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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龍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獨龍族總人口為7426人(2000年),是我國人口較少的一個民族,也是云南省人口最少的民族。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以下簡稱為貢山縣)是獨龍族唯一的自治縣,獨龍族占全縣總人口的88.1%(2004年)。其中,處在獨龍江河谷的獨龍江鄉又是縣內獨龍族最主要的聚居區,下轄馬庫、巴坡、獻九當、迪政當、龍元、孔當6個村民委員會、42個村民小組,獨龍族占全鄉總人口的98.87%(2004年)。其余則散居在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維西傈僳族自治縣齊樂鄉的“俅扒卡”村和西藏自治區察隅縣的察瓦龍鄉。

獨龍族居住的獨龍江河谷,南北長約150多公里,東岸是海拔5000多米的高黎貢山,西岸是海拔4000多米的擔當力卡山。發源于西藏察隅縣伯舒拉嶺東南部的獨龍江,由北向南從山谷中間穿流而過。河床落差大、流速快,水能資源極為豐富。這里由于受孟加拉灣暖濕氣流的影響,雨量充沛,年均降雨量達3000~4000毫米,一年之中便有300天是雨天,成為東南亞三個多雨中心之一。但由于山高谷深、地形多樣,山頂與江邊山腳的氣溫相差很大,兼有寒、溫、熱三個氣候帶,垂直差異明顯,立體性特征突出。海拔3700米以上的山峰,每年積雪達六七個月;半山腰具有溫帶的氣候特點;河谷地區卻氣候較熱,年平均溫度在23攝氏度左右。山上覆蓋著大面積的原始森林,其中有禿杉、珙桐、桫欏、貢山三尖杉、瀾滄黃杉等珍稀植物。密林深處,動物繁生,各種飛禽走獸應有盡有,僅列入國家級保護的就多達49種,其中獸類29種,鳥類20種。屬于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的有13種,二級保護的有36種。此外獨龍族地區出產的山貨藥材很多,主要有黃連、貝母、當歸、茯苓、大黃、天麻、以及鹿茸、麝香、熊膽等。地下還有豐富的礦藏,已發現的有金、銀、鐵、銅、鉛、鋅、錫、硅、云母、水晶、大理石等。

歷史上獨龍族曾被稱作“俅人”、“俅子”、“曲人”、“洛”、“俅帕”、“曲洛”等,新中國成立后,根據他們歷來的自稱“獨龍”,被正式定名為獨龍族。

獨龍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語支歸屬目前尚無定論,但據語言學家孫宏開先生調查研究認為,與景頗語、僜語、珞巴語等語言相近,有可能劃為同一語支。獨龍語內部可分為兩大方言,即獨龍江的獨龍語方言和貢山丙中洛的怒江獨龍語方言。

獨龍族歷史上沒有文字,主要以刻木、結繩的方式記事和傳遞信息。20世紀50年代,緬甸的日旺人(獨龍族的一支)白吉斗.蒂其枯創制了一種以日旺話為標準語音點的拉丁文拼音文字—— “日旺文”,主要用來翻譯圣經,在當地群眾中使用。1979年,根據獨龍族人民的意愿,貢山縣文化館的獨龍族干部木里門?約翰在云南省少數民族語文指導工作委員會的龍乘云同志協助下,在日旺文的基礎上以獨龍江鄉孔當村公所一帶的話為標準音點創制了獨龍語拼音方案。1983年12月在云南省少數民族語文指導工作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上討論通過。1984年起在獨龍族干部群眾中試教推行,受到大家的熱情歡迎和支持。

歷史沿革

獨龍族的族源及民族的形成,時至今日還沒有較為清楚的脈絡及線索,但從語言系屬上來看,作為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獨龍族,應當來源于氐羌族群。歸納其民族內部所流傳的傳說,則主要有兩種:一認為獨龍族是土著民族。二認為獨龍族最初居住在怒江一帶,后因出獵偶然來到獨龍江河谷,看到這里不僅有寬闊的獵場,而且還有較為平坦的臺地,便陸續遷居至此,并逐步由北向南發展。在獨龍族約15個氏族中,有8個氏族的傳說都說來自怒江。而且從語言以及過去曾有過的文面習俗等文化特征來看,獨龍族與貢山的怒族也很相近。近年來大多數學者認為后一種說法比較可信。

獨龍江河谷在唐宋兩代屬南詔及大理政權管轄;元、明、清三代則為麗江木氏土司和麗江路軍民總管府統治。此間,在有關的漢文史籍中已開始出現了獨龍族先民的記載。如《元一統志》“麗江路風俗條”說:“麗江路,蠻有八種,曰磨些、曰白、曰羅落、曰冬悶、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盧,參錯而居”。當時的麗江路包括現在的麗江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迪慶藏族自治州南部等地,其西北與今西藏自治區相接。文中所載“撬”、“吐蕃”、“盧”正是“參錯雜居”于麗江路西部和西北部的獨龍族、藏族和傈僳族之先民。“撬”是“俅”字的同聲異寫。而在以往,都曾將俅(撬)居住的河流及地區稱為俅江和俅夷地,如現今貢山縣西部的獨龍江上游仍被稱為俅江。由此可見,元朝時的俅族正處于俅江一帶,以后又逐漸遷移到了下游的獨龍江流域。及至清代,道光《云南通志》卷一八五轉引《清職貢圖》如此記載道:“俅人,居瀾滄江大雪山外,系鶴慶、麗江西城外野夷。其居處結草為廬,或以樹皮覆之。男子披發,著麻布短衣褲,跣足。婦耳綴銅環,衣亦麻布。……更有居山巖中者,衣木葉,茹毛飲血。宛然太古之民。俅人與怒人接壤,畏之不敢越界。”雍正《云南通志》也曾有“俅人麗江界內有之,披樹葉為衣,茹毛飲血,無屋宇,居山巖中”的記載,還有乾隆《麗江府志略》以及其它史志中,也有許多類似的記載。這些記載集中反映了當時獨龍族人民的生產生活狀況。

清代中葉,獨龍江和怒江曾被劃分為兩段,分別受麗江木氏土知府所屬的康普土千總和葉枝土千總管轄。據清代余慶遠《維西見聞錄》記載,從1730年起,獨龍族人民被迫以黃蠟30斤、 麻布15丈、山驢皮20張為貢禮,每年按期向維西康普土千總納貢。后來,康普土千總把獨龍江上游地區轉贈給西藏喇嘛寺,由喇嘛寺通過察瓦龍藏族土千總向獨龍族人收取“超度”費,菖莆桶(今貢山縣)喇嘛寺亦來收取“香火錢糧”,而康普土千總仍照例征收貢物。每當土司屬官前來收取貢物時,除了要另建草房供其住宿,并以豐盛食物招待外,還必須強迫攤購沙鹽,實行不等價交換。如果貢物不足,便被強掠為奴。此外,東鄰的傈僳族奴隸主,也經常越過高黎貢山,擄掠獨龍族人當奴隸,激起了獨龍族人民幾代人前赴后繼的奮起反抗,終因力量對比懸殊而慘遭無情鎮壓,殘暴的奴隸主為此還先后殺絕了獨龍族的幾個家族。并強迫他們立石為盟、“永不反悔”,甘愿繳納貢物或以人抵貢,稱作“尸骨錢糧”,使獨龍族人世代深受著多重的剝削和壓迫,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1907至1908年,清王朝派麗江府阿墩子(今德欽縣)彈壓委員兼管怒俅兩江事宜的夏瑚(湖南人)巡視怒江、獨龍江一帶,他帶領隨員、向導、背夫共100多人從菖莆桶出發,翻越高黎貢山前往獨龍江,并沿路向邊境村寨散發鹽、布、針線等日用品,委派各地頭人擔任“伙頭”、“甲頭”等職,頒發“頭人”執照,下令停止當地民眾對土司、喇嘛及蓄奴主的一切貢賦,嚴禁土司擄掠邊民為奴。他還任命袁裕才、和定安為“怒俅總管”,取代了葉枝土千總和喇嘛寺對獨龍江地區的統治。這位歷史上以政府官員的身份進入此地的第一人,還將所到之處的風土人情寫成《怒俅邊隘詳情》,敘行程、記風土,詳細記載了獨龍族的居住環境、生產及生活狀況,并在第三部分中向清政府提出了加強邊務、開發邊疆的“十條建議”。這對西南邊疆穩定和增進民族團結都是十分有益的。

辛亥革命后,獨龍江劃歸菖莆桶殖邊公署統轄,1918年改為菖莆桶行政委員會公署。1933年又改為貢山設治局,并先后設立了公安局和區公所。民國時期政局混亂,獨龍族人民深受西藏察瓦龍土司和國民黨的雙重統治。國民政府為了加強對該地區的有效控制,在獨龍江推行了保甲制,共設4保,以每一行政村為1保,每一自然村為1甲,并任命當地族長為保、甲長,三年一換,除管理村社日常事務外,還要負責為國民政府征納稅收。

在反動統治的黑暗年代里,英勇的獨龍族人民曾多次掀起反抗斗爭。1932年因察瓦龍土司的管家欺侮到獨龍江挖貝母的怒族農民,引起了獨龍族人民的憤怒,他們聞訊趕來把土司管家捆吊在樹上。事后土司為了報復,加重了對獨龍族的稅收,不但雞、犬、牛、豬全要上稅,就連人的耳朵、鼻子也都要上稅。由此更加激發了獨龍族人民的反抗斗爭,一共堅持了3年之久,沉重打擊了察瓦龍土司的反動氣焰,最后迫使他取消了強加在獨龍族和怒族人民身上的各種苛派。設治局統治時期,由于肆無忌憚地敲詐勒索使獨龍族人民的生活如雪上加霜,更加困苦不堪,故而又激起他們不斷地開展了反對設治局的斗爭。

近代100余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魔爪不斷伸入我國西南邊境,大批帝國主義分子披著“旅行家”、“傳教士”的外衣,潛入怒江、獨龍江一帶,進行間諜活動。

1907年在怒江發生的“白哈羅教案”(參見傈僳族的有關敘述),就是當地藏族、傈僳族、怒族和獨龍族人民對法帝國主義進行的反抗斗爭。1913年,英帝國主義派遣武裝人員一行10多人以“勘測隊”之名,在英軍上尉布里查的帶領下從緬甸侵入獨龍江,到處抓夫、要糧要物、禍害百姓,還拷打并殘酷殺害了獨龍族漢子江勒奎,激起了獨龍族人民的強烈義憤,立即組織起來進行了堅決的反抗,他們斷絕了敵人糧源,并埋伏在“勘測隊”的必經之地——吉色魯溜索附近,當布里查爬上溜索滑到江心時,被獨龍族獵手的毒箭射中墜死江中,其余侵略者則被嚇得從原路倉皇逃出了國境,徹底粉碎了這支英國侵略軍企圖通過獨龍江進犯西藏的陰謀。

正是由于歷代反動統治的壓迫、屠殺以及近代帝國主義的欺侮,獨龍族人民災難深重,人口不斷減少,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僅剩下1700多人,幾乎瀕臨滅絕的境地。

1949年8月,貢山宣告和平解放。1950年3月,成立了貢山臨時政務委員會。同年4月,正式改為“貢山縣”。10月,成立了貢山縣人民政府。獨龍族人民從此獲得了新生。

獨龍語稱氏族為“尼勒”,意為同一祖先傳承下來具有血緣關系的共同體。大多數獨龍族人的氏族觀念已十分淡薄,已無共同的地域以及更多的政治經濟聯系而顯得十分松弛。只是以一種各兄弟家族所公認的祖先象征物留存在大家的記憶之中。氏族名稱也沒有圖騰的內容,多是以該氏族的某些特征來稱呼,有的還有一種超自然的象征意義。如20世紀50年代整個獨龍江流域所有的15個氏族中,有叫“木金”的,意為“天上誕生”;叫“當生”的,意為“紅皮膚”;還有叫“東勒”的,意為“性格暴躁”等等。有的本身就是地名,如“麻必洛”、“克勞洛”便是獨龍江上游兩大支流的名稱。“麻必”和“克勞”大概是原氏族的名稱,但其意義已不可考。而“洛”則是“河谷”的意思。氏族成員間有互相幫助及保護的責任,實行血族復仇制,任何一個成員受到外人的欺凌以至殺害,其他成員都有義務為他報仇。同一氏族內分出的家族之間不能通婚。

獨龍族的家族公社是由原氏族成員的不斷分裂(遷徙)而形成的,獨龍語稱為“其拉”或“吉可羅”,意為整體、全部的。截止20世紀50年代初,獨龍江流域共有54個家族公社。雖已處于解體階段而不再是完整的經濟單位,但較之原氏族組織仍在獨龍族社會生活中發揮著特有的作用。具體為:①每個家族公社有共同的地域,以山嶺、河谷、森林、溪流等劃分各自的界線,形成一個個自然村寨。一般來說,未經允許其他家族的成員不得遷入本家族領地內或墾荒、漁獵等。②每個家族公社都有一個自然形成的家族長(有的同時也是氏族頭人),稱為“卡桑”,一般都是由家族內輩分高、能說會道、較為富裕的男子擔任。卡桑同樣參加勞動,不得世襲,如果死亡或因故失去了威信,則另找新人代之。對內領導生產、主持祭祀、排解糾紛,對外負責納貢攤派、指揮作戰、訂立盟約。各家族公社之間獨立、平等、互不統屬。只有在共同反抗藏族封建領主和傈僳族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和掠奪時,一些近親的家族才會臨時結成類似聯盟的組織,較強大的家族成為聯盟的核心,其“卡桑”便是聯盟的領袖。有時會另產生一個軍事領袖,稱“甲卡”,作為“卡桑”的助手。一旦對外戰爭狀態結束,這種聯盟也就自行解散了。③家族公社內部禁止通婚,實行族外婚。④每個家族公社都有各自獨特的名稱,習慣用各地自然環境的特點來命名和稱呼。如,“孔當”家族意即一塊寬大的壩子。“龍棍”家族,意即石頭多的地方。當然也有用家族長的名字來命名的,如“木千王”、“木千圖”等。⑤家族公社成員的名字前須冠以家族名稱或父名(女兒還冠以母名)。例如一個獨龍族姑娘阿婻的全名是白麗(家族名)?丁板(父名)?頂(母名)?阿克洽(愛稱)?婻(排行)。因此只要知道名字,就能判斷出是哪個家族,誰的子女,以及排行第幾。而且女子出嫁后也不改其家族的姓。⑥家族公社通常包括兩三個以父系家長為主的原始共產制的大家庭,獨龍語稱為“宗”。 每一個大家庭一般包括父、子、孫三代,都有一個稱為“吉馬戛”的家長(有的同時也是家族長)。里面有好幾個火塘,代表著男子娶妻后實行火塘分居的小家庭,獨龍語稱為“卡爾信”。所有成員都要參加大家庭共耕地的勞動,收獲物歸大家庭集體所有。而屬于各個火塘(即小家庭)的少量土地,仍由大家庭成員協作共耕,收獲物則歸各火塘所有。大家庭中一般有兩種倉房:一種是被稱為“捧千”的用來統一存放大家庭里共同收獲物的大倉房,由年老的主婦管理。另一種則是以火塘為單位的各個小家庭自已的小倉庫,稱為“捧秋”。由小家庭的主婦來管理,主要是儲存小家庭糧物的地方。大家庭內部由各個火塘的主婦,先從大倉房中取出糧食輪流煮飯,吃完后再接著用小倉房里的,而各個小家庭不能拒絕,這已成為一種傳統的義務。吃飯時,通常由年長的主婦按人平均分配,不論大小哪怕是嬰兒也都要分一份。若老主婦不在,就依次由最年長的媳婦來分。這種“主婦管倉”、“主婦分食”等傳統做法,是獨龍族昔日母權制社會的遺俗,

20世紀50年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勞動日益個體化,一夫一妻制的個體家庭便從家族公社中分裂出來,成為獨龍族社會經濟的基本組織形式。小家庭包括夫婦及其子女,已很少三代同住。家庭內部男女地位基本平等,生產、家務以及子女婚姻大事一般是夫妻雙方共同協商而定。家長則由男子擔任。兒子婚后便要另立火塘與父分家,一個火塘就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單位。幼子則從父母共居,既是雙親的贍養者,又是財產的繼承人。

風俗習慣

1950年以前,獨龍族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過程原始和簡單,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生產工具十分簡陋,尚處于木、竹、鐵器并用的時代。在山地上戳洞點種玉米的尖竹器或尖木器,獨龍族稱為“斯木”,隨用隨丟。用于松土、鋤草的木勾(“高拉”),是用天然樹丫削尖制成,效率很低,也極易損壞,勞作時常常要同時帶上三四把以作備用。后來才在木鋤的尖端上鑲一道外地輸入的鐵皮,改造成為小鐵鋤(“恰卡”),效率提高了3倍,使用非常普遍。鐵砍刀(“夏木”)的傳入大約有一二百年的歷史,是獨龍族用來砍柴、開路、狩獵、蓋屋的“萬能”工具,但價格十分昂貴,當時要兩頭肥豬才能換到一把。而鐵斧(“溫爾”或“蘭貝”)約在80年前從緬甸傳入,一條黃牛也只能換來兩把,只有少數人家才有。

獨龍族的鋤耕農業極為簡單粗放。仍以刀耕火種為主,砍倒燒光、輪歇耕作,廣種薄收,還沒有發展到犁耕。耕地大部分是不固定的“火山地”和半固定的“水冬瓜地”,以及村寨房舍周圍的“園地”。

獨龍語稱火山地為“響木朗”,意為“刀子地”,是用刀斧砍燒樹木后利用灰燼作肥料進行耕種的天然林地。主要有森林的刀耕火種地、竹林的刀耕火種地和竹木混合林的刀耕火種地3種。火山地數量多、分布廣,大多集中在獨龍江兩岸陡峭的山坡上,一般要在種植一兩年后拋荒輪歇。按過去的習慣,火山地一般占有權并不固定,屬于生荒或輪歇期間,誰砍燒誰就可以種,這種情況也沿續至今。

作為半固定的耕地,“水冬瓜地”面積僅次于火山地,占第2位,獨龍語稱為“斯蒙阿麻”。其經營管理、生產操作與前者一樣。只不過這是一種人工培植樹林以蓄積肥料再砍燒的輪種耕地。獨龍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認識到水冬瓜樹生長快、枝葉茂盛,砍燒后比一般樹木肥力大,可連續輪種玉米、苦蕎、稗子或小米3年,便逐步在砍燒后的火山地上重種水冬瓜樹苗,等到5至6年長大后又再砍燒耕種。這比原來的做法前進了一大步,已經由簡單的砍倒燒光改變為通過人工栽培種植再造肥力的水冬瓜地。

至于村寨四周、房前屋后的園地,稱為“結白”。地勢較平,最為肥沃,但面積最少。采用鋤耕,不必拋荒輪歇。耕作較其它土地精細,主要種玉米、土豆、芋頭等。

不可或缺的經濟補充——采集和漁獵。由于農作物產量很低,一般一年糧食收入不夠全年所需,缺糧時期平均有三四個月,甚至多達半年以上。因此,必須靠采集和漁獵來補充。

采集在獨龍族的經濟生活中仍然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僅次于農業。當地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為人們提供了各種食用的動植物。獨龍族人一般根據季節的變化來采集應時野食。其中有被稱為“阿開”、“不里”、“打格勒”、“阿薄撥”、“木庫務”、“克龍”、“阿龍”、“阿波”等包括野苕、董棕、登木線根、小竹筍、竹葉菜、野蒜、大百合、魚腥草等20多種野生植物,多為塊根,莖、葉、花次之。有青頭菌、雞油菌、香菌、牛肝菌、松菌、干巴菌、蘑菇、木耳、銀耳、白參等20余種可食菌類。此外,捕捉各種野蜂、割蜂蜜、取蜂蛹、掏鳥蛋等也是獨龍族采集生產中的重要內容。由于畜牧業不發達,家畜飼養也僅限于數量極少的雞和豬,且多用于祭祀。肉食基本上只能依賴狩獵和捕魚所得。雖然這已不是主要的生產活動,但作為一種副業遠還沒有到完全被淘汰的程度,仍具有現實的經濟意義。

漁獵也是獨龍族生產活動的重要內容。獨龍江峽谷的深山密林里成群結隊的各種野生動物,為獨龍族人提供了豐富的肉食和皮毛。每個家族公社都有比較固定的獵場,多在高寒山區。主要的狩獵工具有:弩弓、竹箭、砍刀、獵狗等。狩獵活動一般多在冬、夏兩季進行,分為集體圍獵和個人狩獵兩種形式。所有獵物都按傳統習慣由大家共享,進行平均分配。

捕魚一般不分季節,但每年四五月河水暴漲到秋末則是捕魚的最佳時刻。過去還有專屬于各個家族的“魚口子”(魚場),大家只能在自己的“魚口子”里捕魚,捕獲的要平均地分給各個家族成員。現在已基本沒有了。人們可以任意沿江上下置網掛簍,所獲亦歸自己支配。獨龍族捕魚的方法很多,常用的可依據工具的不同分為:魚簍捉魚、夾網捕魚、魚叉叉魚、魚爪鉤魚、魚鉤釣魚、溜筒吸魚、魚壩捕魚、藥物毒魚等。

簡單實用的家庭副業。農閑時,獨龍族村民還常常會坐在屋外空地或火塘邊搞一些家庭手工業。如用藤、竹編織的籮筐、盒子、簸箕等各種器具;用簡陋的工具紡麻織布,方法簡單原始,麻織品種類很少,主要是常用的“獨龍毯”和綁腿。還有進行獸皮和樹皮的加工。

商品交換很不發達。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剩余產品極少,極大地限制了獨龍族交換的發展。沒有商品性生產,沒有出現脫離勞動的專業商人,也沒有形成集鎮,一般以物易物,互通有無。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在本民族內部進行的近似等價的交換;另一種則是與外族商人進行的,還常常受到一些奸商的欺騙剝削,是一種不等價的交換。

多種形式并存的土地所有制形態和耕作方式。與落后的生產力相適應,獨龍族在1950年以前對土地的占有和耕作形式,正處在由家族公有共耕向個體家庭私有自耕的過渡時期。主要有公有共耕、伙有共耕和個體私有自耕等形式。

公有共耕。獨龍語稱“奪木枯”,是全家族在共同占有的土地上共同耕種的形式。一般共耕地多為火山地。由家族長帶領全體成員共同商定生產計劃和勞動組織,各戶平均出籽種并使用自己的工具進行共同勞動,收獲物也平均分配給各個家庭自由支配。這是獨龍族歷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種集體耕地的形態。但后來隨著鐵制工具的逐漸增多,使個體勞動成為了可能,當初的這種家族公有共耕形式在勞動力使用和糧食分配等方面種種難以解決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日益影響著人們的生產積極性。于是逐步的被伙有伙耕和私有自耕所代替。到20世紀50年代,這種家族公有共耕的方式僅占全部耕地的4.8%,只是以往原始集體生產的一種殘余罷了。

伙有伙耕。稱為“奪木奢”,是同一家族成員幾戶伙同占有耕地,共出籽種、同出勞力,收獲物按戶平均分配的方式。共耕地有火山地、水冬瓜樹地。但所有權仍屬公有,共耕戶只有暫時的占有權和使用權。其規模一般是三五戶,最多七八戶。絕大多數居民家庭都分別參加了這種小集體,使當時的伙耕地面積占到總耕地面積的50%~80%,成為獨龍族社會主要的生產方式。這是原始公有演變為個體私有的一種過渡形態。

私有共耕及私有自耕。獨龍族的私有土地,一般是指屋前屋后的園地和村寨附近人工種植的水冬瓜樹地。園地雖屬個體家庭私有,但極少買賣,一旦遷居便隨之丟荒。而私人占有的水冬瓜地則較為穩定,可以傳給后人或轉借轉贈他人,甚至可以出售。只是這種買賣還未最終將土地商品化,僅處在一種原始的交換階段。價格十分低廉,也不需履行任何手續,兩三畝上好的刀耕火種地,也只需1斗糧食、1把砍刀或1頭小豬即可換得。雖然這樣,隨著私人占有土地的形成以及土地買賣的出現,還是進一步加速了家族公社的解體。

由于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這些屬于個體家庭私有的土地,除園地多為自耕外,大多數仍還采取“共耕”的形式進行耕種。在分配收獲物時,一種是按照共耕者所出勞動力和籽種的多少來確定其分配數量。另一種則是屬于較為穩定的共耕戶,故不論其投入多少,仍按平均分配的傳統原則共同分享。當然也還出現了一種共耕組合的分配形式,即由一方主要出土地及籽種,另一方則承擔主要勞動,而收獲物或對半分或讓前者得到三分之二。顯然這種方式已孕育著地租剝削的萌芽,只不過是在所謂“協作”或“互助”的名義下進行罷了。

獨龍族社會階級的初期分化。隨著土地私有制的不斷發展,也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貧富分化。當時的獨龍族社會已陸續出現了一些具有剝削性質的現象,主要反映在一定形式的雇傭勞動以及借貸關系的出現等等。一些家族長或富裕戶利用原始協作形式進行雇工剝削。如過去普遍盛行的“迪里哇”(意為大家來幫忙)原是無任何剝削的原始協作,可后來隨著貧富分化而在進行農業生產時已變味具有了剝削的因素。因為按照習慣在作“迪里哇”時,主人必須備有酒食以款待大家。可在現實生活中由于一般的貧苦農民無力舉行這樣的對等活動,而讓少數人家常常利用這一形式“招待”大家為他無償勞動,所創造出的財富遠遠超過那些酒食的價值。另外,還出現了一種類似雇傭短工的“戛木”現象,即主人將酬勞由原來的酒食改為給一定的糧食或生活用品。雇傭剝削的性質比“迪里哇”更加明顯。有的家族長或富裕戶甚至還雇請兒童來從事家務勞動,名義上以“養子”稱呼,可其生活待遇極低,常遭打罵,每年所得除去伙食也只能得到一件麻布衣服或少量的糧食。這種童工現象雖不太普遍,但可能就是家長奴隸制的萌芽。而在借貸關系上,借方已開始付給貸者一定的酬勞。一般所借貸的主要是糧食、工具以及牲畜,其中以借牲畜的居多。因為牲畜常常被獨龍族看作是最有價值的財富。凡借后償還時必須支付一定的利息,而計息的的方法通常是償還時的牲畜至少要比借出時大一拳(獨龍族還沒有一定的計量標準,習慣用拳頭來量大小),否則就要另付一定數量的糧食來彌補。所以,有不少富裕戶便通過借貸牲畜或工具來獲取更多的酬勞。

獨龍族青年男女社交自由,但在過去婚姻不能自主,必需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幼年訂婚的現象較為普遍。聘禮較多,一般是1頭黃牛(稱為“活牛”)或1頭豬、1口鐵鍋、1個鐵三角以及幾件首飾和毯子等(稱為“干牛”)。獨龍族的婚姻,通常經過訂婚、迎娶兩個階段。一夫一妻制的個體家庭雖然已逐步確立,但在婚姻制度上還保留著一些原始群婚和對偶婚的殘余,非等輩婚、妻姊妹婚、轉房制和家長多妻等多種婚姻形式并存,其中又以妻姊妹婚為主要的婚姻締結形式。而在婚姻結構上則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氏族環狀外婚集團,獨龍語稱為“伯惹”,意為“弟兄和姊妹的婚配”。即在固定的通婚集團中,甲氏族的一群兄弟可以與乙氏族的幾個姊妹同時或先后結成配偶關系,但乙氏族的男子卻不能娶甲氏族的女子為妻,從而有效地防止了血統倒流。

獨龍族人死后,絕大多數實行土葬,主要有棺葬和席裹葬兩種形式。棺材多用粗大獨木刳空而成。出殯時,尸體只能從特意撬開的地板下抬出,而嚴禁直接從大門送走,否則會犯禁而繼續死人。下葬必須選擇在早上太陽升起的時刻進行。墓地多在自家園地的附近,墓穴為長方形,男女的葬式均為頭朝北、腳朝南、側身面向東方。埋后不壘墳,葬完不再祭掃,家里也沒有祖先靈牌之類的象征物。少數患惡病死亡的則行火葬或水葬。獨龍江上游地區,還有專門對巫師進行的“房葬”或“棚葬”。一家有喪事,尤其是死者埋葬之日,全村都要停止勞動,而且本村寨人和遠近親友都還要來送糧食、雞、酒等物,以示對死者的哀悼。

獨龍族的傳統衣著十分簡單。男女一律袒露臂膀,小腿都纏裹麻布綁腿。男的斜披一條稱為“約德格仁瓜”的條紋麻毯,左右包抄到胸前拴結。胯部通常用麻繩系著一小塊叫“能布特連”的麻布圍兜著下體。左佩刀,右系篾籮。婦女用兩塊叫“其拉衣約瓜”的長麻毯圍身至膝,并包抄向前。自左抄右的,用繩緊緊系在腰間。從右抄左的,則披脫自如。通常是白天為衣,夜間做被。有的男子過去甚至只能在腰下圍一串樹葉。

獨龍族男女均散發,前垂齊眉,后披在肩上,左右蓋耳。過去都喜歡墜系耳飾和佩掛項鏈,現男子已極少系戴。過去女子有文面的習慣,獨龍語稱為“巴克圖”。一般在十二三歲時進行。文面時,先用竹簽或樹枝蘸鍋煙灰水在臉部描好紋型,干后,拿一根長有硬刺的老荊棘自上而下地對準臉上圖案,再用木棍輕輕敲擊沿紋路打刺。拭去血水,敷以鍋煙灰或一種深色的草汁并反復擦揉刺紋,使之滲入皮下。7天左右被刺紋處紅腫結痂,等創口愈合脫痂后所紋圖案呈青藍色,再也洗抹不掉,永遠留在臉上。文面的樣式因地區不同而各有差異,通常在獨龍江上游一帶是滿面文,即前額、雙頰、鼻梁及上下唇都刺有花紋;下游一帶則只在鼻尖刺一圈和唇下刺兩三路。對于獨龍族文面習俗的由來,人們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有人認為是獨龍族女子的成年禮;有的認為是美的追求以及避邪消災的需要,有人則認為是歷史上為躲蔽外族人擄掠婦女而來;有的還認為與獨龍族早已消失的圖騰崇拜物有著某種聯系。新中國成立以后,這種文面習俗已逐漸被獨龍族婦女所摒棄。

獨龍族的傳統飲食自然獨特。由于受社會經濟發育程度及周邊自然生態環境的影響,歷史上他們的食物來源較為匱乏,屬于糧食和野生植物各占一半的雜食型結構。主食品種不多,主要是玉米、土豆、青稞、稗子、蕎子、燕麥等,其中淀粉質食物常常占有絕大部分的比例。炊具簡陋,多為竹、木制成,再加上副食和調料的缺乏,故制作食物的方法也很簡單,大多沿用以往燒、烤、煮的烹飪方法。近年來隨著各種豆類蔬菜的陸續傳入,獨龍族的佐食習慣也有所改變。日常飲食一天只吃早、晚兩頓,早餐以炒面、燒烤土豆為主,晚飯多是吃玉米及其它雜糧。因條件所限獨龍族一般口味清淡,油鹽不多。好飲酒,喝的是自釀的低度水酒。凡親友來往、生產協作、婚喪嫁娶、宗教儀式和節慶活動等都少不了酒,酒在獨龍族社會生活中占有特殊的重要位置。每當有客人遠道而來或逢年過節,賓主都要相互摟著脖子,臉貼臉、嘴挨嘴地同時喝上一杯“同心酒”,以表達彼此間的友誼和忠心。另外,受附近藏族的影響還喜歡將茶葉、鹽和熬熟的動植物油混合在特制的竹筒里“打”茶飲用。

獨龍族的住所曾經歷過巢居、穴居等階段,后來才逐漸地告別了居無定所的情形。一般房屋大多適應山地環境和氣候特點,建造在獨龍江兩岸山腰的小型臺地和朝江面傾斜的小塊平壩上。一端搭接山地,一端臨空架設,全部基架柱腳都埋插在地下,穩定牢靠。房屋屬于竹、木結構的“干欄式”建筑,布局緊湊,防雨水和通風性能良好。一般在獨龍江中上游地區,因地勢高、氣溫低、平地和松林多,再加上受到藏族房屋建筑的影響,多是呈正方形的“木垛房”,結實耐住。下游一帶,江水西向,地勢漸低,氣溫稍高,多竹林且地形陡峻,故多為長方形的“竹篾房”,較為輕巧。在這里還可以見到獨龍族昔日聚家族而居的長形竹樓草房的殘存樣式。這是由原來的一間長寬大體相等的房屋,因男孩們不斷長大成婚而相繼在其兩側逐間加蓋延伸而成。彼此并列的各個隔間共用一個大屋頂,且相互銜接在同一個平面上。室內中間有通道直達長屋兩端供進出的兩個門,并延伸到晾臺。兩側便是兩排沒有門的小隔間。每間設一個火塘,也就是一對夫婦和子女日常生活的所在。老人則與未婚的子女共一個火塘起居。長房里的人都是直系親屬及其后代,他們共同勞動,共同消費,由從前的統一公共灶,過渡到了各個火塘輪流做飯的共食制。食物按人平均分配,并由主婦主管分食。而現在獨龍族沿江上下居住的主要樣式,則是一個家庭單獨建造的一所一間或兩間的房屋。

獨龍族唯一的傳統節日就是過年,獨龍語叫“卡爾江哇”。一般在農歷的冬臘月,即每年的12月到翌年1月間舉行,沒有固定的日期,具體由各村寨自己選定。節日的長短視食物的多少而定,約二三天或四五天。年前友好家族便以“口傳”、“結繩”或“刻木”等形式相互邀請,客人也會在過節的前一天如約而至。節日里,人們祭祀天鬼山神、“拋碗卜卦”、共吃年飯、唱歌跳舞以至通宵達旦……而最熱鬧、最隆重的就是剽牛祭天。獻祭的牛有時是較富有的人家捐獻的,也有由全村共同獻出的,只要有條件就非舉行不可。儀式開始時,家族長或巫師把牛牽來拴在場子中央的木樁上,給它背披上“獨龍毯”,角上掛上串珠。接著由主祭人點燃松明和青松毛,面向東方叩頭念祭詞。然后取下牛身上的毯子和串珠,兩個選好的獵手,手持長長的竹矛從兩頭邊舞邊跳進入場中,在場的人們一一給他倆敬酒,二人猛喝狂跳,四周群眾則圍成一個大圈邊唱邊舞,大小铓鑼一起敲響,整個氣氛越發熱烈。當牛被勇敢的獵手用鋒利的竹矛剽倒而死,眾人便在歡聲笑語之中,迅速地用大鍋把肉煮熟并平均的分給在場的每一個人,未到場的也按舊俗托人捎去一份帶皮毛的肉。牛頭則歸獵手,大家跟著他邊吃邊喝、載歌載舞,共祝人畜興旺,祈望來年人順糧豐。

此外,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獨龍族根據自己對生產過程和自然現象變化的觀察和總結,創造了一種適合于自身生產生活需要的歷算法,即根據月圓月虧、花開鳥鳴、草木生長、雨雪飄落、江河起伏等來計算年歷。從當年的大雪封山到次年的大雪封山算為一年,稱為“極友”。從月亮最圓的那天起至第二次月亮最圓時為一月,稱為“數朗”。獨龍江上游的獨龍族則以“龍”(意為“圓”,即月圓的意思)為基數來劃分每年的十二個節令,并據此安排各種活動。

“得則卡龍”(一月),意思是山上有雪,男子打獵,女子織布。無事可做的農閑季節。

“阿蒙龍”(二月),山頂還有雪,但江邊可以種土豆、小麥和青稞。

“阿暴龍”(三月),地上普遍發青,可以砍火山地和種土豆。

“奢九龍”(四月),鳥開始鳴叫,繼續砍火山,種南瓜等農作物。

“昌木蔣龍”(五月),各種鳥都叫了、花開了,開始種玉米、栽秧和稗子等。

“阿累龍”(六月),竹筍長出,薅草、挖貝母、捕魚等活動。

“布安龍”(七月),青黃不接,是饑餓月,上山采集。

“阿送龍”(八月),山上松葉發黃,種蕎子,吃青玉米,收小米和各種瓜類。

“阿長母龍”(九月),葉黃霜降,收玉米、割牧草。

“曹羅龍”(十月),是收獲月,山上始積雪,繼續收糧食,并搭架、修倉庫準備儲糧。

“總木加龍”(十一月),山上積雪變厚,是降雪月,收回最后的糧食作物,準備過冬的柴火。

“力哥龍”(十二月),江邊也開始有雪,女的忙著找柴,男的進山狩獵,并準備過年。

下游的獨龍族則采用“花鳥歷”,把一年劃分為花開月、鳥叫月、燒火山月、播種月、收獲月等10個季節。其節令不十分嚴格,天多天少不太固定,月大月小也只是相對而言,但對花開鳥叫等物候卻極為重視。每當桃花盛開,“戛高馬鞏”鳥鳴時,要及時播種。再到“崩得魯那”鳥叫時,則停止一切播種。

獨龍族地區民風古樸純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社會風尚世代相傳。由于高山積雪,經常和外界隔絕,人們遠行時攜帶的食品用具,往往為了避免往返負重之苦而暫掛在樹枝上或放在巖洞和哨棚里,回來時才逐袋取用,從無別人擅自拿走而丟失。大家尊老愛幼,生活雖然窮苦,卻沒有乞討之人,鰥寡孤獨、老弱病殘都能得到全村的無私幫助。他們認為“有了東西不給別人吃是最為可恥的”。此外,獨龍族人歷來團結互助,特別講究有難同當、有福同享,不管哪家起房蓋屋,全村都會主動登門無償相幫,不吃飯僅喝一點水酒。而婚喪嫁娶則不請自到,還帶來酒、肉、糧食等禮物。傳統美德蔚然成風。他們熱情好客,重信用、遵諾言。感情真摯、粗獷剛健,充分體現了獨龍族人民熱愛生活、勤勞善良的道德風尚。

歷史上獨龍族還沒有形成嚴密的社會組織和明文法規,但在其社會內部仍有一種世代相傳的原始習慣法,來作為待人處事的規矩、判別是非的標準以及調解內部矛盾的法度,并以此來維護傳統社會和人際關系的正常運行。一般處理糾紛由發生地的家族頭人來主持完成,解決的辦法主要有兩種:一是調解,常常用“點數說理”的方式進行;二是天斷神判,采用“撈油鍋”、“撈水鍋”等極端辦法,一般針對盜竊、債務、殺人、奸情以及婚姻糾紛等難以決斷的是非。而對于偷盜行為的處理最為嚴厲,只要證據確鑿一般可將偷盜者打死并抄光其全部財產;對婚姻糾紛,主要是追賠財禮,付出一定的物質代價;對打傷人的,則必須按程度輕重予以不同的物質賠償。

在長期與大自然搏斗和反抗歷代封建統治及外國侵略者的斗爭中,獨龍族人民還創作了具有本民族鮮明特色的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學作品。有代表性的神話傳說有《創世紀》、《大螞蟻把天地分開》、《嘎美嘎莎造人》、《獵人射太陽》、《洪水泛濫》等,不僅反映了獨龍族社會最初階段的生活及抗爭情況,還記述了獨龍族先民們對宇宙萬物和人類社會的種種看法與解釋,從不同側面生動形象地再現了古代獨龍族社會的真實面貌。有流傳較廣的民間故事《星星姑娘》、《魚姑娘的故事》、《姑娘與青蛙》等,想象豐富、構思奇特,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到了近代又增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內容及題材,如《反抗察瓦龍土司的斗爭》、《獨龍族人民狠揍侵略者》、《痛打土司管家》等。此外,獨龍族人民還結合社會生活和狩獵活動的實踐,創作了許多短小精悍富于哲理的寓言故事,如《兔子與老虎》、《貓和獅子》、《小兔和老熊》、《老虎同火賽跑》、《說謊話的狗》、《烏鴉和老虎》等。

獨龍族喜歌樂舞,特別善于通過“唱”和“跳”的方式來表達自身的思想感情,傾訴內心的喜怒哀樂。逢年過節、婚喪嫁娶、起房蓋屋、歡慶豐收等重要場合都要載歌載舞、唱歌對調。歌謠大多有感而發、簡潔明快。一般分為兩大類:一類被稱為“普”,語言含蓄難懂,講究字數齊整,上下兩句相同而對仗。演唱時融詩歌舞為一體,邊跳邊唱,踏歌而行。又因具體內容不同而細分為迎新年時唱的“老社普”、過年節時唱的“卡爾江普”、蓋新房時唱的“球木普”、辦喪事送亡魂“阿細”時唱的“阿細普”等。另一類稱為“門竹”,通俗易懂,極具生產生活色彩。兩類歌謠都有對唱、合唱和獨唱等形式,是獨龍族人民生活中最喜聞樂見的一種藝術活動。

獨龍族在萬物有靈的傳統觀念支配下,比較普遍地相信鬼魂的存在和作用。他們對自然界的認識和崇拜集中表現在對各種鬼魂的信奉與祭祀上。而“神”似乎還沒有完全從其鬼魂觀念里分離出來。認為人們一生中的所有禍福都是由鬼魂決定的。圖騰崇拜的遺跡已絕少可見,而祖先崇拜的儀禮活動迄今為止尚未發現,也沒有任何偶體偶像的供置和膜拜。盛行祭鬼、巫師(“南木薩”、“烏”等)治病、砍鬼和占卜等一系列巫術活動。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藏族的苯教以及怒族和傈僳族原始宗教觀念的影響。20世紀30、40年代,基督教傳入獨龍江地區后,下游的部分獨龍族群眾開始信教。

發展現狀

1949年8月,獨龍江地區和平解放。1950年相繼成立了貢山臨時政務委員會、貢山縣人民政府。為了從根本上改變獨龍族地區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貧困落后狀態,針對他們的社會歷史特點,黨和政府按照“團結、生產、進步”的工作方針,決定不在獨龍江地區進行土地改革運動,而是在國家和其他民族的幫助下,依靠廣大貧苦勞動人民,團結其他勞動人民,團結、教育和改造一切愛國的民族上層人士,通過大力發展生產,組織互助合作,逐步消滅原始落后因素和剝削因素,直接地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實現了生產關系的歷史跨越。

1956年10月1日正式成立了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孔志清作為獨龍族干部被選為第一任自治縣縣長。1991年8月,頒布了自治縣第一部地方法規《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自治條例》,2006年9月又對自治條例進行了第一次修訂并頒布實施。條例較好地處理了國家的統一領導和自治縣行使自治權的關系,加強了民族團結。同時更讓獨龍族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和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的自治權力得到了進一步保障。通過50年來的不懈努力,鞏固和發展了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新型的民族關系,為獨龍族人民各項事業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實施與完善,獨龍族干部隊伍不斷成長壯大。黨和政府非常重視獨龍族人才的選拔與培養,先后保送一批批獨龍族青年到北京、昆明、麗江等地進行政治、文化以及各種崗位技能的培訓,為州縣區鄉各級政府機關培養和輸送了大批的本民族干部。20世紀50年代以后,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又按照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方針和“德才兼備”的要求,通過在崗學習、學歷教育、長期培訓、掛職鍛煉以及跟班見習等多種形式,提高了獨龍族干部的科學文化水平和實際工作能力,培養了一批年富力強、思想解放、開拓進取的獨龍族優秀中青年干部,他們正以嶄新的姿態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管理著本民族本地區的事務。相繼培養出地廳級干部5人,縣處級干部10人,鄉科級干部31人。先后有11人當選為全國和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2人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5人當選為省政協委員,2人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大常委會副主任,2人為州政協副主席,1人則被選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候補委員。2001年,獨龍族在貢山縣的處級干部中有5人,占全縣同級干部的16.7%;在鄉科級干部中有22人,占了9.82%。2002年到2003年,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和關心下,省直部門還專門配置了獨龍族干部,這也是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第一次有獨龍族干部擔任省級部門的廳級領導職務。此外在其它各條戰線上,還有一批德才兼備的獨龍族干部正在積極地工作著。

新中國成立后,獨龍族人民的經濟建設事業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呈現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黨和政府首先大力幫助獨龍族人民解決其生產生活上的燃眉之急,進行了全面的救濟工作,每人發放單衣一套、棉衣一件、棉毯一床及生產工具和口糧等,逐步改變了過去那種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悲慘狀況。從1954年開始,當地黨委又因地制宜地制訂了獨龍江地區的改造計劃。給獨龍族群眾送來了犁頭、板鋤、砍刀、鐮刀、斧頭、玉米脫粒機和打谷機等鐵制農具近4000件。還選派各民族干部和技術人員,向獨龍族人民傳授先進的耕作技術,由原始的鋤挖變為牛耕,改造田地、開墾水田,逐步推廣適宜于當地自然條件的農作物新品種,并開始興修水利等等。從而使他們的生產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大大提高了生產力水平和農作物產量。此外,由于國家采取了適當降低商品銷售價和提高土特產品收購價格的補貼辦法,極大地促進了當地副業的發展,各種藥材、皮張等土特產品的收購量逐年穩步增長。過去獨龍族地區很少飼養大牲畜,現在政府扶持下,各地逐步養起了牛、羊和豬等家畜,人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改革開放和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后,隨著黨的工作重心逐步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獨龍族社會經濟的發展也開始進入到一個新時期,迎來了擺脫貧困、解決溫飽的新契機。根據黨和政府對邊疆民族工作的有關方針和政策,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在獨龍族地區實行了既不同于內地發達地區又有別于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政策,如免征農業稅和工商稅等等。同時又實行了“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包交提留;牲畜折價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等一系列有利于獨龍族經濟發展的方針措施,極大地激發了獨龍族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從而使其社會經濟又有了長足的發展。

商品經濟從無到有,民族貿易日盛一日。隨著交通狀況的不斷改善,一隊隊的馬幫運來了內地的生產、生活用品,獨龍族地區也便先后有了商店、郵電所、新華書店代銷處、電影放映隊等等,極大地豐富了獨龍族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國家有關政策的指導下,獨龍族地區封閉式的自然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到20世紀90年代,貢山縣已有25戶獨龍族的個體商業戶,主要從事縫紉、編織、飲食服務、物資販運、經銷日用百貨等,其中,獨龍江鄉政府所在地巴坡就辦起了10家個體購銷店。1991年,獨龍江上游的布卡旺村也有了個體經商者,其后馬庫、獻九當等地也先后出現了自己的生意人。更值得一提的是,下游的獨龍族還與緬甸人做起了邊境貿易,或直接出境進行商品交換,或與入境的緬甸人進行商品交易。不僅滿足了當地各族人民的生產生活需要,而且還使獨龍族人民逐步習慣了現代意義上的商品經濟生活。

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國民經濟實現快速增長。2005年,貢山縣國民生產總值為14151萬元,比1978年的343萬元增長13808萬元;地方財政收入1146萬元,比1978年的1.6萬元增長1144.4萬元,增長716倍;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814元,比1978年的107.24元增長706.76元,增長7.6倍,貧困人口則比1995年減少了10200人。

綜合扶貧工作取得顯著成效,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改善。1999年4月,云南省委和省政府選派由省民委、怒江州及貢山縣各部門的技術骨干組成的民族工作隊進駐獨龍江,協助獨龍江鄉黨委政府“手牽手”地幫助獨龍族人民搞建設,帶領群眾脫貧致富。同年底,在全鄉組織實施了安居溫飽和異地搬遷工程,經過3年的扶貧攻堅,解決了孔當村、巴坡村201戶999人的安居問題,并對迪政當村向紅社28戶和巴坡村斯拉羅社19戶共235人實施了異地搬遷安置,孔當村20戶人家則高高興興地搬進了“獨龍新居”。從2000年到2004年,僅國家民委和云南省民委就投入441.31萬元的專項經費,直接對獨龍江鄉進行綜合扶貧。通過國家的大力投入和幫扶,當地群眾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大為改善。到2003年,全鄉糧食總產量82.3萬千克,人均有糧214千克(含雜糧、飼料糧等)。年末大牲畜存欄1022頭(匹),年末生豬存欄1617頭,年末山羊存欄4075只。全鄉農村經濟總收入314萬元,人均經濟純收入533元,群眾的生產生活水平比之過去已有較大的提高。2004年起,自治縣又相繼被列為“全國興邊富民行動重點縣”和“云南省興邊富民行動工程實施縣”,全縣26個村委會中有12個獨龍族、怒族聚居村被列為人口較少民族扶持村。正是這些特殊扶持政策的實施,極大地提高了獨龍族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切實改善了當地的基礎設施條件,為促進獨龍族人民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事業的全面進步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成效顯著。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貢山縣各級黨委和政府始終高度重視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工作,建立健全各級機構對自治縣得天獨厚的物種資源進行了有效保護。同時還大力開展造林綠化工作,特別是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進和林業六大重點工程的實施,已落實了天然林保護工程森林資源管護面積393.5萬畝,完成公益林建設18萬余畝,退耕還林47000畝。森林覆蓋率由1984年的48.2%提高到現在的77.2%,全縣林業用地面積達到526.5818萬畝,占國土面積的80%,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之一,被譽為“世界野生動植物的基因庫”。

交通狀況日益改善。過去獨龍江地區山高水急,道路艱險,僅有荊棘叢生、崎嶇難行的“鳥路鼠道”時斷時續地延伸在深谷密林間。行路要用砍刀開辟,每遇到懸崖陡壁擋道而無法通行時,也只能攀藤附葛或靠層層立木搭扣的“天梯”艱難地上下。過往江河得從藤篾索道滑溜,或乘竹筏和豬槽船擺渡,或從藤篾橋上冒險通過,經常發生因藤斷、橋傾、翻船而落巖墜江的慘事。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國家的大力扶持下,貢山縣的交通從無到有,發展迅速。特別是1999年9月9日,國家投資近1億的獨龍江公路全線峻工通車,結束了全國56個民族中最后一個少數民族聚居區不通公路的歷史。截止2006年初,全縣公路通車里程達606.46公里,路網密度為13.46公里/百平方公里;跨怒江和獨龍江的吊橋共有23座,全長3195.2米;5個鄉鎮已全部通公路,26個行政村中有24個通車,通村公路率達96%。

廣播電視和通訊事業也取得長足進步。從2000年起,相繼在獨龍江鄉6個村委會所在地安裝了電視地面衛星接轉站,并配置了電視機,從此獨龍族人民終于可以通過電視了解到外面的精彩世界。2004年10月2日,地處怒江大峽谷深處的貢山縣獨龍族縣長高德榮,在千百年來一直處于閉塞狀態的獨龍江畔用手機向黨中央和國務院報告了當地衛星移動電話正式開通的喜訊。與此同時,全縣各族人民載歌載舞,歡慶獨龍族人民的聚居地——獨龍江鄉結束了無電話的歷史,一步跨入到數字移動通信時代。 及至2005年,全縣郵電業務總量達到257.4萬元,分別擁有程控電話用戶3096部、移動電話用戶7543戶。

水利水電事業日新月異、方興未艾。特殊的地理環境及豐富的降雨造就了貢山極為豐富的水利資源,境內共有中小河流42條,全縣水資源總量為576.09億立方米,水能可開發裝機容量達65萬千瓦。但在新中國成立前,貢山的水利水電事業仍近乎于空白。新中國成立后,黨和人民政府積極扶持當地群眾興修水利、開渠引灌,大力發展農田水利。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財力的不斷提升,國家也不斷加大了對農田水利建設的投入。截止2005年,貢山縣共建成水利工程175件,累計完成投資1050萬元。與此同時國家還不斷加大農村人畜飲水工程的建設,2005年全縣累計建成人畜飲水工程153件,架設引水管線272千米,修建飲(蓄)水池1340個,總蓄水量達2500立方米,完成投資775萬元,解決及改善了25075人、38461頭(只)大小牲畜的飲水困難。此外,過去貢山縣沒有一座水電站,人們只能“照明用松明火把,生產靠人力畜力”。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的關心支持下,1962年,貢山縣建成第一座微型水電站。此后又陸續修建了多座小型水力發電站,用電結構也從過去的單一照明發電發展成少量的生產用電。到1990年,隨著獨龍江麻必當電站的建成投產,全縣四鄉一鎮政府駐地及其附近地區部分居民的生活用電基本得到解決。1996年貢山縣被國務院列為全國第三批農村水電初級電氣化試點縣。1999年,根據國家“村村通電”的要求,獨龍江鄉馬庫、孔當、獻九當、龍元、迪政當等村委會所在地的5座微型水電站相繼建成發電,全縣基本實現了農村初級電氣化。到2005年末,自治縣共有小(微)型水電站10座,總裝機容量為7097.5千瓦,年發電量達到1680萬度。過去獨龍族人民“白天靠太陽,晚上靠火塘”,而今銀光閃閃的燈火照亮了沉寂千百年的獨龍江大峽谷,也溫暖了獨龍族人民的心。

旅游業后來居上,發展迅猛。獨龍族聚居的貢山縣,屬于世界自然遺產“三江并流”的核心區,這里山高水險、風光壯美,奇花異草、姹紫嫣紅,珍奇異獸種類繁多,是集神奇雄偉的自然景觀和獨特神秘的民族文化風情于一體的旅游勝地。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發展旅游業以來,旅游業已逐漸成為自治縣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增長點。“十五”期間,全縣立足于資源優勢,遵循市場規律,著力打造“三江明珠”世界級旅游精品,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2005 年, 全縣接待游客總人數達到10.2萬人,實現旅游總收入3049.4萬元,比“九五”末分別增長了5倍和5.8倍,平均每年翻一番,有效地帶動了第三產業的發展。

教育事業突飛猛進,日益興旺。過去獨龍江河谷兩岸沒有一所學校,獨龍族長期處于刻木結繩記事和傳遞信息的狀態,只能通過長輩們言傳身教的原始教育方式把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和生產經驗傳授給下一代。新中國成立后,獨龍族人民的文化教育事業有了飛速地發展。1952年3月,獨龍江興辦了第一所小學——巴坡小學。1969年又在孔目(今孔當)小學開設了附設初中班,即后來的獨龍江中學,也稱為貢山縣第四中學。到2001年,獨龍江鄉共有小學17所,在校學生737人,其中獨龍族學生733人,全鄉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7.5%,小學畢業升學率94.3%。而在整個縣中,獨龍族在校小學生894人,中學生207人,入學率97.5%,小學完學率82.3%,小學畢業升學率為88.2%,初中完學率56%,青壯年文盲人數逐年減少,初步達到“普六”要求。并且還實施了“三免一補(即免學雜費、書本費和住宿費并補助一定的生活費)”計劃和九年制義務教育。在各個學校中,獨龍族教師約占一半左右。獨龍族人民不僅有了自己的中學生,有的還被推薦到內地上大學,逐步造就了新一代具有文化科技知識的各類人才。據不完全統計,新中國成立以來獨龍族已先后培養出碩士研究生1名、大學本科畢業生11名、專科畢業生29名。還有90多人先后從中等學校畢業。此外,還擁有了自己的副教授、助理研究員、主治醫師、主管護師、主管藥師、農藝師、圖書館館員以及其他專業技術人員。

醫藥衛生事業不斷進步。獨龍族地區過去缺醫少藥,面對鼠疫、霍亂、天花等惡疾流行,也只能求巫師殺牲祭鬼或坐以待斃,常常弄得不少人家家破人亡,甚至造成整個村寨的人們都被奪去了生命。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非常關心獨龍族人民的身心健康,1950年初,專門組織了巡回醫療隊深入到獨龍族地區,宣傳衛生知識,送醫送藥上門。接著又相繼設立和配備了各級衛生所、醫療室和衛生員,形成縣、鄉、村三級醫療防護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貢山縣的衛生事業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時期,2006年,全縣共有醫療機構9個,衛生專業技術人員183人,每千人擁有衛生技術人員5.38人;有病床140張,每千人擁有病床4.12張;還有村級衛生室26個、鄉村醫生45人,專門負責所在村預防、保健和基本的醫療服務。縣、鄉醫療單位業務用房面積達12848平方米,其中新建的獨龍江衛生院總面積為376平方米,總投資60萬元。此外醫務人員的醫療技術水平在不斷提高,縣鄉鎮醫院都不同程度地配備了各種現代化的醫療器械,傳染病、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獨龍族人民的身體健康有了保證。

文化事業蓬勃發展,欣欣向榮。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千里邊疆文化長廊建設、興邊富民等工程的相繼實施,極大地促進了獨龍族自治地方文化事業的全面繁榮。縣、鄉、村三級文化網絡已基本建成,文化藝術隊伍不斷壯大,反映獨龍族人民新生活的優秀作品層出不窮。其中音樂作品《獨龍族人民懷念周總理》被云南人民廣播電臺采播;組照《獨龍人》獲云南省“民族杯”攝影大賽一等獎;由獨龍族有關人員創作的《獨龍江上架金橋》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二等獎;獨龍族畫家李友祥的作品《獨龍山寨》獲1982年第二屆全國少數民族美展二等獎。1991年貢山縣文化館被文化部授予“全國先進集體”的光榮稱號。此外,為了使獨龍族的傳統文化得到有效的保護與傳承,“九五”和“十五”期間,相繼編輯了第一本獨龍族文字書《漢語獨龍語對照課本》、《貢山各族民間故事》一二輯,協助有關部門完成了對民族音樂舞蹈和民間文學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在全縣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文化普查,出動30人次,收集了800幅圖片資料,整理形成了3萬多字的書面成果,為民族傳統文化保護項目的申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06年,獨龍族語言、獨龍族民歌、獨龍族年節“卡爾江哇”、獨龍江鄉獨龍族傳統文化保護區被列為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

2005年5月,國務院通過了《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2005—2010年)》,明確提出:采取措施,切實解決全國22個人口較少民族在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幫助他們加快發展。云南省委、省政府又在認真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和有關部署的同時,立足省情實際,明確提出“絕不能讓任何一個民族掉隊”的口號,制定下發了《關于采取特殊措施加快我省7個人口較少特有民族脫貧發展步伐的通知》,決定將7個人口較少民族作為《云南省農村扶貧開發綱要》的重點,集中人、財、物力,加大扶持力度,全面實施“溫飽和農業產業化扶貧、基礎設施建設扶貧、科教扶貧、民族文化扶貧和人才培養扶貧”五項工程,力爭到2010年實現全省人口較少民族聚居區村村通公路、通電、通水、通廣播電視,所有農戶和群眾有房住、有衣穿、有飯吃、有錢用、有書讀,基本消除茅草房及危房的“四通五有一消除”目標。這又使獨龍族人民獲得了千載難逢的大好機遇,他們滿懷信心,決心在黨的正確領導下,緊緊圍繞“生物經濟強縣、礦電經濟興縣、民族文化旅游活縣”的三大目標,按照“抓好生態,打牢基礎,培植產業,開辟財源,強縣富民”的發展思路,保“兩庫(動物基因庫、植物基因庫)”,保生態,著力培育生物、礦電和旅游三大支柱產業,以更快的速度進一步改變自己的面貌,早日達到當地中等發展水平的目標,并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奠定堅實的基礎,不斷開創獨龍族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新局面,最終使獨龍江峽谷變成富強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山鄉。(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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