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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我國的怒族共有28759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瀘水(原碧江縣) 、福貢、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以及迪慶藏族自治州的維西縣和西藏自治區的察隅縣等地,與傈僳族、獨龍族、藏族、白族、漢族、納西族等民族交錯雜居。怒族也是一個跨國而居的民族,在鄰國緬甸的克欽邦北部高黎貢山區及恩梅開江上游地區也有怒族居住,估計人數約有3萬多。

怒族自稱“怒蘇”(瀘水),“阿怒”(福貢)、“阿龍”(貢山)和“若柔”(蘭坪),自認為是怒江和瀾滄江兩岸的古老居民。他們可能有兩個來源:瀘水縣(原碧江縣)一帶怒族自稱“怒蘇”,與今日大小涼山的彝族自稱“諾蘇”音義均相同,元代文獻把他們和今西昌、昭通一帶的彝族就統稱為“廬鹿蠻”,而福貢、貢山縣的怒族則可能來自怒江北部貢山一帶自稱為“阿龍”或“龍”的古老居民。這部分怒族和獨龍族在古代有著密切的親屬關系,至今貢山怒語和獨龍語還可以通話。由于長期交往,這兩部分人在怒江區域逐漸接近,相互影響和相互融合,逐漸發展和形成今日的“怒族”,但他們各自還保留著自己的某些特點。

怒族地區江河匯聚,萬山重疊,瀾滄江、怒江、獨龍河自北而南縱貫境內。怒江東岸為碧羅雪山,西岸為高黎貢山,峭壁千仞,雪峰連綿。怒江河谷低陷,海拔僅800米左右,河谷與山巔相差達3000多米,形成我國著名的怒江大峽谷。

這里的各種資源非常豐富。山間密布著蔽日的原始森林,流域森林面積150萬公頃,僅高黎貢山和碧羅雪山兩大原始森林的木材儲量即達1億3千萬立方米,主要林木有云南松、云杉、鐵杉、冷杉等。林中棲息著虎、豹、熊、馬鹿及菁雞、巨鷹等珍禽異獸。地下蘊藏著銅、鐵、鋁、水晶石、云母等礦藏。經濟林木有漆、油桐、核桃等。還有名貴的藥材如黃連、貝母、青木香、天麻、鹿茸、茯苓、熊膽等。現在,這里已被列為三江并流國家森林公園的一部分來加以重點保護。

這里氣候溫和,雨量充沛,適宜于各種農作物生長。由于地勢陡斜,怒江水量、流速與落差都很大,水利資源發展前途廣闊,水能蘊藏量1226萬千瓦,年發電量可達741億度,是工農業生產現代化的巨大能源。

怒族使用怒語。怒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方言間差別很大,貢山怒語與福貢怒語、瀘水怒語三者之間不能互相通話;但貢山怒語與獨龍語卻比較接近,基本可以通話。由于和傈僳族長期共處,怒族人民普遍會說傈僳語。怒族沒有本民族文字。過去土司、設治局傳遞公事,派伕派款,村寨械斗,締結盟約,買賣土地、奴隸等,均以木刻為憑。現在大都使用漢文。

歷史沿革

從怒族地區搜集到的許多新石器遺物和有關傳說來看,怒族在16世紀以前可能還處于新石器的晚期階段,當時除使用石鋤外,還使用木鋤和竹鋤。16、17世紀除用石鋤為工具的農業生產外,采集和狩獵還占很大比重。清胡蔚本《南詔野史》載:“怒人,居永昌(今保山)怒江內外,……,射獵或采集黃連為生。”當時他們還處于父系家族公社階段,土地主要屬于家族公社公有,由成員共同耕種。

怒族地區從8世紀起,先后受云南的南詔、大理政權管轄。元、明以后屬麗江納西族木氏土司統治。17世紀開始,怒江怒族除受麗江木氏土知府所屬的維西康普土千總和葉枝土千總統治外,還受察瓦龍藏族土千總和喇嘛寺及蘭坪菟峨白族羅姓土司的管轄。此外,遷入怒江地區的傈僳族頭人也開始強占怒族土地,甚至掠奪人口作奴隸。這樣,怒族人民不僅要向納西、藏、白各族土司和喇嘛寺繳納貢物,而且還要受傈僳族統治者的壓迫剝削。與此同時,怒族社會內部也不斷分化,族內也出現了家庭蓄奴。有的蓄奴戶從獨龍族地區通過放債換取奴隸,然后再轉賣到其他地區。這種蓄奴現象,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國初期。

18世紀中葉以后,社會生產力較前有所發展。清余慶遠《維西見聞記》記載:怒族“覆竹為屋,編竹為垣,谷產黍、麥,蔬產薯蕷及芋,獵禽獸以佐食。”“人精為竹器,織紅文麻布。”農業有各類作物,手工業也有了相當發展。

辛亥革命后,民國政府于1912年在怒江地區先后成立菖蒲桶(貢山)、上帕(福貢)、知子羅(碧江)等三個“殖邊公署”,后改為行政委員公署。1928年至1933年,民國政府又將三個公署改為設治局,步步加強對怒江地區的統治,對人民橫加各種苛捐雜稅,使怒族和其他各族人民進一步陷入了苦難的深淵。

有壓迫就有反抗。歷史上,怒族人民曾不斷掀起反對壓迫的斗爭,其中較大的有:1746年參加傈僳族弄更帕領導的反對清朝官吏和瀘水土司的斗爭;1801年參加以傈僳族恒乍繃為首的反清及反康普土司的斗爭;1935年福貢的傈僳、怒等各族人民又舉行聯合武裝起義,殺死了設治局長等人,燒毀了所有檔案、稅契、債簿,并占領設治局近一個月,迫使設治局不得不下令減少賦稅。

怒族人民積極參加抵抗外來侵略的斗爭,為維護祖國統一與邊疆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19世紀中葉以后,英國殖民者以緬甸為據點,不斷向云南怒江地區侵略擴張,美、德、法等帝國主義者也接踵而至。他們披著“傳教士”、“科學家”、“探險家”的外衣,從事各種間諜活動,嚴重地影響到我國邊疆安全,激起了怒江各族人民的憤恨。怒族人民連續不斷地掀起了反帝斗爭。1907年,貢山爆發了傈僳、藏、怒、獨龍等族人民參加的反對白哈羅天主教堂法帝國主義者橫行霸道的斗爭。1937年福貢木古甲一帶的怒、傈僳族人民又聯合起來焚毀該村的教堂,拒絕向帝國主義分子售糧和帶路,不準他們再從事破壞活動。

1942年到1944年,日本侵略軍進犯瀘水縣,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許多怒族群眾參加了“福碧瀘練游擊自衛隊”(即福貢、碧江、瀘水及當時保山屬的練地),開赴前線,浴血奮戰,有力地支援了滇西北戰場的全面勝利。

怒江地區各族人民在長期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中,始終團結一致,互相幫助,對保衛祖國邊疆,促進怒族人民的生產與生活,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前,怒族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分布在蘭坪菟峨公社和少數散居在維西縣的怒族,生產和生活水平與漢、白、納西等族相似,早已進入封建社會。瀘水、福貢、貢山的怒族,社會發展則比較遲緩。私有制雖已確立,并開始有了階級分化,但土地占有不集中,還保留著原始公社制的殘余。

怒江地區的怒族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社會生產力水平還很低。新中國成立時期,怒族主要的生產工具有砍刀、小鐵鋤(即怒鋤,在木鋤尖端包上小鐵皮)、小鐵犁等。量少質差,多數仰給于蘭坪、云龍、維西等縣的漢族和白族商人。竹、木工具仍大量使用。目前,在怒江流域,怒族群眾所使用的生產工具已有了很大的改進,種類已有所增加,尤其是鐵犁得到普及,不過,受到耕地類型的制約,傳統農具依然廣泛使用。農作物有玉米、蕎子、大麥、青稞、土豆、紅薯及豆類。耕地分“火山地”、鋤挖地、牛犁地和水田四種。火山地用刀耕火種,鋤挖地用怒鋤挖種,都是不固定的耕地;牛犁地和水田是固定的耕地,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漢、白族進入怒江后才開墾的。怒江兩岸的怒族平均火山地和鋤挖地共占耕地總面積的50%以上,說明不固定的耕地占多數。農業技術比較粗放,一般很少中耕除草,不施肥,播種后即等收獲,所以產量低,玉米畝產約150斤,每人每年平均口糧不到200斤。缺糧時不得不把狩獵、采集作為生產的補充部門。怒族自制弩弓,幾乎每個青壯年男子都人手一張,箭頭涂有毒藥,是狩獵和戰斗的主要武器。

怒江怒族社會分工不明顯,手工業和商業還沒有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家庭手工業有織麻布、編竹器、制木器、打鐵、釀酒等。織麻布是婦女的工作,主要供自用,有剩余才拿到市場上去以物易物。編制竹篾器是男子的主要手工勞動,家用的木碗、木勺,也由男子制作。瀘水少數怒族會修補和打制簡單的鐵刀、鐵鋤等工具,在農閑季節進行。怒族人民家家會釀酒,且多能豪飲。原來在買賣土地和奴隸以及債務中,大都以黃牛、鐵鍋作為貨幣的等價物,進行計算。1929年以后,瀘水的知子羅、福貢的上帕等地辟為定期集市,半開銀元、銅幣、紙幣才開始流通。怒族中也出現了一些季節性的小販。

怒江怒族的土地所有制,新中國成立前既有原始公社公有制,也有個體的家庭私有制,以及伙有共耕制的過渡形態。瀘水、福貢在怒江西岸較古老的怒族聚居的村寨,保有較多的原始公社制殘余,在這里還存在著以血緣為紐帶的父系家族公社的殘余現象。如碧江原第九行政村有10個家族公社,分住10個自然村,每個公社都有公共的土地,主要是高寒山區和未開墾的荒地,本公社成員可自由開墾使用,但不能買賣。至于已開墾的土地,私有地已占總耕地面積的四分之三,公有地只占四分之一。土地私有制已居主導地位,但伙有共耕還很盛行。歷史上由于民族間的矛盾而引起的遷徙,對怒族由家族公社過渡到農村公社,起過一定的作用。古老的家族公社遷入了別的成員,破壞了家族公社的血緣關系,使之逐漸發展成為地緣的村社。

貢山一區和福貢、瀘水的怒江東岸地區,由于民族間的交錯雜居,一般村寨不僅包括不同家族的成員,也包括不同民族的成分。在這里形成了以地緣為紐帶的農村公社。這些村寨還存在著土地所有制的二重性,既有私有制,也還保有村寨公有的山林和未開墾的土地,雖然這種公有地只占很不重要的地位。根據1953年在瀘水縣知子羅、普樂、老母登,福貢縣鹿馬登、閣利亞及貢山縣丙中洛、候芒等七個鄉、村的調查,共有怒族469戶、2069人,總耕地面積7568畝。這里不僅土地私有制已經確立,而且隨著地主經濟因素的發展,土地的買賣、典當、租佃等關系日益增多,在土地占有上也已出現逐步集中的現象。與此相適應,社會階級也有了分化,469戶中,分化出富裕戶16戶,占總農戶的3.4%,中等戶占37%,貧苦戶占59.6%。占總農戶3.4%的富裕戶,占有土地總面積的13%,占有土地為貧苦戶的5倍,表明土地已開始向富裕戶集中。

有的地區,富裕農民還通過原始互助形式“瓦刷”(傈僳語,意為“將工收集在一起”),進行變相的雇工剝削,也有直接雇傭長工或短工以及通過高利貸進行剝削的。個別地區還有“養子”形式的蓄奴制殘余。

怒族在很久以前即已形成以父家長為主的一夫一妻制個體家庭,但同時,原始的氏族、家族以及村落公社仍然不同程度的保存著。有些地區如碧江原第九行政村、普樂鄉、老母登鄉則還比較顯著地保存著氏族組織和圖騰崇拜,氏族血緣紐帶還起著維系整個氏族共同利益的作用;福貢木古甲、固泉等村的怒族則還明顯地保存父系大家族組織,一個村落基本上是由一個父系家族組成的;有些村落如知子羅、老母登、普樂、果課等則是由幾個不同的氏族及家族組成的,這樣便形成了許多村落公社。

怒江怒族村寨不論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公社,或以地緣為紐帶的農村公社,個體家庭已構成了社會的經濟單位。如碧江九村的10個家族公社,每個公社都包括10至20戶的個體家庭。公社有家族長,稱“阿沙”,后來的村社長也沿用這一名稱。阿沙不是正式選舉產生的,一般都以輩分較高、有威信、受尊敬的長者擔任,職責為處理公社內外公共事務,調解成員間的糾紛。阿沙通常兼作公社中的巫師,主持宗教祭祀。

家族之上的氏族,在怒族社會里只是名義上的存在,并只有一些殘余現象。碧江怒語稱氏族為“起”,福貢怒語稱氏族為“休戚”,貢山怒語稱氏族為“勒”,即同一個始祖所傳的后裔都可稱為一個氏族。氏族保有一些圖騰名稱,各個氏族對于他們的氏族圖騰都有各種不同的傳說。碧江原第九行政村四個家族分屬兩個氏族,一個蜂氏族叫“斗霍”,另一個虎氏族叫“達霍"。這兩個氏族在歷史上有密切關系,還殘留有共同的祭祀崇拜儀式。氏族中實行父子連名制,其形式與今日大小涼山彝族及元陽縣哈尼族的父子連名制相同。斗霍氏族能追溯到四十一代祖先的名字,約一千年的歷史。但貢山、福貢兩縣的怒族沒有氏族圖騰與父子連名制,在社會組織、生活習俗上與碧江怒族都有一些差異。

各個家族公社或村社,基本上是一個獨立單位,互不統屬,各自為政。家族公社碧江怒語稱之為“谷”,福貢怒語稱之為 “體康”,即為同一父系祖先所傳的后裔所形成的一個共同體。如碧江第九行政村“斗霍”、“達霍”兩個氏族之下又分為“俄皮谷”、“俄哈谷”、“俄則谷”、“俄衣谷”等四個父系大家族;福貢木古甲鄉努族的“仆納慶”氏族之下又分為“次邦”、“谷乃比”、“夏鄂”、“拉騰”、“西子里”等五個“體康”。村落公社碧江怒語稱之為“坑”,貢山怒語稱之為“克恩”。村落公社作為一個社會和經濟的組織,它具有下列特征:各個村社都根據山嶺、溪谷等作為疆界,每一個村社一般包括兩個以上的不同氏族和不同家族的成員組成,其他成員遷入村社內居住必須征得村社頭人的同意,村社成員通過共同占有耕地,互相協作,共同承擔這種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義務而密切聯結在一起;村社成員享有自由開墾共有荒地、捕獵野獸和采集野菜的權利,有共同的節日和習慣法準則,祭祀共同的山靈和樹神,政治上是由各氏族和家族長組成臨時性的“村社會議”,共同推選一個首領擔任村社頭人。

歷史上曾有過氏族或村寨聯盟,如在遇到人身傷害或重大敵對行為時,受害的一方可以“血族復仇”的方式向對方發出木刻,通知舉行械斗,具有血緣親族關系的同一氏族、同一家族甚至同一村落的成員都有義務參加械斗。此時如遇有整個氏族、家族的行動,則往往以血族友好的幾個氏族或家族結成暫時性的軍事聯盟,來共同抵御敵方。如1880年至1900年間,福貢木古甲、固泉、木楞三村曾聯合起來,與傈僳族發生過四次較大的械斗事件,但事后這種聯盟也就解體了,表明家族、村社之上還沒有產生過永久性的組織。

1912年前,怒族內部除了氏族及村社頭人“阿沙”之外,還有維西康普、葉枝土司(納西族)委派的伙頭,這些伙頭大都是原來的氏族、村社的頭人。1908年,清官員夏瑚為了消除土司的影響,重新委派一批怒、傈僳族頭人充當“怒管”或伙頭,但各“怒管”、伙頭仍然互不相屬,照舊是一些以村社為單位的獨立小集團。1912年云南地方政府的殖邊隊進駐怒江后,建立了行政委員公署,并從1914年起逐步實行保甲制度,把原來的怒管、伙頭委任為鄉、保、甲長,原來較為分散的“怒管”及伙頭制度逐漸被統一在保甲制度下。

基督教傳入后,某些信仰基督教的氏族、村社頭人又成為教會的“馬扒”(傳教士)或“密枝扒”,這樣又形成了政治和宗教兩位一體的頭人制度。

風俗習慣

?怒族男女服飾多為麻布質地,婦女一般穿敞襟寬胸、衣長到踝的麻布袍,在衣服前后擺的接口處,綴一塊紅色的鑲邊布。年輕少女喜歡在麻布袍的外面加一條圍裙,并在衣服邊上繡上各色花邊。男子一般穿敞襟寬胸、衣長及膝的麻布袍,腰間系一根布帶或繩子,腰以上的前襟往上收,便于裝東西。怒族男女都注意裝飾,婦女用珊瑚、瑪瑙、料珠、貝殼、銀幣等穿成漂亮的頭飾和胸飾,戴在頭上和胸前。耳上戴珊瑚一類的耳環,喜歡用青布或花頭巾包頭。男子蓄長發,用青色布包頭,裹麻布綁腿,喜歡腰佩砍刀,肩挎弩弓和箭包。怒族主食為玉米、養子等。貢山北部怒族還從藏族那里學到種植青稞、燕麥,食青稞面。少數怒族受藏族生活方式影響,有時也吃酥油糌粑。副食除雞、魚、豬、羊、牛肉外,還有獵獲的野味。怒族普遍喜歡吃飯菜合煮的較稠的飯粥,將野味一起煮在里面,鮮美可口。怒族男女均喜飲酒,并喜歡豪飲。怒族住房分木板房及竹篾房兩種,在木樁上鋪設木板或竹篾席建成。一般都為兩間,外間待客,并設有火塘,火塘上安置鐵三角架或石三角架,供燒飯之用。內間為主人臥室及儲藏糧食,不許外人進入。

建國前,怒族的婚姻以一夫一妻制為主,少數頭人和富裕戶也有多妻的。各地較普遍流行轉房制。男子婚后,便在父母住房附近另建新屋,與父母分居,并分到少量財產。但小家庭在生產生活上仍然與父母及整個家族保持著共同耕作及相互協助的義務。幼子與父母同住,父母死后,所遺土地、牲畜、房屋主要歸幼子繼承。世系按父系計算。碧江怒族實行的父子連名制,是計算世系和財產的重要標志。貢山的怒族有重喪的習俗;福貢、碧江怒族的先民行火葬,有氏族墓地。現行土葬。

發展現狀

1950年春,怒江全境和平解放,怒族人民的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和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關懷、支持和幫助下,在怒族廣大群眾的艱苦奮斗下,怒族地區各方面均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實現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跨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自治權利的保障不斷加強。怒江解放后,在瀘水、碧江、福貢、貢山分別建立了人民政權,首先保證了各族人民政治上的平等地位。黨和人民政府為怒族無償地發放了口糧、種子、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初步解決了群眾的困難,促進了生產的發展。1954年8月成立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區,包括碧江、福貢、貢山、瀘水四個縣,1957年1月改為自治州,將蘭坪縣劃入。1956年10月1日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成立,使怒族人民得以更廣泛地參加各種政治活動。1989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頒布了《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自治條例》,1991年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又制定實施了《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自治條例》。怒族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有了法律保障。

為徹底改變怒族地區的社會面貌,黨和政府針對怒族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在不同地區采取不同的方法幫助怒族人民實現社會改革,和全國人民一道逐步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在蘭坪菟峨地區的怒族地區,通過土地改革運動和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先后實現了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在碧江、福貢、貢山的廣大怒族地區,黨根據這里的社會經濟情況,采取在國家和先進民族的幫助下,發展生產,逐步消滅階級剝削和原始公社制殘余,通過辦合作社,向社會主義過渡。從1953年起,開始了對山區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黨從內地派來了大批干部,組成了民族工作隊,廣泛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傳授和推廣先進的技術和工具;積極幫助怒族人民發展生產和創辦文化教育、衛生事業。同時,政府撥出了大批款項,購買農具、耕牛及籽種,無償地發給貧苦農民;對興修水利、開荒、開水田、發展副業等,也都給予了專款補助。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怒族的生產力,怒族的耕地逐步固定,生產方式由刀耕火種轉為精耕細作。在這個基礎上,從1955年起,在條件較好的鄉建立了200多個互助組,后來又分期分批地試辦了一批合作社,在1958年實現了農業合作化,于1969年建立了人民公社。

怒族干部隊伍茁壯成長,成為怒族地區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骨干力量。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成立之初,黨和政府就在怒族聚居的鄉村中,開始發展了一批黨員,建立了黨支部,幾年間,普遍建立了黨和共青團的組織。一批本民族干部擔任了領導職務,到20世紀70年代,怒族干部已有300多人。改革開放以后,怒族干部隊伍不斷發展壯大,結構不斷優化。如在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截止2005年,怒族副科以上干部59人,副處以上領導有5人(其中正處1人)。還有多名怒族干部群眾當選為各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

農業生產取得長足發展。現在的怒族,在其他的兄弟民族的幫助下,生產力得到發展,生產技術也不斷提高。怒族有了自己的農科員,他們根據怒江的情況培育出了新的品種,不失時機的舉辦諸如水稻種植培訓班、薄膜栽培技術培訓班等農村新科技、農業特色產業知識培訓班。科學種田的意識已在部分怒族中扎了根,種植的農作物也越來越多。怒江原來沒有的動植物品種也在政府的幫助下引種成功,豐富了怒族人民的生活物資。特別象油桐一類的經濟作物現在已成為怒江經濟增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去沒有水利可言的山坡旱地,現在修鑿了溝渠,開出了水田。糧食播種面積大幅增長,糧食生產成倍的增長。以2005年怒江州為例,全州投資3.32億元用于人飲、退耕還林、天保、水利等農業基礎設施等項目。完成良種推廣、科技推廣面積155.25萬畝;解決了26個鄉鎮、1224個自然村、2.14萬人的飲水困難;新建、擴建、加固、維修農田水利設施1296處,新增灌溉面積3628畝,改善灌溉面積15.57萬畝;新建基本農田、地7424畝。全州農作物播種面積123萬畝。糧食總產量16.38萬噸,是解放初期的5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2倍;農民人均純收入1034元,是解放初期的43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13倍,累計解決了22萬群眾的溫飽問題。

怒族地區傳統的經濟結構的變化極為顯著,開始向多元化、產業化方向發展。工業、手工業、商業等已從農業中分離出來。過去“手無寸鐵”,連一根鐵釘也不會制造的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建起了農具廠;整個怒江自治州有了十幾個行業的幾十個工礦企業,也有了自己的企業家。工業從簡單的手工操作方式,發展到已擁有礦業、冶金、森工、能源、機械、飲料、農機制造和副食品加工等民族工業體系。另外,第三產業也有了很大發展。2005年,怒族聚居的怒江州全州生產總值達24億元,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近150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43倍。怒族集中聚居區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的經濟發展尤為引人注目。自1956年自治縣成立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黨的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經過全縣各族人民的團結拼搏,貢山各項事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2005年,全縣國民生產總值為14151萬元,比1978年的343萬元增長13808萬元;地方財政收入1146萬元,比1978年的1.6萬元增長1144.4萬元,增長716培;自治縣的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取得了“跨世紀式”的發展,全縣出現了民族團結、邊疆穩定、邊防鞏固、社會發展、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和提高的大好政治局面。

怒族地區的交通變化最為顯著。新中國成立前,崖陡路險,山封江鎖,交通極端閉塞的怒族地區,1949年后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現在已經修通了劍川-蘭坪、瓦窯-碧江、碧江-福貢-貢山的公路。在滾滾的怒江、瀾滄江、獨龍河上,建起了近二十座長虹似的鋼索吊橋,并打通了危巖險道,修整了大量驛道,使“巖羊無路走,猴子也發愁”的峽谷天險,變成了通途。據統計,僅1951—1961年間,怒江的驛道就發展到2000多公里,是1949年以前所修驛道的3倍多。1954年怒江還建起了第一個民間運輸管理站,從1956年開始怒江開始修建第一條公路,到1984年怒江共建成了58條公路,通車里程總長為883.5公里。到2003年,怒江州已建成各類公路2861公里,修筑橋梁375座,開挖人馬驛道3300多公里,實現了縣縣通油路,村村通路率達70%以上。從自治州首府六庫沿怒江而上,10多個新興的小城鎮像一串珍珠,把全長300多公里的怒江大峽谷點綴得格外美麗迷人。

鄉鄉通郵通報,村村信件可達,怒江州農村基本上實現了程控電話村村通。到2003年,電信固定電話用戶達4.7萬戶,移動電話覆蓋率為90%,移動電話用戶達6.419萬戶。互聯網也延伸至鄉鎮。新中國成立前邊遠封閉的怒江沒有一個電燈泡,怒族人民“白天靠太陽,晚上靠火塘”。 怒江州成立初期,只有一座裝機容量14千瓦的小型電站。2005年全州已建成水電站47座,裝機容量為6.3萬千瓦,農戶通電率達68.5%。沉寂千百萬年的大峽谷如今燈火輝煌,晶瑩剔透。

教育事業突飛猛進。新中國成立前,怒族地區文化教育非常落后,國民黨設治局統治怒江幾十年,只培養出一、二十個小學生。1949年怒江和平解放的時候,政府在怒族地區接管的學校僅一二十所,怒族在校學生只有71人。新中國成立后,從內地調來教師,撥款創辦學校,初步實現了縣有中學,公社和大部分生產隊有小學的教育體系,約有80%以上的適齡兒童進了學校。改革開放以來,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怒族的教育又取得輝煌的成就,有了自己的專家、學者、教授、工程師、農藝師、醫生、作家、教師、文藝工作者等等。進入21世紀,怒族教育又取得長足的進展。到2003年,全州各級各類學校1158所,是建州時的18倍,在校生79947名,是1954年的26.7倍。據2000年人口普查統計顯示:怒族在15歲以上的人口中,文盲人口0.64萬人,文盲人口比率為32.02%,與1990年相比,文盲人口減少了0.24萬人,文盲率下降了23.18%。6歲及以上人口受過小學以上教育的占63.80%,受過初中以上教育的占22.68%,受過高中及中專以上教育的占7.59%,受過大專、大學教育的占1.20%。平均受教育年數4.91年,比10年前增加2.18年。隨著國家義務教育階段“三免”和“兩免一補”政策的實施,怒族的基礎教育必將迎來更大的發展。

怒江的醫療衛生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迅速,已建成一個遍及州縣區鄉的醫療衛生保健網絡。新中國成立前,怒族的生存環境十分惡劣,醫療衛生狀況非常落后,疾病肆虐,痢疾、傷寒、霍亂、天花、十分流行,嚴重影響著怒族人民的身心健康,制約著怒族社會的發展。1943年,原碧江縣怒族聚居區的知子羅鄉曾因天花流行,全鄉90多戶400多人中就死絕12戶,死去100多人。新中國成立后,在原碧江、福貢、貢山已建立了一個州醫院和三個縣醫院,公社、大隊初步形成了一個醫療衛生網,基本控制了瘟疫疾病的流行。改革開放以來,民族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更為迅猛。到2003年,全州已建立了州、縣、鄉、村四級醫療衛生網,有各類衛生機構85個,鄉村醫療點288個。多發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群眾醫療條件有了較大改善。

怒族地區的社會文化事業得到全面繁榮發展,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新局面。20世紀五六十年代,黨和政府便開始在怒族地區積極籌建了文化館、圖書館等文化事業機構,初步建立了州、縣、鄉、村四級文化網絡。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隨著“千里邊疆文化長廊建設工程”、“興邊富民”等工程的實施,怒族地區各類文化機構、隊伍和文化設施不斷發展,文化工作者業務素質不斷提高,文化藝術隊伍不斷壯大,極大地促進了怒族社會文化事業的進步。廣播電視進村入戶,2003年,全怒江州廣播覆蓋率達81.6%,電視覆蓋率達86.64%。截止2006年,全州共有54個文化事業單位;文化事業人員369人,其中怒族28人,具有副高職稱2人、中級職稱3人初級職稱10人;僅貢山獨龍族怒族治縣一縣就已有專業藝術表演團體1個,專業文藝表演30人,業余的文藝表演團體58個,從事文學、藝術創作的達200多人。

怒族傳統文化也得到了保護和傳承。“十五”期間,貢山縣進行了全面科學系統的文化普查,為怒族傳統文化保護打下了基礎。目前,怒族“仙女節”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怒族“若柔”語言、民歌“哦得得”、舞蹈“達比亞”、“仙女”節也被列入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還成立了貢山縣丙中洛鄉怒族傳統文化保護區。

怒族文學藝術創作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文學、藝術精品不斷涌現。20世紀五六十年代,怒族文學家李衛才創作的《怒江在歌唱》首次參加全國少數民族業余文化匯演就獲獎;《歌聲飛出心窩窩》被云南省、中央廣播電臺錄制成唱片,唱遍全國。由怒族攝影師拍攝的組照《獨龍人》,獲云南省“民族杯”攝影比賽一等獎。舞蹈作品《怒族姑娘織永奪》也曾獲省級創作三等獎。1980年后,怒族的文學事業獲得進一步的發展,怒族民間文學工作者更多地嶄露頭角,許多作品發表于省內外報刊上。“九五”、“十五”期間,《貢山各族民間故事集》、《民間十大集成》,以及《怒族民間故事》、《福貢民間文學集成卷》等的編輯出版,對推動怒族民間文學的發展更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更為可喜的是,一些怒族民間文學工作者還將觸角深入到文學創作領域。

群眾性文體活動豐富多彩,群眾文化蓬勃發展。在怒族聚居的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50年來先后舉辦群眾性文藝演出680余場次,參加各類州級、省級調演128次,在第三屆中國藝術節上榮獲省文化廳和省民委授予“文藝表演二等獎”。縣文工隊(現為“三江明珠藝術團”)積極開展文化“三下鄉”活動,50年,來共舉辦過演出1250場,觀眾達35萬人次。文博事業欣欣向榮。1993年,縣圖書館獲得“云南省先進圖書館”稱號。2004年,農村電影管理站被國家廣電總局、國家文化部授予“農村電影放映先進集體”稱號。先后有6位電影放映工作者,被國家廣電總局、文化部授予“中國電影誕生100周年從影50年以上電影工作者”、“優秀電影放映員”等榮譽稱號。

民族體育運動蓬勃開展,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得到重視和弘揚。1949年后,隨著怒族社會的發展,原本是生產生活技能的蕩秋千、過溜索、射弩等活動逐漸演化為怒族的體育活動。射弩這一運動甚至在全國也極有競爭力,過溜更是其強項,該項運動在全國第五屆少數民族運動會上曾被列為表演項目。射弩、秋千等傳統民族體育項目在全國性比賽中共獲得金牌3枚,銀牌多枚,還到日本進行了表演。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改善。隨著“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云嶺自然生態保護區”、“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遺產”的建設和保護,以及農村沼氣建設和節能改灶、退耕還林、治理水土流失等重點生態工程以及人畜飲水工程的順利實施,怒族地區生態環境得到良好保持,人民居住生活環境得到極大改善。怒族人均壽命由1990年的56.80歲增長到2000年的62.06歲。云南省政府和怒江州政府還通過實施“興邊富民三年行動計劃”,加大對怒族等人口較少民族的扶持力度,完成整村推進扶貧重點村331個村,31266戶特困農戶告別了茅草房和杈杈房,共解決了7.4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全州農村特困人口基本實現“應保盡保”,初步建立起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體系。2005年,怒族地區新增就業崗位3816個,1.17萬人參加養老保險,1.23萬人參加失業保險,3.36萬人參加醫療保險。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怒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顯著的改善和提高,人民收入增長明顯。怒族城鄉居民的衣、食、住、行均有較大的改善,消費水平逐年提高,消費結構不斷變化,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耐用消費品已進入普通怒族人家。2005年,怒江州農民人均收入1049元,是1998年的737元的1.4倍,是1953年的23元的45.6倍。在怒族聚居的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農民人均經濟純收入814元,比1978年增長7.6倍。

進入21世紀,怒族地區面臨著難得的歷史機遇。2001年,國家把怒族等22個人口在10萬人以下的少數民族確定為人口較少民族,在農田、水利、交通、教育、衛生、農村廣播電視、集鎮建設等方面進行扶持,并著重解決這些民族的農業發展、行路、上學、吃水、就醫、看電視、聽廣播等突出問題,怒族和周圍各民族一道走進了共同繁榮發展的新時代。2005年,怒族聚居的怒江州人均GDP突破600美元,圓滿完成了跨越400美元溫飽線的基本目標。同年,國務院通過《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2005-2010)》,決定采取各種優惠措施,加大資金支持力度。云南省也積極采取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2005年9月制定了《云南省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2006-2010年)》,并將其納入納入“十一五”規劃,促進云南怒族、獨龍族等7個人口較少民族又快又好發展。胡錦濤總書記2006年在云南考察時強調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加大對人口較少民族的扶持力度,促進人口較少民族改變落后面貌、過上富裕生活,真正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惠及各族群眾的民心工程。”目前,各項優惠措施和幫扶項目正在有條不紊地推進。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康莊大道上,怒族人民和全國其他民族一道,正在用自己的雙手創造著美好富裕的幸福生活。(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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