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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伯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錫伯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歷史悠久的古老民族。據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錫伯族總人口為188824人,其中遼寧省132615人,主要分布在沈陽、大連、鐵嶺、朝陽、錦州、丹東、瓦房店、鳳城等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34566人,主要聚居于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以及霍城、鞏留、伊寧、烏魯木齊等縣市;黑龍江省8886人,主要分布在哈爾濱和雙城市;吉林省3168人,主要分布在長春市;內蒙古自治區3023人,主要分布在呼倫貝爾盟;其余分布在陜西、北京、上海等省、區、市。呈現東(北)西(北)分居、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局面。20世紀80年代后,全國(主要是東北三省)錫伯族人口出現了猛增的趨勢,其主要原因是過去報為滿族和漢族的原錫伯族家庭都陸續更正為錫伯族。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位于自治區西部,伊犁河谷盆地伊犁河南岸和中天山西端。東至塔爾德溝,西與哈薩克斯坦國相接,南達烏孫山分水嶺,北臨伊犁河。屬溫帶亞干旱氣候區,年均氣溫7.9攝氏度,年均降水206毫米。

自治縣資源豐富,縣內森林密布。以云杉為主,還有松柏、樺樹、楊樹、柳樹、榆樹等。礦產主要有煤、鐵、銅、鈾、石灰石、芒銷、冰洲石、石英砂等,石油資源也在進一步勘探中。

錫伯族有自己的語言。由于歷史的原因,東北和西北的錫伯族在發展中逐漸形成了各自的特點。現在,東北錫伯族的語言和當地漢族、滿族基本相同。新疆的錫伯族,由于居住較為集中,在語言文字上保持了較多的特點。錫伯語屬于阿爾泰語系滿一通古斯語族滿語支。相傳錫伯族曾有過自己的文字,但早已失傳。清代以后,錫伯族人民通曉滿語文、漢語文的日漸增多,后者在生活中使用得更加廣泛。新疆的錫伯族有不少人兼通維吾爾語、哈薩克語。1947年,錫伯族的知識分子改革了原來使用的滿文,廢去一些音節,增加了錫伯族語的新字母,創制了經由滿文發展而來的錫伯文字。,自治機關至今行使職權時還使用這種錫伯文。

歷史沿革

錫伯族發源于東胡系拓跋鮮卑部,原活動于大興安嶺地區。自漢代前后由大興安嶺地區往南遷徙,到明末清初,已分布于嫩江中游各支流適宜農耕地區,從事農業生產。清初被編入八旗,并調遣東北地區各城鎮、要隘駐防。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4000余名軍民被調遣新疆伊犁,萬里長征屯墾戍邊,形成了錫伯族目前的分布局面。

錫伯族是本民族的自稱。在歷史上,漢文史籍對錫伯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寫法,如須卜、犀毗、犀比、悉比、失比、失必爾、師比、西卑、室韋、失韋、斜婆、西伯、史伯、洗白、西北、席白、席北、錫北、錫窩等,都是xiwe的同音異寫,到明末清初定為錫伯。其含義有不同的解釋,一說是鮮卑帶鉤的名稱,即所謂“黃金犀毗”;一說是瑞獸之名;一說則由地名演變而來;另一說系鮮卑的音轉。據多年來學界研究認為,錫伯族發源于漢代以前的東胡系,由東胡——鮮卑(拓跋部)——室韋(失韋)——錫伯演變而來。

東胡是一個活動范圍極廣的北方游牧民族部族聯盟。到了秦漢,匈奴征伐東胡,占領其大部分領地,東胡部族聯盟遂告瓦解,分裂為鮮卑和烏桓兩大部,東胡之稱自此淡出于史籍。

鮮卑也是一個龐雜的部族群體,主要由拓跋、慕容、宇文等不同部分組成。其中的拓跋鮮卑是比較強盛的部分之一,錫伯族就發源于該部。漢代前后,拓跋鮮卑作為東胡部族聯盟的重要部分,活動于史稱“大鮮卑山”的地區。漢代以后至北魏以前,拓跋鮮卑前后融入烏桓、匈奴及東部鮮卑余部,兼并蒙古高原的沒鹿回部等,軍隊發展到20萬人。及至公元4世紀,拓跋鮮卑大部在其頭人率領下進入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而留居大興安嶺山脈一帶、嫩江流域等地的拓跋鮮卑余眾開始以室韋(失韋)、契丹、烏洛候、庫莫奚等自稱,鮮卑之稱自此絕跡于史籍。

室韋部落眾多,分布廣泛。南北朝時期,一部分仍留居大興安嶺地區,而史稱南室韋的一部分則已經遷徙到洮兒河和綽爾河流域聚落而居,成為今天錫伯族的直系祖先。遼亡金興,洮兒河和綽爾河流域的錫伯族先祖處在了女真統治之下。女真在當時是游獵、游牧部族,金朝政府為了解決軍需,在錫伯族先祖聚居的泰州等地設立屯墾區,令其繼續屯墾,提供軍糧,使錫伯族先祖的農業有了更進一步發展。女真統治者將錫伯部族的青壯年編入軍隊,因其作戰勇敢,史稱“硬軍”,成為金朝的主要軍事力量。

12世紀下半葉,蒙古在統一東北過程中,錫伯同女真一起抵抗蒙古軍,不少人逃入人煙稀少的森林,成為后來史稱“林中百姓”的一部分。戰爭中,洮兒河、綽爾河流域錫伯部族的農業生產遭到很大破壞,不少農業用地被辟為草原牧地。蒙古統治者將錫伯、契丹、漢族等列為第三等人,一方面為蒙古貴族及統治者服無償勞役,另一方面在政治、軍事上受到控制。元代,泰州等地的錫伯回到綽爾河、洮兒河流域,農業生產得以恢復,屬遼陽省管轄。

明末,兀良哈三衛蒙古大部南遷,科爾沁部擴張到兀良哈三衛地區,洮兒河、綽爾河等地區為其控制,自此,錫伯部又處在了科爾沁蒙古統治之下。

明末,女真建州部崛起。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蒙古科爾沁部聯合錫伯、葉赫、哈達、烏喇、輝發、卦爾察、朱舍里、訥殷8部,以抗擊努爾哈赤,結果九部聯軍敗績,史稱“九部之戰”。此后,努爾哈赤用安撫手段,對主動歸服者賜予“佛滿洲”(佛,滿語意舊)之稱,與滿洲一視同仁。不少錫伯貴族投奔努爾哈赤,即歷史上的“錫伯滿洲”,其中有的被授以官職,被稱為“錫伯世管佐領”。九部之戰后,努爾哈赤根據盟旗制度將科爾沁蒙古分為十旗,錫伯部被編入科爾沁蒙古十旗。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爾沁蒙古將錫伯、卦爾察、達斡爾等14458丁口“進獻”給清政府。自此,錫伯等部被稱為“伊徹滿洲”(伊徹,滿語意新)。

錫伯部重新整編為65個牛錄,分別調往齊齊哈爾、烏拉吉林(今吉林市)、伯都納(今吉林省扶余地區)等地駐防。這是錫伯族在清代史上的第一次南遷。此后,又移防到盛京所屬的開原、遼陽、義州、金州、興京、牛莊、撫順等地,其中有部分被派往順天府,部分留駐京師,分配到滿蒙八旗當差。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平息準噶爾之亂后,清政府為了加強伊犁地區防務,從盛京將軍所屬的盛京、鳳凰、遼陽、開原、牛莊、廣寧、熊岳、復州、岫巖、金州、蓋州、錦州、義州、興京和撫順15處抽調錫伯官兵1020名,連同眷屬4000余名(內有路途上降生350余人,跟隨而來405人),分成兩個隊,分別于同年4月上旬和中旬自沈陽出發,沿北方蒙古高原驛路,戰風沙,抗洪水,忍饑挨餓,艱苦跋涉一年多時間,于1765年8月分別抵達伊犁惠遠境內。伊犁將軍隨即將原編10個扎蘭(隊)縮編為6個旗(牛錄)。1766年春,遷移到察布查爾地區,將六個旗擴編為八旗,組建錫伯營,成為“伊犁四營”(索倫營、錫伯營、察哈爾營和額魯特營)之一。錫伯營是集軍事、行政、生產三項功能于一體的組織,在其經歷的145年歷史進程中,為建設邊疆、抵御外侵,作了巨大的貢獻。

錫伯族軍民遷駐伊犁河南岸后,自耕自食,開始在察布查爾各地修渠引水、開荒種地.其中有3個牛錄的軍民在伊犁河支流——綽霍爾河兩岸安營扎寨,引該河水開墾土地1萬畝,解決了錫伯營自身的口糧問題。同時,以清政府借予的馬、牛為基礎,創辦了營辦“馬廠”和“牛廠”。

18世紀末19世紀初,錫伯人口逐年增多。時任錫伯營總管的圖伯特根據軍民的意愿,決定在綽霍爾河南開鑿一條引伊犁河水的新渠,以擴大耕地面積。經過6年時間的艱苦勞動,終于在1808年初竣工放水。該渠東西長100余公里,渠深1丈,寬1丈2尺,時稱“錫伯渠”或“錫伯新渠”,后稱為“察布查爾布哈”(察布查爾渠,錫伯語,意為糧倉渠)。該渠一經鑿通,自最東面之鑲藍旗至最西面的鑲黃旗各牛錄,增加新墾耕地78700多畝,自此,錫伯營軍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轉機,察布查爾地區荒涼面貌開始改變,錫伯營成為伊犁八旗中最富庶的地區。

索倫營為伊犁四營之一,由達斡爾和鄂溫克族組成。嘉慶三年(1798年)和道光十四年(1834年),清政府自錫伯營抽調260青壯年戶1279人主要補充到索倫營西四旗。清末,索倫營錫伯族已占多數。在駐守臺站、防守卡倫、開發邊陲、平內攘外等活動中,錫伯族軍民與達斡爾、鄂溫克族軍民同甘共苦,共同作出了貢獻。

1883年清政府在恢復伊犁惠遠城滿營(時稱舊滿營)的同時,又設立了新滿營,錫伯營當即為新滿營輸送了3200名壯丁,維護惠遠城的社會安定。光緒末葉,八旗軍民口糧供應緊張,伊犁將軍采納錫伯營總管色普希賢選派錫伯官兵去鞏留(當時稱特古斯塔柳)屯田的建議,于1896年在屯墾的基礎上開始大規模興修水利、開墾荒地、興建村舍和兵營,當時稱為“兵屯”。鞏留人口逐年增多。辛亥革命后,錫伯族官兵解甲歸田,安家落戶,現鞏留縣的錫伯族居民就是其后裔。

1884年,新疆建省,錫伯營八旗建制正式恢復,駐守臺站、卡倫、巡邊查界,并恢復生產。楊增新取得新疆統治權后,仍然保留清代錫伯營八旗制,直至1938年才最終廢除錫伯營舊制。

1944年,錫伯族積極投入三區革命,組成“錫伯騎兵連”。塔城和霍城錫伯族也相繼組成武裝隊伍,參加各次戰役。1949年新疆錫伯族與東北錫伯族同胞一道同步邁入社會主義社會。

錫伯族被清政府編入八旗至新中國成立前夕,在屯墾種田、自耕自食的同時,還擔負著守衛邊疆、平定內亂、抵御外侮等重任。

換防塔爾巴哈臺。1766年西遷軍民剛在伊犁河南岸落戶,伊犁將軍便令錫伯營抽調精兵100名,由1名佐領和1名驍騎校率領,同滿、索倫等營官兵一起前往塔爾巴哈臺換防臺站和要隘,官兵每兩年輪換一次,一年換一半。后來隨著形勢的變化,錫伯營所派官兵數有所增加,多數時間為150名,最多時達200余名。這種換防直至1864年農民起義爆發時才停止。

換防喀什噶爾。1759年清軍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亂后,數百名戡亂官兵駐防喀什噶爾。1769年伊犁將軍奏請照塔爾巴哈臺換防之例,將喀什噶爾駐防軍改為換防軍,經諭準,自1771年開始派遣滿、錫伯、索倫、察哈爾營官兵共600名,由協領、佐領、驍騎校等官員率領前往喀什噶爾地區換防,其中錫伯族官兵30余名。至嘉慶初年錫伯族官兵增加到150余名,之后人數又有所減少。換防官兵也是每兩年輪班更換,一年換一半。官兵馬匹、鞍具、草料均為自備。

防守卡倫,駐守臺站。清朝統一新疆后,為了加強對天山南北的管轄,在新疆南北各處設立了眾多的卡倫和臺站,1777年伊犁將軍奏令各領隊大臣分管這些卡倫和臺站,其中錫伯營管轄18座卡倫,它們有的為常設卡倫,有的為移設卡倫,還有的為添撤卡倫。每座卡倫駐十幾至數十名不等弁兵,其職責為監督游牧、緝查逃犯、傳遞公文、保衛廠礦、巡查游人等。錫伯族官兵駐守卡倫的制度一直持續到清末。

巡查邊界。在清代,伊犁以西自北往南一直有哈薩克和柯爾克孜族(清代稱布魯特)牧民游牧,他們每年與清朝進行貿易,交往極其頻繁。因此,清政府為了維護和安定邊界游牧民的正常生產和生活秩序,自乾隆四十年代起,每年夏、秋定期差派塔爾巴哈臺領隊大臣一員,攜協領等官員,抽調錫伯、滿等營官兵300名前去巡查哈薩克和布魯特邊界游牧界,并收馬租。

反擊緬兵侵略,保衛祖國西南邊境。乾隆三十年(1765年),緬甸孟艮土司召散等侵犯我國云南普洱府境,攻占東里等地,對邊境居民進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次年又縱兵圍攻騰越、永昌各邊地。1767年清政府以明瑞為云貴總督率軍進剿,但為緬兵所敗。緬軍向我縱深進攻。1769年清政府諭令盛京將軍恒祿等選派所屬錫伯官兵作為增援兵赴滇作戰。盛京將軍遵旨揀選所屬“新滿洲錫伯兵”1000名于7月中旬經京師抵達云南前線。他們在云南前線據守渡口,駐守要塞,設置驛站,投陣作戰。經數月交戰,緬軍懾于大軍威力,在緬境與清軍議和。次年錫伯官兵等撤回盛京。在此次戰爭中,1000名官兵中有105名為保衛祖國邊境獻出了生命。

抵御沙俄侵略,反抗其殖民統治。同治六年(1867年)沙俄完成對中亞三汗國的統治后,開始覬覦伊犁地區。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沙俄軍隊就向我駐守的博羅胡吉爾卡倫進犯,向駐守該卡倫的錫伯、索倫官兵開槍炮擊,遭到他們的強烈反擊。之后,伊犁將軍派錫伯營總管德格都率錫伯等官兵數百人前去“防堵”,打退了敵人。1871年5月,沙俄軍隊在向伊犁推進過程中,也遭到索倫營之錫伯、達斡爾族官兵抵抗,使其侵略計劃多次受挫。尤其是在同年6月28日沙俄挺進阿克肯特前哨時,錫伯營派出的500名官兵與維吾爾、哈薩克、回、蒙古、漢、達斡爾等官兵一起,幾乎以白刃戰的形式英勇抗擊敵人,譜寫了抗俄史上的壯烈篇章,錫伯族有數十名官兵英勇獻出生命。

參加驅逐阿古柏侵略者的戰役。1865年初,中亞浩罕汗國軍官阿古柏趁全疆農民起義之機率軍侵入南疆,至1867年占領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田、阿克蘇等七城,建立起所謂的“七城汗國”。之后又侵占烏魯木齊、瑪納斯等地,對各地人民進行殘暴的殖民統治。1876年清軍收復新疆的戰役打響后,散落各地的錫伯族軍民自愿加入進疆清軍隊伍,在收復瑪納斯、烏魯木齊等戰役中作出了貢獻。同時,不少富有屯墾經驗的錫伯人還在烏蘇等地屯種糧食,供給進疆清軍,得到清政府升換頂戴、提升官職等獎賞。

風俗習慣

錫伯族,是我國北部少數民族中較早從事農業生產的民族。清初,,錫伯族便開始種植水稻,清代文獻中稱為“錫伯米”。1766年部分西遷至察布查爾地區,至19世紀初察布查爾渠修通,錫伯營八個牛錄擴墾耕地78700余畝。東北的錫伯族至清朝中后期,也以農業為主,農作物主要有小麥、玉米、高粱、大麥、胡麻、油菜籽、谷子、葵花、煙草等。

在錫伯族生產活動中,牧副業也占一定的比例。農民大多蓄養馬、牛、羊等牲畜,不僅供自食自用,而且其蓄養規模也越來越擴大,出現了不少專業戶。錫伯族的副業主要有園藝、漁業,還有少量狩獵業。園藝有蔬菜和果樹種植,也有榆木、楊樹等木材樹木種植。漁業是重要的副業生產之一。察布查爾地區的錫伯族,有在伊犁河捕魚的良好條件。

錫伯族的交通運輸獨具特點。因東北和新疆的自然氣候條件相近,自古及20世紀50年代,牛、馬、駱駝、毛驢、滑雪板、雪橇、牛車、毛驢車、馬車等成為其重要交通工具。50年代之后逐步有了膠輪車、自行車、人力車、手扶拖拉機、輪式拖拉機、卡車、摩托車、小汽車等。但是,直至目前,雪橇仍然作為特殊的運輸和娛樂工具被人們珍愛和傳承。

早在清代,黑龍江、吉林、遼寧、新疆等地的錫伯族均形成了村鎮。西遷的錫伯族在察布查爾渠鑿通后,便基本形成了現8個牛錄(亦稱嘎善)的聚落形式。牛錄既是經濟單位,也是作戰單位。最初每個牛錄均圍以高大的圍墻,開東西南北四大門,有二三百戶不等。每戶庭院大小不等,少者二三畝,多者四五畝。庭院多呈南北長方形,四周植有各種樹木。庭院都用矮墻圍成,分南北兩院,南院多種果蔬,北院修棚圈、種樹木及谷物等。住房多為人字形土坯斜頂房或木架結構斜頂房,多南北向。臥室均起火炕,多是南西北“三環炕”。西屋多由長輩住,東屋則為晚輩起居,中間多為隔成過道的廚房。錫伯族歷來崇尚多世同堂,分家須由父母操辦蓋房另立門戶。

哈拉莫昆是錫伯族以血緣為紐帶的人們共同體。哈拉為姓,有瓜爾佳、郭爾佳、何葉爾、哈斯胡里、圖克色里、吳扎拉、富察拉、伊拉里、胡斯哈里、孔古爾、覺羅等五十多個。新疆錫伯族中也有30余個姓。辛亥革命后逐漸譯成單姓使用,如:何葉爾譯成賀或何,圖木爾齊譯成佟或涂,吳扎拉譯吳,胡斯哈里譯胡等。莫昆為自哈拉分出的分支,有的哈拉有一個莫昆,有的有兩個或三個。每個哈拉和莫昆均有一位由成員民主選出的哈拉達(長)和莫昆達,一般多為輩分最高的德高望重者。每一哈拉莫昆均有成文的家規和塋地。哈拉達和莫昆達負責處理的事務有斗訟、祭祖、財產、婚喪等事宜。錫伯族家譜分哈拉譜和莫昆譜兩種。譜序多書寫創立家譜的意義及該哈拉莫昆延續的情況;譜單記各代、各支延續的情況;還有記事欄定期記錄族內發生的大、要事等。

東北的錫伯族多食稻米、高粱和小米等,新疆的錫伯族則食小麥,其中發面餅是新疆錫伯族幾乎一日三餐之必備食品,稱“發拉哈額分”。

在歷史上主要從事游牧生產的錫伯族為便于騎馬射箭,男子多穿左右開衩的滾邊長袍,束粗腰帶,戴圓頂帽,穿長筒靴。辛亥革命后錫伯族服飾變化受漢、維吾爾等族影響較大。年輕婦女喜歡穿色彩鮮艷的連衣裙、裙子、襯衫和翻領、高領短大衣、靴子等。男青年喜穿西服、運動服、笳克衫、皮鞋等,只有八九十歲的男女老人偶爾穿長袍馬褂、禮帽、坤秋帽、繡花鞋。

錫伯族基本保持著一夫一妻、婦隨夫居的典型的父權制婚姻形態。個別無子嗣者招婿入贅。同姓不婚,但偶有姨表、舅表、姑表兄妹婚配情況。新中國成立后,新婚姻法在錫伯族社會得到全面貫徹,納妾、童養媳、指腹為婚等陋習逐步被杜絕。錫伯族與漢族等民族的族際婚姻日益增多。

錫伯族實行土葬。每一個哈拉(姓)和莫昆有各自的墓地。老人死后行洗禮,報喪時行跪禮。出殯選單日,忌申日和午后。吊喪期多為三日,多者五至七日不等。墓堆上插兩桿幡(一為紙幡,一為用紅布或紅綢制)。喪期內忌串門。祭奠期 “四十九日”,遠親脫孝,直系親屬則需百日脫孝。薩滿、其它巫職人員和非正常死亡者火葬,未婚男女棺材不做底,而用蘆葦代之。幼兒死尸棄于野外任憑飛禽走獸噬食。

錫伯族有講究禮儀、尊老愛幼、熱情好客、崇尚整潔的傳統美德。在日常生活中,不孝兒女、不贍養老人者,要受到社會的譴責。教師在社會上受到特別尊重,本民族諺語說“不尊重教師就是不尊重父母”。尊重客人被視為體現一個家庭或家族文明素質的重要方面。保持整潔、保護水源、在公眾場所保持外表形象是本民族自古延續的社會公德和個體德行方面的重要表現。禮儀禮節則被視為做人的根本。在日常生活中,對長輩應答和氣,久別重逢須行“打千”禮,逢重大節日、婚喪必行跪禮及磕頭禮。該傳統一直傳承至今。

錫伯族的節日有“新年”(元旦)、春節、五一節、國慶節等。春節多走親串門、祭祖及娛樂活動。農歷三月間的以魚為祭供品的“魚清明”、農歷七月間以瓜果為祭供品的“瓜清明”、“孫扎拜義車孫扎”(端午節)和中秋節。歡度這些節日的方式,均以本民族的習俗方式進行祭奠、飲食和娛樂。民族化節日有“四一八”西遷節和正月十六“抹黑節”。

錫伯族的文學藝術內涵豐富多彩,富具本民族特色。民間文學為民族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民歌、民間故事、諺語、謎語、格言等。民歌又分敘事歌、苦歌、薩滿歌、頌歌、勸導歌、習俗歌、田野歌、打獵歌、情歌、婚禮歌、新民歌等。民間故事有傳說、童話、動物、寓言、神話、謎語故事等。諺語內容多為教人謙虛謹慎、誠實講信、團結友愛,褒貶好惡、勤勞節儉。謎語主要表現為提高兒童智力、啟迪其心智的內容,是老年人和婦女教育兒童的工具。創作文學多表現為近現代內容。最早的有19世紀上半葉換防卡倫侍衛何葉爾?文克津的散文體書信《輝番卡倫來信》。清末民初之后才不斷涌現文學新人。到目前為止,已發表錫伯、漢文字的長篇小說、敘事長詩、散文、詩歌、紀事作品、人物傳記等多部,在新疆民族文學領域占有一席之地。本民族的音樂分戲劇音樂和說唱音樂兩類。戲劇音樂稱秧嘎爾牧丹,分平調和越調。但基本為引進后加工為本民族化的內容。說唱音樂具有濃厚的民族特點。民間體育有射箭、賽馬、摔跤、角力、滑冰以及娛樂化的狩獵活動。其中射箭和賽馬具有悠久的歷史,系本民族“善騎善射”歷史傳統的延續。

錫伯族宗教信仰比較淡薄。在原始崇拜同時,兼信薩滿教,信奉過藏傳佛教。新疆的錫伯族,解放前信仰多神。供奉的神祗除了蟲王、龍王、土地神、“爾琴”(痘神的使者)之外,主要有保佑家宅安詳的“喜利媽媽”和保護牲畜的“海爾堪”。

發展現狀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全國各地錫伯族人民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步入社會主義新時期。錫伯族人民在黨和政府的支持和幫助下,城鄉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變化,錫伯族地區經濟社會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新疆和平解放后,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寧西縣(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成立前的稱呼)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1953年11月15日霍城縣成立了伊車嘎善錫伯族鄉。1954年3月原西寧縣成立了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民主選舉出第一任本民族縣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民族區域自治的各項政策逐步得到落實,在遼寧省沈陽市新城子區先后成立了興隆臺錫伯族鎮和黃家錫伯族鄉,進一步保障了錫伯族當家作主的權利。

從解放初開始,錫伯族地區的煤炭、農機、皮毛、食品加工等廠礦企業,逐步興建起來。改革開放后,又興建了軋花廠、煤化工企業等新興工業企業,經濟結構不斷改善。科學種植得到農民的日益重視,農作物產量年年提高,多種經營已很普遍。在察布查爾渠的基礎上,“察南渠”已放水并產生經濟效益。國家投巨資的“南岸大渠”建設項目也在興建之中,2008年將完工投入使用。不善畜牧的錫伯族中,現在也出現了少量牧業專業戶。改革開放后,一些年輕人走出封閉的環境,開始涉足商貿領域。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不斷增加,群眾的生活狀況明顯改善。

在歷史上,錫伯族人民深受封建壓迫、顛沛流離和戰亂兵禍之苦,人口屢有銳減。在新疆錫伯族聚居地區,曾蔓延死亡率很高的“察布查爾病”。新中國成立后,錫伯族人民生活安定,衣食富足,醫務工作者根除了“察布查爾病”,開始出現了人丁興旺的新氣象。從1949-1978年,短短三十年內,錫伯族人口已增長了一倍多。現在,錫伯族地區已經基本建成一個覆蓋城鄉的醫療體系,農村地區的醫療機構和醫療手段基本完善,各類防病及預防措施也基本到位,常見病、多發病均能夠在鄉鎮一級醫院就治。廣大農民的防病治病知識及健康狀況在不斷提高。目前,在察布查爾縣廣大農村地區正在試點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此外農村“五保戶”、貧困戶等困難群體的救助體系也日趨完善,農村社會的和諧程度大有提高。

錫伯族歷來重視教育工作。過去,家里窮得即使到了揭不開鍋的程度,也要保證子女上學,最起碼要掌握本民族的文字。新中國成立后,各鄉鎮的小學、初高中教育機構相繼完善。改革開放后,本民族地區的辦學硬件水平不斷提高,教職工素質顯著提高,各種現代化教學手段也日益完善,尤其是多媒體教學手段已被廣泛使用。到2006年,在全疆錫伯族民族中小學有17所,其中小學12所,中學5所,另有職業高中1所、教師進修學校1所。1978年之后,根據自治區《關于恢復錫伯文使用和恢復錫伯語文教學的通知》,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8所、鞏留縣2所、霍城縣伊車嘎善錫伯族鄉1所、塔城市喀爾哈巴克鄉1所共12所小學恢復錫漢雙語教學。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察布查爾縣還派相關人員,分別到塔城市喀爾哈巴克鄉、沈陽新城子區興隆臺錫伯族鎮小學教授錫伯語,受到較好效果。隨著教育的發展,一批又一批錫伯族干部和人才涌現而出。到2005年,新疆近3.5萬錫伯族人口中,在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專業技術單位工作的人員已超過3300多人,被錄取到重點院校的考生人數也逐年增多。

錫伯族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是改革開放以來所作的重要工作之一。錫伯族歷來重視開展包括各種民間文藝活動在內的文化事業。在節假日、喜慶場合都可以欣賞到本民族的各類藝術表演。如民間舞蹈、說唱、歌劇、小品等,都帶著濃厚的民族特點被展現,成為本民族廣場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錫伯族地區各鄉鎮都設有文化館、老年活動室等部門,積極開展上述文化活動。1959年成立的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文工團作為烏蘭牧騎式的文藝演出隊,40多年來一直為基層群眾服務,為豐富本民族的文化生活作出了很大貢獻。改革開放后先后創作演出的舞蹈《狩獵舞》、《薩滿舞》、《射箭姑娘》、《婚禮舞》及歌曲《世世代代銘記毛主席的恩情》等,在各類競賽中獲得了獎項。

察布查爾縣有“射箭之鄉”之美稱。各鎮、鄉級學校多數組建了業余射箭隊。1973年該縣成立了業余射箭隊,為自治區射箭隊培養和輸送運動員。1979年國家撥款在縣城修建一座800平方米室內射箭館。1980年新疆射箭隊正式成立,其中教練員、運動員均為錫伯族。20余年來,錫伯族運動員在國內外各項比賽中頻頻奪冠,顯示了本民族悠久而擅長的運動文化項目。在這些教練員和運動員中,英暉、郭梅珍、汝光等成績尤為突出,曾分別獲得高級教練員、國際級運動健將等光榮稱號。此外,摔跤也是本民族重要的體育運動項目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疆摔跤隊中,本民族運動員馬開、顧景林、鄭林、谷茂盛等在國內外比賽中多次取得冠亞軍,國家分別授予他們國家級運動健將的光榮稱號。目前,摔跤運動在本民族民間仍受重視,是民間經常開展的一項重要娛樂活動。

錫伯族的民族出版活動反映了本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一面。《察布查爾報》為全國惟一的錫伯文報紙,自創辦至今已有數十年的歷史。195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設立錫伯文編輯室,1956年新疆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又設立了錫伯文編輯室。兩家出版社在錫伯文斷斷續續數10年的出版活動中,先后出版各類錫伯文(含滿文、錫漢合璧或滿漢合璧)讀物近500種。

錫伯族地區遺存的古跡文化遺產甚多。沈陽市“錫伯家廟”太平寺為藏傳佛教寺院,具有300余年歷史,整個寺院面貌的恢復和維修工作在2004年基本完工,并成為著名的旅游景點之一。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五牛錄之靖遠寺也是藏傳佛教寺院,新中國成立后,僅剩的原已破敗不堪的天王殿,已基本恢復了原貌。2004年在靖遠寺東鄰修建的“錫伯族民俗風情園”,內設錫伯族歷史民俗博物館、八個牛錄廳、八蠟廟、娛樂館等。博物館內長年布展文物、古籍、民俗物品等,內容反映錫伯族歷史及文化,為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重要文化和旅游景點之一。

進入21世紀,錫伯族人民沐浴著黨和國家扶持、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的各項優惠政策,正在滿懷信心的建設自己更加富裕、更加和諧、更加文明的美好家園。(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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