肉片;最上層則用一塊重約兩斤的肥肉覆頂。整座“肉山”重達20多斤,裝在一個大簸箕里,客人圍“肉山”而坐,各取所需。大部分瑤族有忌食狗肉的習慣,即使煮食,也必須在屋外進行。

  瑤族是個山居民族,其村落大多位于海拔1000米左右的高山密林中,一般建在山頂、半山腰和山腳溪畔。新中國成立之前,邊遠山區瑤族大部分住竹舍、木屋和茅屋,相當一部分還住“人字棚”,只有很少部分住磚瓦屋。瑤族房屋建筑主要有四種形式:橫寬式、桿欄式、曲線長廊式和直線長廊式。廣西金秀大瑤山坳瑤的傳統房屋富有特色,房屋正門有陰陽二門,平時只開陽門,供人出入,陰門緊閉。遇有喪事和家內祭祀時,陰門方打開,供出殯和亡魂進出。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瑤族人民越來越多地建造磚瓦結構房屋,鋼筋水泥結構的現代樓房也不少。2001年,金秀瑤族自治縣羅香鄉羅運自然村(坳瑤村)修通公路后,兩年之間,幾乎全村舊屋都換成了新房,很多房屋設計之精良,裝修之豪華,甚至可與都市別墅相媲美。

  瑤族婚姻形式主要是嫁女,其次是招郎入贅。新中國成立前瑤族一般不與外族通婚,他們的婚姻一般先由青年男女通過節日唱歌或其他途徑建立感情,自由戀愛,征得父母同意后結婚。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實行民族平等政策,消除了民族隔閡,瑤族與外族通婚的現象不斷增多。據《中國民族統計年鑒2006》一書的數據表明,2000年瑤族與其它民族通婚率達26.46﹪。結婚時女方往往要收一定數量的錢財和豬肉作聘禮。婚后居住方式既可以是女子從夫居,也可以是夫妻在雙方父母家庭輪流居住,還可以是女子婚后先住娘家,等到生了孩子或居住了一段時間后,再隨夫回婆家居住。廣西金秀瑤族自治縣的坳瑤有一種叫做“頂兩頭”的婚俗,如果婚配雙方都是獨生子女,那么婚后夫妻在夫家和娘家輪流居住和勞動,所生子女第一個隨父姓,第二個隨母姓,子女少時隨父母兩地居住,長大后分別留在祖父家和外祖父家。舅權在瑤族中很受尊重。廣西南丹大瑤寨和龍勝同樂、盤胖等地瑤族,過去,姑母之女必須嫁給舅父之子,只有舅父無子時,才能嫁給別人。作為一種近親通婚的陋習,新中國成立后此俗已革除。

  不同地區和支系的瑤族有不同的喪葬習俗。大部分地區的瑤族實行土葬,廣西金秀縣六拉的茶山瑤盛行火葬,貴州荔波縣瑤麓鄉的青瑤實行巖洞葬,白褲瑤也實行過這種葬式。廣東連南八排瑤人死后,將尸體綁于椅子上,出殯時,抬轎似地將尸體送到墓地,稱為“游尸葬”。過去廣西金秀的茶山瑤、花籃瑤和坳瑤認為小孩來到人間,是一個管理生育的“花婆神”送來的,如果小孩在五、六歲之前死亡,就用破絮、破衣服、棕皮等物將尸體包裹起來,裝入竹筐,掛在深山老林的樹上,實行掛葬,以便讓他的靈魂回到“花婆神”那里,再次投胎轉世。這種小孩的葬式叫“掛葬”,現在已經很少見。隨著時代的發展,瑤族的喪葬習俗不斷發生變遷。如廣西金秀縣古陳和羅運的坳瑤,其葬式原為“停棺燒骨撿灰葬”,后受花藍瑤影響,發展為“停棺撿骨葬”,再發展為現在的“埋棺撿骨葬”。在當代的廣大瑤族地區,農村通行土葬;在少數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地區,更為衛生科學的送往殯儀館火化的方式逐漸為人們接受,慢慢地流行起來。

  瑤族的傳統節日很多,小節幾乎每月都有,各地過得也不盡相同。大節日有春節、清明、社節、盤王節、“祝著節”、“耍望節”等。春節期間,瑤族人民舉行唱堂歌、打銅鼓、賽陀螺、射弩、圍獵、拋繡球、斗畫眉等富有民族特色的文體活動。盤王節又稱“做盤王”、“還盤王愿”、“跳盤王”,是盤瑤紀念始祖“盤王”的盛大傳統節日,20世紀80年代前一般在秋后至春節前的農閑期間,定期或不定期地舉行。1984年將全國瑤族過盤王節的日期統一定在每年農歷十月十六日。廣西布努瑤為紀念始祖母密洛陀的生日而舉行的祝著節,非常熱烈隆重。人們以農歷五月二十九日為正日,敲打銅鼓,歡慶三天。耍望節每三、五年舉行一次,一般在農歷十月十六日前后舉行,是青年男女對歌求愛的日子。

  瑤族的民間文學豐富多彩,多靠口耳相傳,部分用漢文傳抄。其形式多樣,有神話、故事、傳說、歌謠、謎語、說詞等。神話以《盤古》、《密洛陀》、《伏羲兄妹》、《盤瓠》最為著名,反映了天地萬物起源和人類起源。瑤族的傳說,如《長鼓的傳說》和《跳盤王的由來》、《祝著節的傳說》都是為了紀念其始祖而創作出來的。《漂洋過海的傳說》和《千家垌的傳說》則反映了瑤族遭遇重大事變并不斷遷徙的歷程。瑤族民間故事以明清時期居多,題材有愛情故事、魔法故事、機智人物故事、童話、寓言、笑話等等。唱歌是瑤族人民普遍的愛好,很多民間歌手見物編詞,出口成歌,留下了眾多的歌謠。男女之間的對唱,往往通霄達旦。這種無伴奏的歌謠,取材廣泛,有敘述洪荒時代天地萬物變化的“創世歌”,有敘述本民族歷史的“立傳歌”、“歷史遷徙歌”,有男女談情說愛的“愛情歌”,有關于生產勞動的“生產歌”,有反映反抗民族壓迫的“歷史斗爭歌”,有反映傳統習俗的“風俗歌”,有互相盤問對答的“盤歌”,有帶有幽默內容的“滑稽歌”,有以歌代信的“信歌”,以及師公和道公做法事時唱的“娛神歌”。明清兩世瑤族人民反抗統治階級的壓迫,在“官有萬兵,我有萬山”、“金龍出大洞,海馬歸池塘”的歌謠中反映出來。瑤族音樂曲調有20余種,富有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如布努瑤的《酒歌》,歌詞粗獷、高亢、渾厚,短小而精悍有力,令人精神振奮。坳瑤的《大聲歌》,是一種集體祭祀的歌曲,曲調莊嚴、沉重,由幾十人甚至上百人大合唱時,其勢排山倒海。樂器除有漢區傳入的嗩吶、鑼、鈸、鼓外,還有獨具民族風格的長鼓,據傳這種腰鼓早在宋代就已流行于瑤族地區。瑤族舞蹈多與宗教祭祀有關,其中最著名的是長鼓舞和銅鼓舞。長鼓舞主要流行于盤瑤支系的瑤族地區。1996年廣西金秀坳瑤到日本演出長鼓舞,大獲好評。

  瑤族人民精于織染和刺繡。早在漢代,就有瑤族先民“織績木皮,染以草實”的記載。到宋代,瑤族人民已以用藍靛和黃蠟,在白布上染出精美細致的花紋,稱為“瑤斑布”。這種精巧技術,曾在國內享有盛譽。織繡的花紋圖案主要有挑花、織花和繡花三種。明清之際,有“用五色絨,雜繡花卉”的記載,它是瑤族比較精美的手工藝品。改革開放以來,為了更好地保存民族傳統文化和進行民族風情旅游開發,有些地方政府撥出專門資金,讓年輕人向老人學習包括傳統的織染刺繡在內的傳統手工藝技術。瑤族的編織工藝,主要有竹筐、竹簍、竹籮、竹帽、藤箱、藤夾等。雕刻藝術,主要有門匾、煙盒、吊樓,以及神像、神龕,以茶山瑤的水平為最高。

  瑤族人民的信仰屬于多神崇拜。過去,瑤族認為萬物有靈,對自然虔誠膜拜,祭禮寨神、家神、水神、風神、雨神、雷神、樹神、山神等,每逢年節都要上香。對生產中的每一個過程,諸如狩獵、砍山、采集、耕地、播種、插秧、收割、建谷倉、吃新米等等,都要請師公占卦選吉日,舉行祭祀。盤瑤和山子瑤主要在山嶺上耕作,他們認為山都由山神掌管,必須敬奉山神才有收獲,故在圍獵野豬、山羊、黃猄等糟踏農作物的野獸時,先由師公或道公喃神,祈求山神保佑他們獵得野獸,以保護農作物,獲得獵物后,必須先用獸頭祭過山神,而后方能分配。

  在瑤族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圖騰崇拜。盤瑤、山子瑤、坳瑤崇拜盤瓠圖騰,禁吃狗肉;廣西南丹大瑤寨瑤族“母猴媽媽”的故事流行了千百年,從中可以看出瑤族存在著圖騰崇拜。盤瑤、山子瑤、坳瑤不僅相信盤瓠是他們的祖先,繁衍出十二姓瑤人,還認為在十二姓瑤人遷徙的渡海途中遭遇大風巨浪而得以幸免于難,是祖先盤瓠保佑的結果。因此他們都要世代相繼地在一定時間進行“還愿”——跳盤王,歌頌始祖的功跡,激勵人們不畏艱難險阻,勇往直前,并祈求始祖保佑人丁興旺。

  古代時候,瑤族認為人死后有三個鬼魂:一個在墓葬地里,一個在家里,一個在揚州十八洞。因為敬畏鬼魂,崇拜鬼神,所以瑤族對死的處理很講究,產生了各種不同的葬禮葬法。瑤族的祖先崇拜是伴隨著鬼魂崇拜的產生和發展而形成的。始祖和一些氏族部落首領死后成為人們共同崇拜的祖先神。跳盤王和清明掃墓是瑤族祖先崇拜的典型表現。

  盤瑤、藍靛瑤和部分茶山瑤青年成年時,必須舉行一次“度戒”儀式,其意義與成丁禮相同。舉行儀式時,據說要翻云臺(從一丈多高的臺上向后倒下),上刀山(赤腳爬上插有利刀的梯子),過火海(赤腳走過炭火通紅的火塘)等節目,歷盡艱苦考驗。只有經過度戒,才能結婚成家,和具有參加社會活動或進一步接受道公、師公傳授法術的權利,并相信死后可以升天做官。其它支系瑤族大多只有以下兩種人需要度戒,一是師公,二是道公,前者驅邪趕鬼,后者超度亡魂。無論哪里的度戒,都要招待大批客人,歡宴數餐,有的僅豬肉就要耗費上千斤。現在各地的度戒儀式一般都比以前有所簡化,所花費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已大為減少。一些壞的習俗已被革除,好的習俗則被保留下來,并賦予新的內容,促進人們的生產,豐富群眾的生活。度戒儀式中一些內容,如上刀山、過火海等,已經成為一些瑤族地區民族風情旅游表演的保留節目。

  宋、元以來,道教、佛教相繼傳入瑤族地區。清代道教在瑤族地區廣泛傳播。鴉片戰爭后,大批西方傳教士陸續來到中國,進入瑤區,在一些山區建立教堂,進行傳教活動。因此,在廣西十萬大山、永福和金秀等地瑤族中也有部分群眾信仰天主教。

發展現狀

  新中國成立后,瑤族實現了民族區域自治,在瑤族聚居區建立了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權利。目前,全國共有13個縣的瑤族人民實現了區域自治,建立了自治地方,設立了自治機關,行使民族自治權利。這13個自治縣分別是廣西金秀瑤族自治縣、廣東連南瑤族自治縣、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廣西都安瑤族自治縣、廣西巴馬瑤族自治縣、云南河口瑤族自治縣、廣東乳源瑤族自治縣、廣西富川瑤族自治縣、廣西大化瑤族自治縣、廣西恭城瑤族自治縣、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廣東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和云南金平苗族瑤族傣族自治縣。黨和國家歷來十分重視農村散雜居少數民族的工作,我國憲法和法規性文件規定了散居少數民族各方面的平等權利。為了充分保證散雜居瑤族的平等權利和當家作主、管理本地方內部事務的權利,截至2005年,國家在云南、貴州、湖南、廣西和廣東五省區還建立了113個瑤族鄉(鎮)(有的民族鄉是由瑤族和其他民族共同建立)。

  20世紀50年代以來,各個瑤族地區培養了大批少數民族干部。以廣西巴馬瑤族自治縣為例,1956年9月自治縣成立之初,全縣少數民族干部僅有475人,其中瑤族干部50人,少數民族科技人才十分匱乏。與1956年相比,2005年全縣少數民族干部增長了將近8倍,其中瑤族干部增長了將近10倍;少數民族科技干部增長了33.7倍;少數民族婦女干部增長了將近13倍。通過大力培養和配備少數民族干部,瑤族地區有了大批人才來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促進各民族平等、團結,共同繁榮。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按照瑤族不同地區的經濟社會特點進行了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和對工、農、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制度,解放了生產力,激發了瑤族人民的積極性,生產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各瑤族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后,逐步開展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推行農業合作化運動。一般于1953年或1954年開展互助合作運動,普遍建立互助組,到1955年上半年基本建立起初級農業合作社。接著試辦高級農業合作社,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合作化。合作化完成后,又在高級農業合作社的基礎上建立人民公社,至1958年,大部分瑤族地區實現了人民公社化。改革開放后,瑤族地區也實行分田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生產責任制,農村經濟開始逐步恢復發展,各地紛紛建立起鄉鎮企業,大力發展工業,瑤族地區的經濟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新中國成立初期,瑤族地區的經濟以農業為主,工業發展水平很低。經過50多年的產業結構調整,各瑤族地區經濟已由以農業為主,逐步轉變為工農業并重,經濟結構進一步優化,工業化水平有了顯著提高。

  農業仍然是瑤族所從事的主要經濟部門。國家采取各種有力措施,指導和幫助瑤族人民增辟水田,興修水利,推廣良種、化肥、先進農機具和先進的農業技術,使瑤族地區的農作物產量有了大幅度提高,糧食不但實現了自給自足,還有盈余出售。瑤族地區注意封山育林,廣植經濟林木,使林副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廣東乳源瑤族自治縣在1982年全面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2005年農業總產值是1963年剛建立自治縣時的28.27倍。瑤族地區多是山區,地處南方,氣候溫暖,雨水充沛,很多地區十分適合種植水果。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廣西恭城瑤族自治縣廣種名優水果,已實現了規模化生產,水果量大質優,是全國無公害水果生產示范基地縣,被國家農業部授予“中國月柿之鄉”、“中國椪柑之鄉”稱號。全縣大部分農村家庭已建有沼氣池,利用秸桿入池,廢渣作肥,沼氣點燈煮飯。恭城瑤族自治縣的養殖——沼氣——種植“三位一體”生態農業得到廣泛認同和普遍推廣,成為廣西第一個獲準通過的國家級生態示范區和國家級可持續發展實驗區,還被評為全國生態農業旅游示范點和全國科技進步先進縣。這些瑤族地區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發揮著先鋒模范的作用。

  瑤族地區的工業已有了極大的發展,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新中國成立前,瑤族地區只有家庭手工業,基本上沒有近代工業。新中國成立后,瑤族地區開始興辦地方國營工業企業。改革開放后,各瑤族地區調整經濟結構,改革管理體制,充分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進一步解放了生產力,工業快速發展。江華瑤族自治縣1989年工業總產值達6186萬元, 2005年更高達10.68億元。2003年大化瑤族自治縣完成工業產值11.98億元,占該縣經濟的半壁江山。廣西金秀瑤族自治縣和龍勝各族自治縣的木材加工,恭城瑤族自治縣、富川瑤族自治縣的水果罐頭、果汁加工,都極具發展潛力。現在各個瑤族地區紛紛加大招商引資和對外宣傳的力度,不斷引進內資、外資,其工業經濟發展將有更大的飛躍。

  瑤族地區的商業基本上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在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國營和供銷合作社商業體系建立了起來,瑤族地區商業得到了迅速發展。1978年后,隨著改革開放方針的逐步深入貫徹執行和個體工商業的逐步發展,瑤族地區的商業進一步加速發展。1990年至2003年,江華瑤族自治縣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了將近3倍,商業貿易網點和從業人員都增長了1倍多,商業有了巨大的發展。各瑤族地區大小商店遍布縣城,百貨齊全,琳瑯滿目,商業網點在農村也普遍建立起來。近年來,很多瑤族群眾進城開店經商,一改恥于經商的傳統觀念,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巨大變化。云南河口瑤族自治縣地處祖國西南邊陲,與越南山水相連,當地瑤族人民與越南大力開展邊境貿易,把生意做到異國他鄉。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投入大量資金,在瑤族地區修筑公路,到20世紀80年代末,各縣都基本上形成了四通八達的公路交通網絡。瑤族地區多是山區,新中國成立前其交通非常落后,一般只有少量的簡易公路。“要致富,先修路”。進入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2000年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政策以來,國家大力加強西部民族地區的各項基礎建設,各瑤族地區掀起了交通建設熱潮,交通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截至2005年,14個瑤族聚居的縣域(上述13個自治縣和瑤族占全縣人口一半以上的湖南江永縣)多數都通了高等級公路,公路密度、公路交通網絡的完善和公路總里程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為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插上了騰飛的翅膀。改革開放以來,廣東連南瑤族自治縣交通有了很大的發展,交通網絡四通八達,公路總里程670.9公里,公路密度達54.5公里/百平方公里,遠遠超過全國平均水平。2005年10月,貫穿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江永縣和廣西富川瑤族自治縣的洛湛鐵路湖南永州至廣西玉林段正式動工,將于2008年建成通車。洛湛鐵路的建成,將極大地促進沿線三縣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瑤族民間文學的采風工作有組織地開展了,其最終成果匯成了23本《瑤族民間文學資料》。改革開放打破了人們思想的禁錮,激發了瑤族人民繼承和創新民族文化的熱情,廣大瑤族文化工作者和業余愛好者深入生活,創作出大量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文藝作品不僅數量種類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多,而且質量也有明顯的提高。為了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改革開放后各個瑤族自治縣組織力量,大力普查、搜集瑤族民間文藝和歷史文化等方面的資料,進行整理,開展研究,出版了大批著作,有《大瑤山風情》、《瑤族風情歌》、《瑤族文學史》、《瑤族石牌制》、《瑤族通史》等,數量之多,不可勝數。在文學創作方面,涌現了以藍懷昌、莫義明等人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作家。金秀瑤族藝術團既堅持藝術要保留民族傳統特色,又勇于創新,從舞臺設計到服飾、舞蹈語匯、演唱形式等方面,都有所突破提高,1988年創作的《瑤族歌舞》獲得極大的成功,應國家文化部、國家民委邀請晉京演出,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觀看了這臺節目,并給予高度評價。各瑤族自治縣都成立有藝術團,創作和表演民族歌舞,以弘揚民族文化為已任。各個瑤族地區普遍成立文物管理機構,建立博物館,征集和展出民族文物,對各族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團結教育,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有關瑤族和瑤族地區的研究方興未艾。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對瑤族、瑤族地區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到80年代,出版了一大批根據這些調研成果編寫的《瑤族民間文學資料》、《密洛陀》、《瑤族民歌選》、《瑤族風情歌》、《瑤族民間故事選》、《中國少數民族.瑤族》、《瑤族簡史》、《瑤族語言簡志》、《瑤族社會歷史調查》、《瑤族自治縣概況》等書籍。其它學術研究的著作,也多得不可勝數。這些學術研究成果對保存和保護瑤族傳統文化,指導瑤族地區各項社會建設,都起到重要作用。

  瑤族地區的教育事業蓬勃發展。過去瑤族子弟能夠上學讀書的很少,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還往往找不出一個記工員來。現在瑤族地區,經過長期規劃和持續努力,教育事業獲得了長足發展。各瑤族自治縣堅持“科教興縣”,大力發展民族文化教育事業,不斷完善教學設施,不斷提高師資水平,努力提高民族整體素質,實行農村半寄宿制,困難民族生給予補貼,保證民族生入得來,留得住,學得好,少數民族適齡兒童入學率、鞏固率、完學率都很高,順利通過省級或國家級“普九”驗收。從1990年到2000年,瑤族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59.53﹪,文盲率降低了20.6﹪。從2006年開始,國家免除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雜費,2007年還要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并補助寄宿生生活費,2010年力爭在農村地區全部實行免費義務教育,2015年在全國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屆時瑤族地區的教育事業將更為發達。此外,各瑤族地區充分利用村小學和鄉鎮農民文化技術學校,廣泛開展掃盲和農業科技培訓等教育活動,提高了本民族勞動者的素質。農業實用技術形成體系,反過來又進一步促進了當地經濟、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形成良性循環。

  新中國成立后,大力培養瑤族醫療、衛生人員,普遍建立了醫療合作制度,縣、鄉鎮、村都設有醫療機構。衛生事業快速發展,城鄉衛生服務網絡日趨完善,衛生條件進一步改善,地方性疾病控制得到加強,防疫免疫工作全面普及,醫療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民健康得到了保證。各地天花、霍亂等流行性疾病已被消滅,利用各種疫苗為兒童進行計劃免疫,有效控制了各種流行病的發展。由于醫療衛生條件得到很大改善,人民的健康有了保證,瑤族人口發展較快,人口預期壽命從1990年的65.67歲提高到2000年的69.62歲。徹底改變了新中國成立前瑤族地區根本沒有衛生設施,缺醫少藥,瘟疫流行,瑤族身體素質低下,人口逐年下降的惡劣面貌。

  郵電、網絡、通訊業發展迅速。程控電話、光纜通信、移動電話、國際互聯網等郵電通訊業的裝備水平不斷提高,形成了快速、敏捷的長途數字傳輸網。各瑤族地區市話用戶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長,農村固定電話用戶從無到有,增長很快,移動電話在大部分地區已普及。各瑤族地區都已初步建立了覆蓋全縣的網絡、通信系統,整個系統由模擬網向數字網方向轉化,電話普及率提高很快,廣播電視網絡覆蓋全區域。同時,各自治縣大多已經建立政府公眾信息網,鄉鎮和縣直單位在政府網上建立了自己的網頁。

  積極探索扶貧開發,通過實施扶貧攻堅戰略,瑤族地區基本上都解決了溫飽問題,貧困人口和貧困面積都大幅度減少,瑤族農民逐步走上脫貧致富之路。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由1986年的29.6萬人下降到2003年末的99000人。

  隨著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瑤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明顯改善。各個瑤族自治縣城鎮居民收入有了明顯的增長,其中2005年廣東乳源瑤族自治縣城鎮居民人均收入達13730元,比1978年增長21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039元,是1982年的18.7倍。

  進入21世紀,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政策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政策,對包括瑤族地區在內的西部地區的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實行政策傾斜,大力扶持,瑤族地區社會的發展進一步提速,一個更加輝煌燦爛的美好未來將展現眼前。

  (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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