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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哈尼族人口共有143萬余人(2000年),絕大部分集中分布于云南南部元江(紅河)、瀾滄江兩江的中間地帶,這一地帶也就是哀牢山、無量山之間的廣闊山區。哀牢山和無量山自滇西巍山南部,由云嶺山脈分出,縱貫滇南全境。哈尼族分布區域,處于漢、彝、白、傣、拉祜等族分布地的中間地帶,并有苗、瑤、回、壯等族分布其間。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紅河縣、元陽縣、綠春縣、金平苗族瑤族傣族自治縣四縣是哈尼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區,約有70多萬人;思茅地區的墨江哈尼族自治縣、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縣、瀾滄拉祜族自治縣、鎮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縣約有40多萬人;西雙版納的勐海、景洪、勐臘約有12萬多人;玉溪地區的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縣、新平彝族傣族自治縣約有10多萬人。此外在峨山彝族自治縣、建水縣、景東彝族自治縣、景谷傣族彝族自治縣等縣也有少量分布。

  哈尼族大部分聚居于海拔約在800米至2500米之間的半山區,與立體地貌中立體分布著的其他民族和睦相處。哈尼族居住的地區,山高谷深,自然條件優厚,地下蘊藏著錫、銅、鐵、鎳等各種豐富的礦產,聞名全國的“錫都”,就在原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首府個舊市(現首府已遷到蒙自)。在連綿起伏的哀牢山森林中,有云南松、滇柏、棕櫚、油桐、樟樹等優質林木和經濟林木;有虎、豹、熊、鹿、麂子、風猴和孔雀、鸚鵡、雉雞、白鷴等珍禽異獸;出產鹿茸、熊掌、虎骨、三七、黃連等名貴藥材。這里是亞熱帶氣候,雨量充足,土地肥沃,適宜稻谷、玉米、棉花、花生、藍靛、茶葉等作物生長。紅河州綠春茶葉遠近聞名,暢銷內地。西雙版納格朗和的南糯山,是馳名全國的“普洱茶”的重要產區。

  哈尼族內部支系繁多,有多種自稱,其中哈尼、卡墮、雅尼、豪尼、碧約、白宏等六個自稱單位人數較多,另還有哦怒、阿木、多泥、卡別、海尼等自稱單位。本民族內部各自稱單位之間的互稱和其他民族對哈民族的稱謂也不一致。如元陽的哈尼互稱糯美、糯比、各和等;雅尼互稱覺圍、覺交,漢族又稱其為愛尼;稱豪尼為布都、稱哦怒為西摩洛等。在漢文史籍中,哈尼族的歷史名稱有:和夷、和蠻、和泥、禾泥、窩泥、倭泥、俄泥、阿泥、哈尼、斡泥、阿木、羅緬、糯比、路弼、卡惰、畢約、豪尼、惰塔等。可以看到這其中大部分與目前的自稱和互稱相近或相同。

  哈尼族的自稱和歷史名稱雖多,但其音義基本一致。主要的自稱有哈尼、豪尼、黑泥、和泥,其哈、豪、黑、和都從“和”音,其義均為“和人”。歷史名稱和夷、和蠻、和泥、禾泥、窩泥、斡泥、俄泥、阿泥、哈尼、羅緬(自稱和泥)、糯比(自稱哈尼)等,其禾、窩、斡、俄、阿、哈亦從“和”音,含義仍為“和人”。可以說,哈尼族在兩千多年來,基本上就具有一個統一的名稱即“和人”。1949年以后,根據本民族大多數人的意見,以人數最多的自稱——“哈尼”為本族統一的名稱。哈尼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同彝語、傈僳語、拉祜語、納西語比較接近。哈尼語又分為哈(尼)雅(尼)、碧(約)卡(多)、豪(尼)白(宏)三個方言,方言的分布同有關自稱單位分布的地區相當。方言之間差別較大。1949年以前哈尼族沒有自己的文字,有些地方曾刻木結繩記事。1957年黨和政府幫助哈尼族創造了一種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文字,在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試驗推行,至今仍在使用。

歷史沿革

  哈尼族擁有悠久的歷史,與彝族、拉祜族等同源于古代羌族。古代的羌族原游牧于青藏高原。公元前384至前362年間,秦朝勢力迅速擴張,進行大規模征服鄰近部落的活動,居住于青藏高原的古羌人游牧群體受到攻擊,流散遷徙,并出現若干羌人演變的名號。“和夷”就是古羌人南遷部族的一個分支,當他們定居于大渡河畔之后,為適應當地平壩及“百谷自生”的地理環境和條件,開始了農耕生活。

  哈尼族的古代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漫長曲折的遷徙史。哈尼族不僅在定居大渡河畔之前有過“逐水草遷徙”的游牧生涯,而且定居農耕之后又因戰爭等原因被迫離開古老的農耕定居地而再度遷徙,直到進入云南亞熱帶哀牢山中。哈尼族的社會,正是在這個漫長曲折的遷徙過程中發展的。盡管漢文史籍對此記載不足,對哈尼族的具體遷徙路線沒有明確記載,但我們仍能從老一輩歷史學家、民族學家對哈尼族族源的研究,大量的田野調查研究,以及哈尼族社會中保存的大量口碑資料的研究中確認哈尼族的這一歷史過程和歷史事實。20世紀80年代,在云南亞熱帶哀牢山哈尼族社會中發掘出一部自古流傳的哈尼族遷徙史詩《哈尼阿培聰坡坡》(阿培:祖先,聰坡坡 :從一處搬到另一處,也有逃難之意)。這部史詩的發掘整理,極大地補充了漢文史籍對哈尼族遷徙及社會發展記載之不足。

  由于哈尼族沒有本民族文字,長久以來,哈尼族的整個文化全靠口耳相傳的方式世代沿襲。正因為這樣,哈尼族的口傳史有著較大的可靠性和較高的史料價值。《哈尼阿培聰坡坡》就是其中一部較為系統、完整和較具典型意義的史詩。它是流傳于哀牢山區一部長達5600行的哈尼族遷徙史詩,詳盡地記述了哈尼族先民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經歷艱難曲折,從遙遠的北方向南遷徙的事跡。全詩分為7章,每一章敘述一個曾經居住過的地點。主要記述了最早的哈尼族游牧地“虎尼虎那”(紅石頭黑石頭交錯堆積),這個地點在遙遠的北方,由于人口增加,食物減少,他們南遷到水草豐盛的“什雖湖”邊。后由于自然災害森林起火,他們又遷到龍竹成林的“嘎嚕嘎則”。后由于與當地原住民族“阿撮”產生矛盾,又南遷到雨量充沛的溫濕河谷“惹羅普楚”,與“阿撮”、“蒲尼”等民族交往甚密,但因瘟疫流行,人口大量死亡而不得不南渡一條大河,來到兩條河水環繞的美麗平原“努瑪阿美”。在此,哈尼族實現真正的農耕定居,并將其農業發展到一個較高的水平,生活十分美滿,后受到當地一個叫做“臘伯”的民族的凱覦,妒其財富和土地而發動戰爭。哈尼族戰敗離開“努瑪阿美”,南遷到一個大海邊的平壩“色厄作娘”,為避免民族戰爭,又東遷到“谷哈密查”,得到當地原住民族“蒲尼”的允許,居住下來。當哈尼族人口繁衍,經濟大發展時,蒲尼出于懼怕而發動戰爭。這次戰爭規模巨大 ,哈尼族險些滅族滅種,戰敗南遷,經“那妥”、“石七”等地,最后南渡紅河,進入哀牢山區。

  《哈尼阿培聰坡坡》記述了哈尼族從北到南遷徙的完整路線,并記述了主要活動地區的地名。但是,由于古今地名的變遷及古今哈尼族語的巨大差異,很難弄清這一系列用古哈尼語記述的地名指的是今天的什么地方。但是史詩對哈尼族遷徙的大致方向來說基本上是對的,因為,哈尼族與彝族都源于古代羌人。這部史詩所記述的哈尼族南遷的路線及所記地名是極其寶貴的。正是這些古地名的存在和史詩對這些地名所示地區的具體而生動的描述,給考證、勘察和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線索,并對進一步研究哈尼族族源、遷徙,提供了極其珍貴的材料。更為重要的是,這部史詩不僅涉及到哈尼族的族源與遷徙,而且直接涉及到了這個民族在遷徙過程中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與演變。

  根據史籍記載,公元前3世紀活動于大渡河以南的“和夷”部落,就是今天哈尼族的先民,是古代羌人南遷的分支。從公元4世紀到8世紀的初唐期間,有部分哈尼族先民向西遷移到元江以西達瀾滄江地區。在唐人文獻里,哈尼族的先民被稱為“和蠻”。公元7世紀中葉,“和蠻”的大首領向唐朝進貢方物,唐朝在給云南各族首領的敕書中就列入了“和蠻”首領的名字,并承認他們都是唐朝的臣屬。“南詔”、“大理”地方政權建立后,其東部的“三十七蠻郡”中,“官桂思陀部”、“溪處甸部”、“伴溪落恐部”、“鐵容甸部”等,都在今天哈尼族聚居的紅河地區。公元10世紀大理國時期,哈尼族開始進入封建領主制社會。元朝征服“大理”政權后,設置元江路軍民總管府隸屬云南行省,加強對哈尼族和各族人民的統治。明朝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土司制度,哈尼族部落首領由明王朝授予了土職官銜,并受所隸流官的統治。清朝在云南實行改土歸流,廢除了哈尼族地區的一些土官,流官制度代替了部分地方的土司制度,但思陀、溪處、落恐、左能、瓦渣、納埂、犒牾卡等地土官仍被保留下來,土司仍然是這些地區的統治者。民國建立后,國民黨政府在紅河南岸哀牢山區逐步改土歸流,推行區、鄉、鎮制度。但是最終, 土司區仍為“流官不入之地”,實行著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土司制度仍然完好無損。直到新中國成立后 ,土司封建領主制度才最終被廢止。

  清咸豐三年(1853年),哈尼族貧苦農民田四浪(又名田政、田以政,墨江縣人)在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下,聚集三千多哈尼族、彝族、布朗族貧苦農民在團田鄉綠葉凹壁村舉行起義,迅速占領了哀牢山中段地區。1856年,田四浪領導的起義軍和彝族李文學領導的起義軍共同聯合作戰,給予清朝統治者和封建地主階級以沉重的打擊。起義軍在經濟上實行“庶民原耕莊主之地,悉歸庶民所有,不納租,課稅二成,荒不納”的土地綱領,深得各族貧苦農民的擁護。這支在哀牢山戰斗了二十年的起義軍,最終被清政府鎮壓下去了。

  1917年,元陽縣猛弄和金平縣猛丁地區近兩百個村寨爆發了哈尼、苗、彝、傣等族萬余群眾的聯合大起義,起義軍領袖是元陽多沙寨的哈尼族十九歲貧農婦女盧梅貝。起義軍提出“殺死白土司,人人有飯吃”的口號,向猛弄土司展開了猛烈進攻,占領了司署,打開了土司的倉庫,將糧食分給了貧困農民。接著又向溪處、瓦渣等土司發動進攻,逼得土司抱頭鼠竄。這次起義雖然最后失敗了,但它的光榮業績卻銘刻在哈尼族人民的心中。哈尼族人民把領導這次起義的女英雄盧梅貝尊稱為“多沙阿波”(多沙是寨名,阿波是阿爺的意思),把這次起義編成故事在民間廣為傳誦。

  正當紅河南岸哀牢山區封建土司制度風雨飄搖之際,云南軍閥、滇南衛戍司令發兵,并同各土司、地主武裝聯合反撲,鎮壓起義。面對強敵和惡劣的環境,義軍堅持苦戰了兩年。經歷了50多次戰斗,終因寡不敵眾,起義失敗了。反動土司對起義軍和哈尼等族群眾進行了血腥的報復屠殺,四處捉拿多沙阿波而不見蹤影。但在哀牢山區卻流傳起這樣一個故事:多沙阿波揮舞長刀突破重圍,騎著白馬上天去了……。其實,多沙阿波在哈尼族群眾的掩護下,隱姓埋名,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蘆梅貝,雖然當時僅是一位18歲的女青年,但被當地人民稱為“多沙阿波”,意思是多沙村的阿爺。這位女性的行為代表了哈尼族人民的意愿,為民族的利益作出貢獻,理應受到人們的敬重,理應稱為阿爺。她們的故事,婦孺皆知,至今仍在哀牢山區廣為流傳。

  解放戰爭時期,不少哈尼族青年積極參加黨領導下的地方游擊隊,發動群眾,爭取民族上層,開展武裝斗爭。1949年各地人民武裝積極配合我人民解放軍阻擊國民黨軍隊,圍殲逃敵,解放了滇南,滇西南,迎來了哈尼族和各族人民的新生。

  長期以來,英勇的哈尼族人民對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反抗斗爭。1895年,法帝國主義強迫清政府割讓哀牢山南部的“十五猛”中的猛蚌、猛賴、猛梭、猛烏、烏得等5個“猛”地區,蒙自的漢、哈尼、彝等各族人民于1900年奮起反抗,焚燒了侵略者在蒙自開設的洋關。法帝國主義以此為借口,竟出兵侵占十五猛中的猛丁(今金平縣龍膊地區),哈尼族和各族人民操戈執矛,英勇擊退了侵略軍。1925年和1935年,法帝國主義又兩次出兵侵擾我紅河、綠春、金平、江城等地,都受到哈尼族和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擊。

  1949年前,由于歷史的種種原因,哈尼族的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紅河南岸的紅河、元陽、綠春、金平和江城等縣,處于封建領主經濟向地主經濟過渡的階段。這些地區還殘存土司制度。土司是土地的所有者和政治上的統治者,占有土地、山林、水渠等主要的生產資料。農民使用土地必須交納各種封建負擔,遭受沉重的經濟剝削。土司每年不但向農民征收占產量6%至20%的官租,而且還要把一部分土地租佃給農民,征收等于產量30%至50%的地租。官租和地租是壓在農民身上的最沉重的負擔,每年要奪取農民一半以上的勞動果實。土司還掠奪好田作為私田,通過無償勞役分配給農民耕種。此外,農民還要負擔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如:街稅、屠宰稅、當兵款等。隨著私有制的發展,土司占有的土地越來越多。如元陽犒牾卡土司共占有轄區水田的40%,達1000多畝,稱為“官田”,經國民黨政府“清丈”后,“官田”變為“私田”。過去專為各種差役設置的兵田、號令田、馬草田、挑水田、看墳田、門戶田等也多數改成了租佃關系。這種變化說明土司已由封建領主向封建地主轉化。

  土司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在其轄區建立了一套統治機構。數十個村寨合為“里”,設“里長”,幾乎所有的“里長”都是當地的地主。“里”下設“招壩”,管一壩或數村。土司署(衙門)內,設“司爺”、“管家”、“侍候”、“值班里長”。土司擁有武裝,設“團長”(大隊長)、“兵頭”帶領。還有法庭、監獄,設“班房老總”管監獄水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紅河地區的土司就有機槍100余挺,長短槍4000多枝。土司對人民群眾施行經濟上的剝削和政治上的壓迫,用吊打、杠木枷、坐軟板凳、丟陰洞等酷刑,鎮壓人民群眾的反抗。

  分布在墨江、新平、鎮沅等靠近內地的哈尼族,由于受漢族經濟文化的影響比較大,自明清以來就已陸續進入了封建地主經濟的范疇。生產力發展水平大致與當地漢族相當,土地的買賣、租佃關系已很普遍。地主階級占有大量的土地,貧苦農民則受地租、債利、雇工等形式的殘酷剝削。以墨江水癸寨為例,地主、富農集中了70%以上的土地,其中占全寨1/3以上的水田,已經流入其他民族的地主(主要是漢族)之手,貧雇農嚴重缺地或沒有土地,雇工剝削率達百分之五十至七十,高利貸剝削率一般為100%。

  分布在西雙版納和瀾滄一帶的哈尼族,受傣族封建領主的統治。傣族最高領主“召片領”把山區的哈尼、布朗等族劃分為“卡西雙火圈”(即“12個奴隸區域”),作為對山區少數民族進行政治統治和經濟剝削的行政區劃。一個“火圈”包括幾個到十幾個自然村,由“召片領”加封哈尼等族頭人為“大叭”管轄。各村又設“叭”、“鲊”、“先”等大小頭人,除了征收棉花、花生、大豆等物品外,還征收各種雜派,如“招待費”、“門戶錢”等。哈尼族獵得野獸,也得把倒臥地面的一半獸身獻給領主。哈尼族頭人憑借傣族領主給予的政治特權,通過派無償勞動和強迫送禮等形式,對群眾進行剝削,但剝削量一般不大。

  在傣族領主統治下,西雙版納不同地區的哈尼族,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不平衡。居住在景洪縣的景洪、勐龍和勐海縣的西定等地哈尼族,還殘存一定的原始農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特點。每個村寨都有一定的土地范圍,占耕地面積絕大多數的旱地屬村寨公有,村寨成員均可自由開種,為數不多的水田、茶園屬個體所有。居住在勐海縣的格朗和、勐宋和勐臘縣的易武、尚勇等地的哈尼族,土地私有制已有較大的發展,地主、富農不僅占有相當數量的水田、茶園,而且還有村寨附近的山林、荒地。地主、富農憑借較充裕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對貧苦農民進行雇傭,租佃和高利貸等多種形式的剝削。

  哈尼族人民長期遭受剝削制度的壓迫,過著十分貧困的生活,由于帝國主義的入侵和國民黨的統治,貧苦農民長期過著“野果充饑腸,樹皮當衣裳”,“頭冷蓑衣蓋,腳冷灶灰埋”的苦難生活,不少人被迫賣兒賣女,逃荒要飯。哀牢山壩溜地區馬良寨原有150多戶人家,由于遷徙和死亡,到新中國成立時只剩下17戶。

風俗習慣

  利用山區自然條件開墾梯田,是哈尼族的特長和千年的傳統。在西南高原之上,凡有哈尼族居住的地方,都有哈尼族開墾的梯田。梯田幾乎成了這個民族的標志。作為人類勞動和創造的物質文化實體,梯田凝結著哈尼族悠久漫長的歷史,沉淀著豐厚廣博的文化和維系著復雜多樣的生活。

  在滇南紅河南岸的哀牢山中,梯田蔚為壯觀,呈長條環狀的水田繞山而行,從山腳到山頂,埂回堤轉,重重疊疊。站在山腳,水簾飛瀑,云霧升騰,道道田埂猶如天梯直抵云端;站在山頂,林濤陣陣,細雨蒙蒙,那大者數畝之廣,小者形如澡盆的梯田隨山起伏鋪天蓋地;而游動交錯的溝渠、埂堤襯著天光,更如萬練銀蛇飛舞大地,纏繞著重重大山。這種亞熱帶崇山峻嶺中的梯田壯景,是哈尼族農業世代創造性的表現。哈尼族有著種植梯田的豐富經驗,能根據不同的地形、土質去修筑,還善于利用“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自然條件,把終年不斷的溪流澗水,通過傍山水溝引進梯田。梯田是建立在哀牢山自然生態系統之上的良性的農業生態系統,為哈尼族社會文化生態系統提供了基礎。目前,我國正準備將紅河哈尼族的梯田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實際上,哈尼族營造梯田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紀,哈尼族最早的農耕定居地大渡河畔,那時的“厥土青黎,厥田下上”就是梯田臺地的形象寫真。遙遠而古老的梯田農耕經驗和技巧,以及在漫長遷徙過程中吸收各民族農耕經驗和技藝,使哈尼族的農耕適應性舉世無雙。哈尼族在哀牢山的梯田創造過程,實際上就是古老農耕和平壩農耕文化的移置過程,它以濃縮的形式幾乎經歷了人類農耕發展史的全過程,使用了原始農業到傳統農業的全部手段。終于,經過了隋、唐、宋、元、明、清,上千年的哀牢山區農業實踐和世世代代的努力,哈尼族的梯田以一種奇跡般的、完全吻合于哀牢山區自然生態系統的姿態呈現于天地之間。

  哈尼族在對哀牢山區整體自然生態環境的把握和長期農業實踐的基礎上,創造了一系列獨特的農業生態文化。哀牢山區整體自然生態環境以“立體”為其顯著特征,即立體地貌、立體氣候、立體植被群落及其相互關系。

  居住文化是農業生態文化中重要組成部分。有一句諺語:“要吃肉上高山,要種田在山下,要生娃娃在山腰”。可以說,哈尼族的農業生態系統,就隱含在這一諺語中,并得到了樸素而又形象的表達和反映。“要生娃娃在山腰”是對居住地的選擇,基于對哀牢山整體自然生態環境的充分認識和把握,哈尼族選擇半山居。在哀牢山區,其低海拔河谷地帶,炎熱潮濕,瘴癘流行,毒蛇、螞蟥、蚊蟲、小黑蟲(一種有毒的小蟲,形小難見,來時形成霧狀,人被叮咬,成片紅腫,奇癢難忍,抓破潰爛,疼痛異常)猖狂橫行。在舊時醫療衛生條件十分低下的情況下,人的生存和發展受到極大的威脅;而高山區,云霧蒸騰,陰雨連綿,冷而潮濕,又是猛獸出沒之區,人畜存活難有保障;中半山,冬暖夏涼,氣候適中,有利于人們的生活,且在哀牢山區優良的生態環境中,既可上山狩獵采集以獲副食,又易下山種田收獲糧食。因此,半山居住地的選擇是哈尼族對哀牢山整體自然生態環境的認識和把握的結果,反映出哈尼族的自然生態觀 。

  村寨一般為數十戶,多至三、四百戶。在紅河南岸的哀牢山中,哈尼族建造被稱為“土掌房”的土木結構住房。這種住房有堅實的土墻,厚重的草頂。這草頂不僅遮風擋雨,更為重要的是使住房內冬暖夏涼,通風干燥。一般為三層樓房。由于哀牢山區濕度較大,地氣嚴重,直接地面的房屋第一層不宜人居住,多用于關養牲畜;第二層則住人。住人房層中有火塘,在樓板上用土筑成方形,有的人家還在火塘邊筑有灶臺,供炊爨之用。該層內靠墻隔出數室供人居住,一般為房主夫婦及幼兒居住。第三層,堆放糧食及貯藏食物,該層是為頂樓,蘑菇形房頂使其具有良好的通風效果,糧食及其他物品不易受濕宜于保存。

  哈尼族人家一般都建有耳房,建有雙耳房的建筑形成四合院。耳房建筑,對于哀牢山哈尼族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首先,由于哀牢山區山高谷深,地勢起伏,少有平地,即使村中也是如此,這對人們的生活生產都有諸多不便。耳房建筑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這一問題。耳房建筑為平頂。房頂鋪以粗木,再交叉鋪以細木和稻草,上加泥土夯實(如今則多用水泥抹頂)作為曬臺。于是,曬谷、晾衣、乘涼、孩子游戲、婦女紡織往往都在曬臺上進行。曬臺成為人們生產勞動、日常生活和閑暇活動的重要場所,是梯田農業和居家生活重要的組成部分。其次,耳房一般都做為未婚兒女的住房。哈尼族社會盛行青年男女社交自由,凡成年的男女青年其自由社交父母均不干涉。于是居住耳房,更便于青年男女接待自己的朋友。也有的地方,在兒女成年未婚時,在住宅的旁邊建蓋小房(扭然)供兒女住。耳房則做為碓房,或作為客房,或堆放農具等雜物。墨江一帶多是土基樓房,平面屋頂,間間相連。西雙版納哈尼族住的則是竹木結構的樓房,旁設涼臺,別具一格。

  季節劃分和農事歷法是哈尼族對人類歷法的一大貢獻。在哀牢山區,哈尼族將全年分為三季,即“造它”為冷季,“渥都”為暖季,“熱渥”為雨季,每季四個月。冷季相當于夏歷的秋末和冬季;暖季約當于夏歷的春季和初夏 ;雨季約當于夏歷的夏季和初秋。這與哀牢山區自然生態環境的整體季節相鍥合。在哀牢山區的具體生態環境中,具有“一山分四季,隔里不同天”的氣候季節特點,但其整體自然生態環境大季節則是按降雨的集中特點分為干季和雨季的。哈尼族的季節劃分,將整體大季節中的干季分為冷季和暖季,乃成為三季。哈尼族的這種季節劃分,是在對哀牢山整體自然生態環境的充分認識的基礎上劃分的,非常符合當地的具體情況,也更貼切地體現和適應哈尼族農業生態梯田農耕的季節性和階段性。譬如,當“渥都”(暖季)來臨,正是夏歷的早春二月到盛夏五月之間,這是哈尼族新一輪梯田農耕的開始,亦是最繁忙的季節。其二月間春意萌動,氣候轉暖,哈尼族農民著手備耕,浸泡和播撒谷種,并為梯田準備肥料。當“熱都”(雨季)到來,正是稻秧栽插、谷子生長以及稻谷成熟的期間。中秋時節,天氣清涼,稻谷漸見成熟,農人在田邊地角搭起窩棚(田間小屋)晝夜守護,防止野獸偷食和糟踏莊稼。晚秋到來,已是九月,稻谷正屆黃熟,于是全民出動,抓緊秋收,顆粒歸倉。哈尼族一年只種一季水稻,至此,一年的各項主要農事活動即告結束。當 “造它”(冷季)來臨之際,哈尼族農民鏟埂修堤、犁翻田土、疏理溝渠、放水泡田。此一時期的蓄水泡田稱為“梯田過冬”也稱“冬水田”。整個冷季,是為農閑。在這一季節里,哈尼族過年“祭龍”、探親訪友、說親嫁娶,任其自由。

  哈尼族在“三季節”劃分之外,又有物候歷的劃分。物候歷將一年分為12個月,根據哀牢山氣候變化、植被變化、動物(主要是鳥、蟲等)變化的規律來確定月份及安排農事活動 。哈尼族的物候歷,生動形象,便于記憶,使用至今。如果沒有對哀牢山區整體自然生態環境的認識和把握,創造和使用這種歷法是不可思議的。

  對自然生態環境和自然規律的認識及把握,還使哈尼族創造出了一套與物候歷相配合的、較為準確合理、適宜山區梯田農耕生產生活的農事歷法。哈尼族的農事歷法基本上同于夏歷,按自然界天象和哀牢山區物候變化輪回周期紀年,每年分為12個月,以月亮圓缺周期紀月,每月30天,一年360天;哈尼族的日,以12生肖命名,推算方法同于夏歷。哈尼族的歷法,是對自然生態、自然規律的逐步認識而逐步發展的。據研究,哈尼族曾實行過“十三月歷”,即將一年分為13個月,其中有兩個月是各15天。哈尼族還實行過“十月歷”,即每年分為10個月,每月36天。上述“十二月歷”、“十三月歷”、“十月歷”都是每年360天,與現行公歷(太陽歷)的365?25天略有差異。對此,哈尼族不是采用隔年置閏的方式解決,而是每年五月和十月各設三天過年日,這樣,一年就是366天。于是,哈尼族的重要年節,實為其農事歷法的組成部分,同時又是一個周期梯田農耕始末的重要標志 ,如“六月年”為梯田農業栽插結束農作物生長的開始,“十月年”為梯田農業農作物收割的結束。

  哈尼族的服飾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衣服用自己染織的藏青色土布做成。在哀牢山區,金平、元陽、綠春一帶的哈尼族常將所織布料染色之后再行剪裁制衣,而紅河、元江等地哈尼族則待縫制成衣后才染色。直到20世紀50年代,哈尼族服裝,無論男女老少均為藍色和黑色。就整個哈尼族的服飾來看,雖色調單一,但款式和裝飾卻眾多,呈現紛繁復雜的景觀。哈尼族男子服飾,各地各支系大體相同,一般著對襟上衣,寬松長褲,有的黑布包頭。服飾紛繁實際上體現于婦女,各地婦女服裝上身有長衣、短衣、斜襟、對襟、有領、無領、有扣、無扣、長袖、短袖之分,下身則有長褲、中褲、短褲、長裙、中裙、短裙之別。

  哈尼族服裝的裝飾和發式,是審美的需求,亦是性別年齡的分野。男子頭飾、服裝裝飾均簡單,頭纏包頭,身穿布衣而已,最多銀幣作扣,以為裝飾。婦女則不同,發式有單辮、雙辮、垂辮、盤辮之區分,裝飾物有年齡、婚嫁、生育、節慶的不同。哈尼兒童,不分男女,裝飾在頭,在自制的小布帽上釘有豬牙、海貝、銀泡、銀錢、虎豹牙、穿山甲鱗殼等飾物。少女及年輕姑娘編辮下垂,頭纏包頭,包頭上飾以紅線或成排銀泡,衣襟、衣邊、袖口、褲腳邊鑲繡彩色花邊,佩帶銀耳環、耳墜和項圈,胸飾以銀鏈、成片銀泡和成串銀幣,手腕戴銀鐲。已婚和生育后的婦女編獨辮和雙辮盤于頭頂,覆蓋包頭巾,服裝上銀飾漸少,前襟、衣邊、袖口、褲腳邊仍鑲繡彩色花邊。老年婦女辮發盤頂,衣著樸素,幾近全黑,無花邊少銀飾。節慶之期,哈尼族男女老幼均著新衣,姑娘們花枝招展,裝飾盛于往日,走起路來,渾身叮當作響,十分引人注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哈尼族曾穿用一種木屐,這種木屐多為竹板所制,鞋底留有竹節或刻出凸棱用于防滑,十分適于田埂和田間泥路的行走,應屬哈尼族服飾的獨特部分 。

  葉車是哈尼族的一個支系,葉車婦女的服飾很有特色。紅河縣葉車婦女一般頭戴白尖帽,上身穿靛青色對開式短袖土布衣,無領無扣,由寬寬的五色腰帶扎腰。布衣是一件一件地套著穿,少則七八件,多達十余件,里長外短可以看出衣服的件數。葉車人認為,衣服件數越多,服裝越美,越能顯示出家庭的富裕。她們下身穿黑色短褲,褲腳口打上適當的褶紋,褶紋數與上衣數大致相等,大腿以下全部裸露。

  哈尼族的傳統節日眾多,最主要的是十月年和六月年。哈尼族以農歷十月為歲首,過十月年,就是過新年。節期五、六天,多至半月。有條件的人家要殺豬、舂糯米粑粑。親友互相拜訪,有說親的就趁這個節日請媒說親,嫁出去的姑娘回娘家探望。六月年,紅河地區稱“苦扎扎”,是哈尼族的農業祭祀活動,是哈尼族最重要的節日之一。在六月過年,第一是因為按照哈尼族歷法節令,這時春耕栽插大忙季節的農活已全部結束,人們希望天神來保佑禾苗成長使糧食獲得豐收;第二是按照哈尼族傳統文化“屬羊的六月來到了,要講羊月的古禮”。這古禮就是祭祀迎請天地之神。哈尼族古歌唱道:“秋房選在屬龍的日子/龍是哈尼離不開的大神/秋房是天神地神的在處/每年的六月他們來到世上和哈尼過年。”由于哀牢山區各地氣候差異,農業節令耕作時間亦有差異,因而,各地節期略有不同,節期有長有短,有的地方節期4天,有的則6天。

  “苦扎扎”是哈尼族一個傳統的農業生產的節日,含義是五荒六月,雨水頻繁,氣候濕熱,形容枯槁,青黃不接,度過艱苦的歲月。殺牛(黃牛)祭祀,祭天神、土地神和祖先神。牛肉平均分配,集體安排生活。五月、六月村里容易發生疾病,田間容易遭受蟲害,因而清掃水井,夜晚點燃松明火把,照亮屋內,驅趕邪惡,火把插到田間路旁,送走瘟神。“苦扎扎”又是一個歡樂的節日,開展各種文體活動,青年男女則攆磨秋、蕩秋千,對歌跳舞,盡情歡樂。男青年還串游鄰近村寨,比賽秋千,行牛皮鼓舞,熱鬧非凡。節日的文化內涵反映了自然物候的農事節令,體現了先輩的生產生活規律,各地哈尼族關于“苦扎扎”節的種種神化傳說,反映了哈尼族先輩們借助想象或幻想對自然力的斗爭和對理想的追求。

  由于吸收了漢文化,紅河地區的哈尼族,和漢族一樣也過春節、端午、中秋等節日。

  20世紀50年代,哈尼族的婚姻制度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這在西雙版納比較嚴格。一般認為多妻不符合哈尼人的習俗,棄妻再娶要受輿論的譴責,還得給前妻及其舅家送禮賠不是。但婚后多年不育男孩而娶妾則被允許。青年男女在婚前可以自由社交,談情說愛。結婚要征得父母同意,不少地區實行包辦婚姻。墨江碧約人有“踩路”訂婚的習慣,就是男女雙方情投意合后,由雙方老人同走一段路,如果在路上沒有遇到兔子、狼等野獸,就算訂婚了。結婚后兩三天,新媳婦就回娘家,一直到要栽秧時才回夫家。紅河一帶結婚第二天回門后即落夫家。

  哈尼族還保持父子連名制,普遍使用“父子連名”家譜。父子連名制家譜,其實質,是父系制家庭結構、血緣及財產繼承關系的體現;其形式,是父親名字的末一個字或兩個字做為兒子名字的前一個字或前兩個字。例如:黑嘎(父名)——嘎嘮(子名)——嘮篩(孫名)……。這樣,長久以后,就會形成一串長長的父子連名譜系。如元陽縣麻栗寨李黑諸的一段家譜是:初末吁—末吁直——直托吾——吾里漂——漂馬登——馬登達——達都蘇——蘇末著——末著期——期米勃——勃吾蘇——蘇督——督采——采米……。現在流傳的父子連名家譜,一般在40代至55代左右。各地哈尼人的父子連名譜系,世系數量不等,名稱也不完全一樣,但各個譜系的前半部分,在它們之間各有若干世系名稱是相同的,從這里可以看出他們在來源上的聯系。父子連名制的出現,反映了父權制的確立,它對探索哈尼族的社會歷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哈尼族文學過去只有民間口頭文學,有神話、傳說、詩歌、故事、寓言、童謠、諺語、謎語等。神話,傳說中有講述萬物來歷的《創世紀》;有敘述人類戰勝洪水,繁衍生息的《洪水記》;有反映哈尼族歷史遷移的《哈尼祖先過江來》等。詩歌可大體分為“哈八”(古歌),“阿其估”(情歌),“阿迷車”(兒歌)等三大類。其中,“哈八”歷史最久容量最大,囊括了哈尼族的歷史、傳說、族源、民族遷徙、山地農耕、歷法節令、人生哲理、道德情操、宗教信仰等等。“哈八”多在婚喪、節日、祭祀以及其他莊重的場合吟唱,曲調莊重嚴肅。“阿其估”,只能在山間田野唱,歌唱愛情和生產,以愛情為主,男女對唱,歌聲嘹亮,激情奔放。“阿迷車” 雖屬兒歌,但哈尼族男女老少均能歌詠吟唱。此類歌內容十分豐富,日月星辰、江河山川、一草一木均可嘆詠,兒歌是哈尼人最早的啟蒙歌,反映了兒童的生活情趣,有的是長輩給孩子說唱的,教育孩子熱愛勞動。哈尼兒童一般都將其爛熟于心,倒背如流,受用一生。

  哈尼族能歌善舞。樂器有三弦、四弦、巴烏、笛子、響篾、葫蘆笙等。“巴烏”是哈尼族特有的樂器,用竹管制成,長六、七寸,7個孔,吹的一端加個鴨嘴形的扁頭,音色深沉而柔美。舞蹈有“三弦舞”、“拍手舞”、“扇子舞”、“木雀舞”、“樂作舞”、“葫蘆笙舞”等。流行在西雙版納地區的“冬波嵯舞”,舞姿健美,節奏明快,氣氛濃烈,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是群眾喜愛的一種舞蹈形式。

  哈尼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認為天地間存在著強有力的天神、地神、龍樹神和具有保護神性質的寨神、家神等,必須定期祭祀,祈求保佑。而對于給人們帶來疾病和災難的各種鬼神,則要通過祭祀和巫術加以制約、驅趕。西雙版納的哈尼族每年要祭“龍巴門”(即寨門)。龍巴門被認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住在門內的人可以得到村寨神的保護和同寨人的幫助,離開了龍巴門就是離開了神和集體,會孤力無援。

  在紅河南岸哈尼族社會中,神靈鬼魂有主次之分。其主要的神有天神、地神、山神、寨神和家神。這些神靈是須臾不可怠慢的,要定時祭祀。特別是二月的祭龍(昂瑪突),三月的祭山,六月的祭水,七月的祭天都是集體性祭祀活動。“龍樹”被認為是人類的保護神,各地每年都要祭祀。每個村寨都有公共的龍樹,有的地方如紅河南岸一帶還有家族自己的龍樹。祭龍樹的儀式很隆重,由祭師主持,殺牲獻祭。人們自帶酒食,到龍樹林歡聚,飲酒唱歌,祝愿人畜興旺,五谷豐登。各地也比較流行忌日的習慣。在西雙版納哈尼族地區,每年的羊日都是忌日,此外遇到不吉利的事,如寨內死人,野獸進寨,狗爬屋頂,發生火災等也都認為是忌日,必須停止生產,有的還要搞祭祀活動,以為這樣可以避免災禍降臨。

  20世紀初,基督教傳入部分哈尼族地區,佛教也曾在一些地區傳播過,但信教的人不多,影響不大。1949年以后,上述宗教活動已逐漸減少。

發展現狀

  新中國成立之初,哈尼族地區各級黨委、政府,在肅清國民黨殘敵、清匪反霸、安定社會秩序的同時,積極開展民族工作,疏通民族關系,加強民族團結,鞏固人民政權。1950年至1957年,國家在紅河地區發放了農業貸款160多萬元,救濟糧100多萬斤,各種救濟款90多萬元,此外還發放了大批的衣物,農具、種籽、耕牛,幫助哈尼等各族人民克服生活上的困難,逐步恢復和發展生產。

  1951年4月,中央民族訪問團來到紅河地區訪問,帶來了黨中央對各族人民的熱情關懷,使哈尼族人民受到極大的鼓舞。到1952年初,盤踞在哈尼族地區的土匪、特務已基本肅清,社會秩序安定,從而為進行民主改革,發展生產創造了先決條件。

  從1952年起,黨和政府在哈尼族地區從不同情況出發,用了5年時間,分期分批進行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民主改革。靠近內地的墨江、新平等地區,由于社會經濟發展與當地漢族基本上相同,從1952年到1953年,與當地其它民族一起進行了土地改革,徹底摧毀了封建土地制度。在元江縣的大部分地區和建水縣靠近紅河的一部分地區,社會情況和民族關系等方面都比內地復雜,土改中這些地區采取一些不同于內地的、作法比較緩和的政策。紅河、元陽、金平、江城和西雙版納等邊疆地區,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比較落后,民族關系與階級關系交織在一起,民族上層與本族群眾還有一定的聯系,本著有利于鞏固邊疆秩序,有利于民族團結,有利于發展生產,采用了自上而下的與民族上層進行協商和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相結合的方式,完成了民主改革。至于沿邊一線少數發展更為落后的地區,當整個地區的封建統治階級被打倒后,這些地區也就基本鏟除了外來封建剝削,對于民族內部的階級剝削因素和原始公社制殘余,則在發展生產和組織互助合作的過程中,逐步加以解決。

  土地改革運動,使哈尼族的生產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廣大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改善了人民群眾的生活,同時大大加強了民族團結,鞏固了邊疆的社會秩序。土地改革結束后,黨又引導廣大農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但是,“文革”10年,哈尼族地區和全國一樣,政治、經濟、文化等都遭到了極大的破壞。中國共產黨通過艱苦的撥亂反正,國家終于又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

  哈尼族地區民族區域自治的實施可以從1951年中央民族訪問團幫助成立蒙自專區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和元陽縣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算起。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的成立,保障了各民族在人民政權中的平等地位,有利于各族人民的團結和發揮各族人民的力量進行各項經濟文化建設事業。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了“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同年,哈尼族地區成立了“紅河哈尼族自治縣人民政府”,以及區、鄉級的“元陽縣太和哈尼族彝族傣族聯合自治區人民政府”、“元陽縣麻栗寨哈尼族自治鄉人民政府”和1953年建立的西雙版納“格朗和哈尼族自治區”。自治地方的建立,使這些地區的哈尼族等人民的政治熱情和生產積極性普遍高漲,太和區各族人民踴躍地交納愛國糧;麻栗寨鄉積極開展了生產救災和對敵斗爭工作。哈尼族地區民族區域自治的初步推行,對各方面都產生了良好的影響,使黨的這項政策日益深如人心。1954年元旦,成立紅河哈尼族自治區,1957年與蒙自專區合并建立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還建立了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墨江哈尼族自治縣、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縣。哈尼族人民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和當家作主的權利。

  在哈尼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對于發揮哈尼族人民當家作主的積極性,發揮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增強民族團結,穩定邊疆,促進自治地方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實踐有力地證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適合我國國情,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這部重要法律科學地總結了我國民族區域自治以來的豐富經驗,進一步充實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內容,健全了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來。它的公布與實施,對于進一步鞏固國家的統一,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加速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哈尼族的自治州、縣都制定了“自治條例”并認真貫徹《民族區域自治法》、“自治條例”及有關的政策、法律、法規,并且全面正確行使自治法賦予的各項權利,用好用足中央和省對民族自治地方的優惠政策,根據當地實際制定出發展民族經濟、科技教育、文化衛生、培養民族干部等各項事業的具體規定。民族區域自治的實行和發展,使哈尼族人民當家作主的積極性進一步提高,促進了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在哈尼族地區,各民族互相尊重、互幫互學、互諒互讓,為實現各民族的共同進步和共同繁榮而奮斗。

  新中國50多年來,哈尼族地區的政治經濟建設取得顯著成就,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濟社會及文化教育得到了跨越式的發展。

  農業方面,新中國成立前,哈尼族地區生產力極其低下,以糧食種植業為主的原始、傳統農業十分普遍,生產落后,民不聊生。從新中國建立起,廣大哈尼族農民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因地制宜地改坡地為梯田,改旱地為水田,修建水庫,擴大灌溉面積。農業機械化程度有了較大提高,大部分地方實現了糧食加工機械化。各地新建了800余座電站,通電村社達到90%以上。農、林、牧、副、漁事業,也都有較大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哈尼族地區農業生產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農業科技推廣網絡逐步建立健全,對促進農業的長期穩定發展創造了條件。農村進一步穩定和完善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農村經濟正向建立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全面推進農村產業化方向發展。現今正大力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工業方面,過去,哈尼族地區的工業十分薄弱,僅有少量的礦業土法采冶和手工業作坊,現在已建立了冶煉、采礦、機械制造、化工、建材、能源、紡織、塑料制品、卷煙、食品加工等工業部門。

  50多年來,為改變哈尼族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落后的狀況,黨和政府狠抓基礎設施和重點項目建設,特別是交通、水利、通訊、能源等關系國計民生和關系國民經濟發展后勁的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大為改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1998年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公路通車里程11200公里,與1949年相比公路里程增加了80倍,從沒有一千米柏油路發展到1688公里柏油路,2005年,公路通車里程達1.77萬千米,還建成昆明至蒙自高等級公路;實現了全州13個縣市縣縣市市通柏油路,所有的鄉鎮和85.4%的行政村通了公路。全州累計建成水庫415座,總庫容93062.1萬立方米;全州鄉鎮全部通電,行政村通電率達89%;建成了程控電話、長途通訊數字化,初步形成了光纜、微波、程控、無線尋呼、移動電話、圖文傳真在內的現代通訊系統。

  在哈尼族地區,特別在紅河南岸山區,過去奸商盤剝,農民賣5斤棉花才能買回1斤食鹽,外地商人的1根針就能換走1只雞。新中國建立后,社會主義商業對發展經濟、保障人民生活供應等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改革開放以來,各地積極發展商品生產,努力搞活流通,商業網點遍及城鄉,繁榮了城鄉經濟,方便了生產和人民的生活。1979年到1998年,紅河州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12元提高到1237元,增長了10倍;城鎮職工人均年工資由1952年的422元提高到6599元,增長15倍。200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1991元,城鎮在崗職工人均年工資增至14819元。

  哈尼族的傳統文化十分豐富多彩,新中國成立后,文化事業才真正地發展起來,50多年來,已經形成了一個創作繁榮、演出興旺、文化交流頻繁、農村文化全面展開的良好局面。2005年,在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已有文化事業機構219個,其中藝術表演團體11個,圖書館15個,群眾藝術館、文化館15個、鄉鎮文化站141個,村文化室1000多個、博物館、文物管理所15個。在全州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三級群眾文化網絡。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縣,有文化館、圖書館、文工團、電影院、國營書店各一個,文化站10個。衛星電視地面接收站445座,電視覆蓋率達98%,廣播覆蓋率達100%。

  民族教育事業也有了很大發展。以哈尼族居住區綠春縣為例,1949年前只有一所小學,1952年有小學7所;2005年已有學校317所,其中中學10所、職業中學1所、小學145所、小學教學站159個、幼兒園2所。各級各類在校生38902人,其中中學生12095人,職業中學生833人,小學生24705人。80%的哈尼山寨都有了學校,99%以上的學齡兒童都已入學。現在,哈尼族不僅有本民族的大學生,而且有了碩士生、博士生。

  醫藥衛生事業逐步完善。過去哈尼族醫藥衛生事業十分落后,有病找“貝馬”(巫師)退鬼,或找為數極少的草醫治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先后建立了縣人民醫院、縣衛生防疫站、縣婦幼保健站、縣藥品檢驗所等醫療、防疫、保健、藥檢機構。墨江哈尼族自治縣,到2004年,有甲級衛生室45個,鄉村一體化管理的衛生室141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加合格率95.6%,到位資金867.5萬元;投資400萬元的人民醫院住院大樓竣工。2005年綠春縣共有醫療機構17個,村衛生室83個,初步形成了縣、鄉、村三級衛生保健網。哈尼族人民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哈尼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現在正在向著更為健康的道路邁進。

(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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