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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黎族現有人口1247814人 (2000年)。主要聚居在海南省的陵水、保亭、三亞、樂東、東方、昌江、白沙、瓊中、五指山等縣市,其余散居在海南省境內的萬寧、儋州、屯昌、瓊海等縣市以及貴州等省。

  黎族是海南島最早的居民。在我國古籍上很早就有關于黎族先民的記載。西漢以前曾經以 “駱越”,東漢以“里”、“蠻”,隋唐以“俚”、“僚”等名稱,來泛稱我國南方的一些少數民族,其中也包括海南島黎族的遠古祖先。“黎”這一族稱最早正式出現在唐代后期的文獻上,唐末劉恂在《嶺表錄異》中就有“儋(州)振(州)夷黎海畔采(紫貝)以為貨”的記載。但普遍作為黎族的專用族稱,則是在11世紀宋代以后才開始固定下來,并沿用至今。

  “黎”是他稱,是漢民族對黎族的稱呼。黎族稱漢族為“美”,意即“客”,他們以漢人為客人,自己則以土著自居。黎族內部因方言、習俗、地域分布等差異有“哈”(過去作“侾”)、“杞”(又稱“岐”)、“潤”(過去漢稱“本地”黎)、“美孚”、“賽”(過去稱“德透”黎或“加茂”黎)等不同的自稱,但在對外交往時一般都自稱為“賽”,賽是其固有的族稱。  黎族語言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黎語支。由于與漢族長期接觸,大多數黎族群眾都能兼說漢語,通用漢文。過去黎族沒有本民族文字,均使用漢字,1957年黨和政府曾幫助創制了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黎文。

  黎族主要聚居地——海南島地處亞熱帶,風景秀麗,四季常青。這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有些地區水稻年可三熟,玉米、番薯等終年都可種植。這里也是我國熱帶經濟作物的主要產地,有椰子、檳榔、劍麻、香茅、可可、咖啡、橡膠、油棕、腰果等。香蕉、菠蘿、菠蘿蜜、芒果等熱帶水果產量很高。鐵、銅、錫、水晶、磷、鎢、石灰石等礦產儲藏豐富。沿海良港多,漁業、鹽業及石油、天然氣資源非常豐富。出產珍珠、珊瑚、玳瑁等珍貴的水產品。吊羅山、尖峰嶺、霸王嶺等是著名的原始森林區,盛產花梨、坡壘、子京、母生、青梅、綠楠等貴重木材。深山密林中棲息著黑冠長臂猿、水獺、靈貓、孔雀雉等珍禽異獸。

歷史沿革

  關于黎族的族源,過去有多種不同見解。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學者根據文獻記載,結合大量的考古學、語言學、民族學資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多數人認為,黎族是從古代越族發展而來,特別是和“百越”的一支——“駱越”的關系更為密切。

  20世紀50年代以來,海南黎族聚居區發現了大量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從出土文物的文化性質分析,它們和廣東及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發現的、帶有鮮明百越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文化,應同屬一個文化系統,特別是與廣西欽州地區、廣東湛江地區發現的原始文化遺存更為相似。此外,作為百越文化重要特征的銅鼓,明代以后,海南島就有出土。新中國成立后,在黎族地區也發現了許多銅鼓,它們和廣西地區發現的銅鼓在形制上基本相同。

  從語言系屬來看,黎語與源于古代越族的壯、布依、侗、水、傣等族語言同屬于漢藏語系壯侗語族,在語音、語法和詞匯上都有顯著的共同特征,說明其與壯、布依、侗、水、傣等民族有密切的淵源關系。

  古越人生活習俗上的許多特點,如:斷發文身、雞卜、巢居等,不僅見于有關黎族先民的歷史文獻記載中,甚至在海南黎族人的現實生活中也不難發現它們的痕跡。如至今仍然存在的黎族婦女文身、白沙南開一帶的干欄式船形屋、雞卜等都是古越人的遺風。在婚俗方面,黎族和壯、侗等民族都有“不落夫家”的習俗,黎族的“玩隆閨”與壯族的“玩公房”、侗族的“坐妹”也有近似之處。

  根據考古材料,可以推知黎族的先民在3000年前的殷周之際,就定居在海南島,過著原始母系氏族公社的生活。當時人們居住在靠近河流的山崗和臺地上,使用石斧、石錛、石鏟等工具,進行“砍倒燒光”的原始鋤耕農業和狩獵、捕魚等生產活動。采集在黎族先民的生活中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從出土陶片的數量之多,器形多樣而且很大,足見當時人們制造陶器的手工藝已相當發達。石制、陶制紡輪的出土,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掌握原始紡織技術。關于黎族母系氏族公社制的情況,在歷史文獻記載和近現代民族學調查中都可以找到一些遺跡。宋代文獻記載,南宋時,瓊山縣黎族婦女首領“三十六峒統領”王二娘是“黎之首也,……二娘死,女亦能繼其業” 。清代文獻中也曾記載過去黎族內部發生糾紛時,只要婦女出面干預或調解,就可以平息下來。這種情況在新中國建立前仍存在,如毛枝峒和毛道峒之間發生械斗時,由寡婦出面調解;毛貴鄉發生械斗時,由婦女作為使者傳達通諜。反映了原始社會母系氏族公社時期,婦女在農業生產中起著重要作用,在社會上受到人們的尊敬。黎族傳統社會中保留的“不落夫家”婚俗,可能是母系氏族公社時期對偶婚的殘余。在五指山中心地區,過去黎族婦女在丈夫死后便回娘家與兄弟父母一起生活。婦女患病要“趕鬼”,須祈求娘家的“祖先鬼”,病重要抬回娘家,死后埋在娘家的公共墳地,死者遺物歸親兄弟所有。可能是母系氏族公社親屬關系的殘余。嚴格遵守不同血緣集團通婚的習慣。有些地區還習慣以動、植物的名稱如水牛、芭蕉等作為同一血緣集團的稱號。這些都可能是原始社會時期氏族外婚制和圖騰信仰的殘余。

  大約在秦漢以前,就有漢人到過海南島北部沿海地區,從事經商和農業、漁業生產,他們和黎族人民共同開發祖國這個寶島,發展了兩族人民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秦漢之交,秦龍川令趙佗占據嶺南,自立為南越王,治理南越,“懷服百越之君” ,其勢力與影響當及于海南島。漢元封元年(前110年)伏波將軍路博德率兵平定南越后,漢王朝正式在海南島開始設置珠崖、儋耳兩郡。東漢伏波將軍馬援率兵平交趾,往來南海,撫定珠崖,復置珠崖縣。漢王朝在海南島郡縣制的建立,加強了對黎族人民的統治,在客觀上使海南島與大陸的關系更加密切。

  南朝梁大同中(540—541年),由于儋耳地方俚僚(包括黎族先民)1000多峒 “歸附”冼夫人,由她“請命于朝”,而重置崖州 。冼夫人是公元6世紀時我國南方越人的一位杰出的政治領袖,當時廣東西南部、雷州半島和海南島都在她的統轄之下。隋初,冼夫人率領所屬歸附隋朝,又以“和輯百越”有功,隋文帝還賜給她臨振縣(今三亞市)湯沐邑1500戶 。由于冼夫人致力于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事業,不僅密切了中原地區與海南島的關系,有利于中央政權的鞏固,同時對于促進黎族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影響。???

  唐代在海南島設立了瓊、崖、萬安、儋、振5州22縣,加強了中央王朝對黎族地區的統治。黎、漢居住格局由過去“漢在北、黎在南”逐漸演變成為“漢在外、黎在內”的狀況(基本上一直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以前)。唐代海南島的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發展,熱帶生物資源也逐漸被認識并加以開發利用,海南的玳瑁、五色藤、盤斑布、香、糖、珠等特產受到中原人士的喜愛,許多作為“貢品”或商品輸入中原地區。因此,在海南島沿海黎漢雜居地區已經出現了“以富為雄,豪富兼并,役屬貧弱,俘掠不忌”的現象 ,但黎族先民聚居的廣大山區社會發展速度還是相當緩慢,原來的落后狀況和社會經濟結構并沒有多大改變。

  宋代,大量漢族人口因各種原因遷移到海南島,他們和黎族先民一道辛勤墾殖,大大促進了海南島的開發和黎族社會的發展,生產力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高。無論是農業還是手工業生產都有了顯著進步,黎漢之間以物易物形式的商品交易相當頻繁。農業生產方面,儋州一帶農業生產技術和工具已與中原地區習見的無異,水利灌溉發達。占城的稻種傳入,能夏種秋收,增加了產量。當地的苧麻一年可收4次。黎族婦女“工紡織,得中土綺彩,拆取五色絲加木棉,挑織為單幕,又純織木棉、吉貝為布”,所織的“黎錦”、“黎單”、“黎幕”,色彩鮮明,美觀適用,頗為中原人士所贊賞 。黎峒出產的沉香、檳榔、赤白藤、花梨木等特產也通過漢族商人的販運遠銷大陸。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黎族部分地區的封建化程度比過去也有所加深,一些富有的上層蓄奴婢。北宋時瓊州有一個名叫符護的黎族“首領”,“邊吏嘗獲其奴婢十人” 。元代,元朝政府還在黎族地區設置土官,利用黎族上層首領統治勞動人民,這些都標志著黎族社會的封建化到了12世紀后已有了新的發展。當然,社會發展也是不平衡的,不少所謂的“生黎”地區,社會經濟發展仍然比較落后。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宋末元初,我國歷史上著名的紡織家黃道婆的經歷,生動地反映了黎、漢兩族悠久的親密關系。黃道婆年幼時便飄零到黎族聚居的崖州(今三亞市),當地黎族婦女教會了她錯紗、配色、綜線、挈花等紡織技術。黃道婆在黎族地區住了40年以后,于元元貞年間(1295—1297年)返回故鄉烏泥涇(今上海華涇鎮)后,便把她從黎族人民那里所學到的一套紡織技術,傳授給當地勞動婦女。她還精心改革,制成手搖攪車、粗弦大弓以及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一手能紡三根紗的腳踏紡車,大大提高了軋棉、彈棉和紡棉的工作效率。黃道婆把黎族的紡織工具和技術,結合當地的絲織技術運用到棉紡織上,織成的被、褥、帶、悅(巾),上作花、草、鳥、獸、折枝、團鳳、棋局等圖案花紋,光彩美麗、燦然如畫,甚得人們的喜愛,一時松江地區生產的棉織品行銷全國,使我國歷史上的紡織水平有了進一步的提高。黃道婆對我國棉紡織技術發展的杰出貢獻,體現了黎、漢兩族人民的勤勞和智慧,凝結著黎、漢兩族人民親密的深情厚誼,在我國紡織史上共同譜寫了團結友誼的光輝篇章。

  明、清兩代,黎族地區封建社會生產方式已占統治地位。在靠近漢區的黎族地區,黎族社會經濟文化有了長足發展,黎漢兩族人民之間的交流也日益頻繁。黎族的農業發展水平已與當地漢族趨于一致。耕種水稻一年兩熟,普遍使用從漢區輸入的鐵質農具犁、鋤、鐮刀等,有些地區還掌握竹筒天車日夜自動車水的先進灌溉方法。定期集市貿易有所發展,至明嘉靖年間,儋州地方州城有“市場”,鄉鎮有“墟場”,黎族地區出產的牛只、檳榔、椰子等成為輸入大陸的重要貨物。

  隨著封建化程度的不斷深入,這個時期,大部分黎族地區土地已高度集中,田地、牛租和雇傭勞動的剝削已很嚴重。不僅封建王朝霸占黎族地區的田地為“屯田”和“官田”,當地的土官、土舍也殘酷壓迫剝削黎族人民。引起了黎族人民的極大不滿 ,激發了連綿不絕的黎族農民起義。只有五指山腹地的黎族地區仍保留原始公社殘余的共耕組織。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迫使我國開放海口(當時稱瓊州口)為“通商口岸”。大量的鴉片和棉紗、煤油等洋貨充斥海南島,黎族地區出產的牛只、益智和檳榔等土特產也被西方商人廉價掠奪出口。這使得海南島的商業資本活躍起來,不僅在過去比較落后的黎族聚居區出現了從事商品交易的集市,甚至在一些地區還建立了專門從事商品生產的企業,如鹽場、種植橡膠的農場等。這些活動刺激了本地商品經濟的發展,客觀上也破壞了黎族地區原有的自然經濟基礎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與此同時,西方傳教士的深入,也把基督教、天主教傳進了黎族地區。清末光緒年間(1875年—1908年),馮子材督辦全瓊軍務,馮在鎮壓黎漢人民起義后,制定了“撫黎 ”章程十二條,比較重視黎族經濟生產和開發。由于清政府的腐敗和滅亡在即,這些措施大部分未能實施。

  中華民國建立后,孫中山先生1923年就具體設計了海南建省的方略和方法,提倡開發海南, 1933年當時的廣東省政府委派陳漢光為“撫黎”專員,在海南成立“撫黎專員公署”。陳漢光“撫黎”的真實目的雖在于“剿共”,但其開展的開辟道路,建立學校,開辦實業,教授種植和手工業技術,移風易俗,黎漢通婚等工作在客觀上也起到了積極作用。尤其是他1935年初向廣東省政府提出的將全島黎境劃出,設立黎縣的建議,使得保亭、樂東、白沙3縣正式成立,比較有效地開發了五指山黎族地區。

  英勇的黎族人民,為了反抗歷代反動統治者和本民族的反動上層的剝削壓迫,求得民族生存的權利,自漢代以來,展開了如火如荼的反抗斗爭。公元前87年,黎族先民為了反抗珠崖太守的橫征暴斂,揭竿起義,攻殺太守孫幸。唐代,由于賦稅、貢品負擔的繁重以及貪官污吏的凌擾,激起黎族人民的反抗。乾封初年(666—667年)黎族人民攻陷瓊州城。懿宗咸通五年(864年),又爆發了以蔣磷為首的黎族人民起義。

  從宋到元,黎族人民大規模起義,即達18次之多。其中以南宋瓊山王居起領導的起義、吉陽軍黎族人民響應漢族陳公發、陳明甫的起義以及元代王馬、王六具、王官福等人領導的起義規模較大。

  到了明代,黎族人民在30多次起義中,規模較大的就有14次之多。以弘治十四年(1501年)儋州符南蛇起義,聲勢最為浩大,“三州十縣聞風響應”,給明朝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瓊山縣黎族人民起義,攻破清朝政府設在黎族地區的許多軍事據點。道光十三年(1833年)七月,儋州黎族黎亞義與漢族蔣鳳章等領導的黎、漢兩族1000多名貧苦農民,向高利貸者、漢族地主和奸商進行武裝斗爭,給予清朝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

  1840年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勢力的入侵,加重了黎、漢各族人民的苦難。黎、漢兩族人民掀起了多次英勇不屈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光緒十一年(1885年)冬,臨高、儋縣黎、漢兩族人民武裝大起義,堅持斗爭一年多。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崖州多港峒黎族4000余人在嚴懲了平日作惡多端的美帝國主義教會爪牙后,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在我國近代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在海南島開展革命工作。1926年6月,中國共產黨瓊崖地方委員會在海口成立,接著在海南島西北、中南等地區迅速建立黨組織,并在陵水等縣建立工會、農會、婦女會等群眾革命組織。1927年,黨在海南島建立了革命武裝,曾一度解放陵水縣城。1927年12月16日,在陵水縣成立海南島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陵水縣蘇維埃政府,并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與此同時,改中共瓊崖地方委員會為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不久成立了“ 瓊崖工農革命軍”(后改為“瓊崖工農紅軍”)。

  土地革命時期,許多黎族地區建立工農民主政權,擴大革命武裝隊伍。在瓊中、保亭、陵水、崖縣(今三亞)等黎族地區,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成立農會、民兵、青年團、婦女會、救濟會等組織,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1936年冬,中共瓊崖特委派了一些黨員和革命干部到海南島西部的昌江、感恩(今東方市)兩縣黎、漢兩族雜居地區,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發動群眾,組織了昌、感地區第一支各族人民的抗日游擊隊。

  抗日戰爭爆發后,瓊崖國共兩黨達成合作抗日協議,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8年,瓊崖工農紅軍改編為“廣東省第十四統率區民眾抗日自衛團獨立大隊”(簡稱“瓊崖抗日獨立隊”),馮白駒任獨立隊隊長。1939年2月10日,日軍大舉進犯海南島,所到之處,燒殺淫掠,無惡不作,黎、苗各族人民遭到空前的災難。富有革命傳統的海南島各族人民所組成的抗日獨立大隊,就在海口市以南的潭口,展開猛烈的反抗,狙擊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犯,大大鼓舞了全島各族人民的抗日斗志。

  在日本侵略者瘋狂進犯海南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深入敵后,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先后在瓊山、文昌兩縣交界處10多個鄉,臨高、澄邁兩縣交界處黎、苗、漢族雜居的美合地區,以及儋縣(今儋州)、白沙、萬寧、樂會(今瓊海)、保亭、陵水等縣交界地區,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據地。根據地的黎、苗、漢各族人民踴躍參軍。僅1939年3月,昌感、樂東交界處就有300多名黎、漢族青年參加了抗日游擊隊,開展抗日戰爭。

  日軍侵占海南后,國民黨瓊崖地方當局大量人馬退居五指山腹地白沙縣境內,不僅軍需費用給當地黎苗族群眾帶來了沉重負擔,而且國民黨軍隊還大肆殺戮黎苗族村民,這些都使黎苗族群眾懂得,只有拿起武器,把國民黨頑固派趕出五指山,黎苗族人民才有出路。1942年6月,國民黨反動頭子王毅竟以頒發所謂“公民證”為借口,誘騙瓊中苗族群眾下山,喪心病狂地用機槍掃射,集體屠殺了苗族群眾1000多人。這一滔天罪行,更加激起黎、苗各族人民的強烈反抗。1943年8月,白沙縣紅毛等地2000多名黎、苗各族群眾,在王國興、王玉錦、王正成等人的領導下,首先舉起義旗,各地紛紛響應,起義群眾增至20000多名,把國民黨政府和軍隊趕出了白(沙)、保(亭)、樂(東)3縣交界地區,殲敵300余人,并繳獲了大批武器。白沙起義為五指山根據地的創建提供了有利條件,在海南人民革命斗爭史和我國少數民族革命斗爭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1944年春,原民眾抗日自衛團獨立大隊改名為瓊崖人民抗日游擊獨立縱隊(簡稱瓊崖縱隊),到抗日戰爭勝利時,瓊崖縱隊已經發展到7000多人,解放了全島3/5的地區。

  1946年,國民黨蔣介石軍隊悍然向白沙解放區發動進攻。在中共瓊崖特委的領導和黎族等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瓊崖縱隊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敵人的瘋狂進攻。1946年夏,中共瓊崖特委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決定開辟包括白、保、樂三縣在內的五指山根據地。1948年6月,白、保、樂3縣獲得了全部解放。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開展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運動,大力培養民族干部,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這大大調動了當地黎族人民的革命積極性,他們和漢族人民一起踴躍參軍、英勇殺敵,僅1948年1年,就有4000多黎族青年參加了瓊崖縱隊。黎族人民組織了擔架隊、運輸隊,跟隨部隊轉戰海南島各地。通過長期的革命斗爭鍛煉,大批黎族干部茁壯成長起來。他們帶領廣大群眾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到1948年9月,解放了海南島70多座城鎮和廣大農村,殲敵5000多人。黎族人民以輝煌的戰果,于1950年春,迎接解放大軍南下,解放了海南島。

  新中國成立前,黎族社會經濟發展仍然存在著顯著的地區性不平衡。在占黎族總人口和總面積94﹪以上的地區,與當地漢族大體一樣,都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封建地主經濟比較發達,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水平比漢區略低。鐵質農具如犁、耙、鏟等雖早已使用,但不普遍,農民普遍使用木耙耙田。農業生產以稻谷為主,其中種一造的旱地較多,種兩造的水田較少。一犁一耙,不重視中耕除草,很少施肥,每畝年產量僅有150斤左右。種“山欄稻”(旱稻)更加粗放,把山林砍倒燒光,戳穴點種,二、三年后就丟荒,另擇地燒墾。“山欄稻”約占全部稻谷播種量的5%。手工業、飼養業和商業也不發達。

  在這些地區,土地特別是水田的占有不平衡,兩極分化相當嚴重。根據保亭什嶺、樂東頭塘、東方南叉3個鄉1947年的調查:占總戶數8.8%的地主、富農,卻占有土地48.8%;而占總戶數59%的貧雇農,只占有土地16.64%。地主階級通過地租、高利貸、雇工和無償勞役,盤剝欺壓黎族人民,加上國民黨政府多如牛毛的橫征暴斂,使廣大黎族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但在原保亭、樂東、白沙三縣交界的五指山腹地(今屬五指山市),還保留著帶有濃厚原始公社制殘余的“合畝”制度。當時的合畝制地區有26個鄉,13000多人,約占當時黎族人口(36萬)的3.73﹪。這里山高林深,交通閉塞,與外界交往較少。

  “合畝制”是黎族特有的生產和社會組織。“合畝”是漢語的意譯,黎語稱“紋茂”,是“家族”的意思。過去一般叫做“翁堂沃工”或“翁堂打”,意思是“大家一起做工”或“大家的田”。從其本來意義看可能是一種較原始的家族公社。一個合畝包括著若干個家庭,各個家庭之間有著血緣關系,以后逐漸有非血緣成員參加,合畝內的主要生產資料(主要是土地)由合畝統一經營,合畝全體成員共同勞動,按戶平均分配。

  “合畝”地區生產力水平比黎族一般地區為低,以合畝為單位進行生產,全部使用木耙或竹耙,鐵制農具有犁、鋤、鉤刀、鏟、手捻小刀等。犁的質量差,犁頭較小。手捻小刀是收割工具,割稻時逐穗捻割。用牛踩爛田泥,然后插秧。“山欄稻”(旱稻)的種植約占稻谷播種量的20﹪。生產中禁忌多,如遇牛日,不能用牛犁田、耙田;雞日,婦女不能拔秧;蛇日和馬日,不能犁田、耙田、播種、收割等等。男女分工更加嚴格,男子負責犁田、耙田、浸種、播種、灌溉、挑稻、防獸害和燒山欄地,婦女管理選種、插秧、除草、收割和播山欄稻種子。勞動中簡單協作比較盛行,不分工種,不分輕重,都是大家一齊干。稻谷每畝年產量僅達120斤左右。狩獵一般以村為單位進行,獵獲物在村內按戶平均分配。

  從合畝的成員間的關系來看,合畝可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以血緣紐帶為基礎的由父系親屬以至少數母系親屬組成;另一類是除親屬以外,并有非血緣的外來戶參加。這兩種類型的合畝所占的比例各地不一。一般的規律是,合畝的規模越大,屬于后一個類型就越多,反之,規模越小,則純血緣的類型就越多。

  每個合畝有一個畝頭,畝內其他成員就是畝眾。畝頭黎語稱“畏雅”,意即“犁第一道田路的老人”,由輩份最長、年齡最大者充任。畝頭負責管理合畝的集體生產和分配,以及和他的妻子分別執行生產中一些宗教性質的儀式。畝頭的妻子在管理婦女的生產活動方面,是畝頭的助手。畝頭又是一個自然社會的領袖,除領導合畝生產和分配外,還對畝內或合畝與合畝之間的一切重大事情負責,如處理和保管公有財產、畝內外糾紛和接收外來戶等等,畝眾一般表示服從,但沒有強制權力,畝眾可以主動提出分畝或退畝。分畝時,畝頭照例可多分得一些田產。

  合畝內,畝頭與畝眾以至畝眾之間的關系基本上是平等的(除外來戶外),畝頭除按傳統習慣多分配一些產品外,在其它方面與畝眾同處于平等地位,如平等參加集體勞動,擔負共同費用,共同防衛外來襲擊和平等享受權利等。此外,還保留互助合作的傳統習慣。隨著封建王朝的政治、經濟勢力和封建地主經濟的影響,畝頭開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在分配中取得某些特權,把具有宗教性質的和屬于公共支配的傳統留糧攫為己有,并隨意增加留糧的數量,使之變質為剝削。同時,以外來戶作為剝削的對象。少數畝頭與政府相勾結,出任總管、團董、哨官、鄉保長等職務,對畝眾進行壓迫和剝削。合畝原來共耕、平均分配、互助合作等傳統形式已被畝頭利用作為統治和剝削畝眾的手段。

  到新中國建立前,半數以上的合畝除有血緣關系的成員外,已經吸收沒有血緣關系的外來戶 “龍仔”參加。龍仔都是因為生活困難或抵償債務而投靠他人,也有屬于政治上的投靠,求得“保護”。被投靠者叫做“龍公”,“龍公”黎語稱為“沃凡”,直譯為“做富人”,有“做主人”的意思;“龍仔”黎語稱“沃伐”,直譯是“做窮人”,也有“做長工”的意思。在合畝內,龍公絕大多數都是畝頭,但畝頭也有淪為別畝的龍仔的。個別畝眾也可以收納龍仔,至于龍仔則完全是外來戶。在締結龍公、龍仔的關系時,要砍箭立約。龍仔大多住在家里,一般有人身自由,擁有少量土地、牛只,經常要給龍公送禮和提供一定的勞役。有一部分龍仔遷居到龍公合畝中,人身不自由,經濟地位低下,擔負著繁重的勞動,受到龍公的剝削。

  合畝地區生產資料占有的形式是很復雜的。耕地的占有分為合畝公有、畝內幾戶伙有和一戶所有三種。合畝公有的耕地都是祖先遺留下來的,幾戶伙有的和一戶所有的水田是買來的,旱田是自己或雇工開墾來的。各種占有的比例隨著地區和合畝的不同而各有不同,一般是沒有或少有外來戶的血緣親屬組成的合畝中,耕地占有以合畝公有的多,次為幾戶伙有,再次為一戶所有。另一方面,外來戶較多的合畝中,耕地以幾戶伙有為多,次為一戶所有,再其次為合畝公有。個別合畝中,耕地由畝頭一戶私有或其兄弟幾戶占有,公有耕地已不存在,大量的外來戶,片土皆無。牛只的占有一般是一戶私有為主,幾戶伙有次之,合畝公有已不占優勢。無論那一種占有形式的耕地、牛只,絕大部分都交由合畝統一經營和使用,不計報酬。但所有者可以自由租佃、抵押和買賣,并由父系繼承。但當合畝中某一成員因天災人禍等原因而喪失自己的耕地、牛只后,尚有不足以應付時,其它有親屬關系的畝眾,有義務把自己的田地、牛只變賣幫其抵償,因而合畝中所謂私有制的所有權就受到限制而未能充分實現。

  除了耕牛外,農業、手工業、漁獵生產所使用的工具,完全歸一家一戶所有。隨著私有耕地、牛只的存在,合畝地區土地買賣、典當的現象逐漸普遍。租佃關系發生于合畝與合畝之間、合畝與個人之間,以至個人之間。地租主要是實物地租對半分的活租制。牛只的出租比買賣更普遍,借貸關系也發生于合畝內部和合畝之間,有些合畝也出現雇工剝削。

  隨著剝削關系的產生與土地、牛只的自由買賣,合畝內各戶以及合畝間生產資料的占有日益不平衡。與此同時,合畝內部產品分配方式也日益復雜。合畝內以一家一戶為單位或幾戶伙同進行生產,所得產品或出租土地、牛只所得的地租、牛租,歸該戶或幾戶所得,不歸合畝分配。合畝集體生產所得歸畝頭分配,除扣種子、“稻母”(只有畝頭一家人可食用,不得轉讓或出賣,但可用來救濟畝內困難戶)、“留新禾”(收割前,畝頭的妻子先割回十多把稻谷煮飯釀酒,畝頭夫妻吃一天后,次日全合畝的人一齊來吃)、“釀酒糧”(約數十斤稻谷,由畝頭掌握,待插秧完畢后全合畝成員共飲)、“公家糧”(數量不定,由畝頭掌握,用作待客、成員結婚、蓋房子等,有的用以救濟畝內缺糧戶)等外,余下的按戶平均分配(有些地區也照顧人口)。在一些內部已經出現貧富分化和階級分化的合畝中,畝頭往往以各種借口多分一些稻谷。

  根據合畝內外生產關系的不同性質來劃分,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型:一種是合畝內部沒有產生剝削關系,基本上是共耕和互相合作的關系,畝頭和畝眾之間以至畝眾之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這類合畝多以純血緣親屬組成,個別的也有外來戶,但很少。其中個別的合畝內部雖無剝削關系,但畝頭對畝外的人,以及合畝對畝外的人、合畝與合畝之間已產生了剝削關系。另一種是合畝內部或對外都已產生了剝削關系,畝頭對畝內眾多的“龍仔”或對畝外的人已經存在剝削和壓迫的關系,傳統的合畝共耕僅僅留下了一個軀殼。

  合畝制內部生產關系是相當復雜的,但從合畝制組織的基礎、“畝頭”的社會地位及作用、生產資料的所有制與使用、共同勞動、平均分配、分別消費等內容分析,合畝制性質的本質是一種原始的父系家長制的家庭(家族)共耕合作組織。雖然合畝制內部客觀存在貧富分化甚至是剝削等因素,但這只能說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變遷,這種原始組織正瀕于最后解體狀態。

  在今五指山、保亭、瓊中等地,1949年前仍保留著一種具有特色的基層社會政治組織,即“峒”,原意是“人們共同居住的一定地域”。關于黎族峒組織,文獻早有記載,尤以宋元以后的文獻記載頗多。峒有大小之分,大峒之下包括幾個小峒;一個小峒,一般由2個以上自然村組成。峒與峒之間有森嚴的疆界,互不侵犯。峒與峒一般都保持著友好關系,成為婚姻集團,但因為一些利益關系,如有越界開荒、漁獵、伐木、采藤等,往往也會引起峒與峒之間的糾紛和械斗。血緣紐帶是峒的組織基礎。每個村峒都有一個至數個村頭和峒頭,稱之為“奧雅”,一般由長輩或能說會道的人擔任,負責維持秩序,調解糾紛,較大的事件還要召開全峒會議解決。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封建統治的加強,峒的組織便成為封建的統治工具。到了民國時期,大小峒頭分別當上“團董”、鄉、保、甲長等。

風俗習慣

  黎族人民文化豐富多彩。黎族婦女的紡織繡早已聞名于世,尤對于木棉的紡織更是獨具匠心,對推動我國棉紡織技術的發展功不可沒。至今仍然流傳的踞腰織機、白沙潤黎的“人龍圖”繡以及美孚黎“絞纈染”都是難得的民族文化遺產。黎族人民的醫藥知識也很豐富,不少民間醫生懂得百種以上的草藥性能,并且能夠根據不同的病情使用熱敷、煽汗、火炙等治療方法。對毒蛇、瘋狗咬傷有許多特效藥。在黎族中還保留著較原始的歷法,一般以類似漢族地區的 “十二地支”來計算月日,以十二日為一個周期,每日以動物作稱謂,如雞日、犬日、豬日、牛日、蟲日……等等。黎族的節日與歷法有密切關系,“三月三”是自古以來黎族民間悼念祖先、慶賀新生、贊美生活和歌頌英雄的傳統佳節。

  黎族傳統服飾文化內涵豐富,各方言區差異比較明顯(尤其是女子服飾),在歷史上曾經是區分不同血緣集團和部落群體的重要標志。在傳統服飾中,黎族婦女常穿直領、無領、無紐對襟上衣,有的地方穿貫頭式上衣,下穿長短不同的筒裙,束發腦后,插以骨簪或銀簪,披繡花頭巾,戴耳環、項圈和手鐲。男子傳統裝束一般結發于額前或腦后,上衣無領、對胸開襟,下著腰布(吊襜),部分美孚黎男子上衣與女子無多大分別。在哈、杞、美孚、潤黎少數健在的老年婦女中還一直保持著傳統的文身習俗。

  黎族一般日食三餐,以大米為主,“山欄”香米是黎區特產。把生魚、肉摻以炒米粉,加入少許食鹽,用陶罐封存制作而成的肉茶、魚茶是黎家腌制的特色風味食品。黎族男子喜好煙、酒。檳榔是婦女的嗜品,吃時和以貝殼灰,用一種青蔞葉包著吃,吃后口唇染紅。

  黎族多同姓聚居。傳統民居多是簡陋的茅草房,在五指山腹地住傳統的船形房屋,船形屋以竹木扎架,用茅草覆蓋,以藤條或竹做地板,離地約半公尺左右。一般居屋是用竹條或樹枝為墻架,外糊以泥土。“隆閨”(即“寮房”)是黎寨中比較獨特的一種房屋建筑形式,黎族青年成年后(一般十幾歲)就自行或在別人的幫助下,在父母家旁或村邊搭建僅幾平方米的小房子,即“隆閨”供自己居住,它是男女青年談情說愛、吹奏樂器和對歌定情的場所。

  黎族婚姻普遍實行一夫一妻制。新中國成立前,婚姻多由父母做主,但姨表及同宗均不得通婚。部分地區存在婚后“不落夫家”的習俗,女子出嫁后不久就返回娘家,一直到懷孕,才回夫家定居。“玩隆閨”(又稱“放寮”)是黎族地區普遍存在的戀愛習俗,黎族青年男女成年后常在“隆閨”約會,經過一定時間,情投意合的雙方常能終成眷屬。新中國成立后,一些舊習俗已逐漸被廢除。?

  黎族一般實行土葬,葬俗因地區、方言不同而存在差異。在五指山腹地,人死后,則鳴槍報喪,男人用獨木棺葬于本村氏族公共墓地,外村嫁來的女子,則需抬回其娘家由娘家料理喪事,并葬在娘家的墓地。

  黎族傳統社會尚未形成完整的宗教體系,處在原始宗教階段。黎族信奉萬物有靈,盛行圖騰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從事宗教活動的巫師稱為“道公”、“娘母”,他們一般不脫離生產,在需要時才主持送鬼、占卜等活動。除道教在黎族社會中影響較大外,佛教、基督教等外來宗教影響有限。黎族普遍相信巫術,認為巫術能使人害病死亡。被誣指行使這種巫術的人,男性叫“禁公”,女性叫“禁母”。新中國建立前,“禁公”、 “禁母”往往受到別人的歧視和懼怕。黎族傳統禁忌很多,涉及生活、生產、生育、節日、喪葬、婚姻、宗教、狩獵等方面,新中國成立后,這方面的情況已發生較大的改變。

  黎族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口頭文學十分豐富,民間故事和歌謠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這些民間文學中,如《大力神》、《鹿回頭》、《勇敢的打拖》、《甘工鳥》、《五指山大仙》等,都具有鮮明的民族性。通過文學藝術形式,歌頌了人們理想中的英雄人物,記錄了勞動人民征服自然的事跡,描繪了黎族的風土人情,表達了黎族人民的愛憎情感。黎族人民幾乎人人都會唱民歌,多能觸景生情,出口成章,他們把民歌當作自己的抒情工具。民歌的句子,比較常見的有五言或七言兩種,表現手法多種多樣,很講究節奏韻律,易于上口傳頌。黎族的音樂和民歌是分不開的。演唱的方式有獨唱、對唱、重唱、齊唱等。曲調甚多,有優美抒情的,也有激昂高亢的,它反映了黎族人民淳樸、樂觀、耿直和剛毅的性格。民間樂器有鼻簫、口弓、水簫、洞簫等。鼻簫用鼻孔吹奏,柔和低沉,宜于抒情。口弓用薄竹片或銅片制成,吹奏時用手指彈動弓片,節奏自由。水簫音色清脆,音量響亮。舞蹈有《錢鈴雙刀舞》、《打柴舞》、《舂米舞》等。具有濃厚的民族生活氣息。如《打柴舞》在地上擺設二根平行長棍,相距數尺,再由數人手執若干根木棍或竹竿,橫架其上,分合擊拍,舞蹈者跳躍其間。隨著節奏的快慢,表演各種動作,情調爽朗活潑,氣氛熱烈詼諧,為廣大黎族群眾所喜愛。

發展現狀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黎族地區的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建設事業都有了巨大的進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實施,使黎族地區社會政治制度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早在1949年3月,根據黨中央的指示,中共瓊崖區黨委就在白沙縣毛棧鄉(今五指山市毛陽鎮)成立了“瓊崖少數民族自治區行政委員會”,是海南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政權。1952年7月1日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區(1955年根據有關法律和規定更名為自治州)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標志著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海南民族地區正式實施。。1987年12月,根據中央決定,海南建省,同時撤銷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三亞升級為地級市,成立東方、樂東、陵水、白沙、昌江黎族自治縣和瓊中、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并決定原自治州所轄市縣繼續享受少數民族地區各項優惠政策。1997年3月,東方黎族自治縣撤縣建市。此外,1987年在海南全面開展撤區建鄉(鎮)工作中,結合海南散居少數民族的實際情況,在海南共建立了12個民族鄉(鎮)。各級自治地方政府的成立,保證了廣大黎族同胞當家作主的權利,促進了黎族地區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

  黎族地區糧食生產過去主要以原始刀耕火種的“砍山欄”和水田種植兩種耕作方式為主,農業生產水平十分低下。新中國建立初期,黨和政府就在民族地區進行民主改革,領導了海南各族人民進行清匪反霸。特別是土地改革,徹底改變了不合理的土地制度,解決了貧苦農民長久渴望解決的土地問題。黎族人民一躍成為國家政權和土地的主人,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新中國成立以后松濤水庫、石碌水庫、大廣壩水電站樞紐工程等一大批水利設施的建成,逐步完善了農業基礎設施;20世紀50年代鐵制農具的使用,60—70年代貫徹農業“八字憲法”, 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不斷被采用推廣;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特別是海南建省以來農業科普網絡的建立和完善、農村科技人才的培養、良種繁育體系的建設、現代農業新技術的引進等等。改變了黎族地區農業技術落后的局面,農業生產有了飛躍的發展。近些年來,黎族人民在解決溫飽的同時,還因地制宜,大力發展熱帶水果、熱帶作物、冬季瓜菜的特色農業,大大拓寬了致富門路。香蕉、芒果、荔枝、龍眼等熱帶水果在黎族地區已逐漸形成基地化、規模化、商品化生產態勢;橡膠、椰子、腰果、劍麻、咖啡、南藥等熱帶經濟作物已成為黎族地區的優勢產業;冬瓜、毛瓜、甜瓜、豆角、西紅柿、辣椒等冬季瓜菜種植已達200多個品種,除供應本地外,還遠銷島外和出口港澳等地。黎族地區熱帶農業的形成和發展,在提高黎族農民收入的同時,也為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隨著海南省啟動少數民族民房改造工程和“文明生態村”建設,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今天,現在黎族村寨新建的瓦屋鱗次櫛比,渠道交錯縱橫,豬牛成群,水電站的隆隆發電聲響徹山谷。以前那種“牛踩田,手捻稻”、“竹片照明夜夜燒,背兒舂米累斷腰”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到處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黎族地區工業在新中國建立后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取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初步形成了比較完備自成格局的現代工業體系。從1952年開始,黎族地區先后興建了電力、冶金、機械、建材、建筑、制糖、制鹽、制藥、橡膠、食品、石化、紡織、造紙等20多個行業,產品超過2000多種。位于昌江的石碌鐵礦是我國最為著名的富鐵礦,從1956年至1986年,國家先后投資3.42億元對其進行了三期較大規模的擴建。到21世紀初,石碌鐵礦已具備了機械化采礦、破碎、篩分、選礦、尾礦回收、金屬加工等能力,形成了年產460萬噸鐵礦石的生產規模,成為全國最大的露天鐵礦之一。以鶯歌海鹽場為代表的民族地區制鹽業,從新中國建立初期到海南建省前的1987年,生產量平均每年遞增6.72%,遠遠超過世界原鹽主產國同時期年平均遞增4.36%的速度。此外,以海南特產腰果、椰子等為原材料的食品加工業,以南藥為原材料的制藥工業,以藤編、椰雕為代表的傳統手工業以及新興的東方石化工業等也早已聞名全國。現代工業體系的建立和發展為黎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注入了活力,為當地各族人民提供了生產和生活方面的便利,也為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作出了貢獻。

  新中國建立前,黎族地區交通閉塞,逢山無路,遇水無橋,交通和通訊設施十分落后。山區運輸基本上靠原始的牛車、馬車和人力獨輪車,通訊近距離主要靠擊鼓敲鑼、吹牛角號、鳴槍,遠距離則要找人帶信和刻箭傳書。1951年修復海口—榆林的東線公路,拉開了黎族地區大規模公路修建的序幕,1955年打通了貫穿五指山腹地黎族聚居區的海榆中線,改變了黎族中心地區交通閉塞的狀況。20世紀90年代開始了海南高速公路建設,2001年9月東西線全部貫通后,黎族地區高速公路通車總里程達271.79公里。現在黎族地區公路四通八達,海南公路“三縱四橫一個圈”格局中很大一部分都在黎族地區,黎族地區公路交通狀況得到了根本改變。公路建設的迅速崛起,有力地促進了汽車運輸業的發展,黎族地區交通運輸工具,從自治州建立初期僅有的牛車、三輪車,發展到摩托車、拖拉機、汽車等現代設備。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以后,民族地區汽車運輸業有了更快發展。不僅機動車數量大幅度增加,客貨運輸量也逐年遞增。旅客運輸量在1993年創紀錄的突破4085萬人次,公路貨物運輸周轉量也在1994年達到了179889萬噸公里的新高峰。此外,黎族地區鐵路交通在1983年中央提出加快海南建設后得到重視,特別是2004年貫通的粵海鐵路,把黎族地區和大陸緊密的聯系在一起。三亞、八所、新村等海港經過擴建后,吞吐量遽增。1994年7月總投資14億元的三亞鳳凰國際機場的開通,使黎族地區增添了經濟騰飛的翅膀。

  黎族地區通訊郵政事業也今非昔比,1999年,黎族地區的郵電網絡設施能力達到長途電話業務電話10998路,公眾網話路1608路,移動網話路1365路。市話話機總數達到123300部,其中接入局交換機的有56837部。農村電話機34960部,其中接入交換機的有15743部。如今不僅固定電話、移動電話,甚至互連網也進入了黎族聚居區尋常百姓家。

  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黎族地區的旅游業也因其具有秀麗的自然風光和獨特的人文資源而快速發展起來,成為黎族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大亮點。1983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紀要》,把海南的旅游業作為一個重要問題提了出來,中南部黎族地區即包括在規劃的線路之中。1986年1月,國務院在全國旅游工作會議上宣布海南島為全國7個重點旅游城市和地區之一,進一步推動了黎族地區旅游業的發展。1986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就接待了來自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旅游參觀以及從事各項交流活動的團體2293批,93335人。1988年海南建省后民族地區旅游業獲得了更快的發展。2001年黎族地區定點旅游飯店接待游客278.3萬人,比建省前的1987年增加了31倍。僅三亞市2005年就接待旅游過夜人數達406.59萬人次,其中,接待海外旅游者21.2萬人次。全年旅游總收入51.29億元。以旅游業為龍頭的第三產業對三亞市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7.8%,拉動全市GDP增長5個百分點。旅游業成為黎族地區名副其實的支柱產業。黎族地區的天涯海角、五指山等一批景點和獨特的民族風情也因此蜚聲海內外。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文藝方針指導下,黎族文化藝術體育事業也出現了空前的繁榮。20世紀50年代,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及所轄各縣都先后建立了文化館、圖書館、廣播站、歌舞團、電影隊等文化機構,積極開展文化活動,發掘、整理、收集、創編了許多黎族傳統舞蹈、音樂和民歌作品。原自治州歌舞團整理創編的《草笠舞》曾在第八屆世界青年聯歡民間舞蹈比賽中獲金質獎章,2000年,海南省人偶劇團演出的人偶劇《鹿回頭》獲第九屆文化部文華大獎和第六屆中國藝術節大獎,2002年黎族大型舞蹈《達達瑟》獲中國舞臺藝術最高獎“第十屆文華新劇目獎”、“文華編導獎”。坐落在五指山市的黎族地區唯一一座省級博物館——海南省民族博物館,收藏文物3萬余件,其中不少屬于黎族文物珍品,是收藏、研究、宣傳黎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窗口。2006年5月20日,國務院公布國家級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反映黎族傳統文化的傳統紡染織繡技藝、鉆木取火、原始制陶技藝、打柴舞、三月三節、樹皮布制作技藝等項目入選,成為重點保護對象。黎族傳統體育項目在保護整理中得到發展,“跳竹竿”、“錢鈴雙刀”、“秋千”、打陀螺、賽龍舟等優秀項目在全國民運會等大型比賽中先后獲獎。不少黎族男女運動員還為國爭光,在國際大賽中奪冠。

  因為沒有本民族的文字,歷史上,在聚居區內,廣大黎族同胞長期處于“結繩記事、刻木紀年”的狀況,文化教育非常落后。為了發展黎族地區教育事業,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促進了黎族地區教育事業的迅速發展。到1999年底,民族地區9個市縣已全部實現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宏偉目標。為加快民族地區基礎教育發展,海南省和9個民族市縣還先后創辦了以招收民族學生為主的民族中學13所,各市縣還堅持在條件較好的中小學舉辦寄宿制民族班,2005年已有118個,在校少數民族學生5371人。2005年海南在全國率先實行對全省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全部免收雜費、對農村學生和城鎮困難家庭中小學生免費提供課本、對少數民族寄宿班學生補助生活費,確保了黎族貧困家庭子女都能上得起學。普通中等專業教育和高等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發展。1993年7月,在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師范專科學校和通什教育學院合并基礎上創辦的以服務民族地區為主的瓊州大學,就坐落在黎族聚居區五指山市,目前已發展成為有12個教學系,42個本專科專業,在校生7000多人的省屬普通本科院校,為海南少數民族地區培養大量合格的教師和各類專業人才。經教育部批準,由海南大學舉辦的獨立學院——三亞學院也于2005年秋季開始對外招生。海南省少數民族每萬人口在校大學生2005年已超過10人。教師隊伍也不斷得到加強,整體素質不斷提高。良好的教師隊伍保證了黎族地區民族教育事業的健康和快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海南建省后,民族教育事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在黎族地區基本形成了包括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成人教育等較為完整的民族教育體系。

  在發展教育事業的同時,黎族地區各級黨委、政府還十分注重黎族干部的培養。2001年,海南全省少數民族干部總人數達到20683人,包括各類專業技術干部13955人,其中絕大多數是黎族干部。成為黎族地區經濟和社會各項建設事業不可替代的中堅力量。

  黎族地區歷史上是個有名的“瘴癘之地”。在科學技術非常落后的舊中國,黎族人遇到傷痛疾病時,由于不能科學地認識病因,往往認為是鬼神在作祟,是病人的靈魂被鬼神攝走所致。治病常常依靠巫醫祭靈趕鬼、殺牲獻祭。歷史上,因為缺醫少藥,廣大黎族山區,天花、霍亂、瘧疾的蔓延,就曾經毀滅了許多村莊,奪去了很多生命。1950年以后,黎族地區大力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各市縣都建立了綜合醫院、中醫院、衛生防疫站、婦幼保健站、鄉鎮衛生院等衛生醫療機構。過去十分流行的天花、霍亂均已絕跡,蔓延廣、威脅大的瘧疾的發病率已大大下降。黎族地區衛生面貌有了根本改觀,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近幾年來,黎醫、黎藥也逐漸引起世人的注目。

(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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