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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諾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基諾族總人口為20899人(2000年),是云南省人口較少的7個特有民族之一,1979年被國家正式確定的祖國民族大家庭成員的單一民族。基諾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以下簡稱西雙版納州)景洪市基諾山基諾族民族鄉及四鄰的勐旺、勐養、勐罕,勐臘縣的勐侖、象明也有少量基諾族散居。

“基諾”是本民族的自稱,可釋意為“舅舅的后人”或 “尊重舅舅的民族”。過去漢語譯為“攸樂”,故又習稱其居住的基諾山為“攸樂山”。

景洪市東北部的基諾山基諾族民族鄉(以下簡稱基諾鄉),是全國唯一的基諾族民族鄉。該鄉風景秀麗,俗稱基諾山或基諾洛克山,東連勐臘縣勐侖鎮,南鄰勐罕鎮(橄欖壩),西接勐養鎮,北毗大渡崗鄉。基諾山屬橫斷山系無量山脈末梢中的丘林地帶,總面積623平方公里,擁有國有森林約45萬畝,輪歇地21.33萬畝,國家自然保護區8.6萬畝,其他用地16萬畝,95%的土地坡度在25度以上。地勢東南部低,西北部高,以亞諾山最高,海拔1482.5米, 小黑江岸最低, 海拔550米。基諾山地處熱帶山區,年平均氣溫在18至20攝氏度之間,年降雨量約1100毫米,年均日照數1852.14小時。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四季無霜,全年分旱、濕兩季,5至9月為雨季,其中7、8月為盛雨季節,其它月份為旱季。瀾滄江與勐侖江相夾,境內地形蜿蜒起伏,河溪縱橫交錯,主要河流有帕尼河、小黑江、少紐河、么洋河、亞諾河等。土壤系紫色沉積沙巖和季雨林條件下發育的赤紅壤,有機質較多,土質頗厚、濕潤肥沃、物產豐富,山地植被隨山勢呈垂直分布,海拔1000米以下為熱帶雨林,海拔1000米以上為熱帶常綠闊葉林。

基諾山的動植物資源非常豐富。溝谷中古木參天,藤木攀纏,山梁上青翠碧綠,林波漣漪,覆蓋著茂密的原始闊葉林和多層次的植物群落。其中森林樹種1000多種,經濟作物2000多種,常用的中藥樹30多種,野生果類和奇花異草不計其數。基諾族以旱稻、水稻、玉米為主要農作物,經濟作物主要有茶葉、棉花、砂仁等。基諾山是出產著名普洱茶的六大茶山之一,古老的茶林已有數百年的歷史。盛產香蕉、木瓜等亞熱帶水果。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生活著印支虎、亞洲象、野牛、野豬、野象、犀鳥、長臂猿、孔雀等珍禽異獸,有哺乳動物100多種,鳥類420余種,兩棲動物36種,爬行類60多種,魚類100余種。銅、鉛、鐵、銀、油等礦產資源也極為豐富。

基諾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語音、詞匯上同彝語支、緬語支都有明顯的對應關系,但在語音、詞匯、語法上有自己的特點。基諾族日常生活中使用基諾語。基諾族沒有文字,過去多以刻木、刻竹,記數、記事。在漢文獻中,直到清朝初期才有關于“攸樂”人的零星記載。現在政治生活中大多使用漢語,學校進行漢語教學,并輔之以基諾語。

歷史沿革

關于基諾族的族源,有土著說和南遷說兩種。“基諾”一詞源于基諾族先民在杰卓山居住的時代,當時出現了“基諾洛克”的名稱,“基”為舅舅,“諾”為跟在后面的,直譯是“跟在舅舅后面的人”。相傳基諾族的發祥地是“司杰卓米”。它是基諾山東部邊緣一座海拔近1440米的高山,現在稱為孔明山。至今,阿哈、阿希兩支系以及居住在勐旺鄉補元行政村的烏優支系居民,回顧祖先遷徙路線,都不約而同地把發祥地指向這座高山。這說明在很早以前,基諾族的先民就生活在基諾山及周圍地區。

基諾族定居在基諾山之初,可能還處在母系社會發展階段。傳說最早居住在“杰卓”的是一個寡婦,生了七男七女,兄妹互相結婚,后來人口繁衍,便分化出兩對寨子——可以通婚的兩對氏族集團。第一對寨子是詞通和曼鋒,詞通是“父寨”,曼鋒是“母寨”,往后他們又發展出曼雅、窩莊、回真、生牛等10個兒女寨,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基諾山的前半山。另一對寨子是曼坡(父寨)和曼飄(母寨),其繁衍的兒女寨有竜帕、莫羊、炸共等九寨,是為后半山。

關于兩對父母寨的世系已經不得而知,但子女寨的世系還可以獲得。據1958年調查,曼雅寨是詞通寨分出來的“大兒子”,建寨人是姐右,后經右保、保姐、巴保姐、姐腰、腰八、八撒、撒姐、姐白臘、白臘腰、腰子、不勒姐等已有12代,若以25年一代計算,曼雅寨已有300多年的歷史。后半山的曼卡寨分離出來的時間較晚,從建寨人不臘腰算起,已經歷了8代,也有200多年的歷史了。從曼雅等寨父子連名的情況看,這些子女寨在建寨時已確立了父權制,也就是說至少在300多年前,基諾族已從母系時代發展到了父系時代。18世紀中期以后,以血緣為基礎的父系制家庭公社仍在繼續發展,到19世紀末,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部分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個體家庭經濟出現, 父系制家庭公社才向農村公社過渡。然而在這一過程中,仍頑強地保留著氏族血緣關系的紐帶,各兒女寨還要到父母寨去舉行一年一度的祭祖儀式。照慣例,父母寨的“寨父”、“寨母”(均系男性頭人)每三年要巡視子女寨一次,屆時兒女寨的人們要遠出迎送,組織隆重的祖傳儀式進行歡迎,熱情招待。

當地人傳說,在遠古的時代,洪水淹沒大地,只有一對善良勇敢的同胞兄妹瑪黑、瑪紐受仙人保護和指點,幸免于難, 經過各種艱難波折,最終結為夫妻。仙人曾賜予他們10顆葫蘆籽,種下后只長出1顆,結出的100個小葫蘆中,僅長成1個,卻長得像房子一樣大,里邊還有人在說話,打開一看,葫蘆里出來4種人,先出來的是基諾人,依次而出的是漢人、傣人、哈尼人(有的說還有第五種人,是布朗人)。后來,他們各自找到了樂土。從這個傳說里,可以反映出基諾族同漢、傣、哈尼等民族在遠古時代的密切關系。

另一傳說,基諾族是從普洱、墨江甚至更遠的北方遷來的。遷徙時曾經過昆明和峨山縣的“沒且竜”,后又輾轉至西雙版納的勐遮和勐養,最終定居于基諾洛克。基諾族的巫師為死者送魂,也都送往北方。基諾族來到基諾山,先定居在一個叫“杰卓”的山梁子上,至今人們仍把這塊地方稱為“特巴特前”,意為基諾人共有的地方。據說基諾族居住在“杰卓”時,以樹葉、獸皮為衣,以采集、狩獵為食,生活相當艱難。由采集狩獵經濟到山地農業經濟的轉化,是基諾族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巨大進步,可是他們的旱稻種籽來得卻不容易。相傳,基諾人因得不到旱稻種籽,于是設法帶獵狗深入到產稻區,讓獵狗在谷堆上打了幾個滾,結果在狗毛里帶回了數十粒稻種,此后稻種逐漸繁殖,就使基諾族進入了以種植旱稻為主的山地農業時代。

基諾族尊奉諸葛孔明。傳說基諾族的祖先是孔明南征部隊的一部分,因途中貪睡而被“丟落”,進而以“丟落”附會為“攸樂”,這就是“攸樂”一名的來源。這些人后來雖追上了孔明,但不再被收留。為了這些落伍者的生存,孔明賜以茶籽,命其好好種茶,還叫照他帽子的樣式蓋房。基諾族男童衣背上的圓形刺繡圖案,據說是孔明的八卦,祭鬼神時也呼喊孔明先生。上述傳說的真實性雖有待考證,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基諾族同漢族的密切聯系。

據現有的資料看,基諾族最早的隸屬關系可以追溯到1160年,叭真統一勐泐各部落,建立勐泐景龍金殿國時,基諾山即為叭真王族的世襲領地。元朝在云南設置行省之后,西雙版納納入元朝的統治范圍。元朝政府設立徹里路,委任傣族土官進行統治。明朝改置車里軍民宣慰使司,土司統治一直沿至清代。基諾山也是隸屬其轄地。清朝鄂爾泰任云南總督時,為開拓西雙版納,于雍正七年(1729年) “江內六版納”,實行改土歸流,基諾山隸屬普洱府,雍正七年至十三年(1729年—1735年)在攸樂山的茨通寨筑磚城,派騎兵、步兵約500人駐守該地,設攸樂同知。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因“煙瘴甚盛”,駐軍和行政官吏病死頗多,清廷撤消了攸樂同知,委任基諾族首領為“攸樂土目”,作為代理人直接管理基諾山區。后來基諾山區長期受傣族封建領主管轄,傣族封建領主“召片領”在基諾山頭人中委任“叭雅”、“扎”、“先”。民國年間,國民政府曾將基諾山歸小勐養鄉管轄,后又推行保甲制,在基諾族上層頭目中任命保長、甲長,于是,基諾山區形成“三位一體”的政治組織。

新中國成立前,基諾族的基本社會結構已經不是以血緣為單位,而是由不同的氏族共居所形成的地緣單位——農村公社。這里的每個村社,就是一個獨立的村寨。村寨的疆界都有刻著刀槍狀的木、石界標,界內的土地歸村社公有,他人不得侵占。每個村寨都有兩個以上的互通婚姻的氏族,而且有兩個長老按傳統習慣處理村社的行政、祭祀和生產等事,儼然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天地。基諾山的土地,名義上屬于西雙版納最高領主“召片領”所有,但他對于這一塊世襲領地所有權的體現,只是每年派員去收取貢賦,攤派雜役,這并不影響基諾族對山區土地的實際占有和使用權。基諾族村社內部土地占有制形式大致有如下3種:一是以村寨為單位的土地共有制,二是以氏族或姓氏為單位的土地共有制,三是個體家庭的私人占有制。這三種土地占有制形式,在各村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就多數村寨而言,占優勢的則是以父系氏族為單位的土地共有制。竜帕寨可謂氏族共有制的代表。這個村寨的土地在每年砍樹辟荒前,就以氏族為單位重新進行分配,收獲時按勞動力平均分配產品。竜帕寨也有少數村寨共有和家庭私有的土地。曼雅寨是土地私人占有制的代表,這種私有土地被稱作“柯德柯多”,可以長期占有使用,甚至能夠轉讓,但當遷離村寨時,必須交還氏族。曼雅寨也有部分村寨共有的土地。由此可見,盡管基諾族村寨的土地占有形式有所不同,但無論那一種,都還沒有達到嚴格的土地私人所有制的程度,基本上處于村社共有私人占用的階段,這也正是農村公社的一個基本特點。農業生產廣泛實行公有共耕、伙友共耕、私有共耕的形式,也盛行換工互助,狩獵所獲也用原始平均主義的分配原則進行分配。

20世紀三四十年代,萌芽性質的土地的私有、租佃、買賣關系開始出現,當時已有借貸、雇工和類似家內奴隸的“養子”,村寨成員內部有了貧富分化,富裕者稱“搓果”,窮困者稱“繞赤”,居中的叫“賣馬亞”。極少數人就其經濟地位而言是剝削者,但尚未形成一個脫離生產、以剝削奴隸或農民為生的階級。在這里,勞動力的強弱同經濟地位的窮富密切相關。比如,同是一個村社的頭人,有的勞動力多就年年有余糧,因而具有放債的能力,而有的頭人勞動力少或多病,就要缺衣少糧,不得不向人借貸或依靠親友接濟。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在多數村寨中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村社或父系氏族共有制。

村寨的主要領導為“卓巴”(寨父或稱老火頭)、“卓色”(寨母或謂老菩薩、大齋),他們是村寨中兩個古老氏族的長老,是村寨里享有最高威望的人。擔任此職的唯一條件是年齡最大,而不是勇敢善戰,經濟富裕,能說會辯。即使他碌碌無為,甚至是個瞎子或啞巴,也得義不容辭地擔任村寨長老的職位。他們去世之后,繼承人也是同一氏族的最年長者。有些較大的村寨還按年齡安排好了繼承者,“卓巴”的繼承人稱“巴努”, “卓色”的繼承人叫“生努”,他們作為當權長老的助手,在“卓巴”、“卓色”沒有去世前就要從事村寨的具體管理事務。長老的職能主要是主持村寨生產、生活和祭祀活動。譬如,每年播種前只有經過他執行的殺牲祭鬼儀式,并由其先撒幾顆種后,全村才能播種;過年的日期也由他們決定。一旦長老家中獨有的被村寨成員敬畏的大鼓、芒鑼敲響時,便宣告了新年的開始,村社男女老幼齊至長老家歌舞作樂。

長老與開始建寨的父系氏族聯系在一起。有的村寨人丁不旺,若兩個長老所在的氏族其中有一個滅絕已無長老可立,往往引起整個村寨的遷移。長老雖不具有政治特權,但擁有特殊的地位。傣族土司時,在基諾族中設立“帕雅”、“扎”、“先”的政治統治,國民黨政府也曾建立保甲制,但他們往往都與村寨長老制相結合,并沒有也無法取代長老的地位。

1941年,基諾山約有8000人,共28個寨子,由于無法忍受國民黨政府的各種差役賦稅,基諾族人民在搓約等人的領導下發動了武裝起義,迫使當局撤職查辦了車里縣縣長王字鵝,此后三年,民國地方政府不再向基諾族人民多加兵役賦稅。

風俗習慣

基諾族長期處于十分落后的原始狀態,直到新中國成立前,以“刀耕火種”為主要手段和特點的山地農業是其經濟生產的主要形式。它主要靠毀林開荒、輪歇耕作。墾荒時伐木刈草,曬干后放火焚燒,用草木灰作肥料,稍事平整,即行播種。一年種一季,不選種、不施肥。播種時,男子用剁鏟或手鋤在前面挖坑,女子隨后點種、掩土。在平緩的坡地上才有少量的條播和撒種。他們采用輪種制的方法,開荒的山地一般種一、二年,較肥沃的才種三年。第一年種棉花,第二年種旱稻,第三年種包谷,種完后就拋荒,再開新地。砍刀、剁鏟、釤刀、彎刀、鐮刀、火鐮、小手鋤等是基諾族主要生產工具。

基諾山是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傳說三國時,基諾族人民就已開始種茶,并能進行初步的茶葉加工。清朝初中期,普洱茶盛極一時,西雙版納六大茶山最高年產量曾達8萬擔,其中車里、攸樂山、大勐龍等產茶5000余擔。1729年清政府設立“攸樂同知” 始派官員征收茶捐賦稅,當時有許多茶商和馬幫前來收購茶葉,基諾山的竜帕寨曾是清政府設立的茶場,是當時的制茶中心,茶葉生產曾興盛一時。

至20世紀80年代初,基諾族的養殖業尚處在原始放牧階段。大牲畜有黃牛、水牛,但不是用來耕地,而是用于祭祀和食肉,還普遍飼養豬、狗、雞等家畜家禽。除狗外,牲畜都自行放牧于村寨周圍的山坡草地上,也無專人照管,讓其自由棲息、覓食。

基諾族人善于狩獵。狩獵是基諾男子的一項基本技能,獵獲動物的多少,狩獵知識和經驗是否豐富成為衡量男子能力的主要標志。男子外出或勞動時多隨身攜弩弓、彎弓、彈弓或荷挎獵槍,隨時射殺飛禽走獸,他們也能設置陷阱、扣子、籬道、跳簽、壓木等捕捉野獸。獵獲歸途中,狩獵漢子敲響一種用竹子做的打擊樂器,聲音鏗鏘有力,狩獵英雄還會唱起動聽的狩獵歌。盛行集體圍獵,參加者平均分配獵獲物,唯擊中者多得獸皮。

捕魚也是基諾族居民的重要副業。小黑江、勐旺河、卜天河等,溝箐縱橫,魚類資源非常豐富。人們有空就去捕魚,農閑時還集體捕撈,用作小菜或做成“干巴”,燒烤后便成為待客、佐食的佳肴。

采集是基諾族婦女的重要生產活動。基諾族日常生活的佐餐、副食主要靠婦女采集的各種野菜、野果和蟲類。基諾山生長著許多山珍野味,如各種菌類、竹筍、木耳、白生等,野果有一二十種,野菜達二三十種,蟲類20多種。基諾婦女在生產勞動中習慣背一個棉布大筒帕,以備隨時采集各種野菜和果子,有的現采現食,有的則要加工后方可食用。基諾婦女耕作之余就四處采集,收工回家,全家吃的佐食湯菜都有了。

基諾族的傳統手工業規模小,尚未形成商品生產,基本上還是自給自足經濟的一種補充,也沒有從與農業中完全分離出來。紡織和刺繡是基諾婦女的一項基本技能。在基諾山,隨時都可以看到婦女或手持紡輪捻線,或穿針引線刺繡。紡線的技藝只有經過長期訓練才能熟練掌握。織布是成年女子特別是已婚婦女的一項活計。她們用一種原始的腰機織布,把經線的一頭拴在自己的腰上,另一頭拴在對面的木柱上,席地而坐,雙手持梭將緯線來回牽引,然后用砍刀狀的木板打緊,織出厚實耐用的“砍刀布”。每年秋收之后,婦女們忙著去除棉籽,彈花、紡線、染色。刺繡主要用于服飾。基諾族女子從小就必須學會刺繡、縫紉的技能,成年后便要親手刺繡手帕、挎包、花帶等信物送給戀愛對象,定親后女孩還得紡織和刺繡一批衣被作為陪嫁。

基諾族男子的傳統手工業則為竹篾編制。基諾山漫山遍野的竹林為他們提供了必要的生活用品,他們住的是竹樓,吃的是竹筍;桌、椅、板、凳、床、箱是竹編的,甑、碗、瓢、盆、筷是竹做的;刻木記事用竹板竹片,吹拉彈奏也離不開竹;農耕用的剁鏟,狩獵用的彎弓、跳簽……小到煙盒,大到背簍,無一不是基諾男子技巧技能的表現。他們用兩抬兩壓、三抬三壓和雙抬雙壓等方法編制各種生產生活用品,造型美觀大方。

基諾族的民間手工藝還有雕刻,即用木、竹和牛角等雕刻出神龕、棺材、耳環、鼓、煙斗以及飯甑、碗、勺等生活用具。他們擅長泥塑,主要是做些祭祀用的人、馬、豬、牛、羊、蛇、蟹、雞等。

幾乎每個基諾山寨都有鐵匠,他們能生產斧頭、鐮刀、鋤頭、鐵犁等生產工具和刀、鏟、鍋等生活用具。鐵匠技術據說是從漢族那里學來的,他們不具有冶鐵的能力,打鐵用的原料多是與馬幫或外商以物換物而來。

基諾男子通常上穿無領無扣對襟黑白花格麻、布褂,上衣背面正中縫上一塊方形紅布,上繡一朵美麗的太陽花(一說是孔明的八卦圖案),下身著白色或藍色寬大長褲或短褲,扎寬布腰帶。新中國成立前,多數男子頭頂留三撮頭發:中以紀念武侯,左右以懷父母。有的說,左為父母留,右為自己留。女子上身穿無領鑲繡對襟雜色小褂,下系鑲紅邊黑色前開合短裙,現在也有改穿長裙的。基諾婦女習慣裹綁腿、挽發高髻,她們頭上還戴有白厚麻布,后披翅長及肩部的披風尖頂帽,顯得既莊重大方又活潑俏麗。過去男女均赤足,喜歡嚼食檳榔或用花梨木黑汁染牙。男女皆兩耳穿孔,內塞竹管、木塞,以耳孔大為美。

基諾族習慣于日食三餐,以大米為日常主食,雜以玉米、瓜豆等。基諾族食用大米很講究,要吃好米、新米,陳倉米多用來喂養家畜或做烤酒。喜吃青玉米。早餐通常把糯米飯用手捏成團吃,午餐多把米飯用芭蕉葉包好帶到地里隨時加鹽和辣椒食用,也有直接把米帶上山,就地砍竹筒、采集野菜,把米和菜放在竹筒里烤熟而食。晚餐除主食米飯外,還備有一些菜肴,其中有瓜豆及隨時采集和獵獲的山菜野味,家庭飼養的畜禽只在婚喪禮祭時才能宰殺,平時肉類多來源于狩獵所獲。

基諾族喜酸、辣、咸口味,尤其喜酸。酸筍是主要的家常菜。把格里羅果搗爛后加辣椒、鹽成為每餐必備的調料。基諾族的烹調方法主要是烤、煮、炒。竹筒烤飯、酸筍煮狗肉、苦刺果煮牛肉、火燒飛螞蟻、烤蜘蛛、竹鼠煮稀飯、芭蕉葉燒肉、金條肉都是基諾族最具特色的風味佳肴。基諾族普遍喜好飲酒,民間有不可一日無酒的說法。所飲用的酒大都是自家用大米或玉米釀制。在釀制過程中,通常要加一些鎖梅葉等植物,酒呈淺綠色,帶有一種植物的自然香味,有健脾強身之功效。基諾人多喜喝老葉茶,喝茶時一般都將老葉揉炒后放入茶罐加水煮至湯濃才飲用。

在毛俄、茄瑪等寨的部分基諾族婦女中,還有一種食用當地特有的膠泥的習慣。有的老年婦女已食土成癖,一日不食就有不適。研究表明,這種膠泥中含有少量人體必需的銅、鐵、鈣、鋅等元素。

基諾村寨喜建于平緩向陽的小山坡上。房屋是用竹木和茅草修建的“干欄式”竹樓,貌似孔明帽,相傳建房式樣是孔明教的。竹樓由木架支撐,用粗木做梁、柱,連榫為架,不用金屬連接。樓板和四壁用竹片排列鋪成,將茅草編成草排覆蓋在樓頂上。竹樓上層住人,下層不設四壁,用于堆放工具、什物和家畜棲息。竹樓上有前后兩個曬臺,前曬臺連著樓梯口,后曬臺是曬衣、紡織之處。樓上用篾笆隔開,里屋按人口多少隔成數間臥室,外屋為“客廳”,兼廚房、飯堂,“客廳”中間有火塘,三塊鍋樁石作三足鼎立狀,火塘上面懸掛著竹編吊籠,放置食品。火塘和鍋樁石是家中神圣之物,飲茶、談天、商談家務、安排生產都在此進行。竹樓屋脊兩頭裝飾著茅草扎的耳環花,一般群眾的竹樓共飾6朵,村寨“長老”家則飾10朵。裝飾著耳環花的竹樓使人一眼就識別出其主人的社會地位和身份。

傳統基諾族房屋與現在稍有區別,大致有兩種:一是有一個火塘的竹樓,內居一個父系家庭的全體成員五六人至十余人。據說20世紀40年代國民黨軍隊進山鎮壓基諾人民起義前,許多村社都存在著有五六十人的父系大家庭,幾代人在一個男姓家長領導下集體勞動,吃大鍋飯。另一種是竜帕寨的長方形竹樓,長約三四十米,寬8至10米,樓內共居著同一父系氏族的數代人,進樓有一通道,用石頭砌邊的土臺上等距離并排著各個小家庭火塘,火塘兩旁是他們的臥室,進門右邊第一間為家長寢室。這種大長房雖然也有一個男性家長,但各小家庭已有了自己的家庭經濟,按小家庭為單位獨立消費。1940年時,竜帕寨的一個大竹樓曾住著同一父系氏族的31戶,共125人。每個竹樓都有一個男性家長——“卓巴”,假如此家的男子去世而無“卓巴”,則拆掉房子,婦女必須改嫁或回娘家,沒有繼承門戶的權利。這種共居分炊的習俗生動地反映了父系大家庭向小家庭村社過渡的情形。

成人禮是基諾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每個男青年十五六歲,女青年十三四歲后要行“成年禮”,經過一個復雜而嚴肅的儀式后才能換上成人的衣服,背上筒帕,并參加“饒考”(男的)、“米考”(女的)組織,從此才具有村社正式成員的資格。舉行成年儀式時,父母要送給兒女全套的生產工具和成年人衣服,女孩子還要梳成年人發式。儀式上,村寨長老要帶領大家吟唱史詩,講述勞動和生活的艱辛,傳授傳統的道德規范。

基諾族的婚姻是有對偶婚色彩和群婚殘余的一夫一妻制。一般婚姻在本村寨不同的氏族內進行。隨著社會的發展,從20世紀初開始,婚姻關系也隨著村社地緣關系的確立和擴大,開始向氏族外村寨的非氏族內婚過渡。在婚前,氏族外男女間的社交和性關系是自由的,私生子隨母親到夫家生活,在社會上不受歧視,但也有由舅舅收養的。男女青年要經過“成人禮”,參加“饒考”、“米考”組織,才有結交異性、談情說愛的權利。有的村寨還建有專為青年男女幽會的公房。男女戀愛通常經過“巴漂”(秘密地談情約會階段),“巴寶”(由秘密轉入公開階段),“巴里”(同居階段)等3個階段。男女同居之后,雙方感情和睦,如果某一天,男子晨起時主動為姑娘掃地、背水、燒火、做飯,即表明他要與姑娘結為夫妻。男方父親或舅舅便向女方父母求婚,擇日舉行婚禮。婚后婦女必須嚴守貞操,很少有離異的現象。

基諾族喪葬習俗為:人去世后,挖獨木為棺,土葬于公共墓地,不留墳冢。死者生前喜愛的生產、生活用品,作為殉葬品,富者還埋入一銅鍋銀子。墓表搭蓋小草房,內置竹桌,家屬一日三次供飯,連續進行1至3年,有的還守墓數月,以示對死者的緬懷,死者的靈魂最終歸至祖先英靈所在的圣地——“司杰卓米”。數年之后,為了安葬后逝者,不僅可把原來的草房拆除,還可把先已入葬的棺木尸骨挖出,拋撒于山野中。這是因為每個村寨的公共墓地面積有限,而每一父系氏族的墓地就更加狹小,又不能任意擴大,據說擴大了鬼生活的地方,將對活人不吉利。兇死者或未成年者不得葬入村社墓地,后遷入的社員也不能葬入公共墓地,只能安葬于公共墓地的邊緣,孕婦、精神病患者死亡則實行火葬。父親去世一年后,兒女們要重蓋新房,意思是把自己的房子獻給父親,新居落成時要舉行一次隆重的祭祀活動叫“上新房”。

基諾族的傳統節日以“特懋克”(一作“特毛切”) 最隆重、最盛大。 “特懋克” 即過年,意為“打大鐵”,是基諾族人民為紀念鐵器的創制和使用而舉行的節慶。過去節日活動都以村寨為單位舉行,沒有統一的時間,大約在農歷臘月間,一般由“卓巴”來決定,一旦“卓巴”敲響大鼓時,便意味著開始過節了。1988年,西雙版納州人大常委會根據基諾族人民的意愿,把公歷的2月6日至8日定為基諾人民的“特懋克”節日。節日期間,多數村寨都會湊錢買牛,組織隆重的剽牛活動。屆時,在卓巴的指揮下,一群手持標槍的男子,輪流把標槍投向被栓住的黃牛,牛被戳死后,幾個小伙子持刀先砍牛腳,而后割下牛臀部一塊肉祭祀,余下的部分大家分食;還要用瘦牛肉、皮、血、苦膽、蒜、辣子、酸筍、檳榔、綠葉、酒做成名為“克勒剎”的涼菜,與3只鳥和飛鼠干巴等一起作為禮物,送給鄰近村寨的長老家,并頌贊美之詞。剽牛后,各家的家長都要到卓巴家舉行祭鼓儀式,長老要設宴款待,跳“大鼓舞”。村民還要給鐵匠送些竹鼠,行打鐵祭祀。

基諾族的傳統節日還有“好希早”,即新米節,亦稱“新米”。每年農歷七八月間,谷物即將成熟的時候,基諾族人就從田地里采集新谷子、蔬菜和瓜豆,殺雞,請親戚朋友到家里共同品嘗新米、陳酒、鮮肉、綠菜,同時舉行各種祭祀儀式。人們邊吃邊唱,歡樂的歌聲常常通宵達旦。

基諾族有不成系統的太陰歷,它以月亮的圓缺紀月。一年分為12個月,民歌有“一年11個月,一月30天”的唱詞,實際多余的那個月是基諾族的“過年月”,其天數是不固定的。其他11個月也沒有月份名稱。

基諾族的紀日、紀年根據創世神阿嫫杳孛創世造物的順序而立,每12天為一輪回。第一天叫“伊搓”,意為水日;第二天叫“尼嫫”,即“阿嫫杳孛日”,意為“(造物)主日”;第三天叫“扎歐”,意為“太陽日”;第四天叫“布洛”, 意為“月亮日”;第五天叫“尼”,意為“星星日”;第六天叫“冒”,天地合攏之意,意為“合日”;第七天叫“西”,可譯作“草日”;第八天叫“薩厄”,意為“風日”;第九天叫“色額”,意為“樹日”;第十天叫“布霍”,意為“雨日”;第十一天叫“西奪”,意為七個太陽的生日,也可譯為“七日”;第十二天叫“米芻”,意為“火日”。基諾族紀年以12年為一輪,有的基諾人用紀日的順序稱呼,因將周而復始的那一年也算進去,常有13年為一輪之說。

基諾族無生肖屬相的說法,但每個人都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生年和生日名稱,并推算出自己的年歲,并將其作為選擇、安排人生禮儀活動和祭祀活動的依據。基諾族的歷法主要是用于推算祭祀等宗教活動,在農耕生產和日常生活中則使用簡單原始的物候歷。

基諾族以初春的“特懋克”節為一年的開始,當樺皮樹、大麻嫫發出新芽,豆渣樹開花,小黑江長出青苔,瀾滄江水發亮(約相當于公歷1 月),“特懋克”節就到了,各村寨開始進行隆重的“特懋克”節,并開始安排砍林地,修理樹枝,平整土地;待知了鳴叫時(約相當于公歷2 月)就可舉行燒地的儀式,刈隔火道,燒地、揀楂、田坎、筑地砍;知了的叫聲達到高潮時(約相當于公歷3 月),開始種棉花、玉米,在地邊修建窩棚;滿山的“皆波”花盛開時(約相當于公歷4、5 月間),可舉行播種儀式,種植旱谷、瓜豆,除草,打扎欄;地中雜草茂盛時(約相當于公歷6、7 月間),老寨要舉行隆重的“喏嫫洛”祭,準備“好希早(吃新米)”儀式。人們除草、間苗、修扎欄;“阿咕幽”開始鳴叫,早稻成熟了(約相當于公歷8 月),兒孫寨舉行祭始祖的“喏嫫洛”儀式,“吃新米”,收割早稻、守地護秋;中稻成熟(約相當于公歷9 月),開始收割中稻,未種晚稻的人家舉行“叫谷魂”儀式;晚稻成熟(約相當于公歷10 月),收割晚稻,收棉花、黃豆,堆谷堆;打谷子時(相當于公歷11 月),背運谷子回家,舉行“叫谷魂”儀式,準備蓋新房;過年月,挑選山林地,開始“號地”,派人選牛買牛,準備過“特懋克”節的物品。

基諾族的文化藝術多姿多彩。民間流傳著豐富的神話傳說、故事、詩歌和謎語、諺語。在神話傳說中,流傳較廣的是《瑪黑和瑪妞》、《阿嫫杳孛》等。民間故事有反映純潔愛情的《兩個小伙子》,有反映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寶刀和竹笛》、《猴子和人》、《大姐和四妹》,有機智人物故事《阿維的故事》,有歌頌婦女勤勞,忠誠善良的《白臘杰和白臘車》、《選新娘》、《孤兒腰杰的故事》,有勤勞勇敢、品德高尚、舍己救人的《沙切和蛇郎》、《雞蛋姑娘》,還有諷喻故事《玉波殼和野貓》、《青蛙和猴子》、《青蛙斷案》等。基諾族詩歌分敘事詩和抒情詩兩種,內容廣泛,格調含蓄而真切,生活氣息濃郁。最著名的敘事長詩是《巴詩與米詩》,敘述基諾族男女之間美麗而又凄婉的愛情故事。基諾族的謎語主要反映自然現象,生活用品、生產工具方面,既具詩歌的韻味和又有藝術魅力;諺語則簡易通俗,含義深刻。

基諾族有較為豐富的民間音樂。他們喜愛歌舞,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喜歡學習唱歌,且能即景生情,以物比喻,依照曲調即興填詞。歌聲悠揚,娓娓動聽。每當節日興會,長者乘興高歌,青年生情起舞。民歌有敘事歌、婚嫁歌、節日歌、狩獵歌、迎賓歌、情歌、兒歌、宗教類民歌等。人們經常以唱民歌的方式來傳授知識。如關于生產知識的有狩獵歌、獵獲小調、播種歌、采集歌、時節歌等,傳授生活知識的有情歌、婚禮歌等,講述社會規范的有禮俗歌,還有用于批評諷刺、維護道德倫理、表達社會輿論的民歌。人們不僅在歡樂的時候唱民歌,發生矛盾糾紛的時候也唱民歌,以婉轉的語言、得體的措辭來表達不滿、化解矛盾,爭而不怒。因此常常避免了爭吵翻臉,化干戈為玉帛。基諾族主要的民間樂器有:“塞土”(大鼓),竹制打擊樂器“七柯”和“布古”,竹制吹管樂器“畢土魯”、“貝托”、“約遮”、“別別”、“別別搓列列”和“師別”,以及口弦、二胡、芒鑼和銅鈸等。

民間舞蹈分為習俗性舞蹈和娛樂性舞蹈兩大類。習俗性舞蹈如大鼓舞、賀新房舞、喪葬舞、祭祖舞等。大鼓舞是基諾族最具民族特色的舞蹈,也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和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大鼓又稱太陽鼓,即“塞吐”,“塞” 泛指較大的神靈。基諾族把對神靈、祖先、生殖等的崇拜,都集中表現在對大鼓的崇拜上。傳統上跳大鼓舞的時間一年只有兩次,一是“特懋克”節,再就是“尼叭臘”祭祀活動上。娛樂性舞蹈主要有“佐交交麥”(兒童舞蹈)、“竹骨能”(姑娘舞)、“跳笙”等幾種。

基諾族在社會組織內部有一種原始的習慣法,作為待人處事的規矩、判別是非的標準和調解內部矛盾的法度,以此來維護傳統社會中人際關系的正常運行。這種習慣法又與原始宗教、倫理道德有著天然的聯系,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基諾族一敬畏鬼神,二敬畏長老,如在年節中舉行祭祀時,卓巴、卓色兩家各殺一只雞,以“神的使者”名義宣布傳統的村規民約。基諾族一直保留著以酒代罰之習,凡違反了村規民約或做錯了事的人,一般要罰其10碗酒,重者要罰兩頭豬、百余斤大米和幾十斤酒,請全村老少共餐一頓。在離婚儀式中,男方出一壺酒,由女方的舅舅各倒一杯酒,男女各喝一口,余者傾注于地,男方說:“你活著不是我家人,死了也不是我家鬼。”婚姻即正式解除

習慣法與倫理道德以民諺、歌曲、古訓等形式來傳播和約束人們的行為。如俗語說:“巴什不結親,死后可配對。家族內不嫁,兄弟間不婚。兩只公雞不住一個窩,一個姑娘不戀兩個小伙。沒有媒人不成婚。把女兒當財產,有情人也難成親。不長草的地方不出莊稼,愛虛榮的女人不會當家。”

基諾族保存著天然的平等觀念,他們把公平公正的觀念比作天平。燒地時,由“沙奇”(公證人)看攔火道的寬與窄是否符合規定來判斷燒地者的責任。男女戀愛要請一個女子做“沙奇”,結婚時要由她證明嫁妝和禮金的數量。分家時,特別是巴卡村村民離婚,夫妻雙方各請一位“沙奇”作為離婚證明人,以公平的古規來監督雙方分家產的過程。

基諾族社會保持著原始天然淳樸的道德風尚。大家尊老愛幼、團結互助,他們勤勞、好客、重信用,傳統美德蔚然成風。基諾族生產力水平低下,常常缺衣短糧,但他們的糧食卻儲存在地邊或屋外的小草棚中,“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基諾族中還保留著原始平均主義的習慣,所獵獲物即使是一只小麂子,也要按村社人口人均一份。在民間一直保留“生分熟吃”的習俗,即捕獲到獵物之后,凡是見到捕獲者的人,生時就可分得一份,熟時還以可去吃,直到吃完為止。飲酒待客也非常真誠,只要客人不放杯,主人一定要奉陪到底。

基諾族除具有一定的祖先崇拜和對諸葛孔明尊奉外,最具特色、占主要地位的宗教觀是萬物有靈思想。基諾族認為山有山神,地有地神,寨有寨神,谷有谷神。每年祭祀的活動很多,傳統節日、喜慶豐收,生兒育女、天災人禍都要祭祀神靈。一年中最大的祭祀活動是“特懋克” 節時的祭太陽鼓。太陽鼓是基諾族最神圣的祭器和樂器,一般有兩面,分公鼓和母鼓。他們視太陽鼓為神靈的化身和村寨的象征。祭祀太陽鼓,目的是祈盼它能保佑全寨人丁興旺、五谷豐登。祭祀活動還有“喏嫫洛”祭創世神阿嫫杳孛和“好希早”節時祭祀祖先。還有叫谷魂、“祭大竜”、“祭小竜”等十多種。祭祀活動均有特定的規矩,一般要殺豬、殺狗。狩獵祭要按獵獲物的大小、兇猛程度分為三個等級,祭祀的規模也根據等級的不同而有所區別,所有獵物必須在祭祀后才能食用。大的宗教活動由“卓巴”、“卓色”主持,全寨人參加,并由不脫產巫師“白臘跑”和“莫培”念經。基諾族的巫師有一套獨特的占卜術,且巫醫并行,能用草藥治病。巫師既是熟知習慣法和歷史掌故的人,又多為著名的歌手,同時又是長篇史詩的口傳人,實際上是民族文化的傳承者。

發展現狀

新中國成立后,基諾族實現了跨越性發展。歷史上基諾族幾乎是一個與世隔絕,生產力低下,生活貧困,散居于深山老林中鮮為人知的少數民族。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下,在各民族同胞的關心和支持下,昔日貧窮、落后的基諾族人民走完了人類社會幾千年的歷史進程,從一個“刀耕火種”、“刻木記事” 的原始民族順利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創造了我國少數民族發展史上的奇跡。現在,基諾族人民的各項社會事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基諾族山寨舊貌變新顏。

隨著社會制度的變革,基諾山寨廢除了國民黨和傣族土司的統治,逐步取消了村寨長老管理制。 1950年勐養建立區政府后,基諾山歸勐養管轄。1954年4月,黨和政府派民族工作隊進入基諾山區,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爭取團結民族宗教上層人士、知名人士和疏通民族關系,發展生產。在政治上團結了廣大群眾,培養了一批民族工作的積極分子,保證了民主建政的順利進行。黨和政府針對基諾族社會特點,按照“團結、生產、進步”的工作方針,采取了不經過民主改革而采取發展其生產文化的辦法,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策,得到了廣大基諾族人民的歡迎和擁護,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1956年底,普遍成立了換工互助組。1957年2月成立了“攸樂山區生產文化站”(基諾洛克生產文化站),協商選舉出基諾族的站長和副站長,全基諾山36村寨,963戶人家,5284人開始享受到民族平等和當家作主的權利。1958年攸樂山區生產文化站改稱為基諾洛克區政府,隸屬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景洪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基諾族人民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1981年基諾洛克公社將基諾公社革命委員會改為基諾公社管理委員會,1983年撤銷基諾公社,代之以基諾山區公所,作為景洪縣政府的派出機構。 1988年初,基諾區改為基諾山基諾族民族鄉,隸屬景洪縣,境內居住著基諾族、哈尼族、布朗族等少數民族。至2003年全鄉總人口11357人,基諾族11018人,占全鄉總人口的97.9%。

基諾族干部隊伍不斷成長壯大。長期以來,黨和政府非常重視基諾族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的選拔、教育和培養,采取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培養途徑,先后保送一批批基諾族青年到北京、昆明和景洪等地進行政治、文化以及各種崗位技能的培訓、學習。這些青年學成后,成為州、縣、鄉各級政府機關的民族干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又通過在崗學習、學歷教育、長期培訓、掛職鍛煉以及跟班學習等方式提高了基諾族干部的科學文化素質和實際工作能力,大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思想解放、開拓進取的基諾族干部和知識分子迅速成長起來,走上了各級領導和專業技術崗位。截止2000年,僅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工作的基諾族干部就有433人,其中,國家公務人員165人,各類專業技術人員270多人,一般干部130人。他們都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骨干,在當地生產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農村經濟穩步發展。新中國成立后,基諾族從原始粗放的山地農業開始向牛耕農業轉變,當地開墾水田六千余畝,糧食產量成倍增長。基諾公社時期,開始依據山區特點發展民族經濟,當時新寨大隊擴大茶葉種植面積達1900畝,還開展了種植砂仁、紫膠等的生產。水牛、黃牛用于生產勞動,不再是單純用來祭鬼神犧牲品。公社購買了20多臺大小拖拉機用于生產。興修小水庫5個,2個小型水電站,電線也架設到基諾山區,使基諾族人民能用機器加工農產品、電燈照明,極大地方便了生產生活。改革開放后,基諾族社會經濟發展又進入到一個新的時期。1981年基諾族實現了糧食基本自給。1984年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近年來隨著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基諾族人民因地制宜,積極對農業結構和農村產業結構進行調整,采用先進適用技術改造糧食種植,使原來粗放落后的旱地耕作方式向糧食種植的科學化目標邁進。旱稻畝產量從1980年的100公斤提高到1998年的133公斤。全鄉水田面積穩定在6000畝左右,在耕地面積有所減少的情況下,人均糧食從1979年的478公斤提高到1998年的628公斤。 2003年全鄉有耕地面積30715畝,其中水田面積6655畝。糧食播種面積30669畝,總產量5345.6千公斤,農民人均占有糧525公斤。與此同時,在黨和政府的扶持和幫助下,大力發展養殖業,大牲畜從1954年的627頭發展到2003年的1263頭,生豬從1954年的1960頭發展到2003年的11052頭。基諾族過去從不養魚,至2003年,養魚125畝,產量10700公斤。2003年全鄉農業總產值3412萬元,財政收入93.6萬元,農民人均收入1483元。

生態環境不斷改善。改革開放后,基諾族人民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制定了“以林為主、多種經營、綜合發展”的方針,把發展林產業作為擴大植被種植面積、改善生態環境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他們依靠科研部門科技上山的支持,廣泛種植經濟作物,不僅促進了山區經濟的發展,而且改善了生態環境,使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茶葉、砂仁、橡膠成為基諾鄉的三大支柱產業。1998年全鄉各類經濟林果面積達74996畝,人均擁有經濟作物面積從1908年不到1畝提高到1998年的7畝。在對山區經濟進行綜合開發的同時,國家又實施了“天保工程”和退耕還林,基諾鄉劃定的自然保護區有86215畝,國有森林447758畝,占全鄉總面積的57.8%。基諾族人民自覺遵守國家保護野生動物和嚴禁亂砍濫伐的相關法律和規定,逐步樹立起愛山、養山、保護森林、保護珍稀動物的新觀念。

商品經濟發展迅速。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派出馬幫隊,給基諾族人民送去食鹽和日用百貨,抑制了私商的盤剝行為。1955年,在西雙版納勐養商業辦證處的幫助下,巴亞寨建立了第一個基諾族的商業貿易小組,派去第一批商業工作人員。與此同時,勐海茶廠也在亞諾設立茶葉收購中心點,還在司土、巴漂、巴來、洛特建立茶葉收購點。糧食部門也在基諾山建立了收購站和供應站,金融部門到基諾山開展了儲蓄貸款業務。1958年景洪縣人民政府成立后,原基諾山貿易小組升格為商業辦事處,后又改為中心商店,下設食館、旅店、理發等服務行業。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基諾山有了匯集八方商人的初級農貿市場,除蔬菜、水果、農副產品外,還有日用百貨和服裝、家用電器等各種商品。商品意識已深入到基諾族群眾的頭腦中,山村內不僅有碾米、榨油等有償服務的人家,也有擺攤設點、從事飲食、參與經濟作物收購、投資茶葉粗加工等人員。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繁榮,不僅方便了群眾間的交易,而且也加強了山區與壩區、邊疆和內地的交往,改變了基諾山半隔絕與半封閉的狀況。

水利設施逐漸改善。1990年鄉政府撥款10000元,景洪縣水電局拔款8000元,農民自籌資金16130元大力興修農田水利,新開溝41條,總長13330米,新開水田193.9畝,恢復舊田129.5畝。由于開展大規模的改土治水,1999年底,在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中,投工投勞33650個工,投入農田水利建設資金含上級支農資金63.6萬元,鞏固老地1000畝,并順利驗收了長達8公里的曼哇新寨大溝、巴卡二隊3.6公里的南木攔河大溝、洛特老寨1.2公里的水溝及巴亞中寨籌資32萬元水庫堤壩增高并新開一條水溝。這些項目可增灌水田600畝。

旅游事業蒸蒸日上。基諾山寨具有濃郁的民族風俗,豐厚的民族文化以及迷人的原始熱帶雨林,青山疊翠的生態群落,人文和自然旅游資源頗豐,從1996年起基諾鄉開發了許多民俗、景觀等旅游項目,1997年云南省政府召開的第二次“西雙版納旅游現場辦公會議”,成為基諾鄉旅游發展的新起點,現在全鄉旅游業形成了一個包括旅行社業、賓館飯店業、旅游交通業、餐飲業、娛樂業、景區景點和商品購物等各要素健全的多元化、多層次的綜合產業體系。整個旅游業已逐漸成為基諾鄉經濟發展的另一支柱產業。

交通通訊條件大為改觀。1957年成立攸樂山區生產文化站時,基諾山接通了第一部手搖電話,1960年成立基諾山郵電所時有3 部手搖電話, 1965年基諾山始建成20千伏的電站,僅僅是滿足區級機關和曼奪社的群眾用電。1980年和1981年,興修公路7條,總長為27公里。1994年4個村公所開通了程控電話。1997年鄉機關和6個自然村實施了地面衛星差轉接收有線電視節目,6個自然村實施了地面衛星差轉接收“211”工程。完成“小城鎮規劃”的前期工作,為以后的集鎮建設打下基礎。1998年全鄉自然村完成修通簡易公路。1999年全鄉45個自然村都通了電。特別是伴隨著國家綜合扶貧開發項目的全面啟動,2000年各級政府部門先后在基諾鄉投資1000多萬元,完成了農村電網改造、通路、通水等49項工程。2001年開始,政府投入資金共完成了21項通路工程,到2003年全鄉45個村民點都通了公路,自來水受益45個村,通電話9個村,擁有電話358部、手機(含小靈通)261部。建有沼氣池62座。地面衛星接收站10個,截止2005年6月,全鄉45個自然村基本實現了村村通路、通電、通水。國家綜合扶貧開發項目涉及基礎設施、公益事業、安居工程、產業開發等項目,它的實施極大地改善了基諾族群眾的生活條件。

群眾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1998年基諾族農民人均純收入1088元,比1980年的106.74元增長10.19倍。到2004年底,全鄉人均年純收入達到1614元,基本實現整體脫貧。新建磚瓦房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干欄式”竹樓, 1989年全鄉瓦房數為895戶,占農戶總數的46.8%,到1998年瓦房數為1969戶,占3230戶農戶的60.9%;2003年,景洪市出資120萬元,對曾多次出現山體滑坡,且尚存隱患的新司土村委會巴飄村的55戶基諾族群眾實行了整體搬遷,改善了人居環境;伴隨著“四通(通路、通電、通水和通電話)”等群眾生活條件的改善,各種耐用消費品如電視機、洗衣機、冰箱、電扇、VCD、電飯煲等成為家居不可少的設施。

醫療衛生事業今非昔比。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短短幾十年間,基諾族原始巫醫治病的歷史被現代醫療衛生事業取代。1954年,第一批工作隊上山時,就配了醫療衛生人員,醫務人員走村串寨為群眾防病治病,深受基諾族人民的歡迎。1957年,基諾山建立了衛生所,州人民政府派去了3名醫務人員。他們在基諾山巡回醫療,為各村寨培訓衛生員和接生員,積極發展和培養基諾族的民間草醫。20世紀60年代以后,大力開展以除害滅病為主的愛國衛生運動,基本上控制了瘧疾流行。到1965年基諾山基本上建立了醫療衛生網點,并有了基諾族自己的醫生和初級衛生人員。在70年代,建立了合作醫療衛生事業。各村寨辦起了合作醫療室,有了能簡單行醫問藥的赤腳醫生。20世紀80年代中期,基諾山衛生所建蓋了一所鋼混結構的門診大樓,設有中西醫門診室、婦科、外科手術室和30張病床。醫務人員從建所時的2人增加到19人,在衛生所醫生中,基諾族醫生占70%。他們依靠現代的醫療手段及醫療技術,一舉摘掉 “瘴癘之鄉”的帽子。到2003年,全基諾鄉有衛生醫療機構1個,床位11張,衛生技術人員23人。

教育事業突飛猛進。民國年間,國民政府曾在巴亞寨辦過一個學校,有2個教師,但因只有2名學生而無法辦學。1953年西雙版納州成立后就著手興辦學校,1956年在巴亞寨,巴卡寨和巴來建立了3所小學,170名兒童走進學校,成為第一代基諾族學生。1957年在巴亞寨建立了基諾洛克中心小學。1960年基諾山小學發展到9所,在校生800多人。1962年基諾山有了首屆高小畢業生19人。1981年基諾山開辦了一所全寄宿制民族小學,邊遠村寨的兒童均有了入學的機會。1983年設立了一所初級中學,1996年基諾鄉通過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驗收,1998年基本完成全民掃盲工作。到2003年基諾山已有43所小學,1所初級中學,適齡兒童入學率達99.9%,畢業率為97.02%。基諾鄉成為整個西雙版納州最早普及義務教育的民族鄉。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一貫高度關注基諾族的發展。先后有胡耀邦、喬石、李瑞環、趙紫陽、田紀云、江澤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臨基諾山視察、看望基諾族群眾。 2005年5月,為了幫助人口較少民族加快發展,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國務院通過了《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2005-2010年)》,明確提出:采取措施,切實解決全國22個人口較少民族在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幫助他們加快發展。云南省委、省政府又把省內7個人口較少特有民族脫貧發展作為《云南省農村扶貧開發綱要》的重點,加大扶持力度,全面實施“溫飽和農業產業化扶貧、基礎設施建設扶貧、科教扶貧、民族文化扶貧和人才培養扶貧”五項工程,力爭到2010年實現全省人口較少民族聚居區村村通公路、通電、通水、通廣播電視,所有農戶和群眾有房住、有衣穿、有飯吃、有錢用、有書讀,基本消除茅草房及危房的“四通五有一消除”目標。基諾族又迎來了大政策、大發展的好時機。2006年5月,胡錦濤總書記來到基諾山視察,欣聞基諾族近年來的發展情況后,勉勵當地干部和群眾“把基諾山建設得更富裕、更文明”。基諾族人民倍受鼓舞,他們決心抓住機遇,進一步發展經濟、改善生活,把基諾山建設得更加欣欣向榮,興旺發達。(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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