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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傈僳族人口數為634912人(2000年),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瀘水、福貢、貢山、蘭坪4縣及迪慶藏族自治州維西傈僳族自治縣,其余分布在麗江、德宏、楚雄、保山、大理、臨滄、普洱等州(市)以及四川省的涼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全國其他地區也有零星分布。他們多數與漢、白、彝、納西等民族相雜居,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特點。

  傈僳族既是他稱也是自稱。這一名稱最早見于唐朝時期的著述。時人樊綽在《蠻書》中稱之為“栗粟”,認為是當時“烏蠻”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和彝族、納西族在族源上關系密切。到明代仍把傈僳看作是“羅羅”(彝族)的一個分支,明《景泰云南圖經志書》說:“栗粟者,亦羅羅之別種也。”傈僳這一名稱,除有關史籍用字稍有不同外,1000多年來沿用至今。

  傈僳族居住地區峰巒重疊,百川匯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內自西向東分布著擔當力卡山、高黎貢山、碧羅雪山、云嶺,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獨龍江、怒江、瀾滄江分流其間,形成南北走向的聞名于世的高山峽谷區。河谷和山巔相差達3000米,氣溫懸殊很大。從山腳到山頂分屬熱帶、溫帶、寒帶氣候,垂直分布明顯,形成“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體氣候。河谷兩岸常年平均溫度在攝氏17℃至21℃之間,平均年降雨量為2500毫米。這種獨特的自然環境,使北方的動植物能沿著高寒山脊向南滲透,南方的動植物能沿著暖濕河谷向北分布。因此,這一帶被稱為我國南北動植物交匯的“十字路口”,有極其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各種林木及植物多達數百種,珍稀樹種有禿杉、黃衫、紅豆杉等,經濟林木有油桐、漆樹、核桃、板栗等。原始森林中棲息著虎、豹、熊、馬鹿、孔雀、鸚鵡、犀牛、野牛、水獺、飛鼠、獐、麝、大靈貓、小熊貓、金貓、獼猴,以及稀有的白尾梢紅雉、灰斑角雉、環頸雉等珍禽異獸。山貨藥材有生漆、黃連、當歸、鹿茸、麝香等。礦產主要有金、銀、鐵、鉛、鋅等數十種,蘭坪鉛鋅礦為我國特大型礦區之一。水能資源十分豐富,可開發的水能裝機容量為857萬千瓦,水能蘊藏量為1226萬千瓦,占云南省總蘊藏量的11.6%。旅游資源也很豐富,有聞名遐邇的怒江大峽谷奇觀,有石月亮、江心松、高山湖等神奇迷人的自然風光以及絢麗多彩的民族風情,這里還是著名的世界自然遺產“三江并流”景觀地區的核心組成部分。

  傈僳族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傈僳族是語言比較統一的民族,內部沒有語支,方言分怒江、祿勸兩個方言。怒江方言又分為兩個土語。各種方言、土語的語法差別不大,詞匯也基本相同。因此,傈僳族不論居住在雅礱江流域還是分布于金沙江、怒江、瀾滄江流域,使用的語言大體相同,相互可以對話。

  歷史上傈僳族沒有創立文字,只能口耳相傳、刻木記事。20世紀初,維西縣傈僳族青年旺忍波創制了共有1030個字的象形文字,這是傈僳族歷史上的第一種文字;20世紀20年代初,英國人傅利葉和克倫族青年巴東以英文字母為基礎創制出第二種文字,即老傈僳文;1913年,英國傳教士王慧仁根據云南省武定、祿勸兩縣自稱傈坡[Li phoj]、他稱傈僳[Li su]人的語言,以武定縣滔谷村語音為基礎創制出了一種“格框式”的拼音文字;第四種文字是20世紀50年代由中央民族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以漢語拼音字母為基礎創制、并經國務院批準使用的新傈僳文。目前,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內各民族通用傈僳語和老傈僳文。

歷史沿革

  傈僳族源于古老的氐羌族系,屬于蒙古人種南亞類型,與彝族有著淵源關系

  傈僳族世代流傳的《創世紀》傳說與大小涼山彝族、納西族、哈尼族的創世傳說都有許多共同之處,這說明作為彝語支的各個集團,從古代以來便有著密切的親屬關系。在古代,他們屬于同一族源,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逐漸發生分化形成不同的部落集團,后來才形成單一民族。

  從體質人類學的角度進行考察,傈僳與納西、彝、哈尼、拉祜等族具有高原民族的特征:體長、高鼻、薄唇、凹眼,與南亞語系的佤族、布朗族及壯侗語族的壯族、傣族均有明顯區別。這種區別正好說明彝語支各族具有親屬關系和共同特征。

  怒江地區的傈僳族直到新中國建立初期還保存著明顯的氏族制度和圖騰崇拜,在這些氏族中有幾個氏族名稱及其圖騰崇拜形式和大小涼山的彝族氏族名稱和圖騰制度基本相似,如虎、竹、魚等氏族。氏族是按血緣親屬關系組成的集團,非本氏族成員是不能采用相同的氏族名稱和氏族圖騰的,因為氏族成員都公認他們來自于一個共同的祖先。既然傈僳族的虎、竹、魚等氏族和彝族有相似的傳說,這就說明他們在古代有著密切的氏族血統關系。即兩漢時期的“叟”、“雟”和“靡、莫之屬”以及兩晉時期的“東爨”、唐代的“烏蠻”當中,就包括有傈僳族的先民。

  公元1至3世紀,越雟、犍為、臺登、邛都、定筰廣大地區都是彝族、傈僳族先民——叟、雟、濮等部落聚居的區域。這些都屬于彝語支的部落和集團。這時既未形成統一的族稱,也沒有統一的組織,而是一些分散的大大小小的部落。

  3世紀的三國鼎立時期,蜀國管轄下的定筰縣(今四川鹽邊一帶)已經有笮、雟、邛、昆明、摩沙等不同部落集團的名稱出現。據《華陽國志.蜀志》記載:“筰、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越雟曰雟,蜀曰邛,皆夷種也。縣在郡西,渡瀘水賓剛徼白,摩沙夷,有鹽池。”說明當時彝語支的各部落和集團在逐漸發生分化。

  8世紀,唐朝為與吐蕃爭奪西南,時任劍南西川節度使的韋皋積極招撫南詔,并把地處吐蕃、南詔與西川之間緩沖地帶的勿鄧、豐琶、兩林三大部落的首領都爭取過來。由于政治形勢的激化,位于這一沖突中心的各個部落,便卷入到復雜的斗爭漩渦之中,“栗粟”這一名稱乃首次出現在史籍中。

  關于傈僳族的文獻記載,最早見于唐樊綽《蠻書?名類》:“栗粟兩姓蠻,雷蠻、夢蠻皆在茫部(按:茫應為邛)臺登城,東西散居,皆烏蠻、白蠻之種族。”所謂“栗粟兩姓蠻”即今傈僳族先民,“雷蠻”可能是今納西族的一支,即今麗江、中甸一帶自稱為“呂些”的納西族;“夢蠻”即今納西族,至今分布在云南省寧蒗縣以及四川省鹽源、鹽邊等地的納西族還被彝族、藏族稱為“摩挲”,也就是樊綽在《蠻書》中所稱的“磨蠻、梭蠻”。《蠻書》的這段記載比較準確地記述了傈僳族和納西族先民在1200多年前的地理分布狀況,并把他們同其他部落集團區分開來。

  8世紀中葉,當時游離于唐朝、南詔和吐蕃三大勢力之間的勿鄧、豐琶、兩林三大烏蠻部落的大鬼主(大首領),得到唐朝的封賜,唐朝“以勿鄧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團練使,封長川郡公” 。苴嵩死后,子苴驃離年幼,以苴夢沖為大鬼主,統領整個部落。這時的“栗粟”族部落即屬勿鄧部落統轄,尚未形成較大的、統一的部落組織。

  兩宋時期,文獻上很少有關傈僳族的記載。原因是,北宋立國后默認大渡河以西為大理國管轄之地,極少過問這一區域的政事;北宋衰亡,遼、夏、金統治黃河流域,南宋偏安臨安,更無暇遠顧西南邊陲。因此在400余年間,關于這一區域的記載較少。

  14世紀以后,文獻和地方志中出現了關于傈僳族的記載。據明《景泰云南圖經志書》卷四載:“有名栗粟者,亦羅羅之別種也,居山林,無室屋,不事產業,常帶藥箭弓弩,獵取禽獸,其婦人則掘草木之根以給日食;歲輸官者,唯皮張耳。”這段記載表明,時人認為傈僳族屬于“羅羅別種”,即彝族的一支;傈僳族還沒有進入農業社會,以狩獵、采集生活為主,但他們必須把獸皮繳納給官府。

  16世紀中葉,大部分傈僳族仍然過著狩獵和采集生活,居住在金沙江兩岸,受麗江土知府木氏的統治。據《南詔野史》下卷“南詔各種蠻夷”記載,這時的傈僳族仍“衣麻披氈,巖居穴處,利刃毒矢,刻不離身,登山捷若猿猱。以土和蜜充饑,得野獸即生食。尤善弩,每令其婦負小木盾前行,自后射之,中盾而不傷婦,從此制服西番”。

  元、明時期,傈僳族先民已完成了第一次、第二次大規模遷徙,即從青藏高原經四川盆地西緣南遷至云貴高原北部,主要分布在川、滇兩省的雅礱江、金沙江流域,分別受元代麗江路軍民總管府和明代麗江土知府木氏、永寧納西族阿土司、金沙江東岸彝族奴隸主、維西納西族土千總的統治。16世紀,麗江木土司與西藏地方統治集團為爭奪中甸、津州(今云南麗江巨甸)、臨西(今云南維西)、阿敦子(今云南德欽)和寧蒗一帶的統治權,爆發了長期的戰爭。傈僳族人民不堪兵丁苦役的重負,在蕎氏族首領木必扒的率領下,渡過瀾滄江,越過碧羅雪山,開始進入怒江地區。19世紀,恒乍繃、唐貴、丁洪貴、谷老四等領導的幾次起義先后失敗后,大批傈僳族整個氏族、整個村寨地相繼向西遷入怒江地區,有的繼續向西越過高黎貢山,進入緬甸境內;有的向南沿瀾滄江、怒江經鎮康、耿馬進入滄源、孟連等地;有的則沿金沙江南下,進入祿勸、大姚等地。遷徙中,傈僳族的居住地區不斷擴大,并分散為許多小塊,和其他民族交錯雜居。由于沿邊地區和靠內地區的傈僳族受到其他民族的影響不同,他們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產生了不平衡的狀態。

  19世紀20年代,清朝在靠近內地傈僳族分布的麗江、永勝、華坪等地,實行“改土歸流”。一些世襲的納西族和白族土司為流官所取代。改土歸流的結果,進一步促使這些地區的封建領主經濟向地主經濟轉化。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批漢、白、納西等族人進入怒江地區,帶去了大量鐵質農具和比較先進的生產技術。

  1907年至1908年,阿墩子(今德欽)彈壓委員夏瑚奉命兩次巡查怒江地區,撫慰各族人民,查免了察瓦龍、康普、葉枝土司的苛派,深受各族人民的擁戴。同時,他還發出木刻 ,委派數十名伙頭管理各個村寨,這是怒江地區設立公職人員建立統一的行政管理機構的開端。

  1912年,云南軍都督府組織殖邊隊進駐怒江地區,抵御了英國殖民勢力的入侵。并實行“開籠放雀”,用武力強制釋放奴隸,使怒江傈僳族的家長奴隸制基本上被摧毀。1928年,云南地方政府開始在怒江地區設立設治局,以加強對當地各族人民的統治。

  長期以來,廣大傈僳族人民受著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地主、土司、頭人和國民黨以及帝國主義的殘酷剝削和壓迫,過著十分悲慘的生活。原碧江縣俄奪羅這個不到1000人的山村,新中國成立前10年,就有237個貧苦農民被官府、土司、頭人和地主折磨而死。苛捐雜稅繁多,僅門戶捐一項,這個縣平均每人負擔玉米42.5斤,占全年糧食總收入的21%。此外還要受奸商、高利貸者的層層盤剝。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帝國主義勢力侵入怒江地區,給傈僳族人民帶來了新的苦難。

  統治階級的政治壓迫和經濟盤剝,激起了傈僳族人民的不斷反抗。18至19世紀,傈僳族人民掀起了多次抗清斗爭。主要有: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瀘水弄更扒、祝老四、枝花扒領導的抗清起義;嘉慶六年(1801年)至嘉慶八年(1803年),維西恒乍繃領導的以傈僳族農民為主體,包括有怒、白、漢、納西、藏等族人民參加的抗清武裝起義;道光元年(1821年),永北(今永勝)唐貴領導的武裝起義;光緒十九年(1893年)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永北(今永勝)丁洪貴、谷老四等領導的反土司武裝抗清起義等。其中,以1801年恒乍繃領導的起義斗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由于傈僳族自身的社會經濟條件,使這次起義突出地具有與其他農民起義不同的特點,即他們充分利用社會制度中所保有的原始宗教和氏族關系來發動和組織起義。如起義的隊伍編制是在氏族和軍事民主制組織的基礎上建立的;聯絡是用氏族的“傳木刻”方式;行動和戰斗時,基本上是以氏族部落組織或家族為單位進行的,氏族的復仇觀念增強了起義群眾的勇敢和犧牲精神。然而氏族經濟的原始落后性,使他們的眼界較之封建社會下的農民具有更多的狹隘性,也決定了這次起義只能以失敗告終。盡管如此,這次起義先后消滅了康普土司等大小頭目及清朝官兵數千人,迫使清政府查辦了維西廳守備及其他貪官污吏,取消了維西各土司的一些封建特權,減免了33個府廳州縣的3年賦稅和銅課。

  進入20世紀,傈僳族人民的反抗斗爭此伏彼起,從未間斷。1906年,德國探險家布倫胡拍帶領兩名黑人來到怒江,行抵福貢臘烏村時,由于欺侮勒索當地傈僳族民眾,被憤怒的傈僳族人民殺死,兩名黑人后來被遣返回國。1907年,法國神甫任安收等在貢山白哈羅橫行霸道,他們霸占土地,強派民工,修建教堂,并阻止當地人民信奉其他宗教,這就大大激怒了各族人民。傈僳族與藏、怒、獨龍等族人民一道,憤怒燒毀了教堂,驅逐了這些法國傳教士。1911年,為抗擊英帝國主義武裝侵略我國領土片馬、古浪、崗房等地,傈僳、景頗等各族人民進行了英勇的抵抗斗爭,給英國侵略者以有力的回擊。1917年,蘭坪縣石登、豐登等地爆發了以阿孟扒為首的武裝起事。1918年,福貢上帕又爆發了以瓦策為首的反抗事件。1935年,以傈僳族瓦業為首,在福貢地區開展了反抗國民黨設治局苛派勒索的斗爭,殺死設治局局長,占領設治局達20多天。1941年至1943年,傈僳族人民和漢、傣、景頗等族人民,英勇地抗擊了侵入云南西部的日本軍隊,迫使侵略軍不敢越過怒江。他們為捍衛祖國邊疆的安全,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1948年,我黨派遣部分黨員到滇西北開展地下活動,發展地下黨組織,建立了滇西北工作委員會。積極爭取傈僳族頭人上層,得到了碧江、福貢傈僳族上層裴阿欠、霜耐冬等的支持。1950年初,黨分別在四個縣建立了臨時政務委員會及黨的工作委員會。隨后,人民解放軍先后進駐蘭坪、碧江、福貢、貢山、瀘水,怒江地區獲得解放。

  歷史上,傈僳族社會發展較為緩慢,直到20世紀50年代民主改革前,傈僳族社會還保留著某些原始氏族制度的殘余形式。

  傈僳語稱一群由同一祖先的后代所組成的集團為“初俄”,即氏族。各個氏族有自己的名稱。怒江地區的傈僳族有虎、熊、猴、蛇、羊、魚、雞、蜂、蕎、麻等18個氏族。氏族組織是傈僳族社會重要的聯系紐帶。在不斷遷徙的過程中,由于戰亂、遷徙頻繁,其氏族組織逐漸趨于解體。定居怒江地區后,各個氏族散居各地,原來的氏族組織很難得以保持,氏族內部除保存著象征性的共同名稱以及某些觀念上的聯系外,在經濟生活上的聯系已經很淡漠了,只有在進行具有血族復仇性質的械斗時,才顯示其血緣維系的作用。

  在現實生活中,家族及村社組織起著重要的作用。傈僳語稱家族為“體俄”。家族有自己的姓氏,有自己的小聚居區域和耕地,有本家族的“鬼樹”和公共墓地。各個家族都有自己的家族長。家族長多是以本家族內輩份較高、年齡較長、能說會道、較為富裕的男子擔任。家族成員間在經濟上保持著伙有土地,共同耕作;在生活上則保持互助蓋房、換工協作、殺豬共食、男女婚嫁共同出聘禮、共同吃財禮、共負債務和共同承擔血親復仇的義務等等。各個家族就是通過以上這些經濟上的合作和生活上的互助,自然地、傳統地把整個家族密切地聯系起來,成為較為緊密的社會基層組織。

  傈僳語稱村寨為“卡”,意即由一群血親關系相近的人們共同體所居住的地方。每個村社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村社的組成有以下3種情況:以一個氏族內的一個大家族為單位組成;由氏族內的兩個家族或多個家族聯合組成;由幾個不同氏族的家族混雜組成。各個村社有自己的公共山林、獵場、荒地及墓地,本村社成員均有權開墾和使用。同一村社成員間有互助協作的義務,特別是在向土司繳納貢禮或是村社間發生械斗時,這種原始的互助關系更為突出。每一個村社都有一個公認的頭人,而較大的村寨則在幾個家族長中公推一個威信較高的擔任頭人,頭人稱為“實帕”。由于村社成員在經濟上享有的自由平等以及各家族組織的相對獨立,所以這類村社頭人的形成,往往既不能靠世襲,也不是民主選舉產生,而是沿襲傳統的習慣,擁戴享有威望的老人擔任。其職責是對內排解糾紛,領導生產,主持祭祀;對外宣布械斗,締結盟約,催繳貢禮,派遣夫役等。在土司統治時期,傈僳族各村寨頭人多被指派為大小伙頭。國民黨統治期間,則被委任為區、鄉、保長。基督教傳入后,許多頭人又擔任教會會長、管事等職務。因此,許多頭人往往充當了當地社會生活中政治、經濟和宗教三位一體的代表人物。遇到戰爭時,各個村社都組成暫時的聯盟,一旦戰爭結束,這種聯盟關系也隨之結束。

  過去,傈僳族各村寨之間由于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有權威性的權力機構,每當村寨間因婚姻、土地、債務及盜竊等引起糾紛時,常常引起械斗。一旦發生械斗,全村寨的青壯年男子都必須參加,婦女則擔任后勤、護理等工作。她們有調停戰斗之權,即便戰斗還在激烈進行,只要一方的婦女奔臨陣地,揮裙高呼停戰,戰斗往往即行停止。習慣上禁止射殺婦女,否則械斗就會延長。

  新中國成立前,怒江傈僳族地區,土地私有制已經確立,但占有不集中;農村階級有了分化,但還存在著原始的公有制和家長奴隸制的殘余。土地所有制形態,基本可分為個體私有、家族共同伙有、家族或村寨公有等3種。其中個體農民私有制是主要的,家族共同伙有,是原始土地公有制向私有制過渡的一種主要形式。家族或村寨公有制作為原始公有制的殘余而存在,比例很小。新中國成立前數十年,隨著封建地主經濟因素不斷滲入和小農經濟的不穩定性,導致土地的逐步集中。部分家族、村寨頭人和富裕戶,逐步占有較多較好的土地,而一些貧苦農民則失去土地,租佃、雇工關系因而逐漸有所發展。

  在怒江傈僳族社會中還普遍地存在著一種“伙有共耕制”,這是一種由公有向私有過渡的土地所有制和耕作方式上的原始協作形式。通常由同一家族的幾戶成員,共同占有和耕種家族公有的部分耕地,或開墾家族公有荒地,同出勞力和籽種,產品按戶平均分配。還有一種共耕關系,是參加者在私有土地上進行共耕協作。通常由共耕戶共同出土地、勞力和籽種,產品按戶平均分配。但是,比較富裕的農戶和村寨頭人,往往多出籽種,少出勞力,剝削貧困戶的勞力,并進而形成頭人、富裕戶出土地、籽種,貧苦農民出勞力。這種關系實際上已在向租佃關系過渡。

  另外,還有一種簡單的原始協作,俗稱“瓦刷”。農忙季節,由主人邀請家族和村寨成員來協助勞動,勞動完畢,主人只招待一頓水酒及苞谷稀飯,不付任何報酬。這本來是一種古老的友好互助關系,不具有剝削性質。但是,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個人提供的剩余產品不斷增加,這種簡單的協作就漸漸演變成一種剝削。富裕農戶和頭人經常利用這種形式每年變相雇工達150至300個勞力,而所支付的酒飯僅及應付報酬的12%至15%。

  約自16世紀至20世紀初葉,怒江地區曾存在過家長奴隸制。奴隸常被視為家庭成員和“養子”。在日常生活中與主人差別不大,可與主人同起居,共飲食,一起從事各種勞動。有的奴隸還可贖身成為自由農民。主人可以自由買賣奴隸,但無生殺予奪之權。奴隸內部也沒有等級劃分。這些都反映了早期奴隸制的特點。20世紀初,云南地方政府為了削弱土司的勢力,加強自己的直接統治,在怒江地區實行“開籠放雀”,用武力強制釋放奴隸,因而家長奴隸制在新中國成立前已基本上瓦解。

  新中國成立前,傈僳族社會沒有成文的法律條文。但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不成文的習慣法。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舊的不符合現代法律規范的習慣法準則逐漸被取代。現在,村民們多能按照民事調解程序,請村委會、親戚朋友等前來參與調解裁決。在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各村寨制定的村規民約在發生著重要的作用。

  歷史上,居住在不同地區的傈僳族,受自然地理環境和其他民族的影響,社會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靠內地區如麗江、永勝、華坪等地的傈僳族,在19世紀20年代的“改土歸流”后,已進入封建地主經濟,農業生產占據主要地位;政治上出現了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封建頭目如伙頭、閭長、排首、保董等。居住在大小涼山周圍的傈僳族,由于受彝族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影響,民族內部已出現一些中小奴隸主。而怒江地區的傈僳族,直至20世紀初還處于家長奴隸制階段,由納西族、藏族、白族土司委派的頭人管理;經濟上,則以游耕和狩獵為主要方式,“喜居懸巖絕頂,墾山而種,地瘠則去之,遷徙不常。刈獲則多釀為酒,晝夜沉酣,數夜盡之,粒食馨,遂執勁弩藥矢獵,登危峰石壁,疾走如狡兔,婦從之亦然。……不敬佛而信鬼,借貸,刻木為契,負約,則延巫祝” 。至20世紀40年代,這一地區的傈僳族還保持著這種生產生活狀態。

風俗習慣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傈僳族人民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文化。

  禮俗節慶文化富有特色。傈僳族群眾稱一年一度的年節為“闊時”。怒江地區的傈僳族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主要以對物候的觀察來決定過年的時間,因此沒有統一、確定的日期,但一般均在夏歷十二月初五至次年正月初十這段時期內,即櫻桃花開季節。年節期間,習慣上都要舂秈米粑和糯玉米粑,并釀制香醇的水酒。為祈求來年風調雨順和糧食豐收,每一家都要將第一臼舂出的秈米粑放少許在桃、梨等果樹上;有的地方在吃飯前先盛一小碗讓狗吃,據說是表示對狗給人世間帶來谷種的回敬。年節的第一天,各地的男女青年都要盛裝打扮,聚集到所屬村寨的公共場所——打場,舉行射弩、跳舞、對歌等活動,這是青年男女互相吐露愛情,定親結友的大好時機。男青年們常以高超的射箭技藝來贏得姑娘們的愛情,有的青年男女則以優美的舞姿和悠揚的歌聲來表達雙方的愛慕之情。一旦彼此有相愛的情意,相互則要以禮品相贈。許多男女青年就是通過這種活動定下終身的。

  春節期間,怒江峽谷的傈僳族人民還有“春浴”的風尚。凡沿江兩岸有溫泉的地方,都是人們歡聚沐浴的場所。前往“春浴”的人們,都要帶著年食、行李在離溫泉不遠的地方搭起竹棚,或找巖洞歇息。一般都要在溫泉住上三五天,有的每天洗浴五、六次之多,認為這樣才能消除疾病,增強免疫力,才能有充沛的精力投入新的一年的勞動生產。在六庫附近的溫泉地區,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形成了群眾性的“湯泉賽詩會”。屆時,附近十幾里、幾十里的歌手們都要聚會在這里賽詩對歌。人們一面賽詩對歌,一面品嘗各自帶來的美酒佳肴。“闊時節”現已定為怒江州傈僳族共同歡度的一個民族節日,時間為每年公歷12月20日。過節期間,有唱歌比賽、射弩比賽、過溜索比賽、上刀山下火海表演和一年一度的“澡塘會”。

  德宏、騰沖的僳僳族群眾每年農歷二月十七日過“刀桿節”。分兩天活動,第一天“下火海”,用栗柴燒成一大堆火炭,表演開始,五個人赤腳圍著火炭跳出跳進,然后“打火滾”,即在火炭上翻滾;“洗火臉”,即捧起火炭洗臉;最后把在火炭里燒燙了的鐵鏈子拿在手里傳來傳去,叫“拉火鏈”,表演完畢群眾一起跳舞。第二天“上刀山”,把32把磨得鋒利的長刀,橫綁在兩根高4丈的粗栗木桿上成梯子形,頂端有紅旗、鞭炮,在一片鞭炮鑼鼓聲中開始表演。

  收獲節也是傈僳族的一個重要節日。每年農歷九至十月,當新谷、玉米開始收獲時,家家戶戶煮酒嘗新。男女老少聚集在村寨廣場,高燒篝火,老人彈琵琶、月琴,邊唱邊跳,講述遠古的歷史;青年男女則圍成圓圈跳集體舞,邊跳邊飲水酒,歌舞達旦,盡歡而散。

  作為基督教信徒的部分傈僳族民眾,則要在每年4月過復活節,10月過感恩節,12月過圣誕節。由于受周圍其他民族的影響,靠內地區的傈僳族的節日同附近的漢、彝、白、納西等民族相近。農歷正月過年,人們首先要給耕牛喂食鹽,以表示對耕牛辛勞一年的尊敬。六月過火把節,八月過中秋節。

  傈僳族地區新中國成立以前形成許多習俗禁忌。例如,傈僳族婦女在懷孕后不能燒帶杈的柴,否則孩子會長兔唇;背柴不能與豬草合背,否則生孩子時會出水;不能吃黃瓜子,否則小孩身上會長花花綠綠的斑點;不能雙腳跨過拴馬的繩子,否則孩子生不出來,等等。由于傈僳族不會計算嬰兒的出生日期,很多孩子都是在田間、地旁出生的。若在家中生產,則一般由產婦的母親來接生,母親年邁或已去世的,由婆婆接生,婆婆不在,就由男方或女方家的姐姐接生。如姐姐也沒有,才在親戚中找合適的老人接生。嬰兒的胎盤被認為是最臟的,要立刻埋到1里以外的地方。現在,隨著社會的進步、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這些禁忌已逐漸失去影響。

  傈僳族的婚姻和家庭的基本形式是一夫一妻制。在形式和過程上則具有較為獨特的特點。男女青年婚前享有較大的社交自由,人口較多的村寨,習慣上都要利用新建的空房或修蓋窩棚,為男女青年的社交活動提供方便。男女青年到晚上可以自由到這樣的房內彈弦子、唱調子,鬧到深夜大家都圍火塘而臥。有時,這種社交活動也可在看守莊稼的窩棚里進行。女孩子到十三四歲要行“穿裙禮”,行過穿裙禮后即可參加這種社交活動。

  過去通常男女在幼年時,即由父母代為訂婚,有的甚至指腹為婚。聘禮很重。姑舅表優先婚配權也很盛行。傈僳族有句俗語:“樹最大是杉樹,人最大的是舅舅。”因此,形成“有女先問舅”的習慣。今天,傈僳族男女青年婚戀自由,婚姻家庭建立在自由戀愛的基礎上。

  個體家庭是傈僳族社會的基本單元。家庭一般包括父母和未成婚的子女兩代,兒子自結婚之日起或一年后便另建房屋。按照傈僳族的習慣,幼子與獨子不與父母分居,并享有父母的最后財產繼承權,因此長子、次子必須與父母分居,才能為幼子的財產繼承創造先決條件。老年夫婦無子女,可以收養子,一般是優先招近親,個別也容許招其他氏族的。養子可以享有財產繼承權;如果老死后無子,財產歸本家族中最親的一支所有;女兒無財產繼承權,如招贅,贅婿經氏族同意可繼承財產。如女兒外嫁僅能分到母親的1串掛珠和一些裝飾品。

  傈僳族死后行土葬,非正常死亡者行火葬。老人死后,全村停止勞動二至三天,本村寨居民及家族成員攜帶酒、肉和糧食到死者家中吊唁,并幫忙為死者洗臉、梳頭、換新衣。死者遺體停放家中一二日,長可7天。停放期間,每天要供奉3次,每次飯、肉、冷水各3碗。未埋葬前,村寨的人都要去死者家中為死者跳葬舞(“施勿登”)。

  埋葬日期一般選在屬鼠、兔、蛇、猴、雞和豬日埋葬。出殯時,尸體由4個人抬,尸體放在栗樹干上,男子9根,女子7根。兩個青年在前持刀開路,家屬送喪至半途即返回。村寨和家族都有公共墓地,在公共墓地選一塊平地,挖一墳坑,四周放置木板,尸體即擱置其中,頭部在高處,側臥面向太陽出處,用土填上,不壘墳堆,有些地區受其他民族影響,有開始壘墳的。

  墓排列順序,男在左,女在右,按輩次從右向左橫列,后死者亦按輩份依次向后排列。墓形是一頭高而寬、一頭低而窄的長方式,墓之大小視死者年齡老少而定。如死者是男子,埋葬時須將其生前所用砍刀、弩弓、箭包、煙袋等懸掛墓頭為隨葬品;如果是婦女,則將生前所用的織麻工具、麻布掛袋、針線、煮飯用具懸掛墓頭。

  傈僳族的男女衣著都很富于民族和地區特色。新中國成立以前,怒江地區的大部分傈僳族男女都穿自織自制的麻布衣服,只有少數富裕戶及上層人物才穿棉布衣服。織麻的工具很簡單,織架只是兩橫兩直的四根木棍搭成,有的用4根木柱插入地里,上端扎以兩根木棒,即為“紡織機”。一個手巧的婦女,每天約可織5寸寬的麻布6尺。

  傈僳族婦女的服飾非常美觀大方。服裝的樣式有兩種:一種上著短衫,下穿裙子,裙長及腳踝,裙折很多;另一種上著短衫,下著褲子,褲子外面前后系小圍裙。婦女的短衫長及腰間,對襟,滿圓平領,無鈕扣,平素衣襟敞開,天冷則用手掩,或用項珠或貝、蚌等飾品壓住。有的以黑布鑲邊,衣為白色,黑白相配極為美觀。由于各地所穿麻布顏色的差異,又分黑、白、花傈僳3種。聚居在怒江一帶的白、黑傈僳族婦女,普遍穿右衽上衣、麻布長裙;已婚婦女耳戴大銅環,長可垂肩,頭上以珊瑚、料珠為飾。年輕姑娘喜歡用綴有小白貝的紅線系辮;有些婦女還喜歡在胸前佩一串瑪瑙、海貝或銀幣,傈僳族語稱這種胸飾為“拉白里底”。瀘水一帶的“黑傈僳”婦女不穿長裙,上衣右衽,腰間系一小圍裙,長褲,青布包頭,耳戴小珊瑚一類的飾品。永勝、德宏一帶的“花傈僳”,服飾較為鮮艷美觀。婦女均喜在上衣及長裙上鑲繡許多花邊,頭纏花布頭巾,耳墜大銅環或銀環,裙長及地,行走時搖曳擺動,顯得婀娜多姿。四川德昌地區的女子年幼時,頭頂留3個尖角發,此后逐年增多,到15歲蓄滿。頭頂用羊毛織成的帶子所編成的斗帽,傈僳語稱“吾底”,兩條發辮圈好系于“吾底”下;左右耳各刺一孔,婚嫁時,兩耳各帶一銀耳環,上衣用自織染色布制成,領緣花7至20條;下身著裙,裙下內粘一白布,5寸寬,外用花線刺出6圈花紋,腰系由羊毛織成的紅黑相間的帶子。

  新中國成立以前,各地傈僳族男子服飾都是麻布長衫或短衫,褲長及膝,有的以青布包頭,有的蓄發辮纏于腦后。頭人或個別富裕之家的男子,左耳戴一串大紅珊瑚,以示其社會地位。所有成年男子都喜歡左腰佩砍刀,右腰掛箭包,箭包多以熊皮、猴皮制成。德昌的傈僳族男子頭頂留發一小束,他人摸了不吉利。衣服為上衣下褲,用麻織成。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傈僳族的服飾原料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麻布已經幾乎絕跡。

  傈僳族的住房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建筑形式。怒江地區及四川鹽邊一帶的傈僳族住房多以竹篾房和木楞房為主;麗江、德宏和四川西昌等地區的住房則以土木結構為主。竹篾房又稱“千腳落地房”,建筑時先在斜坡上豎立幾十根木樁,在木樁上面鋪蓋木板,四周圍以竹篾籬笆,上覆茅草或木板。屋內一般分為兩間,進門第一間為客室,屋中央設一大火塘,上面置鐵三角或3塊石頭,作為燒飯時的支撐,客至都是圍火塘而坐。第二間為男女臥室,一般不允許外人進入。若子女結婚,有的另蓋新房,有的則將房屋面積擴大,父母住內室,子女住外室。竹篾房的下面,一般作畜廄。

  散居在蘭坪、維西一帶的傈僳族,大多喜歡住木楞房。這種房屋的形狀很像一個大木匣,四周用長約5米、粗20厘米的木楞橫架而成。其法:將長度相等的圓木兩端破成凹凸型,然后交疊成長方形作墻壁,四壁著地托住房梁,用橫木固定。整幢房子可以不用一寸鐵釘,也不留一絲縫隙,可謂巧奪天工。房屋較大的分為兩間,小的僅一間。常在側面開門,中間置火塘,家人即圍火塘而臥。屋頂用木板覆蓋,用石頭緊壓木板以防滑落。

  內地的傈僳族,受漢、白、納西等族的影響,大都采用較為經久耐用的土墻房。以木頭為柱,用土沖墻圍四周而成,一般開有一小窗,屋頂用草或木板覆蓋而成。土墻房的四壁用紅土拌稻草沖成,因受沖力擠壓牢固性強,可使用幾十年;有的房屋蓋頂的木板、瓦片早已損壞,但土墻仍堅硬如鐵。

  傈僳族的自然歷法,很富于民族和地區特色。他們借助于山花開放、山鳥啼鳴、大雪紛飛等自然現象的變化,作為判斷生產節令的物候。傈僳族人民把一年分為干濕兩季,干季一般從頭年公歷11月雨季結束到次年2月雨季來臨,濕季則從公歷3月到10月,正是氣溫升高、雨多濕度大的時期;把一年劃分為:花開月(3月)、鳥叫月(4月)、燒火山月(5月)、饑餓月(6月)、采集月(7、8月)、收獲月(9、10月)、煮酒月(11月)、狩獵月(12月)、過年月(1月)、蓋房月(2月)等10個節令。

  傈僳族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人們在長期與自然界以及統治階級作斗爭、在日常勞動及愛情生活中所創造出來的文學、音樂和舞蹈,都富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濃郁的生活氣息。通過這些載體,傈僳族的歷史和重要的生產生活經驗被一代一代流傳下來,成為他們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歌是傈僳族人民喜愛的藝術活動。用傈僳族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鹽不吃不行,歌不唱不行”。民歌幾乎成了傈僳族人民的“第二語言”,無論在各種生產活動中,或是婚喪嫁娶時,傈僳族都要唱歌,甚至告狀打官司或調解糾紛,也常采用唱調子的方式解決。

  傈僳族的民歌按其體裁和形式,大致可分為六類:(1)古歌(傈僳語叫“木刮布”),流傳較廣,較有名的調子有“生產調”、“古戰歌”、“架橋調”和“逃婚調”等;(2)情歌,是男女青年成群結伙在一起對唱的調子,也有年輕戀人在幽會時唱的調子,稱“由葉葉”,曲調有男女青年在田間勞動休息時,以琵琶或口弦相伴的“口弦調”、“琵琶調”等;(3)賽歌,是過年或聚會上男女青年對唱的即興之歌,曲調喜用歡快奔放的“拜系拜”或“刮木熱”;(4)祭歌,是祭祀祖先或鬼神時唱的調子;(5)葬歌,是追悼死者唱的調子,詞句哀婉動人,曲調凄楚悲愴。按葬禮的不同,習慣上又有“哭歌”、“送靈歌”、“挽歌”之分;(6)頌歌,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傈僳族人民創作的民歌,大多以新舊對比的形式表達出傈僳族人民對新社會的熱愛。傈僳族民歌在演唱上保有獨自的風格,在唱短音符時常大量運用顫音,唱長音時則唱得平直樸素,音色渾厚低沉,使人感覺具有一種深厚的內在力量。

  在傈僳族的音樂生活里,樂器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較流行的樂器主要有琵琶、口弦等。琵琶是傈僳族民間流行的一種古老樂器,也是人民最喜愛的樂器之一。形狀與漢族琵琶大致相同,琴身較小(有的是方形的)。琴把上沒有固定的音位劃分,僅用松香點一小點作為1個音位的標記,用4根金屬弦。演奏時用拇指與食指彈撥。口弦亦是傈僳族的傳統樂器,為每一個青年男女所喜愛。弦身是以約3寸長、半寸寬的竹片制成一條溝,中間刻起一片簧,演奏者對準口腔輕輕吹彈,讓彈片的聲音在口腔里引起共鳴,然后以氣息的調節使音色變得柔和、悠揚。口弦的音量雖小,但很動聽,尤其當夜深人靜彈奏時,再伴以輕聲地唱誦或吟詠,就顯得更加優美動聽。

  舞蹈表現形式豐富多彩,反映了傈僳族人民的日常勞動生活、向大自然進行斗爭的過程以及豁達的精神面貌。如有模仿動物動作和習慣的猴子劃拳舞、鴿子喝水舞、鳥王舞等;表現日常生活的婚禮舞、洗衣舞、腳跟舞等。這些舞蹈都是以琵琶、口弦等作伴奏;也有某些舞蹈是沒有伴奏的啞舞如腳跟舞和生產舞,這樣的舞蹈,大都通過下肢的動作來表現,臂的動作較少,兩人一對互碰腳跟,以腳跟的撞擊來掌握節奏。由于舞姿生動形象,舞蹈的圖樣富于變化,加上舞蹈者的歡樂飽滿情緒,使整個場面顯得非常熱烈。

  傈僳族舞蹈的形式多是集體舞,如生產舞、腳跟舞,男女圍成一圈,舞蹈步子按圓圈來進行,伴奏在中間(伴奏者也隨舞)。有時二人對面跳,但動作一樣,只是一進一退而已。婚禮舞、割小米舞的舞步稍有不同,男女分開各站一排,行進不以圓圈作標準,男女兩排有時并列行進,交叉進行,有時一進一退,互相呼應。傈僳族舞蹈大都離不開這兩種形式。傈僳族的舞蹈動作矯健有力、活潑多變。各種舞蹈伴奏多結合舞蹈內容,采用節奏性較強的2拍或2拍、3拍混合的節奏,因此顯得熱情奔放,又富于潑辣、粗獷的激情,表現出傈僳族舞蹈鮮明的民族特點。

  傈僳族還創造了許多具有本民族鮮明特色的、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學作品,主要是口頭文學,以歌唱和講述的方式口耳傳承下來。有關神話和歷史傳說的作品,如《創業紀》、《我們的祖先》、《橫斷山脈的傳說》、《開天辟地的故事》等,從不同的側面再現了傈僳族古代社會的面貌,記敘了傈僳族人民童年時代對宇宙萬物、人類社會的種種解釋和看法,同時也歌頌了傈僳族先民們在與大自然的斗爭中所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和不屈不撓的獻身精神。傈僳族的敘事長詩,題材和內容十分豐富,通常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和鮮明的人物性格。如“粗茲木刮”(《重逢調》)有1500余行,它以現實主義的手法,用形象生動的語言,對封建買賣婚姻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控訴。流行在民間的謎語、諺語、歇后語和兒歌等,也是傈僳族民間文學的組成部分。由于其通常具有傳授生產、生活經驗及教育人們為人處事的功能,受到傈僳族人民的喜愛而世代傳承。

  傈僳族群眾普遍信奉原始宗教,它以自然崇拜和靈魂觀念為基本內容,以遇疾病災害時殺牲祭祀活動為其主要形式存在于傈僳族地區。近代以來,基督教和天主教傳入怒江地區,部分傈僳族群眾轉而信仰基督教,也有少部分信奉天主教。

  傈僳族盛行萬物有靈的自然崇拜。在他們的觀念中,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動植物等都為“神靈”或“鬼魂”所支配。因而,山有山靈、樹有樹鬼、水有水神,幾乎一切自然現象都成了他們信奉和崇拜的對象。他們把神鬼分成若干類,主要的鬼靈有院壩鬼(“烏沙尼”)、家鬼(“海夸尼”)、山鬼(“密司尼”)、水鬼(“埃杜斯尼”)、夢鬼(“密加尼”)、血鬼(“洽尼”)、路鬼(“加姑尼”)、魔鬼(“尼拍木尼”)和虎氏族鬼(”屋豆尼”)等30多種。所有這些,都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統治人們的外在的強制力在他們頭腦中的虛妄反應。也是歷史時期傈僳族先民在與自然和社會抗爭時一種軟弱的表現。

  在長期的原始宗教活動中,傈僳族中逐漸形成了不脫離勞動的巫師群體。巫師分為“尼扒”和“尼古扒”兩種,二者的區別,僅在于前者能“看到”鬼并用咒語來“驅鬼”或“殺鬼”,因此社會地位較高。有些頭人同時就是“尼扒”。除主持祭祀外,他們還為人們占卜打卦。卜卦有竹簽卦、羊骨卦、貝殼卦、雞卦、豬肝卦等10余種。有的巫師在從事祭祀活動時,根據鬼神的大小、棲息的住所和嗜好的不同,要唱各類有針對性的祭歌。巫師在從事祭祀活動時,身穿麻布長衫,頭戴大斗笠,斗笠上捆著2只大山羊角,背上背著長刀,長刀上蓋1塊毛氈或麻布,手里揮舞1根長竹竿。

  傈僳族的鬼神觀念簡單,但較為獨特。一方面,認為世間萬物都有靈,并且相信宇宙中一切萬物都是由天神(米斯)和精靈(尼)所支配和左右,因而敬畏米斯和眾“尼”,并對它們進行祭祀;另一方面,在祭祀過程中,又顯示出一種蔑視鬼神的態度,如用言辭嚴厲地抨擊“尼”。如干旱時先祭龍祈雨,如再旱則舉行罵龍儀式;有人生病時先祈求諸“尼”,再不愈則罵“尼”,驅“尼”治病等。

  云南傈僳族的氏族圖騰,有虎、熊、猴、羊、蛇、鳥、魚、蜜蜂、蕎、麻、茶、竹、柚木、霜、火等20多種。傈僳族還把火、霜作為圖騰加以崇拜。有的氏族雖以動植物命名,但并不把它們作為崇拜對象。如魚氏族是由于這個氏族的成員善于捕魚而得名;蕎氏族、麻氏族則是因長于種植蕎、麻而著稱。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圖騰崇拜逐漸減弱,或者只保留某些象征性的殘余形式了。

  20世紀初,基督教和天主教由英法傳教士傳入怒江傈僳族地區。由于它有統一的經典,又有較完整的禮儀形式,其倡導的某些戒律信條與傈僳族傳統道德規范相吻合,于是在怒江傈僳族中間逐步傳播開來。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人民政府提倡“三自愛國”前提下的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因此又得到較大傳播。基督教現已成為怒江地區大部分傈僳族群眾中信仰面較廣的宗教。

發展現狀

  新中國建立后,依據傈僳族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黨和人民政府在不同地區通過不同途徑,先后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在靠近內地的麗江、永平、永勝、云龍等縣的傈僳族地區,采取和漢族地區相同的土地改革的辦法,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在云南省中甸、寧蒗、潞西、保山,四川省西昌、鹽邊等和藏、傣、彝等族雜居的傈僳族地區,則采取了比較和平的方式來進行土地改革;在怒江地區沿邊4縣和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山區的部分傈僳族,是通過互助合作道路,進行必要的改革措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

  黨和政府堅持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的方針,把民族區域自治作為一項基本的政治制度,在民族聚居地區加以貫徹實施,使廣大傈僳族人民翻身做了主人。1954年8月,怒江傈僳族自治區建立,包括瀘水、碧江、福貢、貢山等縣。1957年1月改為自治州,并將蘭坪縣劃入建制。1986年9月,經國務院批準,撤銷碧江縣建制,分為兩部分劃歸瀘水縣和福貢縣。同時,人民政府為充分保障傈僳族人民的政治生活權利,還在麗江、大理、迪慶等的部分地方設置了傈僳族鄉。在宗教問題上,黨和政府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倡“自傳、自養、自治”,保障信教群眾與非信教群眾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權利,從而激發了廣大信教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傈僳族人民生產生活條件和發展環境的改善十分重視和關心。1980年,國務院決定設立“支援經濟不發達地區發展資金”(簡稱發展資金),主要用于老革命根據地、邊遠山區、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和經濟基礎比較差的地區加快經濟發展。當年云南省發展資金用于包括怒江州在內的部分地區,并全部免除怒江州的公余糧和農業稅。1985年2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曾親自到怒江州視察,來到傈僳族人民中間問寒問暖,并欣然親筆題寫“片馬人民抗英勝利紀念碑”。1996年5月,江澤民總書記對正在建設中的獨龍江公路工程極為關心,為獨龍江公路作了“建設好獨龍江公路,促進怒江經濟發展”的題詞。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把工作重心進一步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采取積極措施,加大了在傈僳族地區的投入,使廣大傈僳族地區經濟社會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發展勢頭,傈僳族地區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工農業經濟以及交通、教育、衛生、通信等各項社會事業都得到了歷史以來最好的發展。

  農業生產穩步發展,農業基礎地位進一步加強。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和以科技為主的現代農業有了較快發展,農業生產條件得到了較大改善。與1978年相比,2005年怒江州農業總產值由3808萬元增加到6.88億元,增長18.1倍,農民人均純收入也有了較大增長。

  工業從無到有。新中國成立后,怒江地區開始建立起初步的加工工業,如制鹽、建材、制藥、造紙等。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得到進一步發展,現已建立起冶金、森工、建材、電力、制鹽、副食品加工、印刷、桐油加工、地方民族工藝品加工業等生產門類。建有48座水電站,裝機容量43231千瓦,年發電量1.03億千瓦時,有高低壓輸電線路4581千米。2005年,怒江州國內生產總值為24億元,比1978年的6359萬元增長了37.7倍;工業總產值由1039萬元增加到14.65億元,增長141倍;地方財政收入從314萬元增加到3.80億元,增長121倍。傈僳族人民的物質生活逐步走向富裕。

  交通、電信事業發展迅速。怒江地區山高水險,深谷縱橫,自古交通閉塞。過去沒有公路,連驛道也很少。人背馬馱,成為當地唯一的交通運輸方式。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幫助邊疆地區修通了怒江同內地聯系的主要交通干線瓦碧(瓦窯到原碧江)公路。同時新建和加寬了6000多千米長的驛道。在洶涌湍急的河流上,架設了18座堅固的鋼索吊橋和20多座河橋,代替了古老危險的竹溜索。交通部長期在怒江地區實施交通扶貧工程,實行“對口扶貧,單位包干,不脫貧不脫鉤”的方針。經過幾十年的發展, 2000年,公路總里程達2316千米。怒江、瀾滄江和獨龍江上架有各種橋梁75座。電信方面,州府所在地六庫及4縣縣城已開通程控電話,建成19個鄉鎮農話自動交換點。廣播電視基礎設施有了根本改觀,60余座衛星電視地面接收站基本覆蓋了怒江州廣大地區,與互聯網聯通更使昔日信息閉塞的怒江大峽谷拉近了與現代世界的距離。

  民族教育突飛猛進。新中國成立前,怒江地區沿邊4縣僅有小學5所,在校生不到200人,中學生只有2名。刻木結繩記事,在傈僳族人民的生活中曾很普遍。為了改變這種教育落后狀況,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先后撥出大量專款,從內地派去大批優秀教師,幫助傈僳族發展教育事業。到2000年,怒江州有全日制學校包括小學、中學和中等專業技術學校共1235所,在校學生8.08萬人,適齡兒童入學率為97.8%。基本形成普通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共同發展的提高人口素質的教育體系。傈僳族現在不僅有了自己的大學生,還有了自己的碩士、博士。政府每年發放民族教育補助費,少數民族學生可以享受助學金,義務教育階段已實現“三免”教育,對寄宿制中小學生每月發放生活補貼。

  民族干部隊伍不斷成長壯大。長期以來,黨和政府非常重視傈僳族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的選拔、教育和培養,采取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培養途徑,先后選送一批批傈僳族青年到北京、昆明等地進行政治、文化以及各種崗位技能的培訓、學習。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又按照干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方針和“德才兼備”的要求,通過在崗學習、學歷教育、長期培訓、掛職鍛煉以及跟班學習等方式提高了傈僳族干部的科學文化素質和實際工作能力,大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思想解放、開拓進取的傈僳族干部和知識分子迅速成長起來,走上了各級領導和專業技術崗位。據統計,2000年,怒江州事業單位中有專業技術人員9991人,其中高級職稱者138人中傈僳族28名,中級職稱者2271人中傈僳族占464名。在改革開放中,一批農村技術能手涌現出來。全州共有農村專業技術研究會112個,會員2844人,各種鄉土人才、能工巧匠3萬余人。

  文化、體育事業得到全面發展。開展傈僳語言文字推行工作,在廣大傈僳族農村,用傈僳文掃盲,學校使用漢語和傈僳語進行雙語教學。積極進行傈僳文編譯出版工作,已編譯出版20余種傈僳文字圖書。傈僳族民間體育運動有著悠久傳統,新中國成立以來得到進一步繼承和弘揚。射弩箭是傈僳族的強項,具有驚、險、奇、絕的特點,曾在全國、全省性民族體育競賽中獲得過一、二、三名。1991年,傈僳族女射手余麗珍應邀前往日本,將這一傳統體育項目介紹到日本。1996年,由30名傈僳族農民歌手組成的怒江傈僳族農民合唱團,應邀參加第五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演出,合唱團以傈僳族多聲部演唱“擺時”民歌和世界名曲“友誼地久天長”,獲得很大成功。后來又應邀參加1998年北京國際合唱節獲二等獎,從此名揚海外。

  歷史上傈僳族幾乎是一個與世隔絕,生產力低下,生活貧困,散居于深山峽谷中鮮為人知的少數民族。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下,在各民族同胞的關心和支持下,昔日貧窮、落后的傈僳族人民走完了人類社會幾千年的歷史進程,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現在,傈僳族人民的社會各項事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民族經濟得到較大發展,文化教育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改善。傈僳族人民正在奔向小康社會的道路上闊步向前。

(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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