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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白族總人口有1858063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云南、貴州、湖南等省,其中以云南省的白族人口最多,四川省、重慶市等地也有分布。

  白族自稱“白子”、“白尼”、“白伙”,,統稱為“白人”。他稱有民家、那馬、勒墨、勒布等60多種。過去漢族稱之為“民家”,以與“軍家”相別,元、明史籍稱之為“白人”或“僰人”,納西語稱之為“勒布”、“那馬”,傈僳語稱之為“勒墨”,藏語稱之為“勒波”,彝語稱之為“婁哺”、“洛本”、“羅基頗”,貴州一帶的白族有“七姓民”、“九姓族”、“羅苴”、“龍江人”、“南京人”等不同稱呼。新中國成立后,1956年11月,根據廣大白族人民的意愿,正式確定以“白族”作為統一族稱。

  白族分布地區處在云貴高原。西部有瀾滄江、怒江縱貫南北,構成縱深的河谷地帶,林木繁茂,景色秀麗;東部有金沙江橫貫東西,地勢開闊,宜于禾稼。金沙江西南的洱海之濱,氣候溫和,土壤肥沃,莊稼一年兩熟,主產大米、小麥、豆類、玉米、棉花、油菜、甘蔗、煙葉等,號稱糧棉之區。地下蘊藏著豐富的煤、鐵、銅、鋁和各類稀有金屬。

  白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也有人認為語支未定,并有不少學者主張應該單獨劃為白語支。白語按地域范圍分成南、中、北三大方言片區,南部方言和中部方言比較接近,與北部方言差別較大,但能互相通話,使用南部方言的人較多。白語有22~29個輔音。有大量漢語借詞,新詞術語都直接借用漢語,是藏緬語族中漢語借詞較多的一種語言。詞匯近60%為漢語借詞,多數人通曉漢語。

  白族在唐代曾參照漢字創制了方塊白文。歷史上,白族用白文記述歷史,創作文學,留下了一定數量的白文古籍,大致有如下幾類:白文經卷、白文殘瓦、白文史書、白文碑刻、白文祭文、白文唱本和白文對聯等。1958年,徐琳、趙衍蓀等語文專家擬定了以拉丁型26個字母為形式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1982年對原方案進行了修訂,簡稱“新白文”。新白文聲母27個,韻母37個。修訂后的白族文字能夠科學、準確地書寫大理州境內白語兩大方言區內百萬白族成員的口語。

歷史沿革

  白族屬于氐羌系統的一支,其族源是多元的。白族的一個重要來源是世代居住于洱海地區的土著居民――洱海人和昆明人。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載:“其外西自同師(今保山)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嶲、昆明,皆編發,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皆氐類也。”嶲即嶲唐,楪榆即葉榆,即洱海地區,可知秦漢時期洱海地區的居民是昆明人,處于尚未定居的游牧社會。白族的另外一個重要來源屬于先秦時期氐羌系統南下族群中的一支,其遠祖可追溯至秦漢時期的僰人。公元前3世紀,僰人之名始見諸記載,秦相呂不韋主編的《呂氏春秋?恃君覽》說:“氐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 秦漢以前僰人的分布地區,北有僰侯國,南有包括滇國在內的靡莫之屬數十小國,包括了北邊的僰道縣(今四川宜賓)和南邊的滇國(今滇池周圍)等廣大區域。滇國的主體族是僰人,亦稱為“滇僰”。漢晉時期,滇池地區仍為僰人所居,并逐漸向洱海地區遷徙。而蜀中迭經戰亂,蜀人(包括蜀族和其他民族)四散,引起了民族的遷徙。其融合到滇池地區即滇僰的稱“叟”,叟人逐漸占據了原來僰人的分布區域。東漢末年,其他部族逐漸遷入洱海地區。晉代洱海區域出現了“上方夷”和“下方夷”,洱海區域居民成分及分布有了很大變化。“上方夷”是居住在洱海北部的昆明人,“下方夷”是居住在洱海南部的哀牢、僰人、漢姓等。唐代初期出現了烏蠻、白蠻,它包括了洱海區域哀牢、昆明、西洱河蠻(又稱河蠻)、云南蠻、僰人等眾多部族。漢唐間,大姓爨氏興起于南中,爨氏又分為西爨白蠻與東爨烏蠻兩部分,南詔閣羅鳳時期,徙二十余萬戶西爨白蠻于洱海地區;在明代碑刻中仍可見到,寸、王、趙、楊四姓都認為在南詔以前他們的原籍在滇池地區,原籍“西爨故地”。由此可見,洱海地區的白族人民與西爨白蠻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到公元8世紀,南詔統一洱海區域進而建立起包有云南全部的強大政權,加速了白族共同體的形成。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南詔酋龍卒,子法(隆舜)立,自號“大封人”。“大封人”這個專用名稱的出現,標志著白族的形成。從以上可以看到,從秦漢洱海人(西洱河蠻)、昆明人——東漢僰人——晉代上方夷、下方夷——唐代白蠻、封人、白人——白族,白族的族源是多元的,主要是以土著居民洱海人(西洱河蠻)、昆明人為主體,融合了僰人、哀牢人、西爨白蠻等成分,甚至融合了一部分漢族,最終于公元8世紀形成為白族。

  白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從考古發掘的“蒼洱遺址”來看,“其本質導于華北之仰韶、龍山文化”,是一種“地方色彩甚重”的區域性文化。尤其是遺址中所出土的雙孔半月形石刀充分說明了蒼洱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聯系與區別。這種雙孔半月形石刀形式與內地相近,內地石刀的刃大部分開在凹面(即“弓弦”),洱海區域的石刀的刃則開在凸面(即“弓背”)。這時期,還在臺地上發現了半穴居房屋等居住遺跡,說明最晚在新石器時期,洱海區域已有人類居住,他們傍溪流而居,經濟活動雖然仍較原始,但已經出現了紡織和漁獵活動,當時可能還出現了原始農業的形態。賓川白羊村遺址(公元前1820±85年)表明糧食作物是當時重要的食物來源;大量的獸骨和角器反映當時狩獵和紡織均占一定地位。劍川海門口遺址(公元前1150±90年)標志著白族先民步入一個嶄新的青銅器時代。祥云大波那遺址(公元前465±75年)表明當時已處于比較定居的農業社會。在稍后發現的祥云檢村遺址(年代為上限戰國中期,下限西漢早期)還出土了兩件鐵器,為數雖很少,但說明此時鐵器已開始出現,鐵器的出現較之青銅器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隨著洱海區域進入青銅時代,中原商王朝勢力所及范圍已到達今川滇一帶地區,白族先民開始大規模地和中原發生經濟文化交往,從此開辟了白族文明史的一個新紀元。

  春秋時期,西南夷地區和秦國、楚國都有聯系,戰國時期,和楚國的聯系更為密切,甚至有“莊蹻王滇”的說法,楚韻遺風仍可見于今天的白族生活中;而漢文化的影響則貫穿于白族發展的始末。

  秦代,中央王朝開始在西南夷地區設立郡縣,洱海地區同祖國內地關系日益密切。秦以前,西南夷包括七個大的部族區域,其中滇分布于滇池區域,昆明分布于洱海區域,西僰分布在川南、滇東北一帶。各部族自成區域,又相互聯系。秦統一全國后,著手開發西南夷,首先表現為通道,即修筑“五尺道”。 該道從今四川宜賓出發,經滇東北而入滇池地區,是官方修筑入滇的第一條道路,它連通了僰青衣道、僰道,為云南與中原的交通聯系打下了基礎。其次設郡,就是具體實施推行于全國的郡縣制度。最后置吏,即對西南夷地區委官進行統治。盡管秦對西南夷的經營是短暫而不深入的,但卻有極為重要和深遠的意義,它標志著云南從秦代開始,就已經成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秦代是中央王朝對云南正式統治的開始。

  漢代,漢武開邊,但在洱海地區遭到了昆明蠻的阻撓。公元前109年,西漢在此設立了葉榆、云南、比蘇、嶲唐等縣,屬益州郡管轄。公元67年,東漢在此設置“益州西部都尉”,管理哀牢地區和洱海區域。公元69年,單獨設置永昌郡,洱海區域分屬云南、邪龍、葉榆、比蘇、博南等5縣。蜀漢時,諸葛亮征服南中,設庲降都督,下轄南中7郡,洱海地區設置的縣并未改變,但分屬云南郡和永昌郡。兩晉南北朝時期,洱海地區的郡縣管理時分時合,旋置旋改,但基本上因襲了兩漢的縣制。中原王朝開設郡縣、移民實邊等一系列的措施,既加強了對當地的治理,又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鐵器,促進了洱海地區經濟的發展。東漢時期,洱海地區的農業生產技術有了根本性提高,從中原引入了水稻種植技術和牛耕技術。

  隋代,設立南寧州總管府對云南實行了短暫的統治,爨氏大姓世據南中。

  唐代前期,對云南地區實行羈縻統治政策,洱海地區歸姚州都督府管轄,下設髳州、宗州、匡州、曾州、尹州、蒙舍州、陽瓜州、浪穹州等20多州。公元7世紀,唐朝和爨氏為爭奪對滇池地區的控制權,矛盾趨于激化。同時唐朝還面臨來自吐蕃的威脅。此時,六詔興起于洱海地區,位于六詔之南的蒙舍詔在唐王朝扶持下統一了洱海地區,建立了南詔地方政權。

  南詔國時期,洱海地區得到快速發展。南詔國是烏蠻與白蠻建立的地方性政權,即彝族先民和白族先民共同建立的奴隸制政權。此時云南的部族分布狀況是:以滇池為中心的地域是爨地,以洱海為中心的地域則主要分布著烏蠻(“六詔皆烏蠻”)和白蠻(主要分布于洱海周圍)。六詔之一的“蒙舍詔”興起于蒙化(今云南巍山)后,在唐朝支持下占領了經濟發達的白蠻地區,并滅五詔,統一了洱海區域。隨著南詔勢力的壯大,南詔國與唐王朝對滇池地區的爭奪日益尖銳,南詔數次進犯成都,并與吐蕃約為兄弟之國,南詔逐漸成為唐王朝在西南地區的重大威脅,加速了唐帝國的瓦解。南詔國的政治區劃包括十賧、七節度、二都督,洱海區域即為十賧之地,是南詔國的統治中心。洱海以北的廣大地區則屬劍川節度使管轄。南詔國王室成員是烏蠻貴族,而其統治基礎,包括統治階級中的大批高官顯貴如清平官、大軍將、軍將等,則是在經濟、文化各方面都較發達的白蠻。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南詔酋龍卒,子法(隆舜)立,自號“大封人”。

  南詔政權建立后約250年間,同唐保持著密切的臣屬關系,使節往來不絕。但由于南詔統治者對內進行殘酷壓迫,連續地對外發動掠奪戰爭,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不斷引起奴隸暴動和起義,到902年崩潰。937年,以白族段氏為主體,建立了號稱“大理國”的封建領主制政權。大理地區與中原的聯系一直很密切,“茶馬古道”和“南方絲綢之路”加強了大理地區的對外聯系,并在溝通中外聯系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大理國時期是白族發展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創造了輝煌的白族文化,大理地區步入封建領主制社會。

  南詔、大理國時期,佛教昌盛,出現了儒、釋合流的“釋儒”,大理地區被稱為“妙香古國”。南詔以后,大理地區在社會生產方面有長足發展,普遍采用“耦耕,二牛三人法”的耕作技術,這是西漢時趙過在中原推廣、曾在我國農業史上起過重大作用的深耕技術。農作物、蔬菜、水果的品種都極為豐富,分別從內地、西域、印度傳入。在畜牧業方面,養馬業最為發達,大理馬馳名唐宋兩代。冶煉技術也很有名,兵器制作技術精良,“鐸矟”和“浪穹劍”、郁刀、大理刀聞名一時。

  1253年,蒙古貴族發兵擊滅大理段氏政權。在云南設置的元初五城中,大理地區屬于合剌章。1256年,設立了大理總管府,下轄大理上萬戶府、大理下萬戶府。1258年,兀良合臺率軍從云南經廣西,直搗南宋后方的潭州(今長沙),預期與蒙哥及忽必烈三路大軍會師鄂州。由于云南的蒙古軍傷亡很大,加之要留一部分兵力鎮守云南,為了彌補兵源的不足,兀良合臺在大理白族地區大量僉發當地的少數民族人口(以白族為主),組建了一支兩萬多人的“爨僰軍”(亦稱為寸白軍),由段福率領從征。忽必烈繼承汗位以后,兀良合臺不再得到重用,于是“爨僰軍”一部分軍士輾轉回到了大理,而其中一部分軍士則流落在長江兩岸,成為湘西、鄂西白族的來源。1274年改設行省制度后,大理地區分屬大理路、鶴慶路,并以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領之。

  明代,衛所屯田,改土歸流。1382年,藍玉、沐英攻克大理地區,設立三司,廣泛推行衛所制度,對白族地區產生了深遠影響。明代,大理地區分屬大理、蒙化、鶴慶等府,并在軍事上設置了大理、洱海、大羅、蒙化四衛以及永平、鶴慶二御,共轄30個千戶所,是衛所集中分布的一個重要統治區域,充分體現了大理地區的重要性。伴隨封建統治在大理地區的日益深入,漢文化的傳播通過漢族移民和儒學教育等途徑,深刻地影響到白族文化。據萬歷云南通志、萬歷趙州志等方志記載,明初白族地區已是“郡中之民少工商而多士類,悅習經史,隆重師友,開科之年,舉子恒勝他郡”,“庠序星布,教化風行,至于遐陬僻壤,莫不有學”。表明漢文化對白族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冠婚喪祭、宮室建筑、生產生活等產生了全面、深刻的影響,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方面體現最為典型,興起了白族知識分子士紳群體。在社會生產方面,已經廣泛使用水車灌溉。祥云的“地龍”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地下水和山阱流水灌溉農田,使得干旱的荒地變成了大片農田,時人謂之“云南(指云南縣,今云南祥云)熟,大理足”。

  清代,多依明代舊制而時有改易。大理地區分屬大理府、蒙化直隸廳以及麗江府之鶴慶州、劍川州。清代繼續因襲明代的“改土歸流”政策,但在邊遠地區委任了一批土官和土司,通過他們對邊遠地區各族人民進行統治。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夕,部分邊遠山區的白族人民還受著封建領主的殘酷壓迫和剝削。1797年,大理、趙州、鄧川等10余縣因“鹽案”事件引起大起義,有白、彝、回、漢等各族參加,沉重打擊了反動統治者。清咸豐六年(1856年)9月,大理爆發了以回族為主體、杜文秀領導的各族人民反清大起義,廣大白族人民踴躍參加義軍,堅持抗清斗爭達18年之久,給予腐敗的清政府以沉重打擊。

  1842年以后,帝國主義利用船堅炮利打開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他們同中國腐朽的封建統治者勾結起來,一步一步把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

  近代以來,白族地區的商業資本開始得到發展。先后出現了“福春恒”、“興盛和”、“云豐祥”、“洪盛祥”等大商行,分為鶴慶、喜洲、騰沖等商幫,他們由印度、緬甸、越南等地運進美、英、法等國的洋紗、洋布及各種洋貨;從國內搜運黃金、白銀、石磺、黃絲、豬鬃及其他農副產品。他們在為帝國主義推銷商品和收購原料的活動中發展起來,又帶有濃厚的買辦性。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進一步深入白族地區后,壟斷了白族地區進出口的主要物資,控制了市場和物價,不僅窒息了白族商業資本的發展,同時使許多中小商戶紛紛倒閉,加深了白族人民的苦難。白族人民和祖國各族人民一樣,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開始了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為了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白族人民曾經舉行過多次英勇頑強的起義斗爭。在李文學起義、杜文秀起義、鎮南關大捷中,白族人民與彝、回、漢等各族人民并肩戰斗,表現了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志。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遍及全國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給白族地區以巨大影響,民主革命的新思潮迅速傳播開來,宣傳馬列主義的一些報紙刊物先后傳進白族地區。在黨的教育下,許多白族人民的優秀兒女投身革命運動。1921年第一批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張伯簡同志,曾到法國勤工儉學,1923年回國后,在上海、京漢鐵路進行革命活動,參加和組織了省港大罷工,后因積勞成疾,在廣州病逝。在20世紀20年代先后入黨的還有徐克家、王德三、趙瓊仙(女)等同志,他們曾分別參加了北伐和廣州起義,被黨派到云南領導革命工作,組織工人、農民、學生起來斗爭,后來都不幸被反動派殺害,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者的高貴品質。

  1936年4月,由任弼時、賀龍同志領導的工農紅軍第一、二方面軍,長征經過白族散居的湘鄂西地區,領導白族人民打土豪、分財產,進一步播下了革命火種。抗日戰爭時期,白族周保中將軍遠赴東北,同漢族、朝鮮族人民一道組織抗日聯軍,擔負重要領導工作,堅持敵后斗爭十余年之久,為中華民族抗日救亡的勝利立下了不朽功勛。解放戰爭時期,白族地區的各族人民在云南地下黨的領導下,于1949年4月在劍川發動武裝起義,解放了劍川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的進軍。

  新中國成立前,白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總的說來,封建地主經濟占絕對優勢;在一部分壩區特別是少數市鎮和公路交通沿線,資本主義經濟已有相當發展;在一部分山區尤其是高山分散地區,還存在封建領主以及原始公社、奴隸制殘余。

風俗習慣

  白族人民經歷長期的歷史發展,創造了自己燦爛的科學文化,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增添了光輝色彩。

  白族服飾清爽大方。男子多穿白色對襟衣,外套黑領褂。婦女服飾各有千秋,從服飾可看出年齡大小、成婚與否以及地區差異。其素雅的扎染,古樸的繡花圍腰、鞋子,花團錦簇的繡花背被、掛包很有特色。白族崇尚白色,以白色衣服為尊貴。大理一帶的男子多穿白色對襟衣,外套黑領褂。洱海東部白族男子則外套麂皮領褂,或皮質、綢緞領褂,腰系繡花兜肚,下穿藍色或黑色長褲。女子服飾各地有所不同。大理一帶多穿白上衣,紅坎肩,或是淺藍色上衣、外套黑絲絨領褂,右襯結紐處掛“三須”、“五須”銀飾,腰系繡花短圍腰,下穿藍色寬褲,足蹬繡花鞋。婦女頭飾更是異彩紛呈:大理一帶未婚女子梳獨辮且盤在花頭帕外面,再纏上花絲帶等,左側垂著一束白絳穗;婚后發辮改為挽髻,盤在頭頂,外包扎染或蠟染的藍布帕,纏素色布條。鳳羽、鄧川、洱源的姑娘喜戴“鳳凰帕”;有的地方則頭包花毛巾或只將辮子盤頭上,再纏一束紅頭繩;有的地方頭飾為“一塊瓦”;有的地方頭上用多塊頭布相疊覆蓋,最外面的一塊布上繡白族人民喜歡的圖案。頭帕外纏多種顏色的頭繩,格外美觀。婦女們都喜戴玉或銀手鐲、墜耳環。城鎮居民多穿漢族服裝,青年人愛著時裝。

  白族以稻米和小麥作主食,山區則以玉米、蕎子為主食。喜食酸辣,洱海的鯉魚、弓魚、鯽魚是人們喜食的菜肴,“砂鍋魚”是大理著名佳肴。善于腌制火腿、臘肉、香腸、油雞、螺螄醬等。愛飲糯米釀造的甜酒、大米制作的餌絲。喜飲烤茶,著名的“三道茶”是待客上品。第一道是用沱茶沖泡的苦茶;第二道是加紅糖和牛奶的甜茶;第三道是放入核桃、蜂蜜、米花的回味茶。“一苦、二甜、三回昧”的“三道茶”不僅是白族同胞待客的佳茗,它還寓含了豐富的人生哲理。乳扇是白族獨創的乳制品,色澤淡黃,狀如扇,薄如紙,味道鮮美。

  白族的建筑藝術獨具一格。高寒山區多居住單間或兩間相連的“垛木房”或“竹籬笆房”;壩區則多住土木結構的瓦房。位于蒼山腳下、洱海之濱的大理喜洲,是白族民居的精萃所在。一座端莊的白族民居主要由院墻、大門、照壁、正房、左右耳房組成。一般的建筑形式是“兩房一耳”,“三坊一照壁”,少數富戶住“四合五天井”,還有兩院相連的“六合同春 ”,樓上樓下由走廊全部貫通的“走馬轉角樓”等,現在多是一家一戶自成院落的二層樓房。充分利用當地盛產的鵝卵石來砌墻,也是白族民居建筑的一大特色。白族民居往往注重門樓、照壁建筑和門窗雕刻以及正墻的彩繪裝飾,門樓是整個建筑的精華部分。門樓建筑藝術水平的高低,可以反映其主人的經濟地位,也是一種光宗耀祖的標志。白族門樓的挑梁斗拱不僅凸現了白族建筑藝術的精華,而且深具文化內涵。門樓正中嵌掛匾額,匾額上往往書有用來表示姓氏、發揚祖風的堂號,通常選用與自家姓氏相關的成語或典故,鐫刻在匾上。如張姓“百忍堂”、“百忍遺風”;楊姓“四知堂”、“清白傳家”;董姓“三策堂”等,各姓匾額不容相混。門窗木雕,無處不閃現著劍川木匠高超的手藝。照壁是白族民居不可缺少的部分,正面書寫“紫氣東來”、“福星高照”、“虎臥雄崗”、“福”、“壽”等吉祥文字。

  “勝地標三塔,浮圖秘鬼工”,此詩贊譽的就是大理崇圣寺三塔,它和河北的趙州橋、西安的大雁塔一樣,是我國古代建筑的珍品。主塔千尋塔始建于公元836年,高69.13米,是一座方形密檐式的16級大磚塔,屬典型唐代密檐式塔。和主塔鼎立的南北兩塔建造于大理國時期,均為10層密檐式八角形磚塔,各高42.19米。三塔雖各具風格,但渾然一體,氣勢雄偉,建筑風格和著名的西安大雁塔有異曲同工之妙,是我國古代民族團結的實物見證。

  白族的雕刻藝術主要體現于石雕和木雕,石雕以劍川石鐘山石窟和大理國經幢為代表,木雕以劍川木雕最為有名。開鑿于南詔大理國年間的劍川石鐘山石窟是中國南方最具代表性的石窟之一,享有“西南敦煌”的美譽。石鐘山石窟共16窟,造像139軀,分布在以石鐘寺為中心的石鐘寺、獅子關和沙登箐三處。石鐘山石窟從各方面形象生動地再現了南詔大理國時期的社會文化生活的真實圖景、佛教人物造像、南詔的政治生活圖景、南詔大理國的宗教信仰,還是南詔政權與東南亞、南亞和西亞各地的文化交流的真實寫照。大理國經幢,又名“地藏寺經幢”。此幢記敘大理割據政權的史料,反映了鄯闡(今云南昆明)與宋朝的關系,具有較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經幢造型優美,雕刻技術精湛,具有密宗佛教造像的特點。手法有浮雕、高浮雕、半立體雕多種,其精美震驚中外,被譽為“滇中藝術極品”。

  白族木雕主要運用于宮廷廟宇、民居建筑的裝飾上,尤以劍川木雕最為出名。北京人民大會堂云南廳的堂門和木雕屏風就是出自劍川木雕之手。1996年,白族匠師歷時一年半時間,完成了《張勝溫畫卷》木雕精品,木雕總長97.6米,雕刻人物造型栩栩如生,于1997年7月香港回歸祖國之時展出,眾譽為“新時代的天南瑰寶”。木雕產品主要分為兩大類:房屋建筑(主要表現于格子堂門、格子窗等,有“喜鵲登梅”、“荷花牡丹”、“牧牛圖”、“二十四孝圖”、“鴛鴦戲水”、“獅子滾繡球”等豐富多彩的圖案)和家具(主要表現于屏風及桌、椅、凳、柜、臺等,圖案繁富,以“雙鳳朝陽”、“鳳穿牡丹”為貴,而“飛龍攬云”、“百鳥朝鳳”、“孔雀開屏”等更是藝術精品)。白族的漆器藝術造詣很高,元明兩代王朝政府所取的御用漆工,大都從云南挑選,大理國的漆器傳到明代,還一直被人視為珍貴的“宋剔”。

  與石雕、木雕密切聯系的是白族碑刻。白族碑刻歷史悠久,數量眾多,重要的碑刻有《南詔德化碑》、《段氏與三十七部會盟碑》、《元世祖平云南碑》、《詞記山花?詠蒼洱境》等,是研究白族歷史、文化、藝術的重要資料。

  白族繪畫藝術豐富多彩。《南詔中興圖傳》是白族畫家張順、王奉宗的杰作,包括畫卷和文字卷兩部分,因繪制于南詔中興二年(899年)而得名。內容主要為梵僧點化奇王細奴羅為南詔王、梵僧教化愚民、興宗王羅盛等祭鐵柱、中興王舜化貞奉祭觀音等故事,依據《巍山起因》、《鐵柱記》、《西洱河記》等南詔早期史籍繪制而成。它是南詔時期的民族藝術珍品,對于研究南詔歷史與文化具有很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

  《張勝溫畫卷》,大理國畫工張勝溫創作于大理國盛德五年(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是世界佛教圖像畫中的珍品,畫卷有明翰林學士宋濂、清乾隆皇帝及近人方國瑜、羅庸等諸多名家題跋,是云南歷史上繪畫藝術步至顛峰期的巨型精粹杰作,在中國美術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該畫卷與同時代的另一畫卷《清明上河圖》被譽為“南北雙絕”。畫卷為紙本設色、貼金,總長1636.5厘米,高30.4厘米,134開,以《護國仁王經》為主題,畫著628個面貌不同的人像,將大理國時期從王者至平民篤誠信奉佛教的盛況,以及崇佛祀佛的內容備細描錄、展現無遺。整部畫卷大氣磅礴、酣暢有序,人物眾多而疏密得當,并從藝術的角度體現了南詔、大理國的相互因襲與聯系。此外,元代大理鳳儀遍知寺的壁畫、明代劍川沙溪《興教寺壁畫》均為一時之繪畫藝術珍品。

  白族地區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商品種類很多,其中以大理石制品、木雕制品、扎染、草編制品、沱茶最為有名。

  大理石制品是白族手工藝品的一絕。大理石又名蒼石、文石、礎石,是石灰巖,一般呈白色,主要產于大理點蒼山,在我國和世界一些地區也有分布,但大理石中最為名貴的水墨石和彩花石兩類則唯有大理出產,享譽海內外。大理石的用途主要體現在建筑、裝飾、生活用品、家具等方面。

  扎染是白族又一著名的民間手工藝品,主產地在大理的周城鎮。它以白棉布為原料,用手工扎縫出各種花形圖案,再用不易褪色的植物染料多彩浸染,就會在布上呈現出藍底白花、清新素雅、變化多端的各式圖案。扎染布是白族婦女傳統的裝飾品,她們使用的頭巾、手帕和掛包大都是用扎染布做成。扎染服裝、裝飾品、生活用品是白族地區的重要出口商品。

  白族草編是白族婦女在勞動之余,用麥桿精心編織而成的各種生活用品,如草帽、草籃、草席等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手工藝品。草編制品是將麥桿經過水漂、硫磺薰白后編制而成,是白族婦女世代相傳的一項手工藝,其優點是軟、細、白、美。大理草帽歷史悠久,既是白族人民的生活用品,又是白族姑娘們鐘愛的裝飾品,在大理古城一帶,有專門的草帽一條街,產品遠銷海內外。

  沱茶既是聞名中外的飲料,又是民族特需商品,是下關茶廠獨家生產的地方傳統名茶。沱茶由喜洲永昌祥號創制,形如秤砣,選料認真,制作精細,具有造型美觀、色澤細潤、醇爽回甘的特點,且耐沖泡,既可消食止渴,又有療效,兼具紅茶和綠茶的特點、功效。沱茶尤其暢銷于藏區,藏族用沱茶伴酥油和食鹽做成酥油茶,苦澀的味道被食鹽所掩蓋,幫助消化反而更有力量,并且能保暖,適合高原氣候寒冷的生活環境,尤其受到藏族同胞的歡迎。2006年5月,十一世班禪親臨下關沱茶集團公司參觀,并欣然寫下了“世代茶緣,藏漢合歡”的題詞。

  白族家庭是一夫一妻制。同姓同宗不通婚,但例行姑舅表婚,本民族內部或與其他民族之間都可通婚。新中國成立前,各地婚姻多為父母包辦,媒人說合。家庭中兒子成婚后即分開獨立生活,男子有財產繼承權,有的地方幼子還有優先繼承權。新中國成立后,廢除了宗法封建制度,實現婚姻自由,青年男女可通過眾多的定期集會如石寶山歌會等自由戀愛。定親是白族婚俗的重要禮儀之一,屆時男方要通過媒人向女方家庭送“三色水禮”,即紅糖、茶葉、酒。婚禮熱鬧而繁瑣,一般持續三至五天。婚后,新郎新娘要回女方家拜父母,會親戚,稱為“回門”。

  白族在元代以前盛行火葬,云龍縣順蕩村至今仍保留有最完整的元明時期白族火葬墓群。元代以后,因受漢族的影響而逐漸改為土葬,儀式簡樸莊重。葬儀分為送終、守靈、出殯、安葬四個程序,各地大同小異。老人臨終前,子女要盡心盡力在身邊伺候,當老人臨終時口中要含幾粒米或少許碎銀,俗稱“接氣”。守靈期間要念經。出殯要卜吉日,親友鄰里自覺前來送葬。安葬后七日內,子女每天早上要到墳上祭奠,查看新墳是否被損壞。

  三月街是白族人民盛大的節日和街期,號稱“千年趕一街,一街趕千年。”它的起源與觀音伏羅剎的傳說有密切聯系,所以又叫觀音市。每年夏歷三月十五日開始在大理古城西門外舉行,會期七至十天。結棚為市,萬商云集,大宗交易各地土特產品、中草藥材、騾馬牲畜和日用百貨。節日期間,舉辦傳統的賽馬、賽龍舟、射弩、打秋千等民間體育比賽以及大本曲演唱、洞經古樂、民族歌舞表演,年年如是,熱鬧非凡。

  火把節是白族另一盛大節日,每年夏歷六月二十五日舉行,古稱“星回節”,它是白族人民在秋收前預祝五谷豐登、人畜興旺的活動。節日期間最為壯觀的是每個白族村寨都要在村子中央的場地上豎起一柱或數柱三四丈高的大火把,樹桿作心,外面捆扎竹片、樹枝和松明,用彩線系上火把梨、乳扇、鞭炮,插上書有“五谷豐登”、“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字樣的“升斗”,當夜幕降臨,大小火把齊明,紅光滿天,響聲震耳。晚上睡覺時,婦女和小孩要用一種搗爛的“鳳仙花根”包捂手指頭,第二天即把指甲染紅,傳說是以此紀念鄧賧詔主皮羅造的妻子柏潔慈善夫人,象征忠貞的愛情。

  繞三靈,又稱繞山靈、繞三林,是一種農閑時的賽歌盛會。白語叫“觀上覽”,意即“游逛園林”。三靈指“神都”圣源寺,“仙都”金奎寺,“佛都”崇圣寺,繞三靈主要是串游這三個寺廟。每年農歷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洱海周圍上百個村寨的男女老少,著盛裝,各村為一隊,從大理古城出發,至洱海邊的河矣村,歷時三天。每隊領頭的是兩位年長男子,他們共挾一支楊柳,高八尺許,橫一彩綢,一葫蘆。一手挾枝,一手執蚊帚,或一把扇,或一塊毛巾,一人主唱,一人拍打,后面跟著眾男女,載歌載舞,充滿狂歡情緒,被稱為“白族狂歡節”,已經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

  此外,白族還有許多節日,如過正月、朝雞山、葛根會、青姑娘節、天子廟會、接佛母、打歌會、花朝節、莊稼會、觀音會、小雞足山歌會、蝴蝶會、栽秧會、賣花會、楊梅會、繞海會、賽花船、海西海歌會、松桂騾馬會、海燈會、石寶山歌會、劍川騾馬會、將軍廟會、漁潭會、菊花會、嘗新米節、本主節等。

  白族舞蹈較多,按活動性質可分為娛樂性和祭祀性兩大類。娛樂性舞蹈有霸王鞭、八角鼓舞、龍獅舞、模擬動物舞、兵器舞等;祭祀性舞蹈有羊皮鼓舞、手巾舞、碗籮舞、耍花舞、燈盞舞、巫舞等。其中霸王鞭、八角鼓舞、龍獅舞最流行。霸王鞭、八角鼓舞多在喜慶節日和傳統節日三月街、繞三靈時舉行,男女各為雙數,男的以八角鼓(八方八角鼓,單面蒙皮,邊緣嵌著銅錢和銅鈴)或雙飛燕(竹板兩副,上系彩帶,左右手各執一副)為道具,女的以霸王鞭(長1米左右的竹棍,兩頭嵌入用鐵絲穿著的銅錢數枚,棍上扎紙花,舞時發出響聲)為道具,同臺演出。舞形變化多姿,有“一條街”、“打四門”、“五梅花”、“金雞打架”、“二龍搶寶”、“背合背”、“心合心”、“腳鉤腳”等。演員隨著霸王鞭、八角鼓在身體各部位敲擊的節奏,雙膝輕輕顫動,肩、胸、腰隨之晃動,并用白語唱各種小調,同時還有笛子或三弦伴奏,節奏鮮明,步伐整齊有力,氣氛熱烈。龍獅舞,即耍龍和舞獅,多在春節和重大節日時舉行。

  彌渡花燈。“月亮出來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哥像月亮天上走,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這是20世紀50年代廣泛流傳于全國的彌渡山歌《小河淌水》,被譽為“東方小夜曲”,它使彌渡聞名于世,也使彌渡花燈《十大姐》、《繡荷包》等享譽全國。在彌渡流傳著一句俗語:“十個彌渡人,九個會唱燈。”每年正月十五是傳統的密祉燈會。屆時密祉萬人空巷,盛況空前,至今不衰,反映了彌渡花燈的娛樂性和群眾性。

  白族器樂非常豐富,而其中樂器結構和演奏風格最為獨特的是嗩吶和三弦。白族嗩吶與漢族嗩吶構造不同,背面無音孔,正面只有七孔,采用“借音”吹奏法。嗩吶不僅用于婚喪嫁娶、喜慶節日、廟會等活動,還是傳統白劇“吹吹腔”的主要伴奏樂器,流傳至今的曲牌有“栽秧調”、“大擺隊伍”、“龍上天”、“仙家樂”、“蜜蜂過江”、“啞子哭娘”、“跌落泉”等上百首之多。三弦是最牽動白族人心的又一種樂器。白族三弦有大、中、小三種,大三弦音質渾厚,主要用于白族民間曲藝“大本曲”的伴奏;中音三弦,又稱龍頭三弦,是白族民歌的主要伴奏樂器;小三弦,長度不足二尺,演奏多用揉弦指法,善于發揮每個音符的余音和波音,音色有類于古箏而更顯得輕妙柔和。

  大理洞經古樂始于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宮廷音樂和祭祀音樂,興盛于明清兩代,在發展過程中溶入了儒、釋、道三教的祭祀音樂,而完善于道家的道場,以演奏《文昌大洞仙經》為主調,故稱為洞經音樂,它堪稱為一塊音樂的活化石。下關洞經樂社“三元會”至今尚保留有“奉圣樂”等樂章,僅下關民間音樂家李莼先生保存的“工尺譜”就達200多首。其演奏風格兼具道家音樂的飄逸、宮廷音樂的典雅、江南絲竹的柔美和儒家音樂的渾厚。

  白族民間文學包括神話、傳說、故事、民歌、敘事詩以及民間曲藝大本曲和吹吹腔等各類體裁的作品,它們構成白族文學的主體。

  白族古老的神話有開辟神話、圖騰神話、龍神話、本主神話和密教神話五類。代表作品有《開天辟地的傳說》、《氏族的來源》、《九隆神話》、《大黑天神》等。這些神話是白族先民關于天地形成、人類起源、氏族來源和各種事物的解釋。在白族古老的神話史詩《創世紀》和《人類和萬物的傳說》中,反映了白族先民混沌的宇宙觀,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因素。白族人民以美麗的自然風光、名勝古跡和重大歷史事件為素材,創造了許許多多地方風物傳說和故事,如大理有名的風、花、雪、月四景傳說等。這些傳說故事,雖描寫的是自然風光、地方名勝、歷史人物,但也反映了白族人民獨特的風俗習慣、民族心理,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代表作品有《望夫云》、《美人石》、《蝴蝶泉》、《神奇的鳥會》、《雞足山》、《繞山林》、《玉白菜》和《火燒松明樓》等。此外,白族人民還創作了大量的本主故事和機智人物故事。

  白族民間詩歌,可分為打歌、歌謠、長詩和對口山歌。“打歌”是音譯,本義為游戲、玩耍,它是同生產、生活和風俗習慣相聯系的一種比較原始的藝術形式。白族民間文學中,有一種區別于白族調的長篇詩歌體——本子曲,主要流傳于劍川、洱源一帶,著名作品有《鴻雁帶書》、《鴻雁回書》、《李四維告御狀》、《青姑娘》、《放鷂曲》、《黃氏女對經剛》等。大本曲是一種說唱文學,在民間廣為流傳,它由唱詞和說白構成,以唱詞為主,說白為輔。唱本有些是根據漢族的古典小說、歷史故事和民間故事改編的,有些是根據白族民間故事改編的。白族地區還流行一種民間戲劇——吹吹腔,劇目有200多種,多數是根據漢族古典小說、歷史故事、民間故事和白族民間故事改編的。

  與白族民間文學交相輝映的是白族文人文學。南詔時期是白族詩歌創作的一個高峰期,杰出者如尋閣勸、趙叔達、楊奇鯤、段義宗等,他們的作品雖傳世很少,但得到了中原漢族的普遍認可,被收入《全唐詩》。《南詔德化碑》不僅代表了該期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更以其獨特的歷史價值而長存于蒼洱之間。明代興起了一個白族知識分子士紳群體,著名的有李元陽、高桂枝、楊南金、楊黼、楊士云等。他們寫作了許多山水詩,但也有反映現實生活的佳作。清代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白族中涌現出不少作家和詩人,如王崧、師范、趙藩、周鐘岳、趙式銘、張子齋、馬曜、楊明、馬子華等。趙藩書法蒼勁有骨力,頗得顏魯公筆意,膾炙人口的昆明大觀樓長聯及成都武侯祠楹聯都是他的手筆,楹聯曰:“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他晚年編輯的《云南叢書》205種1402卷,集云南文獻之大成,是一部頗有價值的文學遺產。馬曜是新民主主義時期的詩人和歷史學家,著有《茈湖精舍詩初集》,并寫了許多反映民生疾苦、抨擊時政和歌頌民主運動的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白族新文學有了長足的發展,戲劇家楊明、散文作家馬子華、小說家楊蘇及詩人曉雪等,寫了不少反映云南各民族生活的作品,張文勛長期致力于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和白族文學史研究。

  本主崇拜是白族全民信奉的宗教,滲入了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等內容,并使之構成了“本主宗教”的核心。本主白語叫“武增”,是“本境福主”的簡稱,意即“我的主人”。他們是白族村社的保護神,有的一村供奉一個本主,也有幾村供奉同一本主的情況。本主崇拜是在白族原始宗教基礎上不斷吸收道教、佛教及儒家思想的觀念與神祇之后形成的民族宗教,具有典型的農耕文化和村社文化的特征和完整的禮儀體系。只要和白族村社有密切聯系的人和事物都可以成為本主,所以在本主神祇中既有原始宗教色彩濃厚的山川樹木、蟲魚鳥獸之神,也有佛道之神、儒家典范人物及民間傳說中的人物;既有王室、貴族,也有英雄、平民;既有白族人物,也有漢族和其他民族的人物。充分體現了本主崇拜兼容并蓄的特點。每位本主都有自己的節日,就是本主廟會。在白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僅是節慶、重大事件都要到本主廟去獻祭,舉凡婚喪喜慶、疾病災害、出門遠行等,也要到本主廟祭祀,以祈求本主神的保佑,充分反映了本主是村社護衛神的本質。時至今日,流傳著許多關于本主的故事,其中的本主都透露出很強的生活氣息。

  阿吒力教屬于大乘瑜珈密宗,南詔時期傳入大理地區。該教派僧人可以建立家庭,娶妻生子;輕經義而重巫咒,特別崇奉密教觀音、大黑天神。南詔至元明時期,阿吒力教在云南一直盛行不衰。與中原佛教密宗和藏傳佛教密宗相比,阿吒力教表現出明顯的個性特征。阿吒力教對白族文化的影響深遠,其中“觀音伏羅剎”的神話反映了阿吒力教傳入大理之初與當地巫教的斗爭與融合。阿吒力教在白族地區直到明代仍很流行,迄今在劍川等地仍有活動,建于明代的劍川興教寺是國內最大、保存最好的白族阿吒力寺院,興教寺所在地寺登街被列入《世界紀念性建筑遺產2002年保護名錄》。

  道教、基督教在白族群眾中也有一定影響。洞經會就是白族民間典型的道教信仰組織,崇奉老子、文昌帝君等道教神靈,幾乎每個白族村寨都組織有洞經會。大理洞經音樂被稱為“唐宋宮廷音樂的活化石”,它的曲牌樂調繁多,至今還保存著《慢整衣冠》、《翠珠簾》、《浪淘沙》、《水龍吟》、《將軍令》、《鬧元霄》等近百種,洞經樂就像大本曲和白族調一樣深受白族人民的喜愛。

  白族民間的“甲馬紙”,亦稱“甲馬”、“紙馬”,是一種木刻紙畫,是白族原始巫術禮儀尚遺民間的一種木刻作品。內容豐富多彩,其數量近千種,歸納起來有三大類:一是白族固有的“圖騰”。二是白族特有的“本主”。三是白族先民原始自然崇拜的各種偶像和白族民間信奉的各種神祗。

  約漢唐之際,白族先民開始使用一種民族歷法,它是一種陰歷,但有太陽歷的特征。習慣上通稱每年13個月,每月30天,但是并非每年都過足13個月,也不是每月都有30天,其中包含了虛月和虛日。這種古老的白族歷法在今天居住于怒江流域的白族支系――“勒墨”人中還有遺存,他們對月份的稱呼,直接以當月的物候和人們的生產活動來命名,分別稱之為太陽不動月、太陽起來月、樹枝發芽月、開始種地月、農忙月、再種也不收月、饑餓月、無力氣月、糧食始熟月、完全成熟月、狩獵月、酒醉月。二月置閏;每個月里,初二日是虛日,只有大月才有,每逢小月,過完初一之后就是初三了。以上充分反映了古老歷法對白族先民農事生產的直接指導作用。此外,白族學者楊士云的《天文歷志》、周思濂的《太和更漏中星表》、何中立的《星象表》、李滮的《籌算法》等著作中,分別探討了行星的軌跡、恒星的運動、太陽黑子的觀測、彗星的記錄等天文現象,豐富了我國古代天文學的內容。

發展現狀

  新中國成立后,白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充分實現了白族人民當家作主的愿望和權利。1956年11月22日成立了大理白族自治州,1987年11月27日成立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并在廣大白族散雜居的區域建立了38個白族鄉,2006年新成立的湖北省鶴峰縣鐵爐白族鄉充分體現了我黨對民族工作、對白族人民一如既往地關注和支持。自1956年白族實現區域自治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白族地區的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呈現出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進步、民族團結、人民安居樂業的喜人景象。今天的大理,集“全國歷史文化名城”、“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中國優秀旅游城市”、“中國最佳魅力城市”、“國家地質公園”六頂桂冠于一身,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日新月異,各項發展指標在各兄弟民族中位居前列。

  改革開放30年來,白族地區無論是在經濟建設、交通水電基礎設施建設,或是在教育文化建設等方面都獲得了長足發展,2000年白族綜合發展指數達到0.93。在白族人口聚居分布的大理地區,2006年底實現生產總值271.1億元,是建州時的173倍,年均遞增7%;財政總收入39億元,是建州時的729倍,年均遞增14.1%;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達2431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10050元,分別比1980年增長10倍和12倍,白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活質量明顯改善,逐步由消費型經濟向生產型經濟轉變。

  農業是白族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原有精耕細作的基礎上,白族人民積累了豐富的農事經驗,并逐漸走上科學種田的道路。1982年,大理選育的“滇榆一號”水稻品種,在海東鄉南村三社創造了平均畝產943.895公斤國內粳稻單產最高紀錄,被譽為“高原粳稻奇跡”。1983年,在南村四社再創平均畝產1014.04公斤世界粳稻單產最高紀錄,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農業種植結構進一步得到調整,糧經比例調整到70:30,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進一步提高。農業產業化經營步伐加快,經濟作物中蠶桑、甘蔗、亞麻、大蒜、啤飼大麥等重點產業化項目的種植面積、產量、產值均有很大增長。農業生產技術也有根本改觀,推廣良種良法配套的高產栽培技術,改變了過去僅靠傳統人力和牛耕、馬耕的落后方式,大面積的機械化耕作開始出現。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使農民擺脫了“靠天吃飯”的舊觀念,許多農民進城務工經商、開店建廠,既經營傳統的大理草帽、沱茶、大理石等商品,還將業務范圍擴展到國外。統計資料顯示,早在1990年,白族人口的非農產業就業比重是17.06%,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在各民族中居于前列,2000年這個比重提高到20.70%,增長了20.70%,年均增長率1.95%,低于全國同期的增長比率,但明顯高于其他許多民族。大理白族自治州在廣大農村廣泛推行電腦農業,對選種、育種、播種、耕作、施肥、收割等一系列過程進行電腦監控,倡導科學種田。以上這些促進了白族地區農業的快速發展,先后多次創下了全國稻、豆、麥的高產紀錄,在新農村建設的時代背景下,白族村寨煥發新的生機,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畜牧業在白族農業中占有較大的比重,隨著畜牧業服務體系建設的進一步完善、科技推廣和疫病防治等工作進一步加強,畜牧業呈現持續發展的良好勢頭,牛、馬、羊、騾、驢等牲口的圈養率和存活率均有增加,相關的畜牧產品、肉類均有較大增長,2005年,大理白族自治州的肉、奶、蛋產量分別為32.43萬噸、17.54萬噸、2.15萬噸,鄧川奶牛更以其得天獨厚的高山牧場優勢,先后推廣人工授精、顆粒凍精、細管凍精等改良技術,產奶量由改良前的838.3公斤提高到3000公斤左右,奶制品、乳制品等行銷海內外。一年一度的“三月街”其最初起源就是騾馬物資交流會,為畜牧產品交易提供了一個發展的平臺。新時代下的三月街在商品交流方面日趨豐富多樣化,其規模和影響也日益擴大,1997年,來自全國20多個省區及世界30多個國家的國際友人、商人參加了這次盛會,參加人數超過百萬,貿易總額數千萬,三月街已經發展成為中國西南地區重要的物資交流中心和白族人民對外交往的重要窗口。

  改革開放30年來,白族地區不斷完善國有企業改革的成果,堅持把加快工業發展作為經濟工作的重點來抓,加快企業技術改造步伐,開工建設了一批重點項目,呈現出產值快速增長、效益不斷提高的特點。冶金工業通過狠抓科技進步和技術改造,以資源綜合利用,產業鏈延伸和節能降耗為重點,初步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取得一大批成果。開展“高砷高硫炭質難處理金礦提金技術示范”研究,建成年產一噸黃金生產線。在六五、七五期間,白族人民在耕作、播種、脫粒、干燥、糧食加工機械等農機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大理泰興實業公司適應了國內內燃機工業發展的需要,在活塞上進行新材料、新工藝開發,形成年產120萬只、七十多個品種的“云嶺”牌活塞生產能力,有效提升了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在白族人口最為集中的大理白族自治州,2003年實現工農業總產值195.28億元,比1978年的4.99億元增長190余億元,比1952年的1.15億元增長194億余元。2005年,規模以上企業完成產值106.66億元,占全州現價工業總產值的64.6%。初步形成了以煙草、建材、機械、電力、礦冶等為主體的優勢產業群。并積極發展生物制藥、綠色食品、花卉園藝等重點產業,優質原料基地建設步伐加快,已初步形成為重要的乳制品、啤酒等原料生產基地。2005年,全州共完成固定資產投資82.87億元,同比增長30%,主要用于交通建設、農田水利建設和基礎建設和城區改造等。簽訂招商引資項目114項,協議總投資40.8億元。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白族人民積極探索“創新、產業化”的科技發展方針,走“科教興滇”、“科教興州”之路。各級部門高度重視科技研發工作,成立了專業的研究與技術開發機構,逐漸培養起一批過硬的專業技術隊伍,“兩彈一星”元勛王希季院士、“試管嬰兒之母”張麗珠教授是白族科技進步的佼佼者。科技經費投入逐年增加,1985年以前,大理白族自治州科技三項經費投入每年20萬元。“七五”(1986-1990年)期間,開始實施星火計劃,每年安排的科技三項費增加到30萬左右。“八五”期間,州級科技三項費、熱區開發專項費等共投入335.3萬元,年均67萬元。“九五”期間,共投入科技經費593.5萬元,年均近120萬元,比“八五”期間增加258萬元,增長77%。“十五”期間,州級科技經費投入2355.2萬元,省列項目投入經費2458.1萬元,省州共計4813.3萬元,年均962.7萬元。2004—2005年,州級每年投入747—700萬元,省級每年投入851—828萬元,省州投入每年突破1500萬元。科技經費的大力投入確保了科研成果、技術創新、專利申請等方面均有極大增長。扎染布固色工藝取得新突破,克服了傳統扎染布脫色、掉色的問題。高砷高硫碳質金礦黃金生產線的投入使用,開創了云南省低品位、難選冶金礦的產業化利用先河。洱海湖濱地區農村水源污染綜合控制技術試驗示范、洱海湖泊區域管理信息系統的研究與開發、利用太陽能烘干食品技術試驗等研究取得了積極成果。

  白族地區的交通狀況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大理地區是滇西的交通要道,但新中國成立以前,只有一條滇緬鐵路過境,廣大地區交通不便,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白族地區的交通狀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2004年,大理州境內公路總里程達17245公里,320、214國道干線貫穿全境,建成了四通八達的公路交通網絡。1998年建成的廣大鐵路全長206公里,是連接內地與滇西地區和我國南方東西向的一條鐵路大動脈,正在建設中的大麗鐵路將極大改善白族地區的對外聯系。1995年建成通航的大理飛機場已開通了至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成都、昆明等大城市的多條航線,白族地區初步形成航空、鐵路、公路、水運結合,城鄉連通,輻射周邊的立體交通網,促進了白族地區社會經濟快速健康的發展。

  信息化建設高速發展。白族地區初步建成了上連省級各部門、下連州內各縣市、覆蓋州級五大機關與各部門的電子政務外網系統,建成了六大信息資源庫、電子政務主站臺、電子政務交換平臺、電子政務公文交換系統、云南CA認證大理RA中心等。2005年,全州電信電話總用戶達45.71萬戶,互聯網用戶達3.02萬戶,其中寬帶用戶2.68萬戶,并實現了與全球186個國家、235個通信運營商的國際漫游,在全省率先完成電子政務網絡建設,更加密切了白族人民與國內外的聯系。在戶戶通水電、村村通電話、鄉鄉通公路基礎上,全州廣播電視綜合覆蓋率分別達到89.2%和94.3%,大理電視臺率先在全省實現硬盤數字化播出,提高了轉播質量和制作水平。

  白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6歲以上)有極大增長,統計資料顯示,1990年白族受教育年限是4.73,2000年達到7.01,增長率為48.33%,年均增長率4.02,明顯高于全國同期3.33%的平均水平,發展速度也高于漢族和全國少數民族的平均水平。從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間,白族人口的文盲率(15歲以上)從30.15下降到10.99,明顯低于全國少數民族同期14.54的文盲率,取得了極大的成績。2004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小學少數民族適齡兒童入學率達99.04%,少數民族女童入學率達99.29%,小學民族在校生144365人,占在校生總數的51.5%,初中在校生88567人,占在校生總數的53.87%,超過少數民族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民辦教育快速發展,各種民辦教育機構現已達到373個。2005年,全州高考上線率達77.55%,居云南省首位。云南省還編譯、出版了彝、白等12個民族15個文種的小學三年紀《語文》上下冊和學前雙語教材共46種,以及其他實用性語言工具書。如今,白族人民已經有了一支數量可觀、門類齊全、層次較高、包括教授、作家、醫生、科研人員、技術骨干等各種人才的高級知識專業隊伍。大理州民族中學創建于1982年,學校始終堅持“面向山區少數民族招生”的方向和“各民族一家親”的優良傳統,其中少數民族學生占總數的82.90%,先后有26個少數民族子弟在學校就讀,建設有一流的體育藝術館、多媒體教室、語音室、計算機室、NC網絡教室和攝錄編輯室。學校先后獲得 “全國德育先進校”、“全國民族教育先進集體”、“云南省民族團結進步先進集體”等殊榮。

  過去白族地區醫療技術不發達,疾病肆虐,血吸蟲病和釘螺等一度橫行。改革開放后,進一步加大了重大傳染病防治工作力度,重大傳染病防治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能力進一步提高。消滅了血吸蟲病、釘螺,結核病防治取得重大成就,完成了農村衛生改革,白族地區醫療基礎設施和科技裝備建設不斷加強,醫療衛生條件進一步改善,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體系、醫療救治中心體系初步建立,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建設進展順利。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穩步推進,2004年,彌渡、賓川兩個試點縣“參合”農民達46.6萬人,“參合”率達77.37%,共籌集資金1582.43萬元,減免農民醫藥費1034.1萬元。全州嬰兒死亡率降至19.49‰,新法接生率97.17%,住院分娩率75.07%,孕產婦死亡率降至73.35/10萬,無償獻血占臨床用血總量的比例提高到50%。2005年,全州共有89個鄉鎮衛生院、844個村衛生室,并擁有大理州人民醫院、大理州中醫院、大理州附屬醫院、大理市醫院、大理州醫學院等一批集教學、科研、臨床為一體的機構、院所。隨著醫療衛生條件的大幅度改善和提高,1990-2000年的十年間,白族人口預期壽命從66.75歲增長到69.15歲,增長率3.60%。

  文化事業欣欣向榮。成立于1981年的大理州群眾藝術館,承擔著全州群眾文化的組織、輔導、培訓和開展各種文藝活動、收集整理民族民間傳統文化資源的任務,建館20多年來,先后獲得200多個國家級、省級、州級、市級的各種獎項,2004年被文化部命名為國家一級群眾藝術館。專門建立了白劇團、歌舞團、花燈劇團、阿鵬藝術團、跳菜藝術團、吹吹腔藝術團等,強調對白族傳統文化的保護和開發、創作、宣傳。目前,大理州共有各級文化站78個、2個縣圖書館、3個文化館,建成了6個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基層站。創作了一批反映白族人民生產、生活的優秀題材,如《五朵金花》、《五朵金花的兒女們》等,著名的白族舞蹈藝術家楊麗萍,自己創作、編導、演出舞蹈,多次在國內外演出,轟動國內外,1986年,她自編自演的舞蹈《雀之靈》在第二屆全國舞蹈比賽中獲表演和編導兩個第一名。在中國首屆群眾創作歌曲大賽中,大理州組織推薦的17首歌曲全部獲獎,其中9首獲金獎,8首獲銀獎;《蝴蝶之夢》大型夢幻風情歌舞晚會榮獲“中國第五屆舞蹈荷花獎”的最佳舞臺美術金獎、最佳編導金獎以及作品銀獎和表演銀獎四項大獎。有各級文物保護單位233項,其中國家級六項。寸發標于200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民間工藝大師”稱號,他設計制作的九龍壺系列工藝品獲國家專利。加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力度,繼2005年“白族繞三靈”、“白族扎染”成功申報為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后,白族人民又在積極申報白劇(含大本曲、吹吹腔)、彌渡花燈、劍川石寶山歌會、大理三月街、白族民居彩繪等七項民族傳統文化。

  “十五”以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白族地區的新風尚。大理白族自治州堅持以改革為動力,創新體制機制,增強發展活力。認真抓了農村稅費改革,“十五”末全州取消了農業稅,農民群眾普遍受益;著力推進以村民自治為核心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進一步凝聚了民心,調動了積極性和創造性;加大農村經營體制創新的力度,一大批利益聯結緊密的各種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蓬勃發展,提高了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進一步完善了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的總體思路和政策措施,各項工作運行機制更加科學合理,農村生產力得到進一步解放和發展。

  黨和國家領導人一直非常關注白族人民和大理地區的發展。胡錦濤主席曾為大理市鳳儀吉祥一品得茶廠題詞“科技創新,以人為本”,啟功、趙樸初等名人也曾為茶廠題詞。1999年5月,江澤民總書記蒞臨大理,親筆題詞“大理三月好風光”,再次使大理三月的風光,頻添春色,更加絢麗多彩。1999年8月15日朱镕基總理視察大理。聯合國秘書長加利曾經訪問大理,郭沫若為蝴蝶泉題名,并為古城題名“大理”。

  新中國的成立,使廣大白族人民翻身當家做主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隨著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落實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廣大白族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各項事業獲得了巨大發展,新農村建設使廣大白族村寨煥發新的生機,展望未來,白族人民的明天更美好。

(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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