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仫佬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仫佬族有207352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廣西壯族自治區,貴州省也有分布。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多數聚居在羅城仫佬族自治縣的東門、四把、黃金、龍岸、天河、小長安等地。少數散居在忻城、宜山、柳城、都安、環江、河池、融水、融安等縣。在貴州省,主要居住在麻江、凱里、黃平、都勻、福泉等縣。仫佬族中有羅、銀、吳、謝、潘、梁、周、韋、張、黃、呂、包、覃、盧等姓,其中以羅、銀、吳、謝、潘、梁等為大姓,人口最多。

  仫佬族聚居區多屬喀斯特地貌,山巒疊嶂,奇峰聳立。在群山交錯之間,形成水草肥美的峽谷平壩,是仫佬族人民理想的居住之地。在廣西北部仫佬族聚居地,從宜山的小龍,到羅城的龍岸,有眾多小塊平壩相連,形成一條百里長廊,素稱“仫佬山鄉”,是廣西仫佬族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仫佬族多住在山區或半山區,依山傍水建立村落。這里氣候溫和,雨量充足,年平均溫度為攝氏20度左右,年降雨量為1300多毫米,適宜于農作物的生長。糧食作物有水稻、玉米、紅薯、芋頭、小米、小麥、蕎麥、高粱等;經濟作物有茶葉、烤煙、棉花、花生、黃豆、大麻、芝麻、油菜等;盛產五倍子、金銀花等藥材。煤、鐵、硫磺、銅、鋁、鋅等礦藏也很豐富。其中以硫煤礦藏量最多。廣西仫佬族居住的勾山、九龍、白馬、塘底山至太平、銀村、橋頭、四把、小長安、龍岸一帶,面積八十七平方公里,人們稱之為“百里煤鄉”。自古以來,煤對仫佬人的生活有著重要影響。早在清代,仫佬族山區就設有官辦煤礦,雇有大批仫佬族工人。新中國成立后,黨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仫佬族地區經濟的發展,相繼在四把的九龍至橋頭的茶花這一條長40里的仫佬山鄉長廊,建井采煤,并鋪設鐵路,將年產幾十萬噸的無煙煤運往各地。

  仫佬語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侗水語支,與毛南語、侗語非常接近。由于仫佬族人民與漢、壯族人民交往密切,仫佬語中吸收了不少漢、壯語詞匯,絕大多數人兼通漢語,部分人還會說壯話。仫佬族沒有本民族的文字,通用漢字。

  仫佬族族稱,有自稱與他稱之別。多數仫佬族人自稱“伶”(音Ling),少部分地區自稱“謹”(音Jin)或“本地人”。漢族稱之為“仫佬”,壯族用壯語稱他們為“布謹”。史書記載中寫作“姆佬”或“木佬”。仫佬族是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逐漸形成的,元代以前,史書往往將仫佬族與“伶”或“僚”并稱,仫佬族的先民被歸屬于當時泛稱的少數民族僚族之中。僚族的稱呼在漢代就已經出現了。《漢書?西南夷傳》稱夜郎境內的主體民族為“夷僚”。晉代以后,文獻資料上到處可見類似的稱呼,涉及云南、貴州、湖南、廣東、廣西等地的僚族,又出現了“僚民”、“僚子”、“土僚”、“夷僚”、“生僚”、“山僚”、“洞僚”等稱謂。在四川、云南、貴州三省邊界的僚族,被稱為“葛僚”、“守宮僚”、“夷子”等。關于“僚”,許多學者認為是“駱”的后裔,而“駱”則被認為是“越”的另一稱謂。而“越”是我國南方民族的一個大族系,經春秋戰國至秦漢,不斷發生遷徙。到了漢代,史籍不再見“駱”的稱謂,而改稱“僚”。由漢至唐、宋的一千多年間,僚族被當作西南少數民族的泛稱,活動區域很廣。仫佬族就屬于這其中的一支。清嘉靖《廣西通志》說:“天河僚在縣東,又名姆佬。”《古今圖書集成》載:“天河縣色分四鄉,縣東八里咸伶種,名曰姆佬。”都指明了“僚”、“伶”與“姆佬”(仫佬)的直接關系。仫佬之名,元代史籍已明確記載,稱“穆佬”、“木婁苗”、“木婁”等。明、清以后,相繼以“木老”、“木佬”、“姆佬”等名稱見于史冊。1956年,經過民族識別,國務院正式確認為仫佬族。

歷史沿革

  仫佬族遠古祖先同其他民族的祖先一樣,創造了燦爛的史前文化。1958年在柳江縣新興農場通天巖旁的洞穴發掘出來一個缺下頜骨的完整的頭骨和4個胸椎、5個腰椎、5段肋骨等,屬于五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古人類,即“柳江人”。從附近發現的與“柳江人”同期的文化遺物來看,當時的原始人群,居住在依山傍河的石洞里,以采集植物和捕獲動物為生,已進入用火食熟食階段。大家共同勞動、平均分配,過著以母系氏族為中心的原始公社的生活。1965年至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桂林市南部的獨山甑皮巖60平方米范圍內,發掘出18具人體骨架,稱甑皮巖人。葬式包括屈肢蹲葬、側身屈肢葬、二次葬等。在厚達2.6米的文化堆積層內,有火塘、灰坑,石斧、石錛、石矛、穿孔石器、磨石,陶罐、陶釜、陶甕,骨鏢、骨鏃、骨錐針等,還有大量的螺蚌陶片和獸骨。具有磨制石器的技術,說明甑皮巖人處于新時器時期。甑皮巖出土的文物表明:當時的人們已經擁有了陶器,能夠更好地烹煮食物,有利于人的健康和長壽。已經有了家畜飼養,出土的豬骨有67個個體,從年齡的組合和牙齒磨蝕來看,這些豬是經過飼養后宰殺的。已經出現了原始的鋤耕農業:石斧、石錛是耕作的工具;石刀、蚌刀是收割工具,石磨是谷物的加工工具。經過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專家認為:甑皮巖人與柳江人有著密切的血緣聯系;廣西的土著民族包括仫佬族,其遠古祖先是甑皮巖人,而甑皮巖人的祖先則是柳江人。

  戰國末年,居住在嶺南西部一帶的仫佬族先民,屬于西甌駱越民族一支。《漢書》載:“蠻夷中西有西甌,其眾半贏,面南稱王。”又載:“駱越之人父子同江而浴,相習以鼻飲。”秦朝建立,統一嶺南,仫佬族的祖先同嶺南其他族群一道進入祖國民族大家庭,被統稱為僚。漢代,大批漢族人進入嶺南地區,帶來了先進生產技術,加速了嶺南地區政治、經濟的發展。隋唐時代,中央王朝在嶺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羈縻政策,設置了幾十個羈縻州縣,并任用當地少數民族首領為長吏。對這些長吏,中央王朝采取的政策是:只要他們承認中央王朝的政權,服從調遣,履行義務,就可以世代襲職,享受有關的待遇,而且還可以保留當地的社會制度和經濟結構。這一時期,仫佬族先民嶺南“僚”的社會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牛耕開始出現,稻作技術有了提高。手工業的冶煉、淘金、制陶、采銅等技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還生產出一種作為農副產品交換的“僚”布。在晉代,仫佬族的祖先有被稱作“濮僚”的;在南北朝,也有的被稱為“木籠僚”。宋、元兩代,是仫佬族從僚、伶等中分化成為單一民族的時期。據史載,宋太祖開寶五年(972),在桂州琳洞地置羅城縣,先隸融州,后屬慶遠。并派漢官管轄,廢除五代時的苛捐雜稅。宋仁宗皇祐年間,中央王朝鎮壓儂智高的起義之后,在桂西廣大地區普遍建立了土司機構,而伶僚族所居住的羅城、天河等地卻設漢官制度。元代,有關仫佬族活動的記載就多了起來。史書中所記載的“木佬”、“木婁”、“木搖”以及“狇老”等等都是指的仫佬。明代,稱仫佬為“木僚”、“木佬”和“狇佬”。民國《麻江縣志》載:“《明一統志》稱麻哈長官司,元為仡佬寨,樂平長官司為狇佬寨。”

  根據歷史記載與傳說,可以推知,仫佬族至晚在元代或明初已居住在羅城一帶地區。明朝繼承宋元制度,在羅城、天河、宜山等仫佬族聚居區繼續設立流官,社會基層設立里、甲。同時在縣官之下增設土巡司、鎮和寨堡等機構,讓當地頭人任職,把漢官與土官統治結合起來。當時農業已有一定水平,進入了封建社會,人民每年向朝廷交納夏、秋兩次的稅米。清代將仫佬族地區縣以下劃分為“里”,在“里”下設“冬”。每“冬”約十余戶,設立“冬頭”,由大家推任,負責籌糧收款。“冬”原為繳納糧款而劃分的區域單位,由于仫佬族大都同姓聚居,一個村大都居住著同一姓氏有血緣關系的族人,因此后來“冬”以下又分“房”,實際上成了封建宗族制度下的姓、房組織。民國初年,設立了團總、保董、甲長等,國民黨利用原來的“冬頭”為保、甲長,統治仫佬族人民。1933年以后,隨著國民黨勢力的深入,建立了區、鄉、村的保甲制度,鄉長兼任民團隊長及小學校長,實行所謂“三位一體”、“五戶連保”的統治。仫佬族中的一些“鄉老”、“族長”往往上通官府,下攬族權,群眾遵守“鄉約”、“族規”、“家訓”,極力維護族權、夫權等封建宗法制度。

  進入封建社會的仫佬族地區,土地已相當集中。地主、富農每戶平均占有的土地約為中農的2至4倍,為貧農的5至6倍以至10余倍,而且都是良田好地。少量的廟產田、祠堂田、學田、柴山等公田、公山,也多為地主、富農所侵占。地主、富農通過雇傭長、短工、放高利貸、出租田地來剝削廣大貧雇農。剝削雇工是仫佬族地區的主要剝削形式,而以雇短工最為普遍。沉重的高利貸是仫佬族地區地主、富農進行剝削的又一種手段,有些地主每年僅放高利貸一項的剝削,就達1萬多斤谷子。借谷年利率一般為50%到100%,有的高達150%到200%。地租形式是實物地租,剝削率一般為收獲量的60%左右。有些地區往往還要佃農負擔一定數量的無償勞役。殘酷的剝削,使廣大農民長年累月陷于貧困挨餓的境地,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

  仫佬族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曾多次掀起反抗封建統治的斗爭。先后于明永樂七年(1409年)、十九年(1421年)、正德六年(1511年)、清順治九年(1652年)、雍正七年(1729年)、乾隆七年(1742年)、道光元年(1821年),爆發了大小規模不等的武裝斗爭。太平天國革命時期,仫佬族人民組織秘密會黨,奮起響應。咸豐七年(1857年),響應太平軍革命并建立了“大成國”的農民起義軍李文茂部,曾占領羅城縣,建立過農民政權,得到仫佬族人民的積極支持。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仫佬族地區的反抗斗爭,逐漸匯入黨的領導之下。1930年,紅七軍北上路過羅城、天河縣等仫佬族地區,仫佬族人民受到革命的教育和鼓舞。他們熱情為紅軍燒茶水、做飯菜、當向導。紅軍在四把附近的佛子坳遭到國民黨韓彩鳳、覃連芳部圍攻時,仫佬族人民冒著槍林彈雨為紅軍送彈藥、救傷員、送情報,有的還拿起槍桿子直接參加戰斗,為紅軍贏得勝利貢獻了力量。當紅軍繼續北上之時,十多位仫佬族青年參加了紅軍。廣大群眾則為子弟兵帶路、挑擔,并掩護留下的傷員。在抗日戰爭中,仫佬族人民不僅參加了黨組織的柳北抗日挺進隊,而且還自動組織了武裝隊伍,抗擊日本侵略者。1946年以后,仫佬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開展了反對國民黨征兵、征糧、征稅和抗稅斗爭,有的直接參加了柳北人民解放總隊,這個游擊隊的第一大隊第三中隊的70%以上成員是仫佬族的子弟。他們與各族人民一起,抗擊國民黨軍隊的進攻,終于在1949年11月,配合人民解放軍解放了羅城。

風俗習慣

  仫佬族人民的生產、生活方式既受到漢族和其他民族的影響,也保留本民族的特點。

  仫佬族農業生產經過長期發展,至新中國建立前已達到一定水平。耕作技術、作物種類和生產工具基本上與附近的漢、壯族相同。農具有鐵犁、鐵耙、鋤頭、鐮刀等。畜力以黃牛、水牛為主,也使用馬匹。水田較多,約占耕地的60%。水稻收割后,部分土地種植麥類、油菜和蔬菜;部分冬閑休耕。山區以玉米為主,過去都是培壟種植,一年一季,雙株稀植,間種豆類、花生、棉花、瓜類等。普遍使用農家肥。農田灌溉主要靠攔河筑壩和開渠引灌山溪泉水,但由于存在著地主、富農對溪河的分段霸占,各自攔河引水,限制了水源的合理使用,下游干旱往往無法搶救。個別山區,連人畜飲水都有困難。蟲獸災也比較嚴重。作物單位面積產量,依地區條件、耕作技術粗細和作物種類的不同而異,一般水稻畝產二、三百斤,玉米百余斤,紅薯六百至一千斤。麥類、油類等作物因經營粗放,產量較低。

  過去,生產以一家一戶為單位進行。男女勞動分工不甚嚴格,一般說來,犁田、耕地、挑糞、打谷等由男子承擔,婦女從事插秧、扯秧、割谷、種地和家務勞動。仫佬族地區由于田地較少,土特產資源比較豐富,因而采集藥材、飼養家畜和兼營打鐵、制缸瓦、紡織等副業生產有一定的發展。

  仫佬族地區的手工業,大都沒有脫離農業生產。打鐵工具雖比較簡單,但能加工制作各種農具、生活用品。缸瓦業所制造的“沙罐”,輕巧耐用,是仫佬族地區的特產。羅城較大的東門與四把圩場,早在清代中葉以前即已形成。有些仫佬族人兼營商業,農閑時,不少農民也從事小商販的活動。

  仫佬族的住房、服飾、飲食、習俗都有自己的特點,但因長期與漢、壯族交錯雜居,互相影響,有些方面已基本上與附近的漢、壯族相同。

  仫佬族聚族而居,同一宗族的人往往居住在同一村寨內。只是在一些圩鎮和大的村子里,才存在與別的民族和別的姓氏雜居的情況。住房一般是泥墻瓦頂、三間并列的平房,茅屋較少。磚瓦樓房只屬于地主、富農。屋宅建筑形式大都一個格式,一戶住宅七個門,大門、中門、后門和四個房門。堂屋中間墻壁置“香火”。左側門邊挖地砌地爐,地爐燒煤,是仫佬人家特有的取暖、燒火的生活設備,挖地爐燒火已有悠久的歷史。明代嘉靖年間的田汝成在其所著《炎徼紀聞》中就對仫佬人家的地爐有所記述。牲畜圈欄一般與住房分開,因而室內比較整潔。

  仫佬族主食大米、玉米和薯類,以前除少數地主、富農外,廣大仫佬族人民每天都是兩稀一干,甚至三餐都是稀粥。喜愛酸辣,家家腌有酸蕎頭、酸豆角、酸芋蓬、酸刀豆、酸蒜頭等作為佐食之用。蔬菜種類主要有白菜、空心菜、莧菜、豆角、南瓜、芥菜和蘿卜等。肉類主要豬肉、雞肉、鴨肉和魚肉,忌吃貓、蛇肉。在過去,羅姓、姚姓不吃狗肉,傳說這和羅姓祖先陷入火災得狗救助有關。姚姓不吃動物內臟,傳說這和姚姓祖先有關。東漢姚期出兵,因煮豬心不熟,戰士不得飽餐,當日不得出兵,從此姚姓不吃動物的內臟。

  仫佬族的衣服,一般尚深青色。過去大都是自紡、自織、自染、自縫。據記載,在清代,婦女還有穿桶裙的習慣。地主豪紳穿有風領的衣服,這是一般農民所不許穿用的。近代都已改裝,與當地漢、壯族的衣服沒有多大差別。男子穿的都是對襟上衣、長褲,年老的穿琵琶襟上衣;一般穿草鞋,跣足的不多。過去姑娘梳辮,出嫁后結髻,現在多已剪發。飾物有銀質的耳環、手鐲、戒指等。

  仫佬族地區過去盛行父母包辦的早婚,少數是自己通過“走坡”戀愛結婚的。婚后有“不落夫家”的習俗。結婚后女子不住在男方家,而是回到父母家,幫助生產勞動,服侍長輩,農忙和節日才回夫家住幾天,等到懷孕生孩子后才長住夫家。仫佬族早就與壯、漢族通婚。結婚禮儀繁,費用大。一般來說,從訂婚到完婚,要經過擇婿、聘媒、合命、下定、過禮、迎娶等儀式。男方要送給女方豬肉、酒米、銀元、耳環、手鐲、衣物等禮物,約相當于1500斤到2000斤稻谷的價值。富家納妾的較多,而貧苦農民則往往娶不起妻子。有些人家祖父結婚欠下的債,到孫子輩尚未還清。女方家給男方家陪送的嫁妝耗資也相當大。

  仫佬族家中老人去世,都要向親戚報喪。如是年輕媳婦死去,則須得外家到場看過方能入殮。老死者入殮前,孝子要到河邊取水為死者沐浴,俗稱取水為買水,即取水前在河邊焚香,表示答謝水神。沐浴完畢,要為死者穿上幾層新衣。然后將死者抬到地上的草席上,表示“人死屬土”。子孫們夾點肉和飯放在死者口中銜住,用毫銀壓上,然后抬入棺材中仰放,頭向棺材窄的一方,腳向棺材寬的一方,意為“腳踏蓮花”。一般都請“師公”為死者打齋超度。一般打道場一夜,也有打三夜以上的,視家庭財力而定。安葬墓穴要請風水先生測定,即所謂擇“佳城吉地”。出殯要擇“吉日良辰”。仫佬族多行一次葬,如果逢上家中不幸,就會舉行二次葬,拾回遺骨,洗凈,放入壇中再行安葬。

  仫佬族人帶孝時間很長。父母亡故,孝子戴孝三年。家中堂屋置靈牌,早晚奉茶供飯,以表孝敬。三年后,于農歷七月十五燒靈牌,稱為“脫孝”。對非正常死亡的人,要舉行特殊的儀式。如兇死,則要舉行火煉儀式。燒起火堆,法師舉起作為死者替身的一個草人,口念經咒從火上走過,家屬隨后。俗信行過這種儀式之后,死者靈魂經過了火煉,驅除了邪魔,就可以“歸宗”,與陰間的祖先在一起,而不會成為亡魂危及家人,家人就可避免同類的不幸。如果妻子先亡故,出殯時丈夫要左手拿刀,右手拿一雙筷子,將筷子砍斷,表示砍斷“夫妻關系”,日后亡魂不得糾纏。這些葬俗,表現出了仫佬族與其他許多民族相同或相似的信仰和觀念,這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結果。

  仫佬族有著十分豐富的節日文化,一年之中有許多節日,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個節日,這是因為仫佬族除了擁有春節、元宵、春社、清明、端午、秋社、中秋、重陽、灶王節等當地壯族、漢族共同的節日外,還有不少帶有民族特色的節日。在仫佬族,即便與各民族共享的節日,也別具民族風味。

  春節,仫佬族稱“年節”。在仫佬族地區的農歷除夕之夜,仫佬族家庭全家人圍坐地爐邊,燒香供奉神靈。待正月初一雄雞報曉,家庭主婦立即點上一束香火和火把,挑著水桶來到井、泉、河邊,先插上香,向水中投幾枚銅錢,祭祀水神,然后挑水回家。俗稱“買新水”。全家大小早已等在大門邊,搶著喝一碗新水。俗信人們喝了新水,能夠健康長壽,牛喝了長得健壯,豬喝了膘肥體壯;用新水染布布發亮,用新水洗米,煮起飯來特別香;用新水釀酒,酒不酸;全村挑到第一擔新水的人,最為吉利,能給家庭帶來六畜興旺,五谷豐登。

  社節,又稱分肉串節,是祭祀社王的節日。分春秋二社,春季在二月,祈求社王保佑一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秋季在八月,報答社王賜予好收成。社節以村為單位集體舉行。各戶出資置辦香燭牲口。屆時,在社王廟供奉香燭,殺豬并按全村戶數將豬肉分成相應的份數,以備祭祀完畢分給各戶。肉串用竹子串起來,掛在竹竿上,放于廟的兩旁。將煮熟的豬頭、腳、尾和內臟置于祭臺上。祭畢,大家飽食一餐,然后各戶帶回所分的社肉回家,祭祀祖先,全家過節。社節還有一種與生男有關的習俗。同一年生男的人家,要集資置辦雞、肉等祭品,于社日前夜祭祀社王,向社王報告家中添丁。

  花婆節,又稱“婆王誕”,俗稱“小兒節”,在農歷三月三舉行。俗信“花婆”是掌管生育的神靈,她花園種的花都可以變成人,她送花給誰家,誰家就生小孩。人去世,又還原為她花園里的花。過花婆節時,各村要抬豬牽牛到花婆廟前宰殺獻祭。祭時,由“冬頭”(宗族下的分支頭領)向花婆報告各戶情況,感謝她送花賜子的恩德,并祈求她保佑小孩健康成長。祭畢共同進餐。新婚夫婦結婚時要向花婆許愿,如果生兒育女,就會報答她的恩德,希望她早日送子。生育后要在花婆節還愿,帶上煮熟染紅的雞蛋和酒肉來祭祀花婆,完畢還要將紅蛋分給各家,讓各家分享福分。
牛生日節,時為農歷四月初八。當天家家要將牛欄打掃干凈,并為牛擦身,喂給好的青草和飼料,讓牛休息,不去耕田犁地。同時,人們備好酒肉、糯米飯祭祀牛神,祈求保佑耕牛平安。祭畢,先讓牛吃一點糯米飯,然后才輪到人吃。

  端午節,在農歷五月初五舉行。仫佬族端午節除具有和當地壯族、漢族相同的內容外,還要抬紙船到田間,請師公念經巡游,驅除害蟲。俗信以為可以使禾苗茁壯成長。銀姓仫佬族人民還要祭祀真武神,這一天,銀姓仫佬族無論老少,都要到真武廟參加祭祀真武的活動,祭祀用雞鴨。這種端午節的祭祀活動有著十分古老的淵源。

  驅蟲保苗節,又稱吃蟲節,是專門驅除蟲害的節日,在農歷六月初二舉行。出嫁的姑娘這一天要回娘家過節,途中要捉害蟲到娘家去炒著吃。全村人來到田間的吃蟲廟,首先舉行祭祀活動,所祭為吃蟲娘娘甲娘。顯見這一節日民俗是在人們除滅害蟲的農事活動基礎上形成的。

  接祖先節,時為農歷七月七日至十四日。七月七日為接祖日,將祖先接回,每日每餐飯前先供奉祖先,然后全家才進餐,一直要供奉到十四日。

  走坡節,在農歷八月十五舉行。在廣西羅城等地,仫佬族青年男女要在節日前后的集日聚集“走坡”。他們在特定的山坡行走,互唱情歌尋偶。如果雙方有意,便會約定下次走坡的時間,而且還會互贈禮物,男贈月餅女贈布鞋,有所謂“八月中秋哥送餅,九月重陽妹送鞋”的習俗。到夜晚,各村青年還要做“野敬”。在貴州,除了在正月初一走坡外,也要在八月十五走坡。屆時,男子穿新衣,頭扎毛巾,女子穿著鮮艷的花邊上衣和百褶裙,從四面八方匯集到“會場”。男子進行爬竿、斗雀、對雀(若干雀放在一起,比誰的雀叫得多叫得好)活動。女子則唱歌、對歌、跳舞。

  仫佬年,時為農歷十月的第一個兔日。主要流行在貴州黔南、黔東南一帶的仫佬族。年前,當地仫佬族人民要早早打糍粑、釀酒以備節日之需。屆時,還要吃雞、鴨、魚等,富有的人家還要殺豬,有的是幾戶合起來殺一頭豬。過年的頭天,仫佬村寨要淘洗水井,滅火爐,包火種,過年的清晨要挑新水。過年這一天,家家戶戶放鞭炮,男女老少穿新衣,全家聚餐前祭祀祖先。仫佬族稱木佬年為大年,春節為小年。過大年比過春節更為熱鬧、隆重。木佬年的來歷有兩種說法:一是相傳仫佬族的祖先敬仰兔子的純潔,曾以兔子作為定親之物,成親之日正好是農歷十月第一個兔日,所以這一天就成為仫佬族的節日。過木佬年,具有懷念祖先,繼承傳統,保持純潔,不做傷天害禮之事的意義;一是說秋收已過,十月過年,是為了歡慶豐收、感謝祖先賜福。木佬年在仫佬族是良辰吉日,常常有青年男女在這一天舉行婚禮。

  依飯節,是仫佬族十分隆重的節日。仫佬語稱“喜樂愿”,“做依飯”、“敬依飯公爺”、“還祖先愿”等。主要流行于廣西羅城東門、四把等地。逢辰丑未之年的冬至前后舉行。依飯節是仫佬族敬神、娛神、祈神保佑五谷豐收、六畜興旺的節日。依飯節以各宗族下的分支“冬”為單位輪流操辦。依飯節一般在公共祠堂舉行。祠堂門前搭彩臺,堂中央擺一方桌,桌上放祭品。儀式由師公主持,有一整套程序。整個過程有群眾配合,載歌載舞。活動從頭天清晨至次日清晨結束。仫佬族的傳統節日,大都與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有著密切的聯系,帶有濃郁的民族文化色彩。經過嬗變的仫佬族傳統節日,在緬懷祖先、發揚傳統民族文化、群眾交流娛樂、進行商業貿易和觀光旅游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功能。

  歷史上,在仫佬族地區,民間信仰在人們的生活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時道教和佛教也有較深的影響。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仫佬族地區大興土木,建造了不少規模宏大的佛教寺廟。僅羅城縣附近就建有各賁寺、開元寺、雙福寺、萬廣寺等四大寺廟。城東還有迥龍寺、壽福寺等小寺廟。這些寺廟長年香煙繚繞,前來祈求賜福消災的人絡繹不絕,每年還要定期舉行一次會期,附近村寨的人都要來參加祭祀。相對來說,道教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占據更為重要的位置。人若生病或遇上災難,都要請法師做法,敬神、驅邪、祈神保佑平安。

  仫佬族的民間信仰處于較為原始階段。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山、水、草、木、飛禽走獸以及古往今來的先賢圣哲、忠烈之士等都是崇拜的對象。仫佬族民間信仰是混雜無序的,不僅吸納了道教、佛教的神靈,而且往往將神職張冠李戴,使得不少神靈往往兼有善惡兩面。如雷王,為掌管雨水的神靈,既可降雨造福人類,也可放水淹沒人間,毀滅人類,所以人們對其既崇拜又恐懼。婆王有時是專管小孩生死簿的兇神,有時則被說成是人倫始祖伏羲、女媧兄妹的母親,是位大母神。白馬娘娘有時是兇惡女神,有時則是善神,據說依飯節就是紀念她的。仫佬族民間信仰的活動頻繁、種類繁多。婚喪嫁娶、良辰佳節、新屋上梁等都要舉行祭祀祈求儀式。平時也有不少信仰活動,較為常見的有:

  祭三界:在村外設兩個神壇,一為三界公壇,一為雷王壇。在三界公壇前宰牛,在雷王壇前殺豬,對兩位神靈實施血祭。

  架接命橋:小孩生病,恐其夭折,就請法師作法。用一根木棍作橋,上書小孩父母姓名,小孩名及祈禱之語。將這根象征著橋的木棍放于婆王廟前,焚香燒紙,以祈除病消災。

  添花架橋:婦女久婚不育,便請法師作法。在水溝上架一塊石板,讓岳丈及族親數人走過,謂之“踩橋”。然后在堂屋神龕上立“花婆”神靈。再將一竹編的小橋釘在求嗣者的房門上,蓋上紅、黃布各一塊,用紅、白、銀紙剪成54個花童分別放在橋的兩邊,稱為“架房門橋”,以表示引子來家。

  埋天狗:婦女不育,被認為是天狗作祟。嬰兒魂魄最懼怕天狗,所以未來投胎。所以要舉行埋天狗儀式。在為求子而架的石橋邊挖九個或七個坑,坑內點燃油燈,宰一小狗,將頭斬下放入第一個坑內,然后填好所有的坑。稱填九井或填七井,認為這樣就驅除了天狗,婦女便可以懷孕生子了。

  叫魂:又稱“贖魂”。孩子生病,認為是魂魄四處游蕩所至,要請法師叫魂,也有由病人母親來擔任的。用一小笸籮,內裝一面鏡子、一枚雞蛋,一包白米、一件小孩的舊衣服,拿到十字路口焚香燒紙,呼喚小孩姓名。回家后,將叫魂的所用的衣服和白米放在病孩床頭,用外婆家送的彩線縛在手腕上,并讓小孩喝下一碗“符水”。
添六馬:年老多病,少氣無力,被認為是六馬已倒所致,要請法師“添六馬”。法師剪6個紙馬,然后祈禱請六馬降臨,并在老人睡床的四角以及頭、腳等六處各放一匹紙馬。俗信6匹馬可以給老人帶來生命的活力,讓其恢復體力。

  安龍位:仫佬族認為村寨有村寨的龍神,即所謂山水龍脈,家庭有家庭的龍神,它們分別主宰村寨和家庭的命運。如全村遭受不幸,被認為是破壞了龍脈,全寨要舉行安龍活動。如家庭遭受不幸,則要在家里舉行安龍活動。村寨的安龍在全村舉行,由法師用盤裝著煮沸的桐油,熏遍全村的每個角落。然后,祈請龍神降臨,并宰1只鵝和30余只雞獻祭。安龍后三日內,禁止外村人入內。家庭的安龍與之類似,只不過規模小得多。

  打醮:也稱打太平醮。村寨如遇災難,就要全村集資打醮。由法師主持,為期3至5天。在村外空曠處搭棚設壇,獻上三牲,法師念經,手舞足蹈請神降臨驅鬼。然后送神,焚燒紙剪的元寶、衣箱、房屋和象征性的錢幣,以為酬謝神靈。

  添糧:老人多病,被認為是天上給他帶到人間的糧食已經吃完。要使老人恢復健康,必須請法師為老人添糧。用一只公雞、2斤豬肉供神。讓嫁出去的女子帶回一筒米和兩根線。法師用米作法,用紙蒙住米筒口,再用線捆住,放在神龕上。第4日早上,打開竹筒,倒出其中的米煮給病人吃。親戚拜望時,也帶些米來,意為添糧。

  仫佬族過去的禁忌也很多:大年初一不能掃地,認為掃地會把錢財掃出家。也不能洗衣服,認為洗衣服會把福氣洗掉。不能劈柴,認為劈柴會把財神嚇跑。二月初一不進地。六月初一不做工。播種忌火日,并在三天內不得剃頭、洗發。下玉米種的最初9粒時要停止呼吸,不許講話。外出經商忌諱煮飯不熟和打破碗碟等等。新中國建立后,仫佬族的信仰習俗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迷信色彩逐漸淡化,健康有益的成分則延續下來。

  仫佬族有著多姿多彩的民間游戲和體育活動,它們曾經極大地豐富過仫佬族人民的生活。舞草龍:草龍用稻草編成,飾以彩紙。春節期間,仫佬族有挨家挨戶舞草龍拜年的習俗。象步虎掌:農閑時,在地上劃一條線,參賽的人站在兩邊,雙雙以掌相對,待裁判發出號令,雙方即可移步用力,目的是將對放推離原位,或是故意松弛,使對方身體前傾,腳掌超越界線。這種活動可以鍛煉人的臂力、腳力和耐力。鳳凰護蛋:是仫佬族兒童游戲。在地上畫一個圓圈,表示鳳凰窩,放三、五塊石頭,表示鳳凰蛋。一小孩扮母鳳凰在圈內左腳著地呈俯臥狀以護蛋。三、五小孩扮作天兵天將來奪蛋。勝負以能否在規定的時間內奪完蛋來定。其中,奪蛋的小孩不能觸及“母鳳凰”的右腿,觸及即被淘汰。這種游戲可以訓練孩子的靈活性,培養機智、勇敢的性格。搶花炮:是仫佬族與壯族共同的娛樂活動。于每年的農歷六月二十四舉行。用土炮將花環射向天空,參賽者爭搶從天而降的花環,以得花環多者為勝。每屆花炮節只放五炮,每炮只有一個花環。群龍爭珠:在水中投放一定數量的水果,參賽者潛入水中撈水果,以多者取勝。

  仫佬族有著豐富多彩的文學藝術。由于仫佬族沒有文字,只有語言,這就決定了仫佬族歷史上留下來的文學主要是民間文學,諸如神話、傳說、詩歌、故事、戲曲等。仫佬族的神話形態豐富,包括創世神話與英雄神話。創世神話有講述天地起源的神話,如《天是怎樣升高起來的》,洪水泛濫與人類再生神話,如《伏曦兄妹的傳說》,民族風俗形成神話,如《依飯節》等;英雄神話有《稼》、《懇王山》等。民歌在仫佬族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過去幾乎家家有歌本,村村有老歌手,他們把教青年人唱歌當作自己的義務。唱歌活動多在“走坡”和喜慶節日期間舉行。走坡是青年男女的一種社交活動,是談情說愛的方式。按照傳統習慣,男女青年在郊外相逢時,不論相識與否,均可邀請對唱。拒絕別人的邀請,被認為是不禮貌。歌的種類有:“隨口答”,歌詞由唱者即興創作,沒有一定歌本,具有豐富的想象和比擬,包括情歌、勞動歌、苦歌、儀式歌、風俗歌等。“古條”,是故事式歌謠,內容為民間流行的歷史故事、神話、傳說等。“爛口風”,是一種譏諷性的歌謠,內容不拘,隨唱隨編。唱歌多用漢語唱,都是對唱的形式。走坡時以唱“隨口答”為主,間或也唱“爛口風”。喜慶場合多唱“古條”歌,唱者多數是中年人。20世紀后期,山歌中增加了新的內容。也流行唱革命歌曲。仫佬族民間戲劇最流行的是“彩調”。彩調是流行于廣西北部桂林、柳州一帶的漢語地方戲曲。約在1880年前后傳入仫佬人聚居的羅城等地。仫佬山寨有不少業余彩調班子,四把鄉大梧村在1940年前后就有兩個小班子,過去吉門修建的一個彩調石頭舞臺,至今猶存。每年春節期間,為仫佬山鄉演出彩調的高潮時期。

發展現狀

  1950年,仫佬族地區獲得解放,進行了清匪、反霸斗爭。1952年初,進行了土地改革,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農業合作化。1958年9月,仫佬族地區實現了人民公社化。1984年,經國務院批準,成立羅城仫佬族自治縣,這是仫佬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羅城仫佬族自治縣的建立,是中國共產黨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具體體現。半個多世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仫佬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艱苦奮斗,使仫佬族山鄉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作為一個長期以農業為社會經濟發展支柱的民族,仫佬族地區半個世紀的發展首先表現在農業方面,而仫佬族地區農業的快速發展則主要是在改革開放以后。1980年中央再次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文件,在中國農村全面鋪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仫佬族地區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1982年春,羅城仫佬族自治縣全面完成了“雙包”責任制工作。仫佬族人民真正擁有了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告別了過去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勇于向承包耕地投資、投勞、開展集約經營,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1983年羅城仫佬族自治縣糧食總產量達10277.29萬公斤,創歷史最高記錄,為1952年的2.14倍,比1978年增長34.38%;農業總產值達535334萬元,為1952年的2.08倍,比1978年增長了50.20%。進入新世紀后,由于當地政府大力推行“農業穩縣”的政策和措施,以市場為導向,以農業產業化建設為重點,以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為主要任務,采用“公司+基地+農戶”新型經營模式,大力發展糖蔗、野生毛葡萄、種草養牛“三大”產業和烤煙、桑蠶、木薯“三小”產業,有效地推進了農業產業化發展,使農業生產獲得突破性的進展, 2006年全縣實現農林牧漁業總產值10.24億元,增長13.8%。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財政增長的“三贏”目標得到實現。

  新中國建立前,仫佬族人民聚居區域的工業建設幾乎為一片空白。這些地區雖然蘊含豐富的煤炭和金屬礦物資源,但由于缺乏電力、交通運輸等工業基礎設施的支撐,仫佬族地區的工業發展長期以來停留在手工業階段,僅僅只能進行一些農機具的手工修理、制造和礦產資源的簡單挖掘。新中國建立前,羅城仫佬族自治縣手工行業計有燒陶、土布編織、熬、制酒、農具等30多種,各地的手工業多為個體經營,靠手工操作,沿襲原始工藝,完全不能滿足當地人民生產和生活的基本需要。新中國建立后,為發展廣西羅城仫佬族聚居地的經濟,政府開始逐年增加工業投資,并同時進行工業所有制和經營體制的改革。到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時,基本建立起了門類比較齊全的縣級工業體系。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羅城縣貫徹“調整、改革、充實、提高”的方針,將全縣的工業企業的經營管理轉移到以提高經濟效益、扭虧增盈為中心的道路上來,全面推行以經濟承包制、勞動合同制、按勞取酬為核心的企業管理體制,健全以崗位責任制為中心的各種規章制度,培養企業經營管理人才,提高管理水平,使該縣的工業建設重新步入規范、高速發展的軌道,生產經營出現良好形勢。到1985年,第六個五年計劃完成時,羅城仫佬族自治縣全縣工業總產值1189萬元,占社會總產值的11.85%。20世紀90年代,我國國民經濟建設全面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為了抓這一歷史性的機遇,真正改變仫佬族人民聚居區單一的傳統的山區農業發展的格局,各級政府和企業緊緊抓住國家西部大開發和新階段扶貧攻堅的大好機遇,建立起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為主,以礦資源產品采掘和加工工業為輔,重點發展蔗糖和野生毛葡萄酒兩大優勢特色產業的新型工業發展構架。到2006年,羅城仫佬族自治縣工業經濟總量大幅度增長,全年工業總產值達到10.02億元。仫佬族地區的一大批開發型的企業,如農產品深加工、礦產品開發、水力發電等脫穎而出,使工業結構逐步由過去的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一些龍頭企業經濟實力明顯增強,形成一些極富特色的工業品牌。

  仫佬族人民聚居區多為大山、峽谷和平壩。長期以來旱澇災害頻繁。嚴重地制約了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群眾生活一直處于貧困狀態。新中國成立后,在國家的重視和引導下,當地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開始大興水利建設,修建防洪、排澇和蓄水、引水便民工程。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羅城縣已先后建立八個小水電站,年發電量800萬千瓦。建起34座水庫,總有效庫容5553萬m3,水庫總設計灌溉面積為7.13萬畝。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仫佬族人民聚居區域的水利建設得到更大的發展。1986年以來,羅城建成兩個較大的防洪排澇工程,改建臨時引水壩為永久引水壩24座。大力興建人畜飲水工程,建成人飲工程83處,地頭水柜4029個,基本上解決了當地人民飲水難的問題。積極招商引資,大力開發自治縣水能資源,成功引進2.5億元資金興建寶壇電站。并還有若干意向引進水利項目正在實施之中。

  羅城仫佬族自治縣地處桂北九萬大山中心南麓,過去這個特殊的地理位置帶來的交通閉塞一直是制約當地經濟發展的瓶頸。當時仫佬族地區沒有公路、鐵路,運輸全靠肩挑、背扛和馬馱。經過幾十年的大力建設,仫佬山鄉的交通運輸業得到長足發展。鐵路鋪進了當地山區。從柳州——貴陽鐵路干線上的宜山縣三岔車站,修建了一條全長65公里的支線,經過仫佬族人民聚居的東門和四把,直達羅城自治縣,使仫佬族地區盛產的煤炭等物資及時地大批外運,也可以將當地人們急需的生產、生活所必需的各種物資迅速地運進去。當地人們高興地將這條“岔羅支線”稱為“仫佬山鄉幸福路”。2005年,仫佬族地區實現了村村通公路。羅城仫佬族自治縣在推進新農村建設中,大力推進路網建設,并以鄉村道路建設為突破口,先后完成11個鄉鎮的60多個行政村的村級道路建設,建立起了縣、鄉、村三級交通網絡。另外,還對原有公路進行改造和擴建,建成了第一條連接中心城市柳州的高等級公路——羅城至宜州二級公路,并建成四把至下里、東門至黃金、東門至龍岸的二級公路。動工興建了羅城至柳城、羅城至環江、羅城至融水等4條通往縣外的高標準等級公路,全縣道路交通覆蓋率達到90%以上。總之,交通“瓶頸”難題得到了解決,“仫佬山鄉”豐富的資源逐漸得以開發利用。

  據典籍記載,羅城縣在百年前一直處于“僻處偏隔,向無驛站”的狀態。到清光緒三十四(1908年),天河縣府在武陽(今羅城縣東門鎮)才開始設立當地的第一個郵政代辦所。但此后,當地的郵政、電信建設一直處于低水平狀態。據民國24年《羅城縣志》載:“遇有緊要事件須拍電報時,需專人持往宜山電報局拍發,貽誤很多。”仫佬族人民郵政、電信建設事業的真正發展是在新中國建立以后。1953年,羅城縣設郵政營業處一個,七個代辦所,1954年成立羅城縣郵電局。1996年郵電局下設一個分局、八個郵電所和四個交接點。1999年9月,電信、郵政分營,郵政局外另成立電信局,1999年有13個交接點。2003年設立廣西壯族自治區電信有限公司羅城縣分公司,次年累計建立45個交接點。幾十年來,仫佬族人民的郵政、電信事業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郵政、電信機構從簡陋到齊全,設備從無到有,手段從人工到全自動化,服務范圍從近距離到全方位,無論是質和量都有了新的飛躍。1956年羅城縣城內電話用戶只有42戶,農話用戶只有186戶;2004年城內電話用戶用戶發展到21481戶,其中小靈通用戶7388戶。到2004年農話用戶達20404戶,全縣125個行政村實現了村村通電話。

  在旅游方面,羅城縣以仫佬族特有的歷史、文化、民俗風情為品牌,以美麗如畫的自然風光和“中國野生毛葡萄之鄉”生態農業觀光為支點,充分利用本縣與桂林、柳州、融水、貴州等省市縣旅游帶交匯的特點,形成特色鮮明而有得天獨厚的旅游格局,吸引眾多游客觀光、旅游、考察。

  新中國成立前,仫佬族地區群眾文化事業極其落后,相關的機構極少。20世紀50年代,羅城、天河兩縣在縣圖書館原址上各建1個文化館。 1953年4月,天河縣撤消,并入羅城縣,兩縣文化館合并,成立羅城縣文化館。1979年至1990年,全縣14個鄉(鎮)都先后恢復、建立了文化站。文化館、站在開展群眾文化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圍繞節日舉辦仫佬劇、彩調劇等文藝演出以及山歌會、斗雞會、征聯比賽、書畫比賽等活動,還多次舉辦戲曲、表演、導演等文藝創作等學習班和各種展覽。文化館、站的各種群眾文化工作,宣傳了黨的方針政策,豐富了群眾的文化生活。仫佬族地區的文物挖掘和管理工作在新中國建立后是從無到有并逐漸發展。羅城縣于1985年建立文物管理所,設立專職的文物工作者。文物工作者與鄉鎮文化站工作人員相配合,對全縣的文物及文物景點進行普查,至2003年元月,共普查出文物點115處。在此基礎上,對查出的文物逐步實施保護。羅城縣還于2004年建成了仫佬族博物館,博物館分設歷史文物展廳、民族民俗文物展廳、革命文物展廳及仫佬族農家場景等。展出民俗民族文物502件、歷史文物470件、革命文物70件。博物館的建立,讓仫佬族的光彩奪目的傳統歷史文化得以很好保存并展示給世人。

  新中國建立前,整個仫佬族地區教育事業停滯不前,羅城縣僅有2所中學和3所小學(完小),只有很少的兒童能夠上學,文盲很多。例如新中國建立前的四把(后來的四把公社)村民中幾乎沒有一個人識字。新中國建立后,黨和人民政府十分注重發展仫佬族地區的教育事業。從1950年開始,先后將羅城縣102所農村民辦小學改為公辦小學,并增設一批學校,到1952年底,全縣小學達到231所,300多個小學教學點,3所中學,在校中小學生超過兩萬多人。1976年“文革”結束后,仫佬族地區的教育事業經過一系列的調整、整頓,迅速得到了恢復。1977年恢復考試升學制度,同時國家根據仫佬族學生文化程度的實際水平,對仫佬族學生實行優先錄取、適當降分錄取的照顧政策,使更多的仫佬族學生得到了中、高等教育的機會。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仫佬族地區的教育事業步人了改革與蓬勃發展的新時期。至2005年,羅城仫佬族自治縣境內有完全小學144所,教學點108個,初中16所,高級中學2所,教師進修學校和職業中學各1所,在校學生小學26126人,初中14462人,高中4209人,2004年順利通過了自治區“普九”驗收。小學升初中比率達到100%。該縣現代技術教育已形成一定規模,131所學校建立了衛星電視教學收視點,20所中小學建立了微機網絡教室,鄉鎮中心小學以上的學校開通了寬帶網。過去仫佬族幾乎沒有大學生,如今,不僅每年都有數十名中學畢業生和在職干部踏進高等學府的大門,而且還培養了本民族的研究生、留學生、工程師、大學教師。有全家十個兄弟姐妹全上大學的“狀元之家”。羅城的成人文化科技教育比較普及,全縣13個鄉鎮141個行政村(社區)均建立了農民文化科技培訓中心,在仫佬族山鄉新農村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羅城的醫療衛生事業也獲得了很大發展。新中國建立以前,仫佬族居住的邊遠山區醫療衛生狀況極差,根本沒有正規的醫療設施,在仫佬族居住的廣西羅城縣的前身天河縣和羅城縣,民國初期只各設一個醫務所。民國后期,兩縣始辦衛生院,但醫務人員極少,技術低下,設備簡陋,藥物奇缺。民間有少數中草藥醫生用比較原始的方法為人治病,更有一些巫醫行騙江湖,視人民的生命為兒戲,時有貽誤治療和誤醫的慘劇發生。廣大城鄉缺醫少藥,各種傳染病時有發生,有時甚至常年流行,不得遏制,遭瘟疫死亡者不計其數。新中國建立初期,于1953年成立衛生科,1960年改設衛生局。羅城縣人民醫院是1959年在羅城衛生院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一所規模較大、設備基本齊全的醫院。該院于2000年獲得二級甲等醫院稱號,2004年,該醫院置有德國西門子(歡悅)全身螺旋CT機、德國(雅培)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國產(東軟)500毫安數字遙控X光機、美國(GE)B超機、日本電子胃鏡、國產血液透析機和體外振波碎石機等一大批現代化大中型高、精、尖醫療設備,極大地提高了全縣疾病診治水平。羅城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中醫藥,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也得到逐步發展。醫療機構由小到大,1984年建立縣中醫院。2001年中醫院通過“二甲”的評審認定。黨和政府歷來十分關注農村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1952年,羅城縣9個區均建立衛生所,至2004年,全縣共設鄉鎮衛生院12所,其中2所衛生院達到一級甲等衛生院,其余10所均為合格衛生院。村級衛生所也從無到有,并逐漸普及和提高。1997年至1998年,全縣13個鄉鎮先后建立138個村衛生所。1999年,自治區投資2.5萬元新建了3個獨立的村級衛生所,均按“三室分開”(即就診室、治療室、藥房三室分開)的甲級衛生所標準建設。至2005年,全縣有各類醫療機構80個,比1984年自治縣成立時增長了57.5%;醫療條件的改善,有效地提高了羅城縣人民的健康水平。過去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烈性傳染性鼠疫、天花早已絕跡,血吸蟲病、絲蟲病也基本消滅,地方性甲狀腺腫瘤和地方性氟中毒已經被控制,曾經令人異常恐慌的麻風病也被控制。2003年全國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2004年發生的甲型副傷寒疫情在羅城都得到有效控制。此外羅城縣的合作醫療建設、農村衛生、婦幼保健、愛國衛生、醫藥執法監督、紅十字會、醫教科研等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突出成績,為確保了人民身體健和生命安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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