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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昌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阿昌族是云南特有的、人口較少的7個少數民族之一,總人口為33519人(2000年),主要分布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隴川縣戶撒阿昌族鄉、梁河縣囊宋阿昌族鄉、九保阿昌族鄉,其余分布于潞西、盈江、騰沖、龍陵、云龍等縣。此外,在鄰國緬甸也有部分阿昌族分布。

阿昌族聚居地區,氣候溫和,土地肥沃,自然條件十分優越。氣勢磅礴的高黎貢山余脈自騰沖逶迤延伸而南。主要河流有大盈江、龍川江等,支流遍布境內,富含水利資源和灌溉之利。在高山河流之間形成戶撒、臘撒等平壩。山上覆蓋著茂密的森林,森林中棲息著馬、鹿、麂子、獐子、熊、猴、孔雀等珍禽異獸,出產鹿茸、麝香、熊掌等名貴藥材和山珍。也盛產甘蔗、油菜、桐油果、香果等經濟作物。地下礦藏極富,主要有煤、銅、鐵、鉛、云母、石墨、硅等。

阿昌族在古代漢文獻中,曾被稱為“峨昌”、“莪昌”、“娥昌”或“萼昌”,現在通稱“阿昌”。阿昌族還有不同的自稱,戶撒地區阿昌族自稱為“蒙撒”、“傣撒”、“蒙撒撣”、“襯撒”;梁河地區阿昌族則自稱為“漢撒”、“阿昌”、“峨昌”。1953年,人民政府根據阿昌族人民的意愿,決定統一稱為“阿昌”。

阿昌族有語言無文字。阿昌語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語支待定,有梁河方言和戶撒方言2種方言。由于長期與漢、傣等民族交錯雜居,阿昌族一般兼通漢語、傣語等其他民族的語言或方言,使用漢字。

歷史沿革

阿昌族源于古代的氐羌族群,而與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尋傳蠻”有直接的淵源。唐代文獻中稱為“尋傳蠻”的,即是阿昌族和景頗族的前身。今日所用族稱“阿昌”,則最早見于元代文獻《招捕總錄》、《元史?地理志》等。

阿昌族在發展形成過程中,曾與諸多民族融合。宋元時期,內地商人已進入云龍一帶阿昌人中。明代在云南實行軍民屯田,漢族人口大量移入,一部分阿昌人融入到漢族及其他民族中,也有部分漢族融入到阿昌人中,如明軍屯守軍的后代多在當地轉化為阿昌族及其他民族。明清以來阿昌族長期與漢、白、傣等民族交往密切,也多有融合。

阿昌族民間對自身來源有不同的看法。以隴川縣戶撒鄉為例,當地就有“東來說”、“南來說”、“內地來說”等不同的說法。而且部分群眾家還保留著證明他們來自內地的家譜。根據部分學者的意見,“北來說”和“東來說”是比較可靠的說法,并說明他們與景頗族在歷史上有淵源關系。 這些情況說明,阿昌族雖然人口不多,但他的來源也較復雜,也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民族。

阿昌族的先民很早就居住在滇西北的金沙江、瀾滄江和怒江流域一帶,后來一部分遷至怒江西岸,即古代稱作“尋傳”的地區,再逐漸南移,約于13世紀定居于現在的隴川縣戶撒壩子,另一部分則沿云龍、保山、騰沖遷徙,最后定居于梁河地區。

從歷史傳說中得知,阿昌族最初以采集、狩獵為生。后來逐漸種植芋類,開始了初期的農業生產。傳說當時的婚姻關系是一群男子與一群女子互為夫婦,婦女在家庭和社會中居于領導地位,這是母系社會的反映。關于早期阿昌族社會的群婚和母權制殘余,在現行的親屬稱謂和新中國成立前的婚姻習俗中,也保留了某些遺跡,如伯母、姑母、舅母、姨母同稱為“巴”;伯父、姑父、舅父、姨父同稱為“龍怕”;胞兄、堂兄、姑表兄、舅表兄、姨表兄同稱為“喳唉”(兄);胞姊、堂姊、姑表姊、舅表姊、姨表姊同稱為“衣”(姊);兒子、侄子、外甥、表侄、表甥同稱為“早”(兒子);女兒、表侄女、表甥女同稱為“鳥早”(女兒)等等,可見婚姻集團是按照輩數來區分的。另外,新中國成立前阿昌族社會還存在夫兄弟婚的轉房、婦女婚后“坐家”(即“不落夫家”)等習俗。這些傳說及遺跡,都說明阿昌族經歷了漫長的原始社會發展階段。?????????????????????????????

唐宋時期,阿昌族地區屬云南的南詔、大理政權管轄。南詔的奴隸主依靠武力對“尋傳”等地的阿昌人進行了殘酷的剝削和奴役。大理統治者段氏也曾對云龍地區的阿昌族規定了歲貢。宋末元初,史籍上正式出現“蛾昌”、“阿昌”等族稱。元代,阿昌族地區在云南行省所轄金齒宣撫司的鎮西路(今盈江一帶)、平緬路(今隴川一帶)、柔遠路(今怒江地)和南賧(今盈江西北)等地的管轄之內。?

在唐、宋、元時期,“尋傳蠻”內部發展也不平衡。狩獵經濟和采集經濟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靠近南詔、大理腹地的瀾滄江以東一帶(今云龍、蘭坪、麗江、永順地區)的“尋傳蠻”,較快地接受了先進民族的進步因素。同時永昌(今保山)、越賧(今騰沖至德宏一帶)的部分尋傳蠻也因長期與金齒、蒲蠻雜處,改進了生產技術,從事種植稻谷,發展農業生產。此外,畜牧業也有一定的發展。

明清兩代,中央政府在德宏地區實行土司制度。14世紀末葉 (明洪武年間),沐英率兵征麓川(今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占領戶撒后,將這個地區劃為自己的私莊,并設甲管轄。15世紀中葉(明正統年間),明將王驥三征麓川后,撤消麓川平緬宣慰司,在德宏地區分設土司,阿昌族地區處在干崖(今盈江)、南甸(今梁河)、猛卯(先駐隴川、后駐瑞麗)、潞江等諸土司的統治之下。王驥又分封其屬官賴羅義、況本為“把總”,把戶撒壩子分成戶撒、臘撒兩段,分別由賴、況二人掌管,成為這里的世襲領主。沐英征麓川時,留下部分軍隊駐守屯墾,戶臘撒地區的阿昌族人民便向這批漢族士兵學習耕種水田、打制刀具及農具的技術。數百年以來,阿昌族打制的鐵器極負盛名,對阿昌族和德宏各民族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清初承襲了明代的土司制度,隨后清朝政府逐步實行“改土歸流”的政策,但阿昌族地區土司制度仍保留至民國末年。清初,吳三桂到云南后,把戶臘撒地區改為自己的“勛莊”。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廢“勛莊”,仍歸原賴、況兩家承襲。雍正二年(1724年),戶臘撒地區歸騰越州(今騰沖)管轄。乾隆年間,南甸土司轄區內的阿昌族,除了向傣族封建領主交納貢賦外,80%以上的農民淪為漢、傣地主的佃戶。同時受封建領主、地主的雙重剝削。

明代的阿昌人“孳畜佃種,又善商賈” ,已從早期的采集狩獵經濟轉向“刀耕火種”的鋤耕農業。明代云龍州(今云龍)產鹽,也有一部分阿昌族從事鹽業販運。明代,大量漢族遷入,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改變了阿昌族粗放的耕作方式。阿昌族開始使用鐵制農具,種類有犁、耙、鋤、鐮刀、鏟、長刀、砍刀等。居于壩區的阿昌族開墾了水田;居于山區的阿昌族逐步改變了“砍倒燒光”的方式,旱谷等產量有所提高。他們的農業生產仍以水稻耕種為主,玉米、旱稻、薯類及蔬菜等為輔。聚居于九保、囊宋等半山區的阿昌族,精心培育出了“毫公安”等水稻優良品種,受到當地各族人民的喜愛,也獲得了“水稻王”主人之稱。除農業生產外,阿昌族人民還普遍飼養家畜,如水牛、黃牛、騾馬、豬等,養家禽雞、鴨、鵝等。戶撒阿昌族利用有利的自然條件,掌握了種植草煙的技術,生產的草煙質量較好,除一部分自用外還銷往附近地區。他們還擅長稻田養魚,秋收時,稻谷和魚一起收獲。梁河一帶的阿昌族手工業門類有釀酒、榨油,婦女紡織土布并染色,男子編籮筐等竹制生產、生活用品。但大多數為自給自足,很少拿到市場去交易。戶撒的阿昌族,還有一些人數百年以來專門從事銀首飾加工,他們生產的手鐲、銀鏈、銀扣、銀耳環等造型美觀,深受人們的喜愛,有的遠銷緬甸。

近代以來,由于德宏地區以漢族為主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及一定程度上受英國在緬甸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影響,阿昌族與外族之間的商品交換關系也迅速發展起來。因為他們的一部分生產、生活用品要依靠其他地區和民族的市場提供,阿昌族加工鐵制品的原料等須到其他民族中去購買,產品如農具、刀具、銀飾品等一部分又要賣給周邊其他民族,所以促進了商品交換關系的發展。但阿昌族的手工業者、小商販一般均是季節性的,大多數未脫離農業生產。

民國時期,云南地方政府在阿昌族地區設立設治局,推行保甲制度,與當地土司狼狽為奸,加深了對阿昌族人民的壓迫與剝削。農民除了每年固定交納“官租”、“地基銀”、“大煙款”三大項外,還有各種額外的攤派、派款勒索。許多阿昌族村寨負擔有固定的勞役,所以有“抬轎寨”、“伙夫寨”、“馬夫寨”、“送柴寨”、“洗菜莊”、“吹號寨”等名稱。設治局的苛捐雜派,更是層出不窮,門戶捐、煙捐、地捐、騾馬稅等多達數十種,阿昌族群眾要負擔雙重的納稅、雜派、官租、勞役等,不堪重負。同時,土司與設治局明爭暗斗,百姓民怨沸騰。封建統治者還利用宗教迷信,陳規陋俗來欺騙和壓迫阿昌族人民。

為了反抗反動統治階級的壓榨,阿昌族人民曾數次團結起來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斗爭。

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隴川戶撒一帶爆發了以楊五為首的各族人民大起義。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戶撒長官司賴氏土司橫征暴斂,阿昌等各族人民起來反抗,迫使清政府撤換該土司。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阿昌族人民發動武裝起義,包圍戶臘撒的土司衙門,擊斃土司,斗爭堅持了3個多月。面對阿昌族人民的反抗,清政府不得不于次年在宋項、蠻東兩寨勒石立碑約束土司,規定土司除“日用柴肉、霜降、賞練、并婚喪用費,一切例外之派永行革除” 。清咸豐年間(1851-1861年),由于戶撒土司的阿昌族成年男子被干崖土司強征去參加對隴川土司的械斗,絕大部分慘遭傷亡,受難者家屬群情激憤,結隊到土司衙門,向干崖土司討還血債。經過數年斗爭,干崖土司不得不給予賠償。清咸豐元年(1851年),梁河縣芒丙等“五撮”阿昌族人民與其他民族人民一起,反抗南甸土司(傣族)的欺壓。起義隊伍燒毀了土司署,土司愴惶出逃,向干崖土司求援,鎮壓起義。清咸豐六年(1856年),云南大理等地爆發回民抗清起義,阿昌族人民與當地各族人民一起,也投入到這次斗爭中。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臘撒的阿昌族人民聯合附近景頗等各族人民,在多們臘領導下,利用地方宗教勢力組織起來反抗土司。他們提出了“殺富濟貧”的口號,圍攻土司衙門,還占領了10余個寨子。后來,起義被南甸、干崖土司聯合騰越州(今騰沖)派來的清軍一起鎮壓了。清宣統元年(1909年),阿昌族人民參加了德宏各族反對清政府的“干崖起義”。

民國時期,阿昌族人民的反抗斗爭仍此起彼伏。1943年,戶臘撒地區的阿昌族人民與各族人民一道,又一次掀起了武裝起義。起義群眾包圍了土司衙門,土司潛逃到隴川,向隴川土司及“設治局”求援。他們出動大批軍隊前來鎮壓,阿昌族人民及隴川各族人民堅持戰斗5晝夜后,因寡不敵眾,起義失敗。1949年,臘撒人民再次舉起義旗。繼位不久新土司被起義群眾亂槍打死,老土司準備殘酷鎮壓。此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部隊到達保山,土司們十分驚慌,連忙在隴川召開了“十土司會議”商討對策。在解放大軍壓境的情況下,阿昌族人民的起義獲得了勝利,他們選派3位代表沖破封鎖輾轉到騰沖見到親人解放軍。1950年下半年,解放軍進駐德宏地區,阿昌族和各族人民一道,獲得了解放。

此外,無論是在19世紀80年代英帝國主義侵入德宏地區隴川邊境時,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阿昌族人民都進行了反抗外來侵略的英勇斗爭,紛紛參加各族人民組織的武裝隊伍,奮勇殺敵,捍衛了祖國的邊疆。在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的戰斗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英帝國主義派軍官柏郎率領武裝探測隊從緬甸深入云南,同時派遣翻譯官馬嘉理進入云南西部搜集情報、測繪地圖,遭到滇西各族人民強烈抗議。清光緒元年(1875年),馬嘉理又返回云南,柏郎緊隨其后,進入盈江縣蠻允、雪列寨時,被當地景頗、傣、漢、阿昌等各族人民200余人包圍,勒令其退出國境。馬嘉理竟開槍打死打傷我國邊民。于是,群情激憤,一舉將馬嘉理及其武裝隨從消滅。同時,各族群眾2000余人又將柏郎所率英軍包圍,迫使他們狼狽逃回緬甸。這是滇西各族人民反擊英國殖民分子入侵我國邊疆領土的一段光輝史事。史稱“馬嘉理事件”或“滇案”。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英國侵略者又一次侵入我國滇西騰沖縣境內,燒毀村寨,槍殺群眾,激起各族人民義憤。阿昌族土守備左孝臣帶領各族人民,共同抗擊英國侵略軍。由于雙方裝備及力量懸殊,左孝臣及愛國軍民80余人壯烈犧牲,以身殉國。

1942年,日本侵略軍入侵我國云南西部邊區。侵略軍沿滇緬公路長驅直入,占領了瑞麗、隴川、芒市、龍陵、盈江、梁河、騰沖等地后,又企圖將魔爪指向保山、大理。阿昌族居住的絕大部分地區被日軍侵占。梁河縣囊宋關阿昌族人民集中18歲以上50以下的青壯年阻擊日寇。他們還參加游擊隊,在叢林中伏擊日寇,給予侵略者痛擊 。

在阿昌族發展史上,阿昌族內部先后出現了不同形式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這些政治社會組織隨著時代的發展和阿昌族居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遷而發生了不同形式的變革。

阿昌族社會的基層單位是一夫一妻制的個體家庭。這種以個體經濟為基礎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是父權制家庭,一般包括 父、子兩代或父、子、孫三代。

阿昌族家族觀念比較濃厚,家族對個體家庭仍有一定的約束力。村寨一般是以血緣為基礎的地域性組織。同一家族的各個小家庭常成片地居住在同一地域或毗連地區,家族內提倡在婚姻、蓋房、喪葬、扶貧濟困方面的家族義務。

梁河阿昌族地區過去有類似封建宗法的組織——家會。家會一般是由一個或幾個村寨同一姓氏的人組成,是跨村寨的,有的還跨民族。其組織有兩類,一類較嚴密,設有正副族長、總務、管事、糾察、財務、文化、監察、文書等,并有成文(漢字)的會章;另一類家會組織不很嚴密,只設管事兩人,也無正式的會章。個別家會在村寨性小家會的基礎上,還聯絡成地域性的大家會。但無論是哪一類家會,均有較嚴格的家規,如有違犯,會受到處罰。有的家法就明確規定:“族內子弟忤逆不孝,至以小犯上者,其家中來報家會家時,由家會罰四時大板”(芒展村家會會章),極力維護封建統治。家會定期開會,解決內部糾紛等問題。隨著社會的發展,家會的活動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根據調查,戶臘撒地區阿昌族曾經歷過一段的原始公社時期。土地完全歸村社公有,個人只有使用的權利。村社由幾個氏族組成,每個氏族推舉一個“烏蒙作”(意為寨老)共同商議村社的事務。村社首領稱為“作借”(意為“好兒子”)。“烏蒙作”和“作借”組成了村社的議事集團,為農村公社的氏族人員服務。“作借”還領導群眾生產和主祭寨神“色曼”,寨神是村社權力的象征,直到現在每年春耕和秋收時還須祭獻寨神。

明清時期,中央王朝開始在阿昌族聚居地區建立起土司制度。到近代,德宏地區有10個土司,但統治阿昌族人數最多、最直接的主要是南甸(梁河)、戶撒、臘撒(隴川)3個土司。這里的土司統治不同于其它地區的土司制度。各土司沒有統一的最高領袖(宣慰),而是各自獨立,互不統屬;各土司要么勢不兩立,要么互相利用,要么世代聯姻,結成牢固的封建統治集團。到新中國成立前,南甸(梁河)、干崖、芒市諸土司已成為德宏地區強有力的勢力,其中南甸土司被尊稱為“十司之長”。

阿昌族地區的土司制度,均有一套嚴密的組織和管理制度。如在南甸土司地區,土司為本境最高領袖,下設護印和族官。護印一人,協助土司處理公務;族官分孟、準、印三個等級,職權為管理村寨,或任土司署內高級職務,在土司署內輪班當值。土司署內還設置一套職官差役。在土司管轄的各個地方、民族中,又有一套地方官職,以村寨為行政單位,進行統治;地方的官員為各村寨頭人,由土司委任。戶撒、臘撒土司地區,土司行政機構由衙門、 、作借三級組織組成。衙門內設土司、團總、師爺、保準、隊長等官員。

在土司統治下,阿昌族社會內部殘存的農村公社及村社議事會的組織形式,早已成為土司統治阿昌族人民的基層政權組織。土司的行政機構即衙門之下有“ ”(音gàng)、“撮”二級行政組織。戶撒地區設“ ”,下轄四、五各至十余個寨。梁河地區的阿昌族處于傣族土司的統治下。土司之下設“管爺”,再下設“撮”,“撮”以下有“檔”,每“擋”由一個較大的或幾個較小的村寨組成。“ ”有 頭,“撮”有“岳尊”,其任務是下達土司的命令,為土司催收官租、雜派、處理 “ ”、 “撮”的日常事務。在戶撒地區的由村社成員公舉的“烏蒙作”、“作借”原來是為村寨民眾服務的,但在封建土司制度下,“作借”及“烏蒙作”經委派為“ ”或“撮”的大小頭人,成為土司的助手,成為具有雙重身份的村寨領導集團。

民國時期,德宏地區建立了幾個準縣一級的設治局。設治局也利用土司制度的基層組織機構,逐步推行保甲制度。如在戶撒、臘撒地區,把土司下屬行政機構“ ”、作基改為保、甲,委任保甲長;在南甸,設鄉以代替“撮”,改岳尊為鄉長,設保長以代替“檔”,改頭人為保長,各檔所屬自然村寨分社甲長。但境內的南甸、干崖、戶撒、臘薩諸土司依然存在,不僅保留土司名位,還保留政治實權,只是名義上隸屬縣政府或設治局統轄,并世襲至新中國成立時。

新中國建立前,阿昌族地區主要是封建領主經濟,地主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領主是傣族土司,地主多是漢族,本民族的地主為數較少。

在土司轄區內,全部土地的所有權屬于土司。土司除了收“官租”外,逢年過節,婚喪嫁娶時,還憑借政治特權強迫農民送禮。此外,土司還占有一部分土地作為“私莊”,租給農民耕種進行地租剝削。社會上普遍發生土地(主要是水田)的典當、買賣關系,高利貸和雇工剝削,也相當嚴重。除了封建領主外,阿昌族還受著漢族和本民族地主的剝削。戶撒地區占4.2%的地主富農,占有水田總面積的11.1%,而占有49的貧雇農只占有水田總面積的29.9%。地租率高達50%到70%。廣大貧下中農過著“田里谷子黃,家中沒米糧”的痛苦生活。只有旱地屬村寨公有,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著農村公社的殘余。

風俗習慣

在歷史的長河中,阿昌族不僅創造了光榮的歷史,而且創造了獨特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燦爛的文化。

阿昌族以農業生產為主,主產水稻、旱稻,傳統的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種”、“輪歇燒荒”,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粗放的生產方式已經逐步得到改變。阿昌族在栽秧、秋收等農忙時多與親戚、鄰居換工互助。稻谷收進家時,要“嘗新”。這一天人們吃飯時要先喂狗,以感謝狗將谷種帶給他們(民間傳說是這樣認為的)。阿昌族人民喜歡在田間地頭、山上一邊勞動一邊唱山歌,自娛自樂。如果遇上過路人,對方接唱時,有時甚至可以唱幾個小時,樂此不疲。阿昌族有個傳統習俗就是人們上山打獵、下河筑壩捕魚所獲,只要是參加者,不論大人、小孩,每人均可分得一份。

阿昌族飲食以大米為主食,輔以面食,嗜食酸筍、酸 菜等食物,也喜食火燒豬肉。戶臘撒的“過手米線”、梁河的黃花粑粑及生片石姜等是較有特色的民族風味食品。阿昌族喜歡飲酒,多數人家自釀米酒。已婚婦女大多喜歡嚼檳榔,閑暇時,大家互傳檳榔,以牙齒染成黑色為美。

阿昌族服飾別具風格,各地稍有差別。傳統上,阿昌族男子一般穿藍色、白色或黑色的對襟上衣,黑色長褲。臘撒地區的成年男子也有穿左襟上衣的。戶撒阿昌族男性青壯年喜歡包白色包頭,梁河的男性青壯年則喜歡包黑色包頭。婦女的服飾因地而異。戶撒阿昌族女性的服飾,已婚和未婚的沒有區別,均與附近傣族的很相似。臘撒、梁河兩地婦女上衣均為長袖圓擺對襟衣,下著筒裙,也配戴銀項圈、銀手鐲等飾物。兩地已婚婦女包頭制作款式略有差別,梁河婦女的包頭約有33公分高,而臘撒婦女是帶圓盤黑包頭。少女的傳統服飾是淺色對襟上衣,下著深色褲子。腰系繡花圍裙,發辮挽于頭頂,發辮上插花。改革開放以來,一些阿昌族婦女買來布和花邊來縫制圍腰,取代耗工費時的機織圍腰。其著裝正走向簡化,褲子代替了筒裙,還改良了包頭布。許多年輕人均改穿漢裝和傣裝,只有頭部裝飾還保留一些民族特色,但在節日和接待客人時,仍要穿上民族盛裝。

阿昌族多居住在壩區和半山區。村寨一般選擇在有陽光、水源充足的地方。新中國成立前,阿昌族人民的生活較苦,大多數人住茅草房,即以竹、木為屋架,籬笆糊泥為墻,茅草蓋頂。1949年以后,茅草房逐步減少,改革開放以來,基本絕跡。

典型的阿昌族住房是正房加兩縱廂房、一堵照壁的“四合院”。一般為土木結構瓦房或磚木結構瓦房,有的還建磚混結構的平頂房。正房講究座向,住宅大門保持“迎山開門”的古風遺俗。正房一般有三間,正房中間為堂屋,設有神龕、火塘,是飲食、取暖、會客祭祀的場所。堂屋內的火塘長年不熄。堂屋左右兩邊是老人和未婚子女臥室、廂房樓上或做客房或堆放雜物,樓下為多圈養牲畜、飼養家禽或作制鐵器的工作間。建新房時,人們也有放爆竹、掛紅等習俗。

阿昌族素以好客而聞名。好客的特征又體現在“以酒待客”上。如果親戚、好朋友來家里,一定要請他們喝米酒、吃飯,傾其所有,方能表示自己對客人的尊重和誠心。有貴賓自遠方來,還要在村口請他喝“進寨酒”。阿昌族無論是親戚、鄰居、朋友大家經常往來,誰家辦紅白喜事、建房蓋屋,大家都主動前去幫忙。在阿昌族寨子里,在歲末農閑時,年輕人結婚辦喜事的較多,發婚宴喜帖之風氣較盛。人們禮尚往來,守望相助,平時往來互贈的禮物是糖果、餅干、飲料等。在參加婚禮時,可送錢,也可送日常生活用品。頻繁的交往加強了大家的聯系。

阿昌族的家庭一般是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實行幼子繼承制,也有三代同堂的家庭。過去,男女青年婚前戀愛自由,每至傍晚,青年小伙子到喜愛的姑娘家附近或竹叢里,用葫蘆笙吹奏悅耳動聽的曲調,逗引姑娘,有些地區則青年男女成群結隊,在火堆旁,互相對唱情歌,往往通宵達旦,稱為“串姑娘”。但婚姻締結卻要由父母包辦,由此造成了“領婚”(青年男女私定終身,遭女方父母反對,姑娘跟心上人私奔)、“搶婚”現象及青年男女在婚姻方面的苦惱。現在阿昌族青年大多戀愛自由、婚姻自主。“串姑娘”、對歌在一些阿昌族村寨,也被到歌舞廳、娛樂場所交際而取代。阿昌族傳統的婚姻制度主要是實行同姓不婚,但長期以來與漢、傣等族的通婚卻較普遍,反映了阿昌族與兄弟民族之間很久以來的親密關系。近十年來,隨著人口流動的不斷增加,族際通婚和跨國婚姻有增多的趨勢。過去,在阿昌族社會中存在夫兄弟婚的轉房制婚姻形態,以及姑男娶舅女、姨表互婚等風俗,新中國成立以來,這種婚姻習俗已逐步被人們認識到弊端而不再提倡。

阿昌族一般行土葬。在信仰佛教的地區,人死后,先請佛爺念經,然后擇吉日出殯。也有接氣、報喪、停靈祭奠等習俗。出殯時,由佛爺用一條長約三、四丈的布系于棺木之上,手牽布幅走在前面,以示由老佛爺領路,讓死者平安到達“天國”。棺木抬出門時,死者妻室兒女跪在兩旁,棺木要從他們頭上抬過,表示“搭橋”給死者過河。每個村寨均有公共墓地。梁河阿昌族老人去世時,過去要用火槍對天鳴放,現在改為放鞭炮,向大家報喪。還要請“活袍”(經師)主持祭奠。葬禮中最悲切的場面是唱孝歌,催人淚下,以情感人。非正常死亡者實行“火葬”。

阿昌族各地節日眾多。從阿昌族的民族節日里可看到受漢、傣等民族文化及佛教文化的影響。戶撒阿昌族的節日比較多,有趕擺、潑水節、進洼、出洼、燒白柴、火把節、換黃單、過新年、澆水花等,這些節日與小乘佛教信仰有關。其中,“做擺”活動近年來規模越來越大,也是各村寨及阿昌族與傣族民間交往的重要方式。

阿昌族最隆重的民族節日是“阿露窩羅節”。它是根據阿昌族人民的意愿,將原梁河地區阿昌族紀念傳說中的人類始祖遮帕麻與遮米麻的民族宗教節日“窩羅節”與隴川戶臘撒一帶阿昌族傳統的小乘佛教“會街節”統一起來的節日,“阿露窩羅節”于每年公歷3月20日—21日舉行,節日標志為青龍、白象。從1994年3月20日開始,每屆節期,各地阿昌族歡慶節日,各村寨、各支系互派代表,共祝佳節。節日內容豐富多彩,阿昌族不僅向前來參加活動的賓朋展示他們的人才、歌舞、服飾,還舉行各種聯誼比賽活動,早已突破了宗教的局限,朝著傳承民族文化,加強經濟交流,促進民族團結、進步的方向發展。

阿昌族的歌謠、故事、傳說等民間口傳文學十分豐富。它們題材較廣泛,有的反映宇宙與萬物的起源;有的反映本民族的來源及歷史;有的歌頌人民反抗封建統治和壓迫的斗爭精神;有的贊揚勞動人民的勤勞和智慧等。其文學作品的種類有史詩、故事、歌謠、戲劇、神話傳說等。最著名的是神話史詩《遮帕麻與遮米麻》,它是研究阿昌族古代哲學、文學及社會思想的重要資料。故事《選頭人》、《兄弟打鐵》等,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阿昌族人民的社會生活。還有一些童話、寓言故事,把動物人格化,賦予人的思想特征。阿昌族的戲曲受到漢、傣、白等民族文化影響,祈求五谷豐登,以農業祭祀為主題思想,演出時用本民族方言,深受大家喜愛。“對歌”是青年男女在勞動之余十分喜歡的活動。歌謠有習俗歌、情歌、苦歌、山歌等,押韻上口,感情真摯。樂器有葫蘆簫、洞簫、三弦、二胡、象腳鼓、鑼、鈸、嗩吶等。舞蹈以象腳鼓舞、耍獅子、玩春燈等最具民族特色。梁河阿昌族的傳統體育有射箭、武術、打拳、舞棍及青龍大刀等。工藝美術有刺繡、髹漆、染織、雕刻、銀器制作等,圖案美觀,制作精細。特別是雕刻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在家具、建筑物、佛龕上棉,都可看見雕刻著各種動、植物,形象生動。此外建筑和繪畫也都有一定的民族特色。阿昌族的繪畫藝術,大多與宗教有關。人們在佛龕及一些祭祀器物上彩繪了太陽、月亮、樹、花等圖案,繪在建筑物上的山水、花鳥、人物畫也較有特色。

在阿昌族村寨中存在一些涉及人們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習慣法和村規民約,如宗教信仰、家庭婚姻及財產繼承、土地使用、勞動互助、禁賭防盜、村風村紀、公益事業等。它們有的是口傳,有的是以文字的形式存在,它對傳承民族文化、指導人們行為規范及協調民族內部社會秩序起到一定的作用。

由于受多元文化的影響,阿昌族的宗教信仰形成了多種宗教并存的狀態。其中有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小乘佛教、漢傳佛教及道教。

梁河、潞西、龍陵一帶的阿昌族,受漢族的影響,以信仰原始宗教、祖先崇拜為主。梁河阿昌族原始宗教的核心是萬物有靈。他們認為自然界中的日、月、江、河、大山、巨石、大樹等,均有靈魂,都有超人的力量,而神靈也有善、惡之分。善鬼能幫助人們,使作物生長旺盛、糧食豐收并保護山林。惡鬼使人生病、寨子中的牛、馬等牲畜死亡。當人們生病或遭受災害時,就只有祈求神靈保佑,定期或不定期地殺禽、殺牲獻祭,以求驅病去災。他們對太陽神、月亮神、土主神、灶神、火神、樹神、巨石、田公地母、戰神、狼神、獵神等都要祭祀,其方式、程序、地點均不同,各自都有特定的含義。阿昌族的每個村寨中,均有“廟”或“塞”(與廟性質差不多)供奉神靈。

祖先崇拜在阿昌族的宗教信仰中有著重要的地位。遮帕麻和遮米麻是人類的始祖天公地母,梁河地區阿昌族每年都要定期舉行盛大的窩羅節,紀念和祭祀他們。寨神是阿昌族的遠祖,各個村寨均供奉并祭祀他。在阿昌族的觀念中,人死后有3個靈魂,一個在墳上,年年清明要獻祭;一個供在家中堂屋,年節也要祭祀;另一個送“城隍廟”供奉 。每年七月初一、八月十五也要祭祖。

隴川戶臘撒一帶的阿昌族因受傣族影響,主要信仰小乘佛教。當地佛寺、佛塔的造型與周圍傣族的相似。佛教在阿昌族人民生活中影響較大,每年都有定期的“進洼”、“出洼”、“燒白柴”等宗教節日和活動。信教群眾在一系列的宗教活動中,傾注了大量的財力、物力、人力。凡對佛或僧人貢獻財物均為“賧佛”。除了宗教節日活動外,不少信徒還勤儉節約省下錢財,對佛祖舉行一次最大的功德——“做擺”。佛寺在阿昌族村寨中發展成一個文化中心,而宗教活動也加強了阿昌族與傣、漢等民族的交流。1998年,戶撒鄉成立了佛教協會。在現行的一些佛教教規里,將傳統的教規與現實社會熱點問題結合起來,規范人們行為方式,充分發揮宗教的積極作用。

在戶臘撒的村寨中,除了供佛,人們也供奉關羽、土主、財神等。該地區信仰漢傳佛教和道教的阿昌族只集中在幾個村寨中,每年也定期舉行祭祀玉帝的活動,村中也有職業性或半職業性的宗教人員。

發展現狀

1950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阿昌族聚居地德宏地區,阿昌族人民獲得了解放,阿昌族的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和各級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幫助下,在廣大阿昌族干部群眾的努力下,阿昌族人民的生產生活、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各項事業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

阿昌族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得到充分保障。1951年1月,黨和政府派出中央民族訪問團到達德宏,對阿昌等各族人民進行慰問,宣傳黨的民族政策。1952年,在阿昌族聚居的隴川縣戶撒地區成立了阿昌族自治區(區級)。1953年5月,云南省民族工作隊到梁河縣的阿昌族村寨開展群眾工作,在他們的努力下,使舊社會倍受歧視、奴役、壓迫的阿昌族人民對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為后來在阿昌族地區實行和平協商土地改革和建立民族自治鄉奠定了基礎。1953年、1954年又先后在潞西縣江東區高埂田鄉、梁河縣遮島區丙蓋鄉和關璋鄉建立了3個阿昌族民族鄉。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區(州級)成立時,阿昌族在代表名額中也得到了充分的照顧。1988年,云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行政建制調整,隴川縣戶撒阿昌族鄉、梁河縣囊宋阿昌族鄉、九保阿昌族鄉被國家確認為3個縣轄區級建制的阿昌族民族鄉。

土改工作及合作化運動進展順利。黨根據阿昌族的社會特點和邊疆的具體情況,自1955年秋開始,在阿昌族地區開展和平協商土地改革運動,徹底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領主、地主的特權、雜派、高利貸等也一并廢除。

新中國成立50余年來,黨和國家歷來十分重視對阿昌族干部的培養工作,成績十分顯著。早在20世紀50年代,在和平協商土地改革運動中,就培養發展了一批干部。在合作化運動中,黨、團員積極帶頭,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工作。至1981年時,阿昌族有公社以上干部329人,其中婦女50人,黨員131人,團員63人。近幾年,阿昌族在干部和專業技術人才培養上取得了較大成效,至2003年,有省廳和地州級干部3人,縣處級干部10余人,全國人大代表1人,地方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數十人,各類專業技術人才數百人。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黨和國家通過在政治思想方面給予阿昌族干部教育,生活上給予關心,并通過將他們派往黨校、干部培訓班、進民族院校學習,使其不斷提高文化水平,逐步在工作實踐中鍛煉成長,為阿昌族地區的建設發展發揮骨干作用。

阿昌族的農業生產不斷取得新進展。勤勞的阿昌人早就以善種水稻著名。水稻的品種多,質量優,梁河地區的“毫安公”,曾號稱“水稻之王 ”。但在新中國成立前,廣大的阿昌族人民卻吃不上大米,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新中國成立后,阿昌族人民才真正成為“水稻之王”的主人。梁河縣遮島人民公社丙介大隊,新中國成立前全大隊85%以上人家靠砍柴、割馬草、賣工度日,生活苦不堪言。合作化后,他們依靠集體力量,生產全面發展,一躍成為縣、州和省的農業先進單位。公社化以后,他們大搞水利建設,把“三晴兩雨收一點,一遇干旱就荒田”的望天田改造為旱澇保收的保水田。還修建了小型水力發電站,配備了許多拖拉機、碾米機、柴油機、打谷機、揚場機等,初步改變了過去農業生產全靠體力勞動的局面。1956年,梁河縣關璋、丙蓋等阿昌族村寨合作社建社當年,農業生產就獲得豐收。同年,梁河全縣缺糧的歷史被畫上了句號,阿昌族農民第一次告別了“半年糠菜半年糧”的貧困狀態。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阿昌族已由過去單一的糧食作物種植,逐步改變為糧食作物的種植與甘蔗、茶葉、油菜、烤煙、果蔬等經濟作物種植多樣化發展的新局面。從1980年起,阿昌族地區開始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從實際出發積極調整產業結構,促進農業生產發展。1992年,戶撒鄉以發展烤煙作為經濟發展的起點;1997年起,又推廣高產新品種“大油菜”,平均每戶可增加純收入1000—1500元以上。2005年,戶撒全鄉種植油菜面積達34000畝。目前,戶撒鄉已成為隴川縣的優質稻米、優質油料作物基地,也是德宏州的草果、板栗之鄉。梁河阿昌族歷史上長期缺糧。1980年以后,梁河縣阿昌族在人多地少居住分散的情況下,因地制宜,逐步完善實行以糧為綱,壩區以甘蔗為主,山區以茶為主,根據各個村寨自然地理條件,實行多種經營全面發展的方針。在山區、半山區走科學種田之路,推廣“雜交水稻”、“雜交苞谷”,并實行多種經營,村民們逐步脫貧致富。

戶撒地區制鐵加工業換發出新的活力。戶撒的阿昌族人民打鐵、制刀的技術很高,打制的鐵器經久耐用。特別是長刀、尖刀、砍刀、菜刀、剪刀、拒斥鐮刀等鋒利美觀,以“戶撒刀”著稱于世,頗為附近傣、漢、景頗、德昂等各族人民所喜好。生產的長刀還遠銷到怒江的傈僳族、臨滄的佤族、中甸的藏族地區和鄰邦緬甸。過去由于原料缺乏、重稅盤剝、個體經營、自產自銷,所以不僅產量低,而且走向串寨,誤了農事節令,影響農業生產。不少阿昌族的能工巧匠在失業和饑餓的威脅下,流離失所。新中國成立后,這種傳統的打鐵手工業更有了發展。由于國家扶持、集體經營,鐵器生產日益興盛,“戶撒刀”恢復了它的青春。1954年,成立第一個打鐵生產合作社,他們為附近傣、景頗、傈僳、德昂、漢等民族人民提供了各種農具、刀具,產品品種已增加到50余種、120 多個花色。戶撒公社每個大隊幾乎都有十余或二十多盤打鐵爐,有的隊打鐵收入占總收入的將近一半。他們利用手工業的收入,興修水利,購買機械化農具,進一步促進了農業生產,也提高了社員生活。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下撥了民族用品補助經費,購置了機械設備。2000年,除縣、鄉兩個刀具廠外,戶撒鄉從事制鐵加工的農戶約有500余戶,近1000余人從業,年產量達到6萬多件。2003年,國家又投入5萬元扶持部分制作戶購買機械設備,改變了過去全部用手工操作的方式。戶撒刀曾多次在國內獲獎,產品遠銷西藏、甘肅、青海、內蒙古、四川等少數民族省區及東南亞國家。

地方工業也從無到有迅速發展。新中國成立后,梁河地區開辦了鐵廠、農具、榨油、肥皂、松香、染布等小型工廠。戶臘撒地區也建立了鐵工廠,當地的阿昌族工人和漢族工人一起制造了水力鼓風機,以代替手拉風箱,提高了功效,節約了勞力。改革開放以來,梁河縣阿昌族的鄉鎮企業從無到有得到發展。當地先后辦起4個茶場。1995年,在國家的扶持下又辦起了茶葉加工廠,產品暢銷省內外。1977年、1999年先后建立起2個日處理甘蔗分別為1500噸、1000噸的制糖廠。國家實施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解放了大量農業勞動力,阿昌族農民紛紛從事第二、第三產業。他們有的人自辦畜牧場養奶牛,鮮奶在當地暢銷;有的開辦了酒廠;有的開辦石灰石礦廠;有的承包林場采松脂;有的進行糧食加工,還有一批阿昌族木、泥、石工匠走出大山去搞建筑承建工程。2005年梁河縣2個阿昌族民族鄉的鄉鎮企業達到640個,總產值達2242萬元。

商品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許多阿昌族農民已開始丟掉羞于經商的觀念,紛紛投身商海。有的阿昌族農民到國家二級口岸章鳳經營布匹或從事木材、玉器、中藥材、土特產品、鋼材、日用品等的邊境貿易。戶撒阿昌族的“過手米線”是特色飲食,當地一些阿昌族看準了市場,將米線店開到了州府芒市,深受顧客歡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戶撒、九保、囊宋三個鄉政府先后建起了農村貿易市場,形成了以民族鄉政府駐地為中心,以附近村寨為支點的農村市場網絡。在熱鬧的農貿市場內,阿昌族賣戶撒刀、農具及進行農業機械加工、鋼材銷售、開雜貨店,開飲食店、理發店、服裝店、家具店、旅社的隨處可見。還有一些阿昌族從事客、貨運輸,僅戶撒鄉就有200余輛汽車。

生態環境得到有效保護和改善。從1956年起至今,各級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在梁河阿昌族地區進行搬遷農戶、開挖排水溝、筑砌石壩、植樹種草等,采取工程治理與生物治理相結合的辦法,保護了數千畝耕地,使荒山變成“花果山”。戶撒地區通過宣傳并執行《森林法》,培養設立護林員,劃區管理,大面積種植人工草場、植樹造林,將水土流失治理與發展農村經濟相結合,取得較好的效果,使全鄉的森林覆蓋率達到54%以上。50多年以來,通過國家投資、專家指導、群眾投工的辦法,使生態環境惡化的狀態得到很大的改善。

交通、通訊、人畜飲水及灌溉的條件日益改善。1949年以前,阿昌族運輸是靠人背馬馱,走的是崎嶇的山路,點燈用的是松明及燈油,磨面用的是腳碓、水碓、石磨等。新中國成立后,交通條件日益改善。在20世紀70—80年代,梁河阿昌族地區的大部分村寨都開挖了簡易公路。自1982年以來,在國家扶持下,大部分村寨修筑了公路。至2005年,阿昌族所居住的隴川、梁河兩縣三個民族鄉的26個村民委員會都通了公路,其中有17個村為鄉村公路,9個村為高等級公路。阿昌族地區水電建設成就顯著。在1958—1985年的27年間,梁河縣阿昌族地區建成7座小型水電站,隴川縣戶撒地區建有5座小型水電站,初步解決了一部分村寨的用電需要。2001年以來,一些阿昌族村寨先后實施了農村電網改造工程。至2005年,三個阿昌族鄉的26個村民委員會全部通電,基本上達到村村有電動碾米機、磨面機、飼料粉碎機等,人們加工竹、木、鐵制品等均使用電動機械,大大提高了效益。2005年,三個民族鄉的農業機械總動力達到10141622千瓦,農村用電量達3609697千瓦時。大批水利設施的興建,極大的改善了阿昌族地區人畜飲水及灌溉的條件。梁河阿昌族大都居住在山區或半山區,1949年以前,人們種的是“雷響田”,靠天吃飯。由于生態環境惡化使水源成了一個影響人們生產、生活的大問題。自1965—2003年,在國家的大力扶持下,在阿昌族居住地的耕作區先后挖了7條引水大溝,長約56公里,灌溉面積4300畝。通過治理河道、建蓄水池、水庫、架設“倒虹吸”鋼管等工程,解決了3個鄉大部分村寨的人畜飲水及農田灌溉的問題。至2005年,3個鄉26個村民委員實現引自來水入戶的有22個,已經通電話的25個,通郵的26個。

教育事業的發展成績斐然。1949年時,戶撒只有一所學校,主要是培養土司子弟。而梁河縣阿昌族中也僅有中學畢業生1人、小學畢業生15人,在校學生30人,教師1人。阿昌族人民中有文化能看書識字的人很少,文盲達到80%以上。新中國成立后,阿昌族的教育事業得到發展,至1955年,梁河縣阿昌族小學生增加至303人。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推動了教育發展的步伐。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阿昌族每萬人口中,擁有大專以上、高中、初中、小學文化程度的人數分別為92人、468人、1811人和4940人,文盲率由解放初的80%以上下降到13%。2005年末,戶撒、囊宋、九保三個阿昌族鄉有中學3所、小學66所,有學生8520人、教師673人。小學入學率100%、中學入學率98%。人均受教育年限6.14年,比1990年的3.35年增長了83.28 %。2005年,國家對邊境縣和云南特有的7個少數民族地區的義務教育實行“三免費”(免學雜費、書費、文具費),今后,阿昌族將有更多的學生受益。從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到2000年的23年間,梁河阿昌族學生升入大學的只有30人。近幾年,考入大學的人數增長較快。從2005年開始,云南阿昌族學會為鼓勵本民族學生考上大學,規定每年都要用本民族的傳統禮遇,為考上二本以上的學子舉行“披紅”獎勵,并發給每人2000元的獎金,2005年就有26人獲此殊榮。

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成績顯著。新中國成立前,德宏一帶是“瘴癘之鄉”。阿昌族居住的村寨由于自然環境惡劣,加之缺乏基本的醫療衛生保健條件,傳染病流行,戶撒有三寨人因患鼠疫而死絕。阿昌族人民生病時,大多數人只有靠打卦、求神拜佛、驅鬼,以求祛病免災。新中國建立后,黨中央和各級地方人民政府多次派出防疫治病工作隊深入到阿昌族村寨,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消滅了阿昌族地區嚴重危害人民生命 的鼠疫、霍亂、傷寒等傳染病,有效地保證了人民的健康,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從20世紀50年代起,阿昌族地區各縣衛生防疫機構成立并開展工作,各鄉及行政村,相繼建立了衛生院、所(室),培養了一批阿昌族的醫務人員,形成縣、鄉、村衛生防疫醫療網。新中國成立前,梁河阿昌族產婦生育的條件很差,經常導致新生兒患破傷風,致使嬰兒死亡率高達45%。新中國成立后,普遍采用新法接生,從而大大降低了孕產婦和嬰兒的死亡率,婦女兒童保健工作得到較好的開展。改革開放以來,阿昌族地區的醫療衛生事業得到較快的發展,至2005年,戶撒、九保、囊宋3個阿昌族鄉共有3所鄉衛生院,有村衛生室24個、醫務人員54人、病床40張,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工作得到普及和加強,醫療衛生狀況不斷改善,基本解決了缺醫少藥的現象,消除了瘧疾、傷寒等疾病對人們的危害。同時,各阿昌族村寨積極推進改水、改廁、改浴室工作,部分村寨建起了沼氣池、衛生廁所,部分家庭建起太陽能沐浴室,農村的衛生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隴川、梁河兩縣已基本達到國家規定的初級衛生保健標準。醫療條件和衛生條件的改善提高了阿昌族的人均壽命。據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2000年阿昌族人均預期壽命66.92歲,比1990年的61.11歲增長了將近6歲。

民族民間文化得到保護、弘揚、發展和創新。阿昌族戶撒刀鍛制技藝和阿昌族史詩《遮帕麻和遮咪麻》被列入國家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它們和阿昌族民歌、阿昌族舞蹈“蹬窩羅”也同時被列入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隴川縣戶撒鄉新寨賀姐村野也被確立為阿昌族傳統文化保護區。同時,國家大力挖掘和保護阿昌族傳統文化,培育民族文藝接班人,并努力將文化與產業扶持相結合,推動民族傳統手工藝發展。文藝創作欣欣向榮。阿昌族沒有自己的文字,過去,其民間文學的寶庫雖然十分豐富,僅能通過口耳相傳的形式傳承,在文字的文學創作方面是一片空白。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阿昌族文學也只是停留在民族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上,當代文學創作寥若晨星。改革開放以后,阿昌族中一批中、青年人步入了文學的殿堂,活躍在云南省內外的文壇上。他們先后發表了數百萬字的作品,孫宇飛以其詩歌《我的筒裙花喲》曾榮獲第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羅漢的短篇小說集《紅淚》獲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他創作的阿昌族第一部長篇小說《紫霧》,又榮獲第八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曹先強的散文《故鄉那高高的粘棗樹》獲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其作品還兩度榮獲云南省“邊疆文學獎”。他們為成長中的阿昌族當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在對本民族口傳文化進行搜集、整理等方面的工作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廣播電視進萬家,群眾文化生活豐富多彩。2005年,政府開始實施“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和“電視進萬家”活動,此舉對加強阿昌族地區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提高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解決農村群眾收聽、收看廣播電視節目難的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阿昌族地區廣播電視覆蓋率達45%,預計到2010年可實現廣播電視覆蓋率達100%。阿昌族地區鄉有文化站,村有文化活動室,這些是過去阿昌族人民無法想象的事,但今天已經成為現實。

國家扶貧工作力度逐步加大,阿昌族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加大了對少數民族貧困地區的扶貧力度,阿昌族地區得到發展。如梁河縣,在1986年就得到國家支持不發達地區的第一筆發展資金60萬元。1993—1996年間,得到“以工代賑”資金,用于4個山區鄉的扶貧工作。1996—2000年,國家實施“九五扶貧攻堅”計劃,杞木寨鄉阿昌族聚居的灣中村被列為省級幫扶村;關璋等3個阿昌族村被列為“縣級扶貧攻堅村”,每村每年得到2萬元扶貧資金。有關部門還實施“小額信貸”、“交通扶貧”、“畜牧扶貧”、“教育扶貧”等項目,改善阿昌族人民的生產生活條件。省、州、縣各級黨政部門派出扶貧工作隊深入阿昌族村寨,采取掛鉤扶貧的方式幫助農戶。在2001年,隴川縣戶撒阿昌族鄉與梁河縣囊宋阿昌族鄉分別得到云南省“特困民族鄉綜合扶貧開發項目”專項扶貧資金各400萬元。項目涉及基礎設施、農田改造、鄉村能源、安居工程、種植與養殖開發、人畜飲水、科技培訓、教育扶貧、衛生事業扶貧等。綜合扶貧項目的實施,促進了阿昌族民族鄉農業經濟、文化教育、科技、衛生事業等方面的發展。2005年,阿昌族所居住的隴川、梁河兩縣三個民族鄉經濟總收入10291.74萬元,比1995年增長49.9%。糧食總產量24306噸,比1995年增長28.26%。三個民族鄉農林牧漁總產值達9219.24萬元,肉類總產量達8707.1噸,極大地豐富了人民的生活物資。人均純收入951元,比1995年增長265元。

近些年來,阿昌族的進入一段黃金發展時期。隨著西部大開發和國家扶貧政策力度的加大,阿昌族人民的經濟發展狀況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進一步的提高。目前,云南省包括阿昌族在內的7個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已被納入國家《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2005—2010年),今后將得到國家給予更多的支持和照顧。一系列綜合扶貧開發項目的實施,已經產生顯著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有效地推動了阿昌族社會的進步,振奮了民族精神,強化了主體意識。阿昌族人民的明天將會更美好。(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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