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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在祖國的西北,在美麗的青海湖東邊、雄偉的祈連山南面,滔滔的湟水和大通河兩岸的廣大地區,居住著一個純樸勤勞的民族——土族。土族總人口為241198人(2000年)。主要聚居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青海的民和、大通兩縣和甘肅的天祝藏族自治縣也比較集中,其余的則散居在青海的樂都、門源、都蘭、烏蘭、貴德、共和、西寧和甘肅的卓尼、永登、肅南等地。

土族聚居地區地處青藏高原東北部,全境分山區、淺山區和川水區三種地形。除青海的民和三川、同仁,甘肅的積石山、卓尼、肅南等地外,其余大都山水相連。土族聚居的北部山區,森林茂密,草山牧場廣闊;南部淺山區,河川交錯,氣候溫暖,遍布良田園林。土族最大的聚居區互助土族自治縣,總面積3376平方公里。境內山川相間,地勢北高南低,祁連山支脈達坂山氣勢磅礴,從西北到東南橫貫全境。山區土壤多系肥沃的暗栗鈣土,適宜農作物生長。

土族地區蘊藏的地下礦藏資源種類較多,現已查明的礦藏主要有赤鐵、硫鐵、銅、煤、石膏、白云石、方解石、石灰石等二十余種。

各地土族有不同的自稱和他稱。互助、大通、天祝一帶的土族自稱“蒙古爾”(蒙古人)、“察罕蒙古”(白蒙古),民和縣的多自稱“土昆”(意即土人,吐渾音轉),其他地區的自稱“土戶家”。附近藏族稱土族為“霍爾”(對藏北游牧民族的泛稱,藏文史籍曾用以指回鶻或蒙古族;另說即吐谷渾),漢、回等民族稱之“土人”、“土民”。新中國成立后,依據本民族意愿,統一稱為土族。

土族語言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基本詞匯和蒙古語相同或相近,和保安語則更為接近一些。土族語分為互助、民和、同仁三大方言區,其間有一定差別。同時,土族長期同漢、藏人民友好相處,其語言也受到了漢語、藏語的很大影響,在宗教用語上采用藏語借詞較多,在生活用語和新的名詞術語中,漢語借詞較多。土族沒有文字,使用漢字、藏文。新中國成立后,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土族人民的意愿,國家在1979年為土族人民創制了以拉丁字母為基礎、以漢語拼音字母為字母形式的土語文字。

歷史沿革

土族有著悠久的歷史。由于沒有系統的文字記載,民間傳說在各部土族中又相互歧異,族源問題至今尚無定論。歸納學術界的說法,大致有蒙古人說、吐谷渾(霍兒人)說、蒙古人與霍兒人融合說、陰山白韃靼說、沙陀突厥說、多源混合說等。

土族源于蒙古人說。土族自稱“蒙古爾”(蒙古人)或“察罕蒙古爾”(白蒙古),反映了土族族源與蒙古族的密切關系。在互助縣土族中,廣泛流傳著祖先來自蒙古人,以及成吉思汗大將格日利特(格熱臺)率部留駐索卜灘(今互助縣境內,意為蒙古灘),不久病死,其部屬留駐下來,以后與當地霍爾人通婚,逐漸繁衍而成土族的傳說。這種傳說在清代藏文文獻《佑寧寺志》中有明確記載:13世紀初,“成吉思汗之部將格日利特率領其部屬到此,現今的霍爾人約為這些人的后裔。”“格日利特嗣后,化作大力精靈,居住郭隆(佑寧寺之創建者)之山巖上,他對嘉賽活佛(佑寧寺之創建者)顯示了自身著‘索呼’(即蒙古)裝束之法相,(嘉賽)因指命(格日利特之幽靈)為那里的土神。”1604年,佑寧寺落成時,格日利特被追封為“尼達”(地方保護神),其銅像被供奉在佑寧寺,所以土族長期以來把他當作本民族的祖先來崇拜。

漢文史籍也有成吉思汗所部蒙古軍曾來西寧一帶的記載。《元史?太祖本紀》有“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三月破洮河、西寧二州”的記載。互助縣時屬西寧州治,距西寧僅四十五公里,這可與傳說相印證。此后,從元世祖到明初,史籍均有蒙古部眾留駐或遷移到西寧一帶的記載,特別是明正德時,安定衛的元宗室卜煙帖木兒所部受到攻擊,“部眾散亡,僅余者徙居西寧沙棠川威遠城東”。沙棠川、威遠堡均屬今互助土族自治縣,威遠堡即今縣府機關所在地。這說明互助土族來源中確有一部分是從明代安定衛遷來的蒙古人。

土族來源于一部分蒙古人,除了民間傳說、史籍記載外,還可以從語言方面得到證明。土族語言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詞匯約有一半以上和蒙古語喀喇沁方言相似。不但如此,在《蒙古秘史》、《華夷譯語》等著作中記載的許多13、14世紀的古蒙古語詞匯,現在還有一部分保留在土語中。

土族源于吐谷渾(霍兒人)說。至于霍兒人,原是藏族對居住在西藏北部以及西藏以北地區(一說黃河以北)游牧民族的泛稱。藏文史籍曾用以指回鶻或蒙古,近代則專指土族而言。互助縣土族地區的合爾郡、合爾屯、合爾吉、賀爾川等地,據說是因為古代居住著霍爾人而得名。合爾郡,藏語稱“合日江”,意為霍爾人居住的地區。據初步研究,土族傳說中的霍爾人很可能就是吐谷渾人。663年,吐谷渾為吐蕃所并,一部分人仍留居青海故地。從地域上看,現今土族主要聚居區在湟水沿岸,而這里曾是吐谷渾人的活動地區。現今互助和大通的土族地區有十幾個村莊,土語稱為“吐渾”,當地漢民則訛稱為“土觀”或“托紅”,均為“吐渾”的音轉。這可能是因歷史上居住過吐谷渾人而得名。互助佑寧寺名僧、一世土觀羅藏拉卜旦生于互助“吐渾”村,以后各世土觀不管出生在什么地方,都要認“吐渾”村為根子地方,都以“土觀”為號。據《新、舊唐書》、《五代史》記載,吐谷渾后改稱作“退渾”或“吐渾”,這些村莊可能因吐谷渾而得名。土族的“土”字,并非土著之意,而是民族稱呼。長期以來,漢、回等族稱土族為“土人”、“土民”,史書上也稱為“土人”,其來源于“吐谷渾”的“吐”字。吐谷渾在唐朝中期以后被稱為“退渾”、“吐渾”、“渾”,蒙古語是“人”的意思,因而到元朝時吐渾演變成“土人”了。吐谷渾“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辮發縈后,綴以珠貝,以多為貴。” 過去土族婦女也有類似的頭飾,稱為“吐渾扭達”(扭達意為頭飾),這種稱呼似乎與吐谷渾有關。綜上所述,吐谷渾亡國后,東遷的一部分逐漸融合于漢族,降服于吐蕃的后來融合于藏族,留居于涼州、祁連山一帶、浩門河流域、河湟地區的一部吐谷渾人,則成為今日土族的先民主體部分。

也有人認為霍兒即“胡兒”一詞的同音同語的另一寫法,包括匈奴、吐谷渾、契丹、蒙古等,其中尤以匈奴部落中的遫濮,即遼金時期的阻卜和蒙古是主要部分。這就把土族的族源推溯到更早的時期了。

到元末明初,漢文史籍中出現了“土人”、“土民”等記載,這時的土族已具有明顯的民族特征。據明、清時期的部分史志記載,明代土族已經形成一個穩定的人們共同體,并已有了本民族的聚居區。清初文獻《秦邊紀略》中對土族的分布有具體的記載:巴暖三川,“漢土雜居……土人皆李土司所部”;古鄯驛“東皆土人番族”;“巴州堡土人所居”;“下川口亦土人所居”;上川口“精銳土人尚以方計”;老鴉城“漢、土之所雜居”;平戎驛“土番雜居”;“西川口,土司西祁之所居也。東西二祁近轄之土民,各號稱十萬”;冰溝堡“土人所居”;莊浪衛“土司之人十萬”;莊浪衛“土、漢之所雜居”、“莊浪土司駐牧連城,土民蕃衍分布大通河內外”。上述地區包括今天青海省互助、樂都、門源、民和及甘肅天祝等地,這一帶正是今天土族的主要分布地區。盡管土族與漢、藏等民族錯居雜處,但各地土族均有穩定的小聚居區。

土族有著悠久的歷史。由于沒有系統的文字記載,民間傳說在各部土族中又相互歧異,族源問題至今尚無定論。歸納學術界的說法,大致有蒙古人說、吐谷渾(霍兒人)說、蒙古人與霍兒人融合說、陰山白韃靼說、沙陀突厥說、多源混合說等。

土族源于蒙古人說。土族自稱“蒙古爾”(蒙古人)或“察罕蒙古爾”(白蒙古),反映了土族族源與蒙古族的密切關系。在互助縣土族中,廣泛流傳著祖先來自蒙古人,以及成吉思汗大將格日利特(格熱臺)率部留駐索卜灘(今互助縣境內,意為蒙古灘),不久病死,其部屬留駐下來,以后與當地霍爾人通婚,逐漸繁衍而成土族的傳說。這種傳說在清代藏文文獻《佑寧寺志》中有明確記載:13世紀初,“成吉思汗之部將格日利特率領其部屬到此,現今的霍爾人約為這些人的后裔。”“格日利特嗣后,化作大力精靈,居住郭隆(佑寧寺之創建者)之山巖上,他對嘉賽活佛(佑寧寺之創建者)顯示了自身著‘索呼’(即蒙古)裝束之法相,(嘉賽)因指命(格日利特之幽靈)為那里的土神。”1604年,佑寧寺落成時,格日利特被追封為“尼達”(地方保護神),其銅像被供奉在佑寧寺,所以土族長期以來把他當作本民族的祖先來崇拜。

漢文史籍也有成吉思汗所部蒙古軍曾來西寧一帶的記載。《元史?太祖本紀》有“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三月破洮河、西寧二州”的記載。互助縣時屬西寧州治,距西寧僅四十五公里,這可與傳說相印證。此后,從元世祖到明初,史籍均有蒙古部眾留駐或遷移到西寧一帶的記載,特別是明正德時,安定衛的元宗室卜煙帖木兒所部受到攻擊,“部眾散亡,僅余者徙居西寧沙棠川威遠城東”。沙棠川、威遠堡均屬今互助土族自治縣,威遠堡即今縣府機關所在地。這說明互助土族來源中確有一部分是從明代安定衛遷來的蒙古人。

土族來源于一部分蒙古人,除了民間傳說、史籍記載外,還可以從語言方面得到證明。土族語言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詞匯約有一半以上和蒙古語喀喇沁方言相似。不但如此,在《蒙古秘史》、《華夷譯語》等著作中記載的許多13、14世紀的古蒙古語詞匯,現在還有一部分保留在土語中。

土族源于吐谷渾(霍兒人)說。至于霍兒人,原是藏族對居住在西藏北部以及西藏以北地區(一說黃河以北)游牧民族的泛稱。藏文史籍曾用以指回鶻或蒙古,近代則專指土族而言。互助縣土族地區的合爾郡、合爾屯、合爾吉、賀爾川等地,據說是因為古代居住著霍爾人而得名。合爾郡,藏語稱“合日江”,意為霍爾人居住的地區。據初步研究,土族傳說中的霍爾人很可能就是吐谷渾人。663年,吐谷渾為吐蕃所并,一部分人仍留居青海故地。從地域上看,現今土族主要聚居區在湟水沿岸,而這里曾是吐谷渾人的活動地區。現今互助和大通的土族地區有十幾個村莊,土語稱為“吐渾”,當地漢民則訛稱為“土觀”或“托紅”,均為“吐渾”的音轉。這可能是因歷史上居住過吐谷渾人而得名。互助佑寧寺名僧、一世土觀羅藏拉卜旦生于互助“吐渾”村,以后各世土觀不管出生在什么地方,都要認“吐渾”村為根子地方,都以“土觀”為號。據《新、舊唐書》、《五代史》記載,吐谷渾后改稱作“退渾”或“吐渾”,這些村莊可能因吐谷渾而得名。土族的“土”字,并非土著之意,而是民族稱呼。長期以來,漢、回等族稱土族為“土人”、“土民”,史書上也稱為“土人”,其來源于“吐谷渾”的“吐”字。吐谷渾在唐朝中期以后被稱為“退渾”、“吐渾”、“渾”,蒙古語是“人”的意思,因而到元朝時吐渾演變成“土人”了。吐谷渾“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辮發縈后,綴以珠貝,以多為貴。” 過去土族婦女也有類似的頭飾,稱為“吐渾扭達”(扭達意為頭飾),這種稱呼似乎與吐谷渾有關。綜上所述,吐谷渾亡國后,東遷的一部分逐漸融合于漢族,降服于吐蕃的后來融合于藏族,留居于涼州、祁連山一帶、浩門河流域、河湟地區的一部吐谷渾人,則成為今日土族的先民主體部分。

也有人認為霍兒即“胡兒”一詞的同音同語的另一寫法,包括匈奴、吐谷渾、契丹、蒙古等,其中尤以匈奴部落中的遫濮,即遼金時期的阻卜和蒙古是主要部分。這就把土族的族源推溯到更早的時期了。

到元末明初,漢文史籍中出現了“土人”、“土民”等記載,這時的土族已具有明顯的民族特征。據明、清時期的部分史志記載,明代土族已經形成一個穩定的人們共同體,并已有了本民族的聚居區。清初文獻《秦邊紀略》中對土族的分布有具體的記載:巴暖三川,“漢土雜居……土人皆李土司所部”;古鄯驛“東皆土人番族”;“巴州堡土人所居”;“下川口亦土人所居”;上川口“精銳土人尚以方計”;老鴉城“漢、土之所雜居”;平戎驛“土番雜居”;“西川口,土司西祁之所居也。東西二祁近轄之土民,各號稱十萬”;冰溝堡“土人所居”;莊浪衛“土司之人十萬”;莊浪衛“土、漢之所雜居”、“莊浪土司駐牧連城,土民蕃衍分布大通河內外”。上述地區包括今天青海省互助、樂都、門源、民和及甘肅天祝等地,這一帶正是今天土族的主要分布地區。盡管土族與漢、藏等民族錯居雜處,但各地土族均有穩定的小聚居區。

風俗習慣

土族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情和風俗習慣。由于長期與漢、藏等民族錯居雜處,在習俗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民族的影響。

土族的飲食習慣,有一個變化的歷史過程。元代以前,土族主要從事畜牧業,食物結構相對單一,以肉類、乳品為主,還食用青稞炒面。元明以后,土族逐漸轉向農業經濟,飲食則以青稞、小麥、薯類為主。一般土族家庭日常主食以青稞為主,小麥次之。土族的蔬菜較少,主要有蘿卜、白菜、蔥、蒜、萵筍等10余種。他們平日多吃酸菜,輔以肉食,愛飲奶茶,吃酥油炒面。每逢喜慶節日,土族人民必做各種花樣的油炸食品和手抓大肉(豬肉)、手抓羊肉。土族人民十分注重飲食衛生,用飯時每人都有固定的碗筷。土族喜歡飲酒,酒在土族的飲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形成特有的酒文化。歷史上,土族人家幾乎都能釀造“酩酼”,即一種低度青稞酒。現在,釀酒已經成為土族地區重要的產業之一。

土族人民有重禮儀的傳統,他們忠實守信,尤其尊敬長者,如路遇相識的老人,要下馬問候。他們淳樸好客,民間有“客來了,福來了”的說法。有客人來訪,他們首先請客人在鋪有大紅羊毛氈的炕上坐定,然后敬一杯加青鹽的濃茯茶,再端上西瓜般大小的“孔鍋饃”。招待貴客時,桌上擺一個“西買日”(即插著酥油花的炒面盒),端上木盤大的肥肉塊,上插一把五寸刀子,酒壺上系一撮白羊毛,以表示吉祥如意,土族認為這是對貴賓最尊敬的招待。喝酒時,主人先向客人敬酒三杯,叫做“上馬三杯酒”。不能喝酒的人,用中指蘸三滴,對空彈三下即可免喝。飲酒時,土族有邊飲邊歌的習慣,以暢飲酣醉為快。土族人招待客人用我國西北盛行的蓋碗茶。他們把茶碗放在一個小碟中,在碗內放入茶葉、枸杞、紅棗、桂元、冰糖,用開水沖開后蓋上碗蓋。這樣沖泡出的茶水,香甜可口,營養豐富。

土族的傳統服飾,色彩鮮艷,式樣別致,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傳統的男子服裝,頭戴織錦鑲邊的氈帽,內穿繡花高領斜襟白短褂,胸前鑲一塊彩色刺繡圖案,外套黑、藍或紫色坎肩,或穿鑲著寬邊的長袍,腰系繡花帶,腳穿白布襪和云紋繡花布鞋。此外,土族男子還習慣在領口、襟邊、袖口和下擺上鑲四寸寬的紅或黑色的邊飾。婦女的衣服更加艷麗,她們頭上戴著彩色的圓形織錦絨氈帽,耳朵上戴著長長的銀飾,身穿小領斜襟長袍,在長袍的外面套著紫紅色的坎肩,腰上系著又寬又長的彩色腰帶,彩帶兩頭都有精美的刺繡,上面掛著鑲有彩色圖案的荷包、針扎、銅鈴等裝飾品,下穿裙子和長褲,足蹬彩云繡花長筒鞋。她們服飾中最有特色的是七彩花袖,花袖是由紅、黃、綠、青、紫五色彩布拼制而成。她們自豪地說,那是按照天上的彩虹的顏色調配,穿在身上格外醒目。和年輕人比較起來,老年婦女的裝束要簡樸的多,她們不穿五彩花袖衫,也不系繡花彩帶。

傳統土族婦女的頭飾很復雜,戴各種“扭達”(“扭達”即頭飾)。由于不同地方的婦女佩戴的頭飾不同,所以扭達有八九種之多,包括吐渾扭達、適格扭達、加斯扭達、雪古郎扭達、加木扭達、索布斗扭達等。這些扭達中,據說吐谷渾扭達最古老、最高貴。據傳古代土族婦女能征善戰、馳騁疆場,她們勇敢頑強,身披戰袍,十分俊美。后來土族逐漸定居放牧,以至過渡到以農為主兼營畜牧業,土族婦女便將戰袍、頭盔,甚至兵器的形象裝于頭飾上,因此這些扭達異常華麗,好像古代宮女的頭飾。婦女在轉到操持家務和農業生產后,繁重的農業生產和家務勞動不再適宜身著古裝,再加上1938年以后,青海軍閥馬步芳強行改變土族服飾,從此這些式樣繁多的扭達不再流行,現已在民間絕跡。此后,土族婦女常把頭發梳成兩根長辮子,垂在背后,末梢相聯,頭戴飾有絲錦的氈帽或禮帽。

土族建筑特點突出,別具一格。在農村,土族一般以村落的形式聚居,習慣將房屋依山傍水而建。房屋的圍墻較高,墻內兩面或三面建有房間,多以三間為一組,少數富裕人家則建有四合院。房屋為土木結構,屋頂平展光滑,上面可儲放糧草。北面與院門相對的是正房,東西有廂房,四角有角房。正房一排三間,用木板做隔斷,中間是堂屋,正面擺一個大紅油漆木柜,上面供著神牌,放著祭品;左側是臥室,火炕上放著火盆和炕桌,臥室的炕是暖炕,連著鍋灶,燒飯的火可以暖炕,一般都住著家中的老人;右側是儲藏室或佛堂;東西廂房是孩子們的住室,角房用來作廚房、倉庫、廁所、畜圈等。住宅的棟梁和門窗上,大多雕刻或描繪著象征牛羊健壯、五谷豐登的彩色花紋圖案,鮮艷美觀。各家都有庭院,在土語中被稱為“日麻”(即莊廓),院內有牲畜圈棚,院外有廁所、菜園和打谷場。

土族的婚姻,一般分提親、定親、送禮、婚禮儀式、謝宴等程序。儀式隆重熱烈,自始至終都在載歌載舞中進行。無論是自由戀愛,還是父母決定,都得由男方父母請媒人,向女家求婚。女方家同意后,請來本家各戶家長,并邀請男方家的父親或叔父,同媒人一起來商量定婚。婚嫁多在每年正月舉行。大約在一個月前,先由男方舉行擇吉日儀式。土族稱婚宴為“霍仁”,擇吉日稱“砣讓霍仁”,即首宴。娶親的前一天,是女方家的嫁女宴,土族稱“麻擇”。這時姑娘要哭嫁,哭嫁詞委婉動人,感謝山神、土主和娘家的養育之恩。傍晚,男方派兩位能歌善舞、擅長辭令的“納什金”(迎親人),帶上一只活羊、三瓶灑、三付饃和新娘上馬時穿戴的衣服前往女方家。女方的女伴在女方家關上大門,在里面唱《唐德格瑪》歌,納什金則必須以歌作答,才讓進門。當納什金跨進門檻,她們又從門頂上向下潑水,嬉笑戲謔,祈求吉祥如意。納什金上炕喝茶、用飯時,阿姑們開始以唱代罵,唱《納什金斯果》歌,百般奚落迎親人,詼諧風趣。阿姑們唱完后,納什金也要唱歌跳舞,直到雞叫頭遍。這一夜,女方家里不能睡覺。土族姑娘出嫁方式有兩種,一種叫“小出小進”,一種叫“大出大進”。所謂“小出小進”,即新娘到婆家后才改變發式。這種方式比較復雜、莊重。所謂“大出大進”即在娘家改發式,到婆家后立即拜天地,這種方式比較簡便、省事。新娘進婆家大門時,有兩個年輕婦女在前面拉著紅氈或白氈,新郎新娘跟著氈,男左女右,抱著用紅布制作的布娃娃,并肩緩緩邁入庭院。“小出小進”的新娘則到伙房灶神爺前,由事先選定的婦女動手為她梳頭改發式,穿新婚服裝,舉行開口儀式。然后拜天地,由媒人或“紅仁切”(送親隊)中的一位長者主持誦祝詞:“鮮花般的阿姑,走過金子的樓門,來到金子鑲成的庭院,向上天下地、千神萬佛叩頭!”新郎新娘要連續拜四次,進入洞房。接著謝媒人,土族稱“瓦日哇西買拉”。中午時分,娘家送親人在婆家院里擺嫁妝,給新郎穿戴衣帽等。

過去,土族人民的婚姻中有一些陋習,如“戴天頭”習俗,即土族女孩到了15歲未定婚者,要接受成年禮“戴天頭”,由父母做主,在除夕那天與天結為夫妻,將女孩的發式改為成年女子的發式并飾以各種頭飾,從此該女子可享受自由選擇對象、長居母家、繼承家庭財產等母系社會特有的權利,生下子女歸母家,不受社會歧視。又如,過去的土族地區大多實行買賣包辦婚姻,青年男女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約束,婚姻不自由,而且聘禮較重,窮人娶妻十分困難。有的女方不收聘禮,但要男子為女家勞動幾年以后才能結婚,或者招女婿入贅,或者兩家互相娶嫁,稱為“換門親”。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領導下,土族人民自動起來廢除了傳統婚姻中一系列陋習,樹立了以自由戀愛、一夫一妻為基礎的健康婚姻觀。

火葬是土族傳統習俗,除對夭折的小孩實行天葬,民和縣土族多行土葬外,一般都行火葬。土族人家死了人,一般在三至七天內送葬,舉行喪禮要請喇嘛念經三天,請本村的老人念嘛尼。喪禮最后一天,親朋來亡人靈前吊唁、獻哈達、獻饅頭。火葬那天,送靈轎至火化現場,將死者面向西方,放入火爐內,用柏樹枝點燃火,并砸碎靈轎,投入爐內同時焚燒。一般在火化的第三天,將骨灰裝進一尺多長的木匣或瓷罐內,暫時埋在臨時選定的地方,待來年清明節,再埋于祖墳墓地。非正常死亡者不能埋于祖墳地。亡人被葬后,子孫服喪,一般為四十九天。土族沒有特制的孝服,服喪期不穿戴有色彩的衣帽,三年不貼春聯,當年不走親訪友。

土族人民的重要節日,有農歷正月十四日佑寧寺官經會、二月二威遠鎮擂臺會、三月三和四月八廟會、六月十一丹麻戲會、六月十三和二十九松番寺和吐渾村的“少年”會、七月二十三至九月民和三川地區的“納頓”(慶豐收會)等等,其中擂臺會、丹麻戲會和“納頓”最具民族特色。屆時,除舉行賽馬、摔跤、武術和唱“花兒”等傳統娛樂活動外,還舉行物資交流會。一年一度的“納頓”是民和縣土族人民喜慶豐收的節日,因為納頓的狂歡起自農歷七月,故也稱為“七月會”。“納頓”是以各個村社為主體的群體活動,從夏末麥場結束時,一直持續到秋天,歷時近2個月,所以有人稱之為“世界上最長的狂歡節”。“納頓”可由一村單獨舉行,亦可由兩村聯合舉行,一村充當“主人”,而另一村為客人。當兩村男性村民排成長列,扛著各色彩旗,敲鑼打鼓地來到麥場時,“納頓”的序幕就被拉開了。首先開始的是會手舞,這是由四五十人參加的大型舞蹈,會手們按老幼順序排列。舞在最前面的是身著長衫,手執扇子的老人,他們往往是納頓的組織者和納頓舞蹈的傳人。手持各色彩旗的年輕人和拿著柳條的孩子們依次跟在后面,隊伍顯得歡騰而壯觀。在舞蹈的同時,主方不停地用大海碗給會手們敬酒,以此助興,喜慶和歡樂的高潮一浪高過一浪。此外,土族傳統的節日春節、端午節和漢族大同小異。但是互助地區的部分土族忌諱過中秋節,中秋之夜往往向月亮打一把灰。

土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藏傳佛教。元末明初,藏傳佛教傳入土族地區并得到迅速發展,特別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發展尤為迅速,土族地區出現了許多格魯派寺院,主要有互助的佑寧寺、華嚴寺、金剛寺、曼頭寺,大通的廣惠寺、平安寺,樂都的金角寺等,計有40余座,其中以佑寧寺最大,號稱湟北諸寺之母。佑寧寺出了不少名僧,如章嘉、土觀、樺布,頗有影響。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如互助縣15所寺院占有土地69200畝。寺院是土族的文化中心,對佛教文化的發展和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過去,土族群眾普遍送子為僧,出現了“有二子必命一子為僧”的現象,甚至有的家庭“寧絕嗣”也在所不顧。不少土族男子除到當地當喇嘛外,還到塔爾寺等名寺去當喇嘛。此外,多數土族村莊都有一座小廟,每家都供有神佛像,遇有疾病則去小廟燒香叩頭,許愿布施,或請喇嘛念經祈禱;遇有憂患之事或出門遠行,首先要到小廟許愿,以期借助神的佑力,逢兇化吉,遇難呈祥。家庭中還有一項重要的宗教活動,就是“喇嘛加拉”,亦即念活壽經,俗稱“活人舉喪禮儀”。過去,土族老人年過半百,就要準備壽材、壽衣,同時請喇嘛誦經拜懺,親友們前來祝壽,規模與一般喪葬禮儀相當,只是賀禮為十一只壽桃,以及鞋、襪、枕頭等物。他們認為生前念了活壽經,就等于出家到寺院做了僧,死后可以享受榮華富貴。在以村廟為中心的宗教活動中,規模較大的有以下幾項活動:閉齋、跳神、浪尼、斯過拉等。

土族群眾在信仰藏傳佛教的同時,還有許多民間信仰。首先是薩滿教。土族對薩滿教的信仰由來已久,但隨著歷史的變遷,特別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強力滲透,土族的薩滿教信仰發生很大的變化,現保留的活動主要有以下幾種:祭騰格熱(天)、祭敖包(敖包系蒙古語,土族語叫作“加布來”,意思是堆子,為祭祀山神、路神等活動的場所)、白虎祭、選神羊等。其他像土族婚禮中的繞圣火,請法拉(巫師)作法驅鬼治病等,也都是古代薩滿教習俗的遺存。其次是苯教。苯教俗稱“黑教”,是西藏古代盛行的一種原始宗教,在土族形成的早期,受到土族人民的信奉。14世紀以后,隨著藏傳佛教格魯派在土族地區的傳播與發展,苯教逐漸衰微下去,沒能在土族地區建立專門的苯教寺院。如今僅在互助、大通一些土族村莊中有少量的苯教神職人員胡古安爹。再次是道教。道教約在元明時期傳入土族地區,其后不斷發展,而且具有新的特點,即道中有佛,道佛合璧,甚至某些薩滿教內容也被攙雜其中。過去,在民和、互助地區,供奉著不少道教之神。特別是在民和地區,每個村廟中,都供奉著一、二個或三、四個道教的神,主要有二郎神、灶神、財神、門神等。道教的宗教活動,主要通過陰陽師進行,平時他們給人算卦、看日子,喪禮時給亡人開殃榜,結婚時給人合婚,蓋房、選墳塋時給人看風水等。此外,還有插牌子、立雷臺、祭神農等幾項宗教活動。此外,土族還有祖先崇拜的傳統。民和地區很多土族村子都有一個家族廟,廟內除供有佛像、道教神像外,還供奉一位祖先的木牌位,上寫“供奉某門三代宗親之靈位”。家族廟有時請喇嘛念經,有時請陰陽師做道場。春節時,各家去家族廟祭祖;清明節時,同一家族一起去祭奠祖墳。

土族人禁忌眾多,主要有以下表現:忌諱吃圓蹄牲畜(馬、騾、驢)肉;忌諱在畜圈內大小便;忌諱讓去過暗房(月房)的人以及孝子(服喪的人)和婦女進入土族的寺廟大殿或家庭佛堂內;忌諱婦女不戴帽子、不穿長衫在長輩面前來往;忌諱未在院外打招呼、未經允許就隨意進入土族人家的院內;忌諱用有裂縫的碗給客人倒茶;忌諱問客人“吃飯沒有”或“吃不吃飯”等話;忌諱客人數他們的羊只;忌諱走遠路或辦婚事時,早晨出門碰上空桶、空背斗及不干凈的東西;忌諱在佛堂、大殿內吸煙、吐痰、亂翻亂摸和大聲喧嘩;忌諱從僧侶的跪墊和其他物品上跨過;忌諱對酥油燈打噴嚏和咳嗽;忌諱在佛堂里轉經輪時從右向左轉,而是嚴格遵循從左往右轉;忌諱在寺院附近打獵和隨地大小便等等。此外,土族有忌門的習慣,如生了孩子、安了新大門、發現傳染病等,別人不得進入庭院,就稱為忌門。忌門的標志是:在大門旁邊貼一方紅紙,插上柏樹枝或在大門旁煨一堆火。

土族的民間文學,是以口頭相傳的形式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文藝工作者搜集、整理了部分土族口頭文學。這些作品大多生動地反映了現實生活,熱情地歌頌了勞動人民的勤勞、智慧以及與惡勢力搏斗的勇敢精神。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土族民間文學按其內容和體裁,可分為“花兒”、敘事詩、家曲、傳說故事、寓言、歌謠等。

“花兒”既稱山歌,也稱“少年”,土語稱“外面唱的歌”(不能在家里唱)。“花兒”曲調高亢嘹亮、節奏自由奔放,是甘、寧、青各族人民共同創造和發展的民間文學瑰寶。土族的“花兒”又有它自己的特點,既不與漢族“花兒”雷同,又與藏族“拉依”有別。土族“花兒”的主要內容是描寫青年男女間的愛情生活,所以“花兒”又有愛情的媒介和橋梁之稱。“花兒”一般四句式較多,前兩句比興,后兩句表達實意。也有三句式的“花兒”,主要流行在民和縣官亭、中川一帶。唱“花兒”是土族人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之一,不論在田野或山岡、廟會,男女老少幾乎人人愛唱,人人會唱。在各地定期舉行的傳統“花兒”會上,土族的民歌手常常對唱不絕,演唱者大都能觸景生情、即興編詞、出口成章、對答如流。因此,土族之鄉素稱“花兒之鄉”。

敘事詩,在土族民間文學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代表作品有《拉仁布與吉門索》、《登登瑪秀》、《祁家延西》、《太平哥兒》、《格薩里》、《洛桑王子》、《不柔有》等,其中《拉仁布與吉門索》流傳最為廣泛,是土族人民最主要的一首敘事長詩,人們稱之為敘事長詩中的明珠。全詩長達300多行,通過對一個愛情悲劇故事的生動細膩描寫,向黑暗的封建社會提出了有力的控訴,是一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典型作品。它不僅顯示了土族人民豐富的想象力,而且表達了他們對自由美好的新生活無限向往的頑強意志。

家曲,也叫宴席曲,大都一問一答,短小精悍,有贊歌、問答歌、婚禮歌等。贊歌是土族人民在款待貴賓時,賓主之間相互贊頌的歌,它運用比喻、夸張、象征、渲染等手法,互相稱頌。贊歌的曲調很多,旋律柔和優美、悅耳動聽,流行于互助地區的有“興阿浪列”、“拉拉應格列”等十多種。問答歌也叫對歌,其內容極為豐富,包括天文、地理、氣象、生產、宗教、風土人情、生活習俗等,歌詞含蓄生動,曲調悠揚多變,主要有《唐德格瑪》、《合尼》、《恰然》、《辛木斯里》、《選擇》等曲目。婚禮歌是土族人民在舉行婚禮時唱的歌,其歌詞和曲調是特定的,隨著婚禮進程的不同而各異。

傳說故事,它的主要內容分為以下幾種:有揭露地主對農民殘酷壓迫的,如《氣殺狗地主》、《紅水溝》;有反映土族人民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同殘害人民的邪惡勢力做斗爭的,如《黑馬張三哥》、《莽古斯》、《花牛犢》等;也有表現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如《山雀叫了的時候》、《孔雀》、《青蛙女婿》等。

寓言和童話,富有哲理性,影射了當時的社會現實,無情地鞭笞了封建地主和土司狼狽為奸、魚肉百姓的罪行,廣為流傳的主要有《想吃太陽的鳩》、《兔子、狼和賣糖人》、《紅毛狐貍和黃眼狼》、《鳳凰和麻雀》、《兔兒和羊羔》、《懶人必受窮》、《饑寒哥》等。

土族的歌謠風趣別致、膾炙人口,流傳較廣的有《羊糞蛋般身材的蜜蜂哥》、《蔣家阿姑》等。諺語是土族人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經驗總結,成為人們力行的格言。

土族的音樂、舞蹈、刺繡、建筑和雕刻等藝術,也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濃郁的地方特點。

土族的音樂主要是民間歌曲,分為山歌“花兒”和家曲兩大類。土族“花兒”的調令很多,如“尕連手令”、“好花兒令”、“楊柳姐令”等,流行在互助土族地區的就有10多種。土族“花兒”在旋律進程上起伏較大,音域寬廣,節奏上大都是三拍子,一個明顯的特點是結尾音拖長而下滑,給人以深沉之感。

土族家曲的范圍較廣,有敘事長詩曲、贊歌、問答歌、圓舞曲、婚禮曲等。每首敘事長詩都有自己特有的曲調,一般是上下兩個樂句,曲調優美,屢聽不煩;贊歌的曲調柔和優美,悠揚奔放;問答歌的曲調干脆、明快,句末大都有休止音;圓舞曲是跳安昭舞時唱的曲子,比其他曲子歡快,節奏明顯。

土族舞蹈主要是安昭舞和婚禮舞。安昭舞是一種歌舞相結合的形式,舞時人們排成一圓圈,一般由一人帶領(通常為老年男子),一唱眾和,歌聲悠揚,舞步輕盈。每到逢年過節,或喜慶婚禮時,土族男女喜歡聚集到庭院里或打麥場上跳安昭舞。婚禮舞是舉行婚禮時的舞蹈,一般以兩個身著白褐長衫的納什金為主演,其他人伴唱,動作各地不一。

土族婦女的傳統手工藝為刺繡、盤線。土族人民的刺繡藝術明顯地表現在對服飾的精心裝飾上,土族婦女喜歡在衣服領子、袖頭和下邊繡上各種花紋,形成一種美麗的圖案。互助丹麻一帶的土族男青年胸前大都有塊四寸方連續圖案,叫“富貴不斷頭”,不僅富有民族風格,而且非常鮮艷華麗;在鞋上繡的云字花紋,細致勻稱、色彩鮮明。土族婦女從小就要學習刺繡,掌握各種針線技藝,并且要用幾年的時間為自己準備一套嫁妝,包括精美的服裝、繡花枕頭、繡花煙包等,同時還要為婆家的老人準備繡花枕頭,為家中其他女人準備繡花的長腰鞋等許多女工作品。每當土族人的傳統節日或廟會來到,土族姑娘們都要精心地打扮一番,帶上自己制作的各種繡品,聚在一起互相評議,看誰的手藝高超。土族的刺繡獨具一格,不論繡什么圖案,都用“盤線”繡成。“盤線”是土族特有的針法,同時運用兩根針線,做工精致、復雜、勻稱,繡出的圖案美觀大方,樸素耐久。

土族具有建筑和雕刻的傳統藝術,土族地區古老的建筑物,如佑寧寺、互助縣城的鐘鼓樓、五峰寺等,都是土、藏、漢族人民智慧的結晶。歷史上的佑寧寺是由許多殿宇、經堂、僧舍組成的完整建筑群,吸收了藏、漢建筑的特點和甘肅“河州磚雕”的藝術成就,其精工細作的木刻,陳列的泥塑佛像,充分顯示了土族人民的建筑和雕刻藝術水平。土族群眾還在住宅的墻壁上、寺院的棟梁和門窗上都繪畫或雕刻著象征牛羊健壯、五谷豐登的圖案。

發展現狀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五十多年的艱苦奮斗,土族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科技、衛生等各項事業都取得了長足發展。

政治和社會地位發生了根本性改變。1949年8月26日,西北重鎮蘭州解放,國民黨在甘、青的基本武裝力量被徹底消滅;9月5日,西寧解放,統治青海各族人民近四十年的馬家軍閥政權徹底覆滅。接著,人民解放軍又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解放民和、樂都、天祝、大通、互助、門源、同仁、甘南等地,這些地區的土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政權,揭開了土族歷史的新篇章。從1950年起,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土族地區進行減租反霸、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民主改革,順利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4年2月17日,經政務院批準,成立了土族地區第一個自治政權——互助土族自治區。1955年,改為互助土族自治縣。1985年11月6日,根據青海土族人民居住的特點,經國務院批準,設立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至此,實現區域自治的土族人民約占總人口的71%左右。另外,在一些土族居住比較集中但人口少的地區設立了土族鄉。自治政權的建立,使土族人民的平等地位和自主權力得到充分的保障,最大程度地滿足了土族人民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當家作主的愿望。

土族地區的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土族原以從事畜牧業生產為主,后來逐步轉向農業,新中國成立前處于封建地主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新中國成立后,土族人民揚眉吐氣, 緊緊配合人民解放軍肅清殘余匪股的同時,進行了減租反霸斗爭和土地改革運動。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的勝利,大大提高了土族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使農林牧副業的發展有了很大的提高。互助縣絕大部分是山地,新中國成立前有些地方連日常用水都十分困難,農業粗放產量低,小麥畝產只百斤左右。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領導下,土族人民采取山、水、林、田、路綜合治理,狠抓改土治水這個重點,大興水利,植樹造林,修澇池、建水庫,基本上控制了水土流失,改變了干旱面貌。

土族地區農林牧副業快速發展的同時,工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1951年,土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對手工業和工商業也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春,手工業勞動者除部分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外,先后組織起了鐵工、木工、縫紉、磚瓦、印刷等17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私營工商業者也響應黨的號召,以合作商店、合作小組、公私合營等形式組織起來,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土族人民充分地發揮本地區水利資源豐富,礦產資源豐富的地區優勢,興建水電站,興辦金屬冶煉公司,使工業生產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土族地區工業經濟迅猛發展。以互助縣為例,到2004年底,全縣工業企業達1471家,完成總產值11.22億元,占全縣工農業總產值的60.7%。

新中國成立前,土族地區交通閉塞,如互助縣通汽車的公路只有三十公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現已建立了較完善的公路網絡體系。截止2004年底,互助縣通車里程已達1877公里,擁有各類橋梁211座6327.3千米。縣內公路布局形成了以威遠鎮為中心,以寧互公路、平大公路、威北公路為主骨架的向各鄉、村輻射的公路網絡。全縣21個鄉鎮的294個行政村全部通了公路。

土族地區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教育事業的全面繁榮。以互助縣為例,2005年上半年,全縣6至11周歲適齡兒童全部入學;16周歲人口初等教育完成率100%;青壯年非文盲率達到99.7%。教育教學質量穩步提高,2005年高考,全縣2264名考生中2011名上線,上線率達到88.8%。

土族地區大力發展醫療衛生事業,使土族人民的身體健康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如互助縣對全縣294個村級監測點、21個鄉(鎮)衛生院和3個縣直醫療機構采取主動和被動監測相結合的措施,開展了脊髓灰質炎、麻診、破傷風病例的監測工作,提高了五種疫苗的接種率,保護了土族群眾的身體健康。此外,互助縣還通過衛生下鄉、集會等活動積極進行健康教育,開展衛生知識宣傳普及工作。努力提高兒童和孕產婦系統管理,有效地降低了孕產婦、嬰兒及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

勤勞、智慧的土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與全國各族人民一起努力奮斗,使本民族的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都有了較大的發展。伴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土族地區社會發展必定會邁上一個新的臺階,土族人民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燦爛美好。

(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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