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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爾克孜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我國柯爾克孜族共有160832人(2000年),其中78.43%聚居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南部的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其余分布于新疆南部的烏什、阿克蘇、溫宿、拜城、塔什庫爾干、疏附、英吉沙、莎車、皮山、和田和新疆北部的昭蘇、特克斯、鞏留、塔城、額敏、烏魯木齊等地。此外,在黑龍江省富裕縣五家子屯也有數百人聚居,是18世紀從新疆遷去的。

柯爾克孜族主要聚居地克孜勒蘇阿爾克孜自治州,面積7.09萬平方公里,地處帕米爾高原,境內群山起伏,山地占全州總面積的90%以上,地勢由東南向西北呈梯狀上升。氣候屬典型的溫帶大陸性氣候,干旱少雨,光照充足,冬季寒冷,夏季炎熱。受地形影響,氣溫垂直差異較大。自治州地域遼闊,河流縱橫,水源豐富,河流年總徑流量72.2億立方米,地下水總儲量為9.28億立方米。礦產資源豐富,主要有煤、鐵、銅、石油、石棉、水晶、綠柱石、冰洲石等。其中鉛鋅儲量全國第一,鐵礦石儲量1.5億噸,居南疆首位。農區盛產瓜果,尤以阿圖什無花果最為聞名。柯爾克孜聚居的地區有許多天然牧場,克孜勒蘇阿爾克孜自治州有草場面積5000萬畝,可利用草場面積4590萬畝,優質草場1330畝,牧草豐茂,水源充足,氣候涼爽,宜于放牧。

“柯爾克孜”是民族的自稱,也是其他民族對該民族的稱呼,國外同源民族被漢譯稱作“吉爾吉斯”。“柯爾克孜”含義有多種不同的解釋。一說是四十的復數,可解釋為“四十‘百戶’”,也就是四十個部落;一說是“山里的游牧人”,還有“山中的烏古斯人”、“依山傍河之人”、“草原人”的說法;也有說“柯爾克”是四十,“克孜”是“姑娘”,“柯爾克孜”就是四十個姑娘。

柯爾克孜語屬于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東匈語支克普恰克語組。絕大部分柯爾克孜族使用自己的語言。阿克陶等縣農業區與維吾爾族雜居的柯爾克孜居民通用或兼用維吾爾語;北疆特克斯、昭蘇等縣的柯爾克孜居民大部分兼用哈薩克語;塔城市、額敏縣一帶的與哈薩克、蒙古族雜居的柯爾克孜居民,大部分通用或兼用哈薩克語、蒙古語;黑龍江與漢、蒙古族雜居的柯爾克孜居民,通用漢、蒙古語。城鎮的柯爾克孜人,特別是青少年,通用漢語、漢文的人越來越多。

歷史沿革

柯爾克孜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史記?匈奴列傳》最早出現了對柯爾克孜族的先民的記載。約公元前3世紀末,匈奴征服的北方諸族中,就有“鬲昆”,《漢書》作“隔昆”,“鬲昆”或“隔昆”即柯爾克孜族的先民,“鬲昆”是當時柯爾克孜的譯音。從《史記》的記載看,當時的“鬲昆”居住在匈奴以北,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以北的吉爾吉斯湖周圍,其活動地區為阿輔水(阿巴根河)與劍水(葉尼塞河)之間。

唐代以前,柯爾克孜族主要從事游牧和漁獵。至唐代,柯爾克孜族有了很大發展,人口達數十萬,其中勝兵八萬。他們雖然仍以牧業為主,但農業生產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他們能用鐵制造兵器,使用十二生肖紀年,反映出古代柯爾克孜族社會經濟文化在當時北方各民族中,是比較先進的。柯爾克孜語屬于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公元5、6世紀時,受突厥汗國統治,柯爾克孜族使用過古突厥文。柯爾克孜族地處匈奴西部,漢朝時被匈奴冒頓單于征服。此后又先后為鮮卑、柔然等族所統治。

隋唐之際,柯爾克孜族被稱為“契骨”,最早受突厥的統治并與突厥有姻親關系。貞觀初,突厥被唐太宗擊破,契骨歸附于薛延陀。當時契骨分屬于三個酋長,尚無統一的政治機構,薛延陀可汗派一俟利發失缽屈阿棧為都督,隸屬于燕然都護府。此后數十年中,與北方各族、與唐朝都保持了良好的關系。到唐肅宗乾元(758-760)年間,契骨為回紇打敗,臣服于回紇,此后被稱為黠戛斯。9世紀20年代,黠戛斯在其首領阿熱領導下,逐漸強盛,并發動了反抗回鶻統治的斗爭。這場斗爭堅持了二十多年,公元840年,阿熱乘回鶻汗國統治集團發生內訌及遭受災荒的時機,在回鶻大將句錄莫賀引導下,發十萬大兵侵襲回鶻汗國,殺可汗誅掘羅勿,迫使回鶻各部離開故土,南下西遷。以阿熱為首的黠戛斯統治集團在原回鶻汗國領土基礎上,建立起了強大一時的黠戛斯汗國,建都于牢山(約今葉尼塞河上游薩彥嶺)以南賭蒲(約今圖瓦)地區。

《遼史》稱黠戛斯作轄戛斯。至10世紀時,契丹族興起,黠戛斯成為契丹政權遼的屬國,遼在轄戛斯設“轄戛斯國王府”。1124年耶律大石西逃,經過轄戛斯地區時,肆意劫掠,遭到轄戛斯人的截擊和驅逐。

元代稱柯爾克孜族為乞兒吉思或吉利吉思。12世紀末,蒙古興起時期,柯爾克孜族也曾受到蒙古的侵襲。1206年,鐵木真稱成吉思汗,將包括柯爾克孜在內的百姓分封給自己的弟弟豁兒赤。

元亡之后,柯爾克孜族的近鄰西蒙古瓦剌部強盛起來,柯爾克孜族又成為瓦剌的屬部。15世紀前期,隨著瓦剌首領也先的死亡,瓦剌勢力衰弱,逐漸西遷到額爾齊斯河一帶。柯爾克孜從此擺脫了瓦剌的統治。

16世紀時,在葉尼塞河一帶的柯爾克孜族分成四個部分,被稱為四個王國,即圖瓦王國、葉澤爾王國、阿勒蒂爾王國和阿勒蒂薩爾王國。阿勒蒂薩爾王是四王之首。16世紀末、17世紀初,準噶爾部逐漸強大,柯爾克孜族大部分成為準噶爾的屬部和屬地,同時也是準噶爾汗和阿勒坦汗爭奪的重要地區之一。此時,沙皇俄國向東侵略擴張的矛頭伸到了柯爾克孜地區。柯爾克孜族人民對沙俄的侵略擴張活動進行過激烈的反抗。1703年秋,傷亡巨大的柯爾克孜人聽從其厄魯特宗主的決定,在2500名厄魯特士兵帶領下,舉族越薩彥嶺,遷到額爾齊斯河東南草原。遷徙過程中,除少數留在薩彥嶺與唐努山之間的河谷中以外(今圖瓦一帶),大部分遷到了西部伊塞克湖地區、費爾干盆地極其附近山區,另一部分遷到了帕米爾高原、興都庫什山和喀喇昆侖山一帶及其附近地區,與先期到達此地的同族匯合。

清朝稱柯爾克孜族為布魯特。18世紀初,布魯特人處于封建農奴制階段,以游牧畜牧業為主。“愛曼”是社會基層組織,若干“愛曼”為一鄂拓克,其首領稱“比”,每一比“或有管領一二十愛曼者,或有管領二三十愛曼者”。為了反對準噶爾的掠奪,布魯特與哈薩克、維吾爾一起進行了長期的反對準噶爾貴族奴役、掠奪的斗爭。這個斗爭,實際上與雍正、乾隆時期政府與準噶爾農奴主貴族的斗爭東西呼應,起到了互相支持的作用。

18世紀后期浩罕征服了費爾干納盆地的布魯特部落,19世紀初又開始逐漸侵占中國布魯特各部。

19世紀中葉,俄國勢力逐步東侵,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沙俄乘機與清朝簽定了《中俄北京條約》,給清政府強加了一條西北邊疆地區中俄邊界的分界線,把大批柯爾克孜部落劃歸俄國。1864年又強迫清政府簽定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大部分柯爾克孜族部落被劃入俄國。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設省時,留在清朝版圖內的柯爾克孜族人,只剩下當時柯爾克孜人口總數的二十分之一了。

1895年,英、俄瓜分帕米爾后,帕米爾東部色勒庫爾(今新疆塔什庫爾干縣)的柯爾克孜族人民,為阻擋沙俄繼續東進,和沙俄進行了長期的斗爭。

辛亥革命以后,新疆柯爾克孜族人民經歷了楊增新(1911~1928)、金樹仁(1928~1933)、盛世才(1933~1944)以及國民黨的統治。1916年,中亞地區的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因不堪忍受沙俄的專政統治而進行反抗,遭到殘酷鎮壓,大約15萬柯爾克孜族難民遷到北疆伊犁、南疆阿克蘇、烏什、喀什、伽師等地。

抗日戰爭爆發后,柯爾克孜族人民積極參加抗日活動。許多青年參加了反帝會,牧民們為抗日前線捐獻牲畜和各種物品。

1949年9月25日,柯爾克孜族人民與各族人民一道迎來了新疆和平解放。從此結束了苦難深重的歷史。1954年7月14日,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宣布成立,自治州包括阿圖什市、烏恰縣、阿合奇縣、阿克陶縣。如今,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已經在共和國的史冊上寫下了五十多年民族自治的歷史。

古代柯爾克孜的社會組織基本形式是氏族部落制度,至清代其形式仍然較為完整地保留著,但與原始社會的氏族部落制已經有了本質上的差別。氏族部落內部已有階級對立,血緣關系已被打破。同一氏族部落的人,其祖先可能分屬于另一氏族部落,甚至另一個民族。氏族部落實際上已經變成一套行政體系。

清代,柯爾克孜族部落在漢文文獻提到的主要有:薩雅克、薩爾巴噶什、布庫、霍索楚、啟臺、薩婁、額德格納、蒙科爾多爾、齊里克、巴斯子、沖巴噶什、胡什齊、岳瓦什、提依特、奈曼、希布察克、諾依古特、蘇勒圖等。上述部落若按游牧地域劃分,大體可沿納林河、費爾干納山脈為界,分為東西兩部;若按各部落間的親緣關系,這些部落又有“伊什克里克”(內部)、“塞爾特克”(外部)之分,而“伊什克里克”和“塞爾特克”之內又分為左翼和右翼。

“伊什克里克”和“塞爾特克”大體是各大小部落按親緣關系遠近構成的兩大部落聯合體。部落在多數情況下被稱為“鄂托克”,管領一二十或二三十個氏族(愛曼),酋長稱“比”。愛曼由若干阿寅勒組成,頭人稱“阿合拉克齊”。阿寅勒是部落和氏族成員共同居住和勞動的基層單位,一般由5~7戶組成,有自己的名稱和固定的牧場,成員在農牧業生產和狩獵活動中彼此協助。每個阿寅勒有一個頭人(巴什)主持內部的各種生產勞動。戶或牧戶(帳戶)是柯爾克孜社會的細胞。

1884年新疆建省以后,隨著中央集權制的加強,各種行政管理機構的設置,柯爾克孜族傳統的氏族部落制度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開始逐步解體。傳統的以父系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社會組織,轉化為以地緣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組織。阿寅勒變成單純的生產組織。20世紀30年代以后,柯爾克孜地區完全被納入縣、區、鄉和村各級行政管理體系之中,阿寅勒成員之間和阿寅勒之間的重大問題不再由頭人而轉由所在區、鄉、村政府處理。新中國成立后,柯爾克孜族的氏族部落組織雖已消失,但由于傳統習俗,部落觀念和部落頭人的影響仍然存在,在牧區表現的較為明顯。

柯爾克孜族的先民很早就步入了階級社會,有考古材料證實部落成員之間已存在貧富分化。在薛延陀汗國統治時期,部落事務由論悉輩、居沙波輩和阿米輩三位酋長分治,薛延陀派一名頡利發監治。唐代,漢文史書稱黠戛斯君長為“阿熱”(后突厥汗國、回鶻汗國稱之為可汗),阿熱之下,有宰相、都督、職使(刺史之誤)、長史、將軍、達干等官職。清代,柯爾克孜族活動地域甚廣,但內部并不統一,大小部落分由等級不同的比各君其地。按照習慣法,清初柯爾克孜左右兩翼每年都要從各自年長的比中選出一個大“比”來管理公共事務,左翼推舉者稱瑪木特呼里,右翼推舉者稱喀喇博托。兩位大比并不擁有各部落比和大封建主的統治權,僅相當于部落盟長而已。每個部落的實際統治權掌握在被稱為“烏魯克比”的部落酋長手中。清朝統一新疆后,歸附的柯爾克孜各部落大小頭目被賜以二至七品頂戴,仍管理舊部不變,但他們有進京朝貢的義務。整個柯爾克孜族地區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專管,而靠近伊犁地區的,每兩年由伊犁將軍派領隊大臣前往巡查一次。新疆建省后,伯克制度被廢除,道、府、廳、州、縣制成為管理柯爾克孜族地區的政治制度。廳、州、縣以下的基層管理,在北疆實行了千、百戶長制,在南疆則實行了鄉約制度。千、百戶長、鄉約等仍由部落頭人擔任,由政府任命,對柯爾克孜族地區的這一管理辦法一直沿用至民國時期。

風俗習慣

柯爾克孜族最早信仰薩滿教,居住在黑龍江富裕縣的柯爾克孜人至今仍信仰該教。新疆塔城、額敏縣的柯爾克孜人信藏傳佛教。但大多數柯爾克孜人信仰伊斯蘭教,又有原始信仰的殘余。

信仰庫特,是柯爾克孜族原始宗教信仰遺留之一。庫特,柯爾克孜語是幻想中的吉祥物的意思。柯爾克孜人認為,庫特能帶來如意吉祥,只有胸懷坦蕩、心地善良的人才能得到它。加達塔什是柯爾克孜族求雨用的祭器,人們認為它具有魔力,可以求得雨水,一旦久旱不雨,有些人便手拿求雨石求雨。祈雨儀式簡單,即將魔石放入水碗之中,攪動碗中的水以求雨。護身符為消災辟邪特意縫制的小布包,多為三角形,內裝毛拉或圣哲書寫的經文或咒語,須隨身攜帶,精心愛護。柯爾克孜人的圖騰崇拜源于其對動物的崇拜。古代從事游牧和狩獵的柯爾克孜人,對動物有著特殊的感情,特別對動物的力量與勇猛,十分崇拜。他們想借助動物的神力以發展自己,并求得兇猛動物的保護,視這些動物為自己的保護神,并將這些動物的圖形紋在身上或繡在織物上,掛于氈房內。

柯爾克孜先民認為薩滿是神的使者,是人神溝通的使者。柯爾克孜人認為薩滿不僅可以預知吉兇禍福,而且可以指迷津,消災禍。在古代柯爾克孜人的心目中,薩滿具有支配世間萬物、呼風喚雨、能施展法力、改變世間一切的能力。薩滿的話即是神的旨意。現在柯爾克孜族稱“薩滿”為“巴克西”。巴克西的主要活動是主持祭天、祈福、祛災、治病、求子、祈雨等薩滿教儀式。

新疆塔城市、額敏縣的柯爾克孜族受蒙古族的影響,大部分信仰藏傳佛教。柯爾克孜族稱喇嘛廟為“庫日也”。在認門、婚禮、認親等大小儀式中,都請喇嘛念經,祭天拜佛。葬禮、七天祭和四十天祭都要宰牲舉行儀式,請喇嘛念經祈禱。另外,黑龍江省富裕縣柯爾克孜族也信奉藏傳佛教。他們在每年4月18日祭太白金星和樹神,祭時殺牲、集會一天,并賽馬射箭。在10月25日祭北斗星,用蕎麥面做成佛燈上供。

9世紀末至10世紀初,伊斯蘭教傳入了新疆。喀喇汗朝的統治者信奉伊斯蘭教后,發動圣戰,強制居民信奉伊斯蘭教。遷居天山南部的部分柯爾克孜人改信了伊斯蘭教。以后陸續遷入天山、中亞各地的柯爾克孜人也信仰了該教。到18世紀,柯爾克孜族大都信仰了伊斯蘭教,伊斯蘭教的教義、教規、教法以及婚姻、喪葬等制度,完全滲透到了柯爾克孜族的思想、文化、道德、生活等各個領域,尤其對其語言文字、文學、教育、藝術、建筑以及風俗習慣等方面影響較大。

柯爾克孜族的傳統手工業歷史悠久,有木器制作、金屬加工、紡織刺繡等。雕刻和刺繡的各種動物、人物、花木、日月星辰,內容豐富,造型美觀,形象生動,富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濃郁的生活氣息,反映了柯爾克孜族的超凡智慧與才能。

柯爾克孜族用黃金、白銀、紅銅鑲嵌制造的耳環、戒指等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用鐵、銅制造的餐具和生活用具,如茶壺、鍋、刀劍、鈕扣、鈴鐺等,工藝精致、結實耐用。在飾物和器皿上多雕刻動物和龍的形象。

柯爾克孜族以善制氈制用品著稱,幾乎家家都有的幃幔(突西吐克),是歷史悠久的室內裝飾品。柯爾克孜族的草編織品種類很多,大都用芨芨草編制而成。這種編織品就地取材,工藝簡單,經濟實用,既是日常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又是獨有的手工藝品。

柯爾克孜族婦女善于編織和刺繡,主要有壁毯、圍簾、頭巾、手帕、床上用品等。柯爾克孜族馬背上總是馱著一條編制非常考究、小巧精致的“胡爾俊”,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百寶囊”。

柯爾克孜族多戴下沿鑲有一道黑布或黑平絨的小帽,冬季則戴用狐貍皮或羊羔皮做的皮帽(太別太依)。男子上著銹有白色花邊的圓領襯衫,外穿用羊皮或藍、黑色棉布作成的“袷袢”,腰束皮帶或繡花的布腰帶。下身內穿襯褲,外穿藍、黑色條絨布和其它布做的寬腿長褲。一般冬季多穿氈靴、氈襪。老人在冬季喜歡穿皮褲和自制的輕便船形皮鞋。婦女多穿連衣帶折長裙,裙外罩有用絲線繡有各種圖案花紋、綴有銀扣和銅線、色彩絢麗的金絲絨坎肩,足蹬明光錚亮的皮靴。未婚女子頭戴紅色金絲絨圓頂小花帽或用水獺、旱獺皮做的頂系珠子、纓穗、羽毛的紅色大圓頂帽。年輕已婚婦女,喜扎紅色、綠色頭巾,穿紅、綠、紫色上衣和紅裙,多戴裝飾品。中老年婦女,則披白色頭巾,身穿藍、黑色上衣和大衣,極少裝飾。

柯爾克孜族的飲食,以牛、羊、馬、駱駝、牦牛肉和奶制品為主,幾乎一日三餐都離不開肉、奶、乳制品。小麥、青稞、蔬菜在他們的飲食中,只是輔助食品。“克么孜”(馬奶酒)和“勃左”(孢孜酒),都是柯爾克孜人夏秋季招待客人的上好飲料。

現代柯爾克孜族基本上實現了定居,但仍保留了部分游牧民族的傳統特點。居住農村和牧區的住宅稍有區別。農區村落的庭院式住宅,磚木結構的平頂屋較多。牧區的柯爾克孜人喜用白氈蓋氈房,稱之為“勃孜吾依”,這與他們崇尚白色有關。牧民夏天多住在氣候涼爽的高山地帶的河流附近,稱“夏窩子”;冬季多住在氣候溫暖的山谷地帶,稱為“冬窩子”。

在柯爾克孜族的文學遺產中,民間文學占據首要地位。其形式有神話、傳說、故事、史詩、敘事詩、寓言、民歌、諺語、謎語、繞口令等,內容豐富,題材多樣。

《瑪納斯》是一部規模宏偉、流傳甚廣的英雄史詩,在國內外享有盛譽。長詩描繪了柯爾克孜族社會的各個方面,是柯爾克孜族語言、歷史、宗教、文化、政治、經濟、哲學、美學、軍事、醫學、習俗的百科全書。其主要內容是瑪納斯及其子孫領導柯爾克孜人民反抗外族侵略的斗爭,表現了人民爭取自由和和平生活的愿望,歌頌了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精神。

柯爾克孜族的音樂遺產極為豐富。民間的“阿肯”(彈唱藝人)、“額爾奇”(民歌手)、“庫姆孜奇”(琴手)等藝人,通過多種演唱形式,豐富了人民的生活。

柯爾克孜族的民族樂曲(庫依)和樂器是最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之一。在民間流傳的樂器有“庫姆孜”、“奧孜庫姆孜”、“克雅克”、“秋吾爾”、嗩吶、“多兀勒”(手鼓)、“巴斯”(銅鈸)、“邦達魯”等。

柯爾克孜族稱舞蹈為“比依”,內容多反映牧業、農業、手工業、狩獵等生產和生活情況。其中,反映牧業生產和生活的舞蹈最為常見。柯爾克孜族舞蹈有單人舞、雙人舞、集體舞、男女對舞和合舞等多種形式,活潑剽悍、節奏性強,十分貼近生活。

柯爾克孜族的民間體育大多都源于民間游戲,二者很難區分。游戲可分為體育、智力、娛樂三種類型。體育型如“賽馬”、“叼羊”、“拔河”、“馬上角力”、“兔子蹬腿”、“單腿跑”等;智力型如“九槽旗”、“交叉旗”、“藏髁子”、“飛了飛了”等;娛樂型如“找伴侶”、“蒙眼找伴侶”、“索戒指”等。三種類型往往互相穿插,互相滲透,寓體育于娛樂之中。柯爾克孜族的民間游戲多與歷史和生產、生活緊密相連,其中的“賽馬”、“叼羊”、“馬背角力”等,已被列入國家正式體育運動項目。

柯爾克孜族實行外婚制。習慣上一般直系七代和旁系五代的親屬之間不能通婚,與其他氏族、部落或民族的孩子和同吃母奶長大的男女,也不能通婚。所以,訂婚之前,要非常細致地了解對方的情況。

柯爾克孜族的訂婚儀式較隆重,一般在女方家舉行。男方組織“相親團”,牽上一只活羊,帶上衣服、首飾等,特別要帶一對耳環作為訂親信物。相親的婆婆或姑姑、姨姨上前吻姑娘的前額,莊重地給戴上耳環,這意味著姑娘已是自己家里的人了。同時還要給姑娘梳“訂親頭”,并把帶去的金銀首飾等以及衣服、鞋帽統統給姑娘穿戴上,在打扮時還唱“訂親歌”。在訂婚宴時,“相親團”所帶的禮品按親疏和輩份送給姑娘家的親戚,雙方即協商迎娶日期及其他有關事宜。

在婚禮的前一年或半年(一般是定親儀式后),要舉行認婚儀式,雙方父母不參加。在舉行認婚儀式時,新郎在嫂子和一群伴郎的陪同下,攜帶聘禮到女方家去,新郎到距女方家約一公里處,派代表到女方家請求認婚。新娘也在一群伴娘和嫂子的陪同下,前去迎接。根據柯爾克孜族的習慣,定親和認婚儀式以后,雙方不能違背婚約,尤其是女方不能隨意毀約。

婚禮一般舉行三天,儀式在女方家舉行。第一天,新郎的父母和親戚朋友陪同新郎來到新娘家。來時,帶一只活羊,還要趕一些牲畜和帶些其他禮品。女方把男方來客招待一番之后,要舉行一種“恰西洛恰西德”儀式,即把包爾薩克(油炸菱形餅)、奶疙瘩、方塊糖、水果糖等用口袋裝起來,用木桿頂到氈房天窗上,讓其自然散開,食品落地,讓小孩子搶著吃。這種儀式表示婚禮正式開始。第二天,正式舉行“尼卡”儀式,新郎和新娘來到村長老及阿訇面前,由阿訇念“尼卡罕”(結婚證詞),吃泡了鹽水的馕或油疙瘩,表示雙方終生將同甘共苦。儀式結束后,一般要舉行豐富多彩的傳統娛樂活動,包括跳舞、對歌、賽詩等。第三天,新郎把新娘帶回自己的新房,新娘要和家人哭別。女方為女兒準備衣物、被褥和其他生活用品作為嫁妝。

柯爾克孜族的家庭,一般是由祖孫三代或三代以下直系親屬組成的家長制家庭。家族包括七代直系和旁系親屬,即上有曾祖父、祖父、父親,下有子女、孫子、曾孫等。旁系包括曾祖父、祖父和父親的兄弟姐妹。柯爾克孜族直系和旁系親屬間的倫理等級和世系等第概念、家規和家庭義務,都比較嚴格。父母對子女有命名、撫養、教育和嫁娶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送終的義務和繼承家產的權利。

柯爾克孜族除了黑龍江和額敏縣兩地之外,都根據伊斯蘭教習俗舉行葬禮,行土葬(不用棺木)和速葬(停放不超過三天)。出殯時,靈柩抬到清真寺或平地上,在阿訇或伊瑪木的主持下,集體為死者進行祈禱。殯禮不能在禮拜大殿內進行,還必須避開日出、日落和正午三個時辰。舉行葬禮時,親友都要參加。親屬、婦女穿黑衣、戴黑頭紗。子女在四十天的服喪期內不能梳頭理發。寡婦要用頭巾將面部遮住,不讓別人見到。埋葬時頭北腳南面向西方,由兒子、近親和送葬者填土。每逢三、七、四十、七十、一百天和周年忌日,都要在死者生前住屋(帳篷)豎一小旗,并在此接待親友的吊唁、作“乃孜爾”(做抓飯請親友替死者祝福)。

發展現狀

新中國成立以后,柯爾克孜族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獲得了巨大發展。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有關“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規定,在廣泛聽取各界人士意見和深入調查的基礎上,1954年7月14日,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區成立。該自治區為專區級自治單位,由阿圖什縣、烏恰縣、阿克陶縣、阿合奇等縣組成。1955年10月,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區改名為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克孜勒蘇”是河名“紅水”之意。在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居住著柯爾克孜、維吾爾、漢、塔吉克、烏孜別克、哈薩克、滿、回、錫伯、俄羅斯、塔塔爾等11個民族。首府阿圖什市現已成為自治州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是新疆南部重鎮之一。

民族自治地方建立以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柯爾克孜干部隊伍有了迅速的發展,自治州歷任州長、人大常委會主任均由柯爾克孜族擔任,各級人大、人民政府中都按比例配備了本民族的干部,柯爾克孜語言文字在公共管理和教育領域的地位也得到了保障,國家在招工招干、各類學校招生中,都對柯爾克孜族給予了一定的照顧。柯爾克孜族人民真正實現了當家作主的理想。

新中國成立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柯爾克孜族經濟獲得巨大發展。農牧業生產發展迅速,地方工業從無到有,由小到大,遍布全州。教育、科學、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篷勃發展,人民生活顯著改善。

畜牧業發展迅速。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前,柯爾克孜族聚居地區生產力水平很低,人們主要從事畜牧生產,靠天養畜。1949年末,牛、馬、驢、羊、等牲畜存欄總數僅為33.55萬頭(只)。

新中國成立后,在牧區,貫徹了“以牧為主,農牧結合,多種經營”等一系列方針政策,積極推行和完善農牧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畜牧業生產落后的面貌大為改觀。在牲畜繁殖成活畜不斷提高的同時,牲畜的質量也不斷提到改善。20世紀50年代,就引進了毛肉兼用的新疆細毛羊和阿斯卡尼亞細毛羊,由兩者雜交而成的改良細毛羊,性能更為良好。20世紀80年代,引進了塔什庫爾干大尾羊,近年又引進了阿爾泰種羊。在改良綿羊的同時,還陸續引進了良種牛,對本地品種進行改良。政府還成立了獸醫站和草原站,以加強對牲畜病疫的防治和草原建設工作,培植人工草場、輪牧、人工授精、分群放牧等較為先進的牧業經營方式已被推廣,用現代科技改造傳統畜牧業已被各級干部和廣大牧民廣泛認同。畜牧業生產發展較快,2005年末,牛、馬、驢、羊、豬等牲畜存欄數已達155.99萬頭(只)。

農業經濟突飛猛進。新中國成立前,農業生產極其落后。農具只有二牛抬杠、砍土曼,有些邊遠地區還使用木犁。農業耕作原始、粗放,不施肥、不鋤草,產量很低。1949年,糧食總產量只有23129噸,棉花64.5噸,油料601.5噸。20世紀50年代,大規模進行了開荒造田、興修水利等基本建設,改變了糧食、飼料都要依靠外地供應的狀況。2005年,耕地面積已達30.23千公頃。農作物品種的引進和改良農作物的單產也大大增加,糧食作物產量達到170911噸、棉花7761噸、油料954噸、蔬菜12974噸。農業的機械化水平也不斷提高,全州擁有農用大中型拖拉機2143臺,配套農具1990部;農用小型拖拉機4463臺,配套農具6099部。

工商貿從無到有。隨著農牧業生產的發展,柯爾克孜地區的地方工業也從無到有興建起來。現在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已經建立起煤鐵、機械、水泥、電力、有色金屬、造紙以及食品、皮毛加工等工礦企業。以阿圖什市為中心的公路網絡已經建立起來,貫穿各縣、鄉、鎮。國營和私營商業機構分散到各個居民點,方便了各族群眾的生產、生活。吐爾尕特口岸和伊爾克什坦口岸充分利用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的地緣優勢,對外貿易開展得很有起色。

民族教育發展很快。新中國成立前柯爾克孜地區文盲率達90%以上。1949年,全地區只有破舊不堪的小學40所,在校柯爾克孜族學生2490人,教師259人,校舍總面積不足一萬平方米,沒有初中、高中、中等教育以及學前教育。新中國成立以后,為適應牧區教育,政府曾先后辦過馬背學校、半日制學校和寄宿制學校。1953年,柯爾克孜地區有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所中學——阿圖什中學。1955年創辦的柯爾克孜師范,是當地第一所中等專業學校。在黨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柯爾克孜地區的教育事業有了飛速的發展,截止2005年,全州共有小學211所,在校生53743人; 普通中學62所,在校學生45356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少數民族學校和學生;中等專業學校2所,在校學生437人。還有不少柯爾克孜族學生到烏魯木齊或內地大專院校接受本科、碩士研究生階段教育。通過黨和政府努力,柯爾克孜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率已迅速降低。

傳統的牧區已經形成了覆蓋城鄉的醫療服務體系。新中國成立前,柯爾克孜地區根本沒有醫生,農牧民有病只能聽天由命,或請“巴克西”(巫師)、毛拉(伊斯蘭教宗教人士)驅邪祛病或念經。傷寒、鼠疫、麻疹、肺結核、小兒黑熱病等到處流行,嬰兒死亡率也很高,嚴重危害了人民的健康,直接影響了人口增長。1952年建立的阿合奇縣醫院是柯爾克孜族聚居區的第一所醫院。自此以后,柯爾克孜地區的醫療衛生事業開始有了較快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后,柯爾克孜地區的醫療、預防保健、教學、科研等各類衛生機構已初具規模,城鄉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已基本形成,一個州、縣、鄉、村四級醫療衛生網已經建成。缺醫少藥的狀況已經改變。醫療衛生、防疫保健條件大大改善,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2005年,當地已擁有醫療機構102個,床位1459張,衛生人員2519人。

民族文化繁榮發展。在文化建設方面,新中國成立后先后創辦了報紙、廣播、電影、電視、文工團、出版社、新華書店、圖書館、群眾藝術館等有本地民族特色的文化事業單位。“克孜勒蘇報”以柯、漢、維三種文字出版,1999年,發行量達40.82萬份。1982年,成立了以出版柯爾克孜文圖書為主的克孜勒蘇人民出版社。1950年,全地區第一家收音站在阿合奇縣建立。20世紀60年代,各縣、鄉相繼建立起了廣播站、廣播室,1982年,新疆人民廣播電臺柯爾克孜語節目開播后,阿圖什、阿合奇又建立起兩個中波轉播臺轉播新疆人民廣播電臺柯爾克孜語節目。1981年,克孜勒蘇電視臺建立。1998年~2000年,國家實施“鄉鄉村村通廣播電視工程”,使當地大部分鄉村農牧民收聽廣播收看電視問題得解決。至2005年,全州有電視臺一座、電視錄像轉播臺四座,擁有電視發射設備13部。當前,現代通訊手段電話和無線通訊的普及率正在逐年提高。

社會風尚不斷改觀。新中國成立以后,柯爾克孜人民的生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封建家長制的殘余、封建禮教、陳規陋習隨著生產的發展、文化的提高而逐漸消失。尤其是家庭婚姻方面的一些舊傳統,如指腹婚、寡婦不能改嫁而歸亡夫兄弟、一夫多妻、早婚等,由于柯爾克孜人民思想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社會主義新風尚的不斷倡導,已經有了顯著的改變。傳統的父系家長制大家庭逐漸分化,家庭規模逐漸趨小,核心家庭和祖父母、父母及一個已婚兒子(通常是幼子)組成的主干家庭成為家庭的主要形式。家庭關系更趨民主平等。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宣傳和實施,家庭生育觀念有了很大的改變。離婚也已不再是男子的特權,解除婚約須依法辦理相關手續。

人民生活日新月異。在柯爾克孜地區,千百年來人隨畜走的生活方式已發生了巨大改變,絕大部分牧民實現了定居或半定居,牧區已建立了許多新的村落和城鎮,牧民們從氈房搬進了明亮溫暖的平頂屋。定居生活帶來了許多新事物、新變化,牧民們在自己住宅的周圍種上了蔬菜、瓜果,大大豐富了食品的種類,傳統的以肉、奶制品為主的飲食習慣,現已改為以面食為主。服飾受到周圍民族的影響,漸趨多樣化。傳統的民族服裝雖依然存在,但多為老年人的喜好,中青年人平常多穿中式或西式服裝,但在節日或重要場合仍穿著民族服裝。

20世紀80年代以后,電視開始走入普通柯爾克孜農牧民家庭,進入新世紀,電視普及率已大大提高。電話、洗衣機、縫紉機、摩托車等也逐步為更多的家庭所擁有。廣播、電視、電話等現代傳媒的介入,不僅改變了柯爾克孜族農牧民傳統生活方式,也極大地影響了他們的觀念。閑暇時間,人們多看收電視、聽收音機。農牧民們與外界的距離越來越近,獲得外界的信息和與外界的交流越來越多。商品經濟觀念逐漸增強,外出經商和打工的人逐年增加。受科學教育的影響,宗教觀念漸趨淡泊,這一點在青年人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新中國成立后的5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由于正確的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大力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和社會文化事業,柯爾克孜族聚居區的經濟和社會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2005年,柯爾克孜族聚居的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由1954年的1204萬元上升17.47億元,在人口總量成倍增長的情況下,人均生產總值由1954年的90元上升到3654元;全州農牧民人均收入1452元,是建州初期的44元的33倍。廣大柯爾克孜族人民最喜愛用“綿羊脊背上也能孵出百靈鳥來”的生動語言來形容今天生活的安定和幸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西部大開發的號角聲中,柯爾克孜族人民正滿懷信心邁步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征途上。

(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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