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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西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納西族現有人口為308 839人(2000年),其中云南295464人,絕大部分居住在滇西北的麗江市,其余分布在其他縣市和四川鹽源、鹽邊、木里等縣,也有少數分布在西藏芒康縣。麗江納西族自治縣(現包括麗江市古城區和玉龍縣)有201066人,占全縣總人口的58%,占全國納西族總人口的68.5%。四川省納西族有8725人,主要分布在涼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和甘孜藏族自治州。

納西族居住在滇、川、藏交界的橫斷山脈地區,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云貴高原。境內有怒江、瀾滄江、金沙江、虎跳峽、玉龍雪山、哈巴雪山、梅里雪山、白芒雪山、貢嘎嶺等名山大川,山體與峽谷并列,頂峰海拔常在5000米以上,個別甚至超過6000米,峽谷深邃,相對高差極大。納西族居住區平均海拔2700米,獨特的地貌因素,使得氣候、植被、土壤乃至整個自然綜合體都呈明顯的垂直變化,氣候有寒、溫、熱3種類型。高寒山區平均氣溫為5.4゜C, 金沙江河谷為14.5゜C,麗江壩區和瀘沽湖盆地為12.6゜C;年降雨量為800—1034毫米。

納西族山區密布云南松、紅松、華山松、云杉、冷杉、紅杉、鐵杉等優質用材林,是我國西南的著名林區。納西族聚居區麗江市是中國著名的植物保護基地之一。在麗江市古城區和玉龍縣境內,僅種子植物就多達2 998種,單是杜鵑花就有40多種,熱帶、溫帶、寒帶植物在全市均有分布。鳥獸類資源十分豐富,據統計,共有獸類8目,21科,83種,占云南獸類總數的29.6%,其中資源獸類近40種。共有鳥類17目、46科、290種,占云南鳥類總數的37.6%,其中資源鳥類230多種。珍稀鳥獸的種類較多,屬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的有黑頸鶴、滇金絲猴等。納西族居住地區雖然交通不便,但由于地處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滇中高原過渡地帶,因此成為滇川藏幾省區各民族彼此交往的通道。

納西族地區的壩區與河谷區是主要的產糧區,主產小麥、水稻、玉米、油菜、大麥,豆類有蠶豆、黃豆、豌豆、雞豆、白蕓豆等;高山作物有蕎麥、燕麥、青稞、土豆、大麻等;河谷區有花生、甘蔗、棉花等;經濟作物有楸木、漆樹、核桃、板栗、桑樹、花椒、竹子等,現烤煙種植也有較大發展;水果品種有桃、李、梨、柿、核桃、蘋果、梅、杏、石榴、桔子、香櫞等。

畜牧業是納西族地區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農戶都普遍飼養牛、馬、騾、豬、羊等,山區農戶的畜牧業比重大,各戶都有羊群。騾馬主要作為商品在“七月騾馬會”上出售,“麗江馬”以“質小而體健,上高山,履危徑,雖數十里不知湍汗”而蜚聲海內,被譽為云南三寶之一。不少男子從事馬幫業,馬幫是各民族進行商品交換的主要運輸工具。

納西族有多種自稱:居住在云南省麗江市玉龍納西族自治縣、古城區、維西傈僳族自治縣、永勝縣、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縣俄亞、鹽源縣達住等地的納西人自稱“納西”,居住在云南省寧蒗縣永寧、翠依、四川省鹽源縣、木里縣的雅礱江流域和瀘沽湖畔的納西人自稱為“納”或“納日”(或音譯為“納汝”);居住在寧蒗縣北渠壩和永勝縣獐子旦的自稱“納恒”;居住在云南省香格里拉縣三壩鄉的納西人自稱“納罕”(或譯為“納汗”);此外,還有少數自稱為“瑪麗瑪沙”(居住在維西縣)、“路路”(又音譯為“魯魯”,居住在麗江塔城、魯甸等地)。在上述自稱中,以納西、納日、納罕、納恒幾種稱謂居多,特別是自稱納西的人占納西族總人口的六分之五,因此,根據本民族意愿,經國務院批準,于1954年正式定族稱為納西族。“納”一詞有“大”、“宏偉”、“浩大”、“黑”、“黑森森”、“黑壓壓”等意思,“西”、“日”、“罕”等皆意為“人”。

在漢文古籍中,納西族的他稱有“麼些”(些讀如so)、“摩沙”、“摩挲”、“摩娑”等,近現代漢族民間亦曾流行以“麼些”(摩梭)稱納西人。由于歷史上的這一他稱比較普遍,直至族稱正式定為“納西”之前的20世紀50年代初,各地納西人填族別時填“麼些”或“摩西”。藏族人則稱納西族為“姜”(Hjang),白族自古稱納西族為“摩梭”(麼些),但通用的他稱仍為“摩梭”(麼些)。主要居住在中甸縣(現為香格里拉縣)東南部東壩等地的部分納西人(自稱納西或納罕)被稱為“阮可”(又音譯為“若喀”)。

納西語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近年來,也有學者認為納西族語言處于羌語支和彝語支分界點上,與這兩種語言具有雙向相似性。納西語分化為以麗江壩區為代表的西部方言和寧蒗永寧為代表的東部方言。西部方言主要通行于麗江、香格里拉、維西、永勝等市縣。此外,鶴慶、劍川、蘭坪、德欽、寧蒗永寧壩皮匠村和四川省木里縣的俄亞、鹽源縣的大咀、冷九主和西藏芒康縣的鹽井等地也使用西部方言。東部方言主要通行于寧蒗、鹽源、木里、鹽邊等縣。

納西族由祭司東巴用來書寫經書的兩種文字,一種是圖畫象形文字,納西語稱之為“斯究魯究”(ser jel lv jel),意思是“木石上的痕記”(又譯為“木石之標記”或“木石之記錄”),絕大多數的東巴經用這種文字寫成。東巴所使用的另一種文字稱“格巴”(ggeq bbaq,),它是一種表詞的音節文字,當文字記錄語言時嚴格保持字和詞相對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有關民族語文方面的政策和納西族人民的意愿和要求,1956年6月始,選定西部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大研鎮土語為標準音,設計了一套拉丁字母形式的《納西文字方案》(草案),并提交1957年3月在昆明召開的云南少數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通過了《納西文字方案》(草案),并報經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批準試驗推行。1981年,相關部門對《納西文字方案》(草案)組織修改。這套納西拼音文字方案,在小學進行雙語教學中使用。

歷史沿革

納西族的族源,學者多認為源于遠古時期居住在我國西北河(黃河)湟(湟河)地帶的古羌人,以后向南遷徙至岷江上游,又向西南方向遷徙至雅礱江流域,再西遷至金沙江上游東西地帶。隨著納西族分布地區考古實物的不斷發現,一些學者提出了納西族是南遷的古羌人與現居住地土著融合而形成的觀點。考古工作者首先在麗江壩東南的木家橋,先后發現了古生物化石和人類股骨化石、頭蓋骨化石和舊石器,經科學鑒定,木家橋所發現的古人類化石距今10萬年左右,考古學上稱之為“麗江人”。繼而在永寧、鹽源瀘沽湖地區發現了新石器遺址和細繩紋陶器、鐵器、銅器等。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雅江、新龍、巴塘縣,涼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縣、攀枝花市鹽邊縣、西藏自治區貢覺、芒康縣、云南省德欽、麗江、永勝縣相繼發現了石棺葬文化。這些地區基本上都屬于歷史上納西族的活動范圍。有的學者認為川西南及滇西北的石棺葬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包括納西族在內的部分古代氐羌部族的文化習俗。

納西族的“送魂”習俗和東巴經所記載的送魂路線,各地納西族有關遷徙路線的傳說,也是追溯納西族遷徙歷史的重要資料。因為這一條送魂的路線,實際上即納西族先民的遷徙路線,送魂路線的很多路站名都有與川滇藏納西族活動地區的古今地名相對應。很多地方的納西族都說他們是從北方一座叫居那什羅的神山上遷徙下來的,至今納西人仍以傳統母房中的中柱象征此山。從各地納西族遷徙路線的記載看,納西族先民從甘青高原遷徙至現在分布地區有多條路線。

秦漢至唐宋時期,納西族先民分布在今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西南部、攀枝花市鹽邊縣、雅安地區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以及云南省西北部地區。根據《后漢書》、《三國志》、《華陽國志》等史書記載,漢代時居住于越巂郡的納西人稱為牦牛種;蜀漢時居住于漢嘉郡的納西人稱為旄牛夷;晉代居住于定笮(今四川鹽源)的納西人稱為“摩沙夷”。至東漢時,納西先民與東漢王朝直接建立了政治關系。永平十七年(74年),川西南白狼夷向東漢王朝奉貢、獻詩三章,稱為《白狼王歌》,共44句176個字, 其中有90多個字與現代納西語相同或相近,說明白狼夷可能是納西先民,清末民初漢文史籍和民間傳說中多說古白狼國即在今四川巴塘。

漢晉時期,金沙江和雅礱江流域的納西族的政治、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定笮一帶“摩沙夷”之地盛產鹽、鐵和漆,曾引發東漢朝廷派官兵爭奪定笮鹽鐵之利的戰爭。明代麗江木氏土司所修的《木氏宦譜》中對東漢及蜀漢時摩沙夷在鹽源的活動已有簡略記載。據《元一統志》記載,約在公元3世紀初期,“麼些蠻”酋長蒙醋醋,侵奪“濮盧二蠻”所居的巨津州(今麗江市玉龍縣巨甸)地區而“世襲居之”,傳至元初時已歷“三十九世”,發展成為“麼些大酋”。公元5世紀后期(南朝齊、梁之際),麼些酋長泥月烏率眾驅走原來定居于今寧蒗永寧的吐蕃勢力,而世代生息繁衍于此。公元6世紀的梁、陳各朝,另一支納西先民經木里無量河流域,南遷至金沙江上游今香格里拉縣東南部的三壩地帶。

到唐代,《蠻書》等史書多稱納西為“麼些”。此時各地納西族有了較大的發展,根據《蠻書》所載,東至今四川省西川地區,南至大理州賓川,西至瀾滄江邊的維西一帶,北至鐵橋上下的德欽、中甸一帶,都有納西人分布。7 世紀中期(唐高宗時),納西族部落集團首領葉古年,奪取 “濮獬蠻”所居住的“三賧”(或稱“樣渠頭”,元初設“通安州”,即今麗江壩)7世紀末到8世紀初(唐麟德元年前后到開元年間),早就從鹽源地區南渡金沙江到洱海以東的納西族形成大的部落,在今云南賓川縣建立了“越析詔”(又稱麼些詔),為“六詔”之一。后其領地被得到唐王朝支持的南詔所吞并。“越析詔”的興亡前后約70年。在唐代,納西族所分布的地區處在唐、南詔、吐蕃三個政權之間,有鐵橋之險和鹽、鐵之利,成為這三大力量的逐鹿中心。麼些部落在動蕩多變的政治環境中,其依附關系因這三大力量在這一地區軍事力量的此消彼長而變更,與各方都有較多的經濟文化交流和矛盾紛爭。納西酋長還與南詔聯姻;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蠻子朝》一詩中曾提到:南詔王子到京城長安朝拜唐朝皇帝時,其向導是“摩沙”(納西)人。794年(唐貞元十年),南詔與唐王朝聯合,向吐蕃發動鐵橋戰役,吐蕃勢力向北敗退,南詔占領鐵橋上下麼些區域,并將數萬戶麼些遷徙到滇池周圍地區居住,麼些人口和勢力受到削弱。唐時,納西族的畜牧業仍很發達,在鐵橋一帶進行大批的牛羊貿易。農業經濟也有發展。冶煉技術也達到較高水平,納西人所制造的兵器“鐸銷”名震六詔,南詔《德化碑》中將其稱為“寶物”。

宋代,納西族地區屬大理國管轄,但不少地區的納西族土酋各占一方發展勢力,大理國不能有效地控制納西族地區,北邊的吐蕃則長期內亂頻繁,無力南下。納西族地區處于相對安定的局面,人口、經濟和文化都得以發展。史載當時的納西土酋牟保阿琮(麥宗)創制“本方文字”(有的學者認為可能是象形文字,有的認為可能是音節文字“哥巴文”)。

13世紀中葉的南宋寶佑元年(1253年),蒙古軍在忽必烈的率領下兵分三路南征大理國,經木里到永寧日月和。忽必烈進入納西族地區后,對當地部落首領先后授以“茶罕章管民官”、“茶罕章宣慰司”等官職,此是土司土官制度的雛形。1274年,元政權設置“麗江路軍民總管府”,“麗江”之名從此始。1285年改置“麗江軍民宣撫司”,宣撫司皆由麥良子孫承襲。從此,基本統一了“酋寨星列”的納西地區各部落,并正式納入了云南行省的行政區轄,加強了同內地的聯系。

從1253年忽必烈滅大理國到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實施“改土歸流”的470年間,元、明、清朝直接在納西族地區推行中央王朝管轄下的世襲土司制度。

明代是納西族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深得明王朝信任和倚重的麗江木氏土司采取較為開明的政策,不閉關自守,積極地引進中原漢族地區的生產技術和文化教育,廣攬人才,將一些醫生、教師、畫師、佛、道教人士和開礦、冶煉、建筑、銅業、銀業等方面的技術人才引進納西族地區。這些漢族同胞后來都多與納西族融合。木氏土司的開明政策促進了麗江納西族地區各方面的發展繁榮,在經濟生產方面,特別興盛的是開礦業,木氏在麗江、木里、中甸、蘭坪、維西等地大辦銀礦、銅礦、金礦、鐵礦及鹽井等,木氏因此成為云南省內最富有的一家大土司,《明史?土司傳》中寫到木氏時說:“產礦獨盛,富冠諸郡”。木氏土司還重視興修水利,促進了農業的發展;畜牧業也比較發達,出產名馬,常作貢品。此外,木氏土司還很重視本家族內的漢文化教育,出現了以木公、木增為代表的木氏漢文學作家群。漢傳佛教、藏傳佛教、道教先后在納西族地區得到傳播和發展,產生了著名的融多種宗教文化于一體的藝術杰作“白沙壁畫”等。

明代木氏土司還有較強的軍事力量,不斷地為明王朝征戰效力,多次得到皇帝親賜的“輯寧邊境”、“誠心報國”、“西北藩籬”等嘉號。木氏也借機向北擴張勢力,自天順六年(1462年)開始向藏區用兵,到明末,其勢力范圍達木里、巴塘、理塘、康定及西藏昌都以南地區。木氏并遷移大批納西人民到上述地區戎守,此后這些納西人大都融合于藏族中。木氏所發動的頻繁戰爭曾給藏、納西等族民眾帶來災難,但在這期間,兩族的經濟、文化交流也得到了長足發展,通過“茶馬古道”所進行的貿易日益繁榮。木氏土司在川、滇地區推動和弘揚藏傳佛教,特別是在促進噶瑪噶舉教派的繁榮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在當地藏族民眾中贏得較高聲望。

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麗江實行“改土歸流”,朝廷委派流官任知府,降木氏土知府為通判。“改土歸流”后,免除了土司的各種苛派,廢除莊奴500 多戶,2000多人,建立了封建地主經濟。流官知府鼓勵人民開墾荒地,興修水利,使耕地面積大大增加。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得到較快的發展。“改土歸流”打破了木氏貴族壟斷漢文化教育的局面,大力鼓勵和支持民眾學習漢文化,在城鄉形成濃郁的學習漢文化的風氣,使納西族中產生了一批又一批能詩善文,熟悉漢文化的知識分子。另一方面,清廷以當時滿漢的生活方式和儒家文化的倫理道德觀衡量納西族的社會生活和風土民情,強制性地在納西族地區實行移風易俗,如廢火葬,改革服裝,強化封建家長制、包辦婚姻制等,導致納西族地區發生了重大的社會矛盾和文化變遷,加劇了傳統文化的衰落。

清末至民國初年之后,隨著地主經濟的發展,麗江納西族地區產生了資本主義工商業。

在地主經濟不斷發展的前提下,商業資本也開始得到相應的發展。特別在抗日戰爭期間,東南沿海對外貿易中斷,中緬交通被日本封鎖,中印貿易空前活躍,麗江遂成為印、藏與內地貿易的樞紐。麗江城出現了擁有上百萬元資金的納西族商業資本家。在納西族居住的地主經濟區的手工業,特別是大研鎮(今屬古城區)的手工業比較發達,有銅、鐵、木匠、皮匠、紡織、染業、泥瓦等十多種行業。1949年以前,麗江古城80%以上的人口,主要依靠手工業和商業謀生,在20世紀40年代曾有過獨立的手工業者2500多人。

納西族素有愛國內聚的優良傳統。元代,納西酋長麥良迎南征大理國的忽必烈軍隊于金沙江口,誠心內附,為使云南正式成為中央政府管轄下的一個行省作出了重要貢獻。明太祖洪武年間,明大軍進軍云南后,納西首領阿得“率眾首先歸附”,明王朝特賜其“木”姓,以示麗江木氏為天子的骨肉臣民,世守邊陲,以為王朝之根基。近代以后,隨著列強的不斷侵略,內憂外患,民族危在旦夕,無數納西兒女身處邊陲,心思報國,紛紛奔赴前線,奮勇殺敵,為國家前赴后繼,在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戰爭中,數百名納西官兵為國捐軀。

1915年12月25日,“反袁護國戰爭”在云南首先打響,在蔡鍔、唐繼堯等將領的倡議號召下,麗江納西族人民為大義所昭,積極參加護國運動,向護國軍輸送了多達3420名青年,為反對復辟帝制奮戰疆場,很多納西戰士血染沙場。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成百上千的納西健兒隨滇軍戰斗在抗戰最前線,納西族子弟隨滇軍奔赴抗日前線,參加了臺兒莊、中條山等重大戰役,奮勇殺敵,視死如歸。僅在臺兒莊戰役中,就有280多名納西族官兵壯烈殉國。

1941年,為了支持長久抗戰,麗江納西族人民沒有任何現代工程機械的條件下,用人力修成了麗江附近的白沙飛機場。1943年,為了中印“駝峰航線”的順利通行,美軍“飛虎隊”在麗江設立“航空指揮站”,納西族人民或修建電臺、或修建房屋和其他軍事工程,用實際行動支持了盟軍的抗日斗爭。

1936年4月,由任弼時、賀龍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的一支部隊北上抗日,到達麗江,受到納西民眾的熱烈歡迎。1948年,在中共云南地下黨組織領導下,納西族人民在農村建立了“農民抗敵協會”等組織。1949年4月,由中共云南地下黨領導的武裝力量,解放了麗江鄰縣劍川,建立了滇西北第一個革命根據地。1949年7月1日,麗江宣告和平解放。人民自衛隊經過整訓,奉命改編為“滇西北人民自衛軍第三支隊”,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指戰員都是納西族。這支人民自衛軍支隊在黨的領導下,英勇作戰,為配合人民解放軍主力部隊解放云南作出了積極貢獻。1950年春,人民解放軍進駐麗江縣。

1950-1951年,人民解放軍四十二師由麗江進軍西藏。麗江縣成立援藏委員會,抽調民兵4889人,騾馬500匹,組成運糧總隊,從麗江或人背或馬馱運大米180 710包到德欽。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云南永勝、華坪、四川西昌等的戰役中,很多納西兒女參軍參戰,為新中國的解放事業做出了貢獻。

家族組織普遍存在于納西族中。家族由幾戶至若干戶共尊一個始祖的血緣親屬組成。在麗江、維西、中甸等實行一夫一妻制的納西族地區,家族依照父系血統而組成。麗江納西族的家族關系有這樣一些稱呼:“丁吉”、“丁支”、“丁化”和“崇窩”。納西人把父系親族視為“骨”,母系親族視為“肉”。“崇窩”之“窩”即來自父系親族“窩闊”之“窩”,即父系親族的根骨,“崇窩”即由一個男性遠祖后裔組成的有血緣親屬關系的家族組織。在當代,由于社區的變遷發展和人口遷徙等原因,“崇窩”這一社會組織結構已變得松弛分散,一個“崇窩”一般分布在不同地區的村落中,已看不到一個“崇窩”的所有后裔集中在一個村的情況。由于“崇窩”繁衍發展后居住分散,很多成為遠親,相互間的關系紐帶并不是那么緊密,因此現在很少有整個“崇窩”的共同活動。

現在納西族家族組織中聯系比較密切,有共同活動和起一些作用的是“丁支”,即由“崇窩”分衍出來的一個祖先的若干后裔構成的一個家戶群,各個“支”或同一支家戶之親疏相距三、四代至10多代不等,其親密關系程度以住同一個村或近鄰村為條件,他們共尊一個近親始祖,過去有共同的公地和山林,有由“崇窩”中委派的護林員。“丁支”還有共同的墓地;有的由“的支”又依遠近親疏關系分衍為若干家戶群,亦各有自己的墓地,在同一天掃墓祭祖。過去,“丁支”有共同的祭天場(如果人多,可以分為若干祭天場),在一起祭天;有婚喪、起房蓋屋等事時“丁支”成員互相幫忙,內部糾紛自行調解;涉外事情公推有威信的長者聯系解決。族中公認的有威望長者可以主持祭天、祭祖,調解糾紛,主持分家等。

在古代,麗江納西族曾有“梅、”、“禾”、“肆”、“尤”4個氏族,“梅”與“禾”東部方言區的納西族多數屬納西古氏族“梅” “禾”兩支后裔,西部方言區的納西族多數屬納西古氏族“束”“尤”兩支后裔。在麗江、維西等地的納西族中,家族之上的氏族組織早已消失。

瀘沽湖地區納日人的親族組織保持著比較古老的特征,家族有共同的始祖和家族名稱;有共同的祭祖活動和公共墓地;有少量共有的家族公地;有類似家族長的人物——斯日俄米,個別家族的“斯日俄米”已成為世襲者;保留著同一家族聚居的血緣村落殘余等。納日人有母系家族組織“斯日”,后來母系家族逐漸分裂演變為母系家庭。到20世紀50年代前,“斯日”內部各家之間的經濟聯系已經不多。納日人把母系氏族叫做“爾”,直至20世紀60年代,永寧納日人的決大多數家戶還能說出自己分別屬于“西”、“牙”、“胡”、“俄”4個母系氏族。

明代納西族木氏土司是自明太祖時起封授的世襲“土官知府”,實行嫡長子繼承制。世代占有當地土地和民眾,有很多莊園。民眾則分為百姓和莊奴兩種。百姓有人身自由,但要服各種勞役、兵役;莊奴則直接在木氏莊園中勞動。木氏土司以“官姓木,民姓和”來區分貴族和平民。土司府設“大把事”(分文武)、把事和通事等職,有稱為“五虎十四彪”的大小頭人。

明《太祖實錄》中稱納西土司有“聚則為兵,散則為民”的軍事制度。納西土司在廣大鄉村和占領區實行一種軍政合一的“拇瓜”(兵管)制度,“拇瓜”是納西族明代木氏土司所制定的一種軍事制度,按納西語原意,可譯為“兵管”。“拇”(muq)在納西族古語中是“兵”的意思,在寧蒗縣永寧等納西語東部方言中,也有這個古詞。歷史上,納西族的東西部方言區都實行過這種“拇瓜”軍管制度。直到民國時期,永寧納人土司機構中所設置的“謀(拇)瓜”,其職能與木氏土司的“木瓜”制度是相似的,主要負責戰事,是進行軍事管理的官員。這種“木瓜”制度是一種農村軍政合一的政權組織機構,在軍事上相當于“百夫長”,成為土司之下世襲的農村地區軍政合一之首領。

1949年以前,永寧納人(摩梭人)社會中存在著“司沛”(漢稱貴族)、“責卡”(漢稱百姓)、“俄”(漢稱俾子,即奴婢)三個等級。?

“司沛”等級是從土司家族分裂出來的貴族集團。土司把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分給斯沛等級占有,并允許他們占有水源、草場和山林,以及數量不等的俄和大量的畜群。斯沛等級對其占有的土地和牧場有穩固的占有權,可以世襲、轉贈和出租,也可以在本等級內部買賣,但不得賣出斯沛等級之外,最高所有權仍屬于土司。斯沛可以擔任土司政權中的各種官職,享有很多特權,不論政治地位、經濟狀況如何變化,其貴族身份是世代不變的。當權的斯沛,還有審理案件、調解糾紛、進行超經濟剝削的特權。一般的斯沛,也享有建住瓦房,穿綢緞和黃、紅、藍色衣服,不服勞役,不交錢糧雜派等優待。

“責卡”等級是由氏族公社成員演變而來的封建農奴。他們被束縛在封建份地上,世世代代在人格上依附于封建領主,向領主服勞役和交納實物貢賦。責卡有內外之分,土司直接控制的稱內責卡,由各個管人管理的稱外責卡。內責卡以服勞役為主,外責卡以交納實物貢賦為主。內責卡又有黑、花、白之分:凡在土司自營地中的八至十二塊土地上服役的,稱黑責卡;在二至七塊地上服役的,稱花責卡;在一塊土地上服役的,稱白責卡。外責卡除交納實物外,一般服勞役數天,內外責卡的這份勞役,土司不準用錢贖取,只能雇人代役。

“俄”等級是由家庭奴隸、罪犯、外來民族和等級下降的責卡構成的。他們大部分屬于土司、總管、堪布等當權斯沛占有,少數屬于責卡等級中的頭人和個別富裕的俄。俄等級的身份是世襲的。根據服役情況的不同,又分為白、花、黑三種。擔任土司的基層官職的,稱白俾子,一家之內只有男子或女子服役的,稱花俾子,全家男女都服役的,稱黑俾子。俄是按性別世襲的;即男子為俄的家庭,其后代男子全都是俄;女子為俄的家庭,后代女子全都是俄;男女均系俄的家庭,則后代所有男女一律是俄。但不服役的男子或女子,實際上還是主子的俄,主子需要時,仍可抽調他們去短期服役。個別俄經主子允許,可用錢贖免自身的勞役,然而既不能延及子女,更不能改變整個家庭的等級地位,其子女成年后,必須承襲服役,仍然是主子的俄。

除少數單身俄外,俄等級有自己的家庭和少量的財產,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權利。他們一般占有主子給予的一架左右耕食地(架,是寧蒗、鹽源一帶納西族計算土地面積的單位,實際面積相當于二至四畝。新中國成立后,有的地區每架以二畝計算,有的地區以二點五畝計算。),多的不超過三架。納西語稱“厚垮魯布”,意為“一碗稀飯的土地”。但大多數俄通過抵押、租佃等方式另外獲得了土地,并占有房屋和數量不等的牲畜、農具。俄除非絕嗣或犯重罪,主子一般不能侵占他們的財產。主子有權將俄轉贈、陪嫁、交換和出賣,卻不能任意殺戮。蒗蕖土司較永寧更暴戾,曾殺害過逃跑和反抗他的百姓與俄。俄在服完規定的勞役之后,可以到外地趕馬經商,若得到土司的信任,還能擔任基層官職。由此可見,俄等級具有半奴隸半農奴的性質。

寧蒗納西族三個等級之間,有比較森嚴的界限。斯沛等級享有永遠保持等級身份的特權,再窮都是斯沛。責卡和俄等級,只能下降,不能上升。責卡再富也不能升為斯沛;俄即使發了財,做了官,仍不能晉升為百姓等級。

永寧納人的土司一職是世襲制,由長子承襲。而堪布和總管兩職,則由土司的兄弟或土司的血緣近親擔任,分別行使宗教和日常行政權力。土司的最高權力機構為土知府,土司之下設總管一名,把事數名。

風俗習慣 

納西族的居住習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生了很大的變遷。納西族在古代曾有過“穴居”之習俗,之后又有過與游牧生活相適應的羊毛氈制帳篷居住的習俗。納西族隨著由“隨畜遷徙”的游牧民族演變為以農耕為主的民族后,居住方式也產生了變化,開始建造較固定的木結構民居,從而出現了井干式的木楞房。

傳統的木楞房直接以圓木為材料,建造時先平齊木料,在兩端砍出接口,然后將圓木首尾相嵌,大小頭均齊,構成四面圍墻。然后架起檁條,直接鋪上長形木瓦,用石頭緊壓木板。圓木間抹上牛糞或泥,以避風寒。瀘沽湖畔摩梭人的木楞房絕大多數由四個房屋組成大小不等的四合院,一幢是正房,左面是經堂,右為畜圈,正房對面一坊為兩層樓。正房為全家就餐、主婦休息及儲存糧食雜物的地方;對面的樓房上分為許多小間,是“阿夏”情人偶居的地方;院內房間布局較為復雜,有主室、上室、下室、后室、倉庫等。

納西族將正房稱為“吉美”,直譯意為“母房”、“大房”。祖房是整個家庭住宅的中心。祖房內神龕下設平臺型單火塘或雙火塘灶,火塘中央埋一個盛有金銀、五谷及海貝等物的土碗或陶罐,象征火塘灶的心臟。火塘是人們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的一個中心,過去,火塘邊的座位與人們的性別角色和家族、家庭的尊卑長幼序列密切相關。麗江、香格里拉等地納西人火塘邊東西兩端靠近神龕的座位最尊,分別屬于家庭男女家長。火塘邊供奉灶神、祖先神等。有不準將水潑于火塘,不準跨越火塘,不準用腳踩鐵三腳架等的種種禁忌。納西人的人生禮儀和多種東巴教儀式都在火塘邊舉行。部分麗江山區的納西族除了保留火塘灶外,還普遍在正房中砌有鍋臺灶。壩區則已普遍實行單獨的廚房和鍋臺灶烹飪方式。

自明代始,在麗江納西族中已建蓋有宏偉壯觀的瓦房,但大都是土司和頭目的住宅及寺觀廟宇。

從清代起,隨著文化交流的增多和納西族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漢、白、藏等族的建筑技術不斷為納西人所吸收,被稱為“三方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的土木或磚木結構瓦房建筑在麗江城鎮和壩區、河谷區農村普遍流行起來,并產生了極有特色的民居庭院。門前即渠,屋后水巷,跨河筑樓,麗江古城和不少鄉鎮民居“家家有院,戶戶養花”。庭院是民居平面構圖的中心,其地板通常用塊石、瓦渣、卵石等簡易材料,按民間風格鋪砌成有象征意義的圖案,如“四蝠鬧壽”、“麒麟望月”、“八仙過海”等,體現了多民族建筑藝術的融合。農村“三坊一照壁”樓瓦房的西房北房為房臥室,南房作畜圈。

中國歷史文化名城——麗江大研古城典型地反映了納西人博采眾長而形成的高超的建筑藝術,是中國建筑史上的一個奇觀。古城坐落在玉龍雪山下海拔2 400米的高原臺地上,始建于宋末元初(一說建于唐代,即當時的“三賧城”),總面積3.8平方公里。四方街是古城中心,四條干道呈經絡狀向四周延伸。“城依水存,水隨城在”是古城的的一大特色。位于城北的黑龍潭是古城的主要水源。潭水由北向南蜿蜒而下,至雙石橋處被分為東、中、西三條的支流,各支流再分為無數溪流,入墻繞戶,穿場走苑,形成主街傍河、小巷臨水、跨水筑樓的景象。四方街西側的西河上設有活動閘門,居民利用西河與東河的高差沖洗街面。眾多大小水流之上,造型各異的古老石橋、木橋多達354座,使大研古城的橋梁密度居中國之冠。古城的街巷全部用紅色角礫巖石(民間稱為五花石)鋪成,晴不揚塵,雨不積水。

木氏土司的府邸巍峨壯觀,模仿中原王者氣度,又沒有落入中原皇宮帝苑“居中為尊”、一切其它建筑皆須圍繞王宮而建的俗套,它僻處城南一隅,而作為全城中心的則是商賈云集的四方街,如蛛網般縱橫交錯的街道像星光般從四方街這一最明亮的商貿中心向四方八面輻射。從中可看出古城最初形成于鄉村集市,最終也因商業貿易而繁榮。這與古城千百年來作為“茶馬古道”重鎮的歷史密切相關。

在麗江,父系制家庭是傳統的生產單位。在寧蒗永寧,母系制家庭則是基本的生產單位。此外,納西族民間還有傳統的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合心組”等,通常由相處融洽、關系密切的鄰居或親戚朋友自發組成,一般規模較小,多則十來戶,少則四、五戶。是在農忙季節臨時性組成的互助生產組織。還有互助性放牧組織“路補”,幾戶人家的牛羊在一起放牧,由各戶輪流出人放牧。

麗江納西族的父系家庭,大多由三、四代人組成。子女從父姓,財產由父親傳給兒子,實行父系繼承制。分家時,傳統習慣是由兒子們均分田地、房屋和大牲畜,而幼子有優先權得到最好的一份田地產。分房子也一般是由幼子占祖房,其他兒子另外擇地起房。有女無子的或無子女的家庭,可過繼兄弟的兒子繼嗣。假如要為女兒招贅,必須取得兄弟們的同意,贅婿才能取得繼承權。絕嗣家庭的財產,由本族近親繼承。

在受儒家封建禮教影響深的麗江納西族中,婦女過去在家庭和社會上的地位低下,一般無財產繼承權,還有許多重男輕女的習俗。但在保留傳統文化較多的香格里拉縣三壩等地納西族中,雖然同樣是父系制社會結構,婦女在家庭中仍然有比較大的權力。如兒女的婚事,決定權不在父親而在母親,女子出嫁時,可以帶走平時自己積累的一切個人財物,甚至還可以帶走一塊田地。家中無男兒時,女兒可以繼承父母的全部財產,族里的長輩無權干涉她的繼承權利。

納西族主要聚居區結婚一般都要經過訂親、請新娘、舉行婚禮的程序。過去有少數“搶婚”和“兄亡納嫂”的“轉房”婚俗,同姓不同宗的人可以通婚,但同一“崇窩”(宗族)之間禁止通婚;姑舅表和姨表優先婚是過去比較流行的習俗。

納西族的傳統婚禮稱為“素字”,意為“迎接生命神”,納西人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神“素”,新娘是外來的新的家庭成員,因此要把她的生命神迎進新郎的家庭,與新郎家庭其他成員的生命神結為一個集合體。整個婚禮過程大體有如下內容:新郎家請東巴擇吉日準備生命神之箭、樁、竹簍、塔、橋、梯、石、線等物;接新娘;新娘告別祖靈、娘家親人及火塘灶;新娘進新郎家后行洗頭禮;進母房(祖房)拜火塘灶邊的祖靈和神靈;東巴主持舉行祭生命神,拴生命線的儀式,這是婚禮的核心內容。屆時在新郎面前放一把木桿秤,新娘前放一把銅鎖和木升,有的則是新郎手持生命神之木樁,新娘手持生命神之木塔。東巴邊詠誦經書,邊在新郎新娘的額頭抹酥油祝吉,繼而一一抹酥油于母房的擎天柱、神龕、火塘中的鐵三角架、火塘邊的男女床、弓、箭、砍刀、糧柜、銅鎖、木升等上并詠誦相應的祈福語。其整個過程與東巴教密不可分。清代“改土歸流”后,流官在麗江納西族地區“以夏變夷”,大力推行漢族婚俗,訂婚按周禮的六禮:問名,納采,會親(在麗江稱之為親家會),過門(麗江稱請媳婦),送禮柬,迎親。在接親,宴客,分大小,回門等婚禮程序上也大量融進了漢式習俗,而當代的婚姻習俗隨著時代和人們觀念的變遷,過去的很多繁冗禮節已經大大簡化。

瀘沽湖地區的納人(摩梭人)中同時存在著母系家庭、母系父系并存家庭和父系家庭 3種形式,其中母系家庭是主要的家庭形式。母系家庭所有成員的世系皆從母,男女成員系由一個或幾個始祖母的后裔組成,母系血緣是維系家庭的基礎,財產按母系繼承,由母親傳給子女,舅傳給甥和甥女。男子在家中的身份是舅祖、舅舅、兄弟、母親的兒子或舅舅的外甥。每個母系家庭有一個家長,通常由年長或能干的婦女擔任。舅掌禮儀、母掌財產是家庭權利和分工的形式。母系家庭的傳統觀念認為:女子是根種,缺了就斷根。如果某個家庭一旦沒有女繼承人,便要過繼養女。一個母系家庭的成員一般都在10人以上,多的達30--40多人。由于這種家庭的全部成員都是母系血親關系,屬于一個親族,不存在父子、婆媳、翁婿、姑嫂、妯娌等關系,沒有外姓,關系單純,財產屬于大家庭所有,很少發生鬧財產、鬧分家的糾紛。

與母系家庭相應的婚姻形式是“阿夏”婚,“阿夏”是摩梭男子稱呼女情人的稱謂;而女子稱呼男情人是“阿都”。 現在一般用“阿夏婚”來指稱這種“走婚”形式,并不十分妥貼。“阿夏”婚的基本形式是男不娶女不嫁,相戀鐘情者互送信物訂情。情侶雙方都終身生活在母親家里,男子在夜間到情侶家過偶居生活,次日黎明即返回自己的母親家里。男女締結“阿夏”關系要遵守傳統習俗, 只有不屬于同一母系血緣的成年男女才能建立這種關系,“阿夏”所生的子女隨母,血統也依母系計算。

納西族節慶很多,主要的節日習俗有:

祭天 祭天是納西族東巴教最大的儀式之一,也是納西族民間最大的傳統節日,在正月間舉行。過去,納西族把祭天作為是否納西人的標志之一,如俗語所說“納西是祭天的人”。祭天最初是納西人遠古自然崇拜的形式,后來便與民族的母系遠祖和父系祖先崇拜聯系起來。當代,在一些比較邊遠的鄉村保留了這一盛大節慶,近年來,恢復祭天傳統節日的村寨有所增加。

新年 農歷正月的過年在納西語中叫“由本吉正”,又叫“庫市”,意為“新年”。過節期間,納西民間要舉行一系列傳統的辭舊迎新活動。

“棒棒會” 農歷正月十五,是納西族的一個別開生面的傳統節日,民間稱之為“棒棒會”。這天,四鄉農民一大早就來到麗江古城,古城從四方街到關門口一帶,人如潮涌,摩肩接踵,街道上擺滿了竹、木、鐵農具和各種果樹苗木、花卉等,“棒棒會”標志著春節節慶的結束,春耕生產的開始。現在,這個節日依然存在,但節慶的場所已改在古城附近舉行。

三朵節 “三朵”是納西全民族信仰的民族保護神,又稱為“阿普三朵”,意為“祖先(或爺爺)三朵”。相傳他屬羊,是個戰神。每年農歷二月八日和八月羊日,四鄉民眾到三朵閣來燒香拜神;過去,納西人凡出遠門都要到三朵閣祭拜,求三朵神保佑。出征的戰士更是要祭拜三朵神;各地納西人在每年大年初一祭祀三朵神。從1987年起,每年農歷2月8日的“三朵節”成為法定的納西族民族節日。

火把節 農歷6月24至26日,是納西族傳統的火把節。納西族的火把節歷史悠久,最初起源于借助火抵制各種天災。納西語稱此節為“川美生恩”。現在這個節日過得最熱鬧的是麗江古城的民眾,屆時家家扎大火把立于目前,上面綴飾各種鮮花和水果。入夜,滿城火光與五彩的燈光交相輝映。

“七月騾馬會” 這是麗江納西族的節慶活動,在農歷七月中下旬舉辦,為期一至二周,以騾馬、牛等大牲畜為主,因此又叫“七月騾馬會”。

“燒包”節??農歷七月初一至初十四,古城人過“燒包”節(即中元節),納西語稱這節日為“三美波計”,各家各戶接祖先回家,與家人一起相聚。十四日,人們舉行送祖儀式,在古城河流中燒包,放河燈,人們敲鑼打鼓,姑娘們穿戴一新,提著花籃,花籃中盛著送祖先上路的食品,將食品投放河中,讓它隨水流飄去。現在這個節日一般過三天。

其他地方的納西族還有諸多節慶習俗,諸如香格里拉三壩鄉的“白水臺會”;永寧納人(摩梭)的祭干木女神山等。

卷帙浩繁的東巴經不僅是納西先民古代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也是集納西族古典文學大成的寶庫。納西族琳瑯滿目的古老神話、史詩、傳說、故事謠諺,都被東巴們用象形文字記錄在東巴經中。東巴經文學的詠唱有特定的地點,即在東巴教的各種祭儀上,這些祭儀大都是宗教與民俗活動的組合形式。東巴經文學是詩體文學,所有的作品都是由奇數音節的詩句組成,3、5、7、9、11、13等奇數詩句錯落使用,長短相間,比較自由。其中以五七言詩句為多。也有少數晚期的作品用純五言詩句寫成。所有的作品都由東巴用特定的樂調吟詠唱誦。東巴經文學包括自然神話、洪水神話、始祖神話、戰爭史詩、愛情長詩、鎮鬼神話以及大量故事謠諺。代表作如神話史詩《創世記》、《黑白之戰》、《哈斯之戰》、《俄都奴殺猛鬼》、《許瓦增古盜火》、《祭天古歌》等,突出地反映了納西族頑強堅韌、崇勇尚武、認同心重、凝聚力強的民族精神。《魯般魯饒》、《初布游布》等作品,以浪漫瑰麗而凄婉的筆調講述了納西族青年男女重感情、講信義、不惜以死殉情的動人故事。

納西族的民間歌謠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調”,它是相對于短小歌謠而言的一個概念,特指廣泛流行于民間的口傳敘事長詩。其代表作有《游悲》(殉情之歌)、《獵歌》、《趕馬》、《伐箏》、《魚水相會》、《蜂花相會》、《雪析相會》等。在表現形式上,它們是入樂入調的演唱,而且每類作品都有相對固定的曲調。

納西族除了有博大豐厚的本土傳統文學外,自明代以來,出了不少以漢文寫作的作家,明代土司階層的“木氏六公”有大量的詩文傳世。木公、木增等人的詩集選入了《云南叢書集部》及《古今圖書集成》等書中。木增所著的《云薖淡墨》六卷還收入了清代所編的《四庫全書》中。

繪畫與雕塑是納西東巴宗教藝術的重要構成部分。東巴繪畫可分為木牌畫、竹筆畫、紙牌畫和卷軸畫。木牌畫分尖頭形和平頭形兩種。尖頭木牌畫一般繪神靈和被認為是善的大自然精靈“署”,著色;平頭形木牌畫各種鬼怪,不著色。納西木牌畫與我國西北地區出土的漢代人面形木牌有傳承關系,木牌上畫鬼神再插于地上祭祀之俗,原是古羌人的古俗。竹筆畫主要是指用書寫東巴經的尖頭竹筆所繪的圖畫,包括經書封面裝幀、經書扉頁畫、題圖、插圖等,有白描也有彩色。紙牌畫指畫在多層厚紙粘合而成的硬牌上的繪畫,分為占卜紙牌畫、自然神“署”之畫以及東巴的五幅冠等。卷軸畫是畫在布質卷軸畫上的各種神像畫,東巴舉行儀式時掛在臨時設置的經堂上。卷軸畫中的杰作是“神路圖”,該畫長15-20米,上繪鬼神人三界,有近400個人神鬼獸形象。該畫用于喪禮和超度亡靈儀式。 東巴雕塑有面塑、泥塑、木雕。東巴繪畫和雕塑有粗獷率直、自然渾樸的風格。

著名的麗江白沙壁畫即是明代麗江納西族社會大開放的產物。白沙壁畫最為突出的特點是表現在題材上的多種宗教和同種宗教中的各教派內容相互融合并存,以及多民族的繪畫技法揉為一體的現象。該壁畫的內容包含佛教顯宗、密宗和道教內容,突出地反映了納西族在歷史上善于吸納多元的異族文化,不執迷于一種宗教文化的特點。

著名的“麗江古樂”也是多元文化相融匯的藝術結晶。“麗江古樂”由“白沙細樂”和麗江洞經音樂、皇經音樂組成(皇經音樂今已失傳)。“白沙細樂”是我國屈指可數的幾部大型古典管弦樂之一,除歷史悠久之外,其珍貴之外在于它是絲竹合奏,分章節(尚存八首歌、舞、樂結合而成的套曲),其旋律與“和聲”的獨特是全國所僅見的。 “麗江洞經音樂”自明清以來就從中原逐漸引進并植根于納西族的文化階層中。它是道教“經腔”系從四川梓潼縣傳來的“大洞仙經”。“麗江洞經音樂”是區別于我國各地道樂體系的藝術珍品。

納西族的很多傳統古典樂舞保存在東巴教中。東巴經中有被譽為國寶的東巴舞譜《蹉姆》,用圖畫象形文字記錄了東巴舉行儀式時所跳的各種納西族古代舞蹈。它不僅是國內少數民族古文字中迄今僅見的舞蹈專著,也是世界上用文字記錄的最早舞譜之一。

納西族是個信仰多種宗教的民族, 既信仰本民族的本土宗教——東巴教,也信仰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和道教,各種宗教相容共存,各行其道,都有各自的信眾,但在鄉村,信眾最多的是東巴教。

東巴教對納西族的社會生活、民族精神、文化習俗有重大影響,是納西族多元宗教信仰中的主干,是在納西族處于氏族和部落聯盟時期的原始信仰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后,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逐漸吸收了藏族的本教、藏傳佛教等的一些內容,形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民族宗教形態。它有自己的儀式系統,龐大的鬼神體系,與各種儀式相配套的經典。泛靈信仰,大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重卜,以及“大自然和人是兄弟”這一基本理念,是東巴教的主要特征。

在當代納西族社會中,東巴教的信仰和各種祭儀一般保留在比較邊遠的鄉村里,雖然東巴教文化在當代已經成為一種聞名遐邇的文化產業,但東巴教已經不再是過去那樣全民信仰的本土宗教。

東巴是東巴教的祭司,東巴全是男子,其傳承主要是家庭或親族世襲制,父傳子,子傳孫,無子則傳于侄。只有少數東巴是無東巴家世而投師學藝的。東巴的古稱是“本補”或“本”(“本”亦有祭祀、誦經之意),民間稱之為“東巴”。“東巴”意為“智者”、“上師”、“大師”。東巴平時從事耕稼樵牧,是不脫產的農牧民,只是在受人所請時才舉行法事,略得實物或現金報酬,但家庭收入主要是靠生產勞動。學識淵博,精通眾藝的東巴被尊稱為大東巴,出類拔萃者被尊稱為東巴王,但這僅僅是一種尊號,與諸如藏傳佛教那樣的教徒等級不同。

納西東部方言區本土宗教專家被稱為“達巴”,“達巴”是“東巴”的異讀。達巴無象形文字經書和如東巴那樣有體系龐大而內容精細的祭儀,其性質更接近于“薩滿”(Shaman,巫師)。達巴的口誦經很多。多數達巴認為他們的祖師是“丁巴沙拉”(東巴教祖師丁巴世羅之異讀),少數講他們的祖師是“阿巴篤”(與納西東巴教中的創物神和人類始祖神美利董阿普相似)。達巴的大多數儀式都在野外舉行。

桑尼是納西民間對巫師的稱謂,在有些地方又稱“桑尼帕”或“桑帕”,“帕”意為占卜打卦和行使巫技。古代的桑尼多為女性,后來才逐漸由男性取而代之。直至近現代,在納西族民間還有少數能行巫儀的女桑尼。桑尼與東巴的不同之處是他(她)們沒有用文字寫成的經書,也不是象東巴一樣地實行父傳子的世襲制。但桑尼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擔任的角色,要經過特定的“巫師神授”儀式而成為桑尼。桑尼一直沿襲了專司占卜的古規,很多地方在舉行東巴教儀式前都要首先請桑尼卜出事因病因;撈油鍋、咬燒紅的犁鏵等巫技是桑尼常用的驅鬼手段。他們主要供奉的保護神是納西族民族保護神“三朵”。

藏傳佛教是從元末開始,由西藏經川西傳入納西族地區的。 自明代中葉以來,隨著納西族木氏土司勢力的向北擴張,加強了和藏傳佛教的聯系。木氏家族與噶瑪噶舉黑帽系活佛關系密切。明成化九年(1473年),土司木嵚贈厚禮給噶瑪噶舉派黑帽系七世活佛曲扎嘉措。木定任土司時(1508---1526年),八世黑帽系活佛彌覺多杰(1507- -1554年)在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應邀到麗江。噶瑪噶舉派陳拉居南嘉(1456- 1539年)的兩個弟子強西年和俄闊瓊繞南嘉曾出任木氏土司的宗教大師。

萬歷四十六年(1616年),在與格魯派(黃教)的斗爭中失敗的噶舉派黑帽系十世活佛卻英多吉逃難到麗江,土司木增待之如上賓。十世活佛與木增及其繼任土司木懿在其轄區內弘揚噶舉派(白教)教義。土司木懿曾在藏傳佛教黃、白二教在滇藏間的斗爭中扮演了“扶白壓黃”的重要角色,為在西藏地區受壓的噶瑪噶舉教派在康滇川地區的傳播和弘揚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木氏土司中雖有木懿等人實行過“扶白壓黃”的政策,但總的來說, 木氏土司并沒有忘記審時度勢地調整與藏傳佛教不同教派的關系。16世紀中葉,經過“宗教革新”的黃教的發展已在“頹廢萎靡”的西藏諸教派之上,是時,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應蒙古俺達汗的邀請將黃教傳播到了青海、蒙古地區。當時的土司木旺不失時機地積極去迎請三世達賴來康區,木旺蒞臨理塘發起集會,且出巨資迎請三世達賴到康區講經傳法,請三世達賴主持理塘寺的佛殿、院落開光奠基儀式。理塘寺的建成,標志著黃教由此傳入康區。因木氏土司參與主持供奉并作盛大布施建立理塘寺,傳播黃教,在歷史上,木氏土司與三世達賴享有共譽,名聲遠揚。

清初以后,藏傳佛教在麗江、維西納西族地區得到較快的發展。麗江、維西兩地的納西族在明代就與藏傳佛教有密切的來往,但真正在當地建立寺廟,廣為發展教徒,則是在清代初年之后。從康熙到道光年間的180多年中, 先后建起了有相當宗教勢力和經濟實力的噶瑪噶舉派(白教)十三大寺。

在清代,漢傳佛教在麗江地區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增建了60多個大小寺廟,分布在城鄉各地。到20世紀50年代前,麗江縣屬的比較大的村寨幾乎都有一個或幾個寺廟,有的大寺有不少田產。寺廟中的和尚也多是納西人。

道教在明代傳到麗江,木氏土司從內地請來道士到麗江傳播道教。清雍正元年(1723)麗江“改土歸流”后,道教在麗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除了明代所建的道教道觀外,清代又在麗江各地增建了不少道觀,文昌宮和村寨廟堂與日俱增。道教信徒還組織了洞經會,以文昌宮為活動地點,將自己供奉的道教神仙編為神牌,學習洞經音樂,談演洞經。

發展現狀

新中國成立初期,納西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發展生產,建設新家園,經濟、文教、衛生工作不斷改觀,各民族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加強。黨和政府在進行民主改革中,采取了慎重穩進的方針,針對各地的不同情況,積極領導納西族人民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以地主經濟為主的麗江地區于1953年完成了土地改革。在以領主經濟為主的寧蒗、中甸(今香格里拉縣)等地區,則采取了自上而下和平協商和自下而上發動群眾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改革。民主改革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社會主義熱情,改善了民族關系,增強了民族團結。到1957年底,整個納西族地區取得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

黨和政府還積極幫助納西族人民實現政治上的平等和當家作主的權利。1954年,在麗江召開了首屆人民代表大會,出席的二百多名代表中,納西族占了59%。1958年9月24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80次會議通過成立麗江納西族自治縣的決議。1961年4月,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宣告成立。黨十分關心民族干部隊伍的成長,大力培養和提拔民族干部。麗江納西族自治縣的干部隊伍中,納西族干部占60%以上,縣委書記是納西族干部,基層領導干部中,納西族干部占70%以上。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都有納西族的代表參加。

新中國成立后,納西族的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產生了巨大變化。

農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20世紀50年代前,納西族90%以上的人口從事農業,至今麗江市古城區和玉龍縣的農業人口仍占85%。但是農業產值卻發生了巨大變化。改革開放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調動了廣大納西族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糧食產量和農民人均收入均有較快提高。2003年麗江縣分為古城區、玉龍縣后,玉龍縣當年糧食總產量突破99 860噸,農民人均純收入1250元;古城區糧食產量達38 712噸,農民人均收入1861元。 2005年,麗江市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9290元,比1995年增加了5995元, 年平均增長10.9%;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1459元,比1995年增加857元,年平均增長9.3%。

多樣化市場經濟繁榮發展。20世紀50年代后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納西族地區和其他地方一樣,一度曾取消了集市貿易和私人商販、個體商販等,形成了只有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經營的局面,阻礙了商品經濟和集市貿易的發展。改革開放后,黨和政府在商業上實行了以國營商業和合作商業為主導的多種經濟形式、多種經營方式、多種流通渠道并存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恢復整頓了供銷合作社,恢復開放了原有的集市貿易。麗江還恢復了一些地方傳統的交易大會,如每年定期舉辦的“三月龍王會”、“七月騾馬會”、“正月十五棒棒會”等大型的牲畜、農副產品和工業品交流大會,促進了地方工農業的發展。個體商戶和鄉鎮企業數量也隨之猛增,1995年,麗江市私營企業只有8家,到2005年,全市私營企業達333家,僅規模以上私營企業就實現工業總產值95 804萬元,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31.34% ,比1995年增長39.15倍

生態環境不斷改善。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支援內地的經濟建設,以麗江為中心的長江上游地區,逐漸成為云南省重要的木材生產基地,省、地、縣三級森工企業也先后在麗江成立。在之后幾十年時間里,不僅麗江境內國有森工企業的木材采伐量大增,而且民間的亂砍濫伐現象也日趨嚴重。1995年以后,根據國家新的政策,一方面封山育林,一方面整頓森工企業,幫助他們實現盡早轉產,同時要求采伐人員撤出林區,封存斧鋸;另一方面,積極爭取國家和省的環保投入,實施重點環保項目。在群眾中則大力普及科普生態知識,通過各種方式重喚納西族傳統優良的生態道德觀念和生態保護的傳統知識。2005年,麗江市森林覆蓋率從1995年的40.3%提高到52.5%,麗江成為長江中下游地區重要的生態屏障區。

成為“三個世界遺產地”,旅游和文化產業迅速發展??麗江古城于1986年被確定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1997年12月4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麗江古城 “世界文化遺產”的稱號;2003年7月2日,第27屆世界遺產大會正式表決通過云南“三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并流”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麗江位于“三江并流”的核心區域。2003年10月15日,麗江市收藏的東巴古籍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記憶名錄”。麗江從此成為有三項世界遺產桂冠、舉世無雙的“世界遺產地”。這些世界級聲譽極大地推動了麗江納西族地區的旅游和文化產業。

截至2006年,麗江共有玉龍雪山、麗江古城等4A景區精品景區4個,黑龍潭公園等3A景區2個。2007年,玉龍雪山獲得了我國旅游景區最高級別的5A級旅游景區稱號。納西族聚居的麗江,成為世界級的旅游熱點區域,麗江古城已創建為“全國文明風景旅游區”。

接待國內外游客從2002年的337.5萬人次增加到2007年的530.9萬人次,年均增長9.5%;旅游總收入由23.4億元增加到58.2億元,年均增長20%。

納西族聚居區麗江不僅已成為世界著名的旅游勝地,而且自身也在發展中不斷摸索出了“民族文化保護與旅游經濟之間的良性互動”這一發展模式。麗江旅游已經成為世界級的品牌。走出了自己獨特的保護和發展并舉的道路。2007年,世界文化遺產麗江古城遺產保護民居修復項目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2007年遺產保護優秀獎”;麗江還創造了被稱為“2004中國經驗”的束河古鎮保護開發模式。

在旅游業的輻射帶動下,麗江的文化產業也在肥沃的民族文化土壤中不斷壯大,成為促進納西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2003年5月,鑒于麗江在民族文化產業建設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央破格將麗江列為全國文化體制改革綜合試點城市。麗江的發展證明,民族文化促進了旅游,旅游又促進了文化產業的擴大。

據統計,2004年,麗江市的文化產業產值達4億元以上,文化產業已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9%左右。2005年納西族主要聚居區麗江市共有文化產業經營戶計1236個法人單位和產業活動單位,從業人員5765人,文化產業增加值為24420萬元,占GDP比重為11.6%。文化體制改革初顯成效,民族歌舞劇“麗水金沙”被列入文化部文化產業示范基地,文化產業已經成為麗江經濟社會發展的新亮點。

麗江在旅游和文化產業的迅速發展過程中,還先后獲得了“中國最令人向往的10個小城市之一”、“地球上最值得去的100個小城市之一”、“歐洲人最喜愛的旅游城市”、“全球人居環境優秀城市”、“全球最佳人居環境優秀城市”、“全國文明風景旅游區”等稱號,成為真正的世界文化名城、文獻名邦、旅游勝地。

教育事業蓬勃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納西族的教育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麗江縣境內只有省立中學、縣立中學、國立師范3所中等學校,243所高、初級小學和1所幼兒園,各級各類在校學生13800余人,教師440多人。據1990年統計,納西族主要聚居地麗江縣納西族自治縣有小學619所,在校學生35 758人,有教職工2293人。據2000年統計,有小學校560所,其中完小149所。小學教育逐漸實現向素質教育轉軌,1997年后,全縣小學畢業生全部實行免試入學。據1990年的統計數,大學或相當于大學的人口數由1964年的344人增加至2352人(每千人中有大學生7.36人)。據1985年的統計,納西族的大專生比例為0.6%,中小學生比例為17.14%,領先于云南省漢族和其他24他少數民族,成為云南省文盲率最低的一個民族。據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數,云南納西族大學本科生有3005人,研究生122人。每萬人人口中,擁有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數為312人,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數為1015人,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數為2536人,小學文化程度的人數為為4031人。

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在將優秀的傳統文化引入小學教育方面也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1998年以來,將納西族傳統文化的學習逐步引入一些小學,建立了大研、黃山、白沙、塔城、黎明等5個傳承民族文化精品教育基地。其中白沙完小近年來實施的教師、學生、學者參與式共同編寫鄉土教育教材、舉辦納西東巴象形文字、納西古樂等“課外興趣班”等教學方式,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納西族的中學教育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到2000年,納西族主要聚居區麗江縣有中學31所,在校學生17944人,其中,高中生3568人,初中生14221人。初中畢業升學率70.62%,高中畢業升學率52.96%。

改革開放以后,納西族地區的高等教育也有長足發展。2001年9月,麗江教育學院和麗江民族師范學校合并,校名沿用“麗江教育學院”(2006年更名為“麗江師范高等專科學校”)。1990年,成立云南廣播電視大學麗江分校,成為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的聯合辦學實體。“十五”期間,還創辦了云南大學麗江旅游文化學院。

醫療衛生體系不斷健全,人民群眾健康水平顯著提高。到2005年,納西族主要聚居區麗江市共有衛生機構99個,各類衛生技術人員2 782人,比1996年增加773人,每千人擁有衛生技術人員2.45 人。農村衛生狀況有較大改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穩步推進,農民看病難得問題有所改善。2005年,麗江市鄉鎮衛生院達到63個,擁有床位932張,比1996年增長14.20%; 衛生技術人員957人,比1996年增長18.3%,全市設有村衛生室408個,村衛生室覆蓋率為97.8%,有鄉村醫生924人,滿足了農村居民一般性和就急、就近求醫看病的需要。

納西族人民迎來了歷史發展的大好機遇,正滿懷信心跨入更加美好的明天。

(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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