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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土家族總人口為8028133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我國湘、鄂、渝、黔交界地帶的武陵山區。其中,湖南省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順、龍山、保靖、古丈等縣,張家界市的慈利、桑植等縣,常德市的石門等縣;湖北省主要分布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來鳳、鶴峰、咸豐、宣恩、建始、巴東、恩施、利川等縣市,宜昌市的長陽、五峰兩縣;重慶市主要分布在渝東南的黔江、酉陽、石柱、秀山、彭水等區縣;貴州省主要分布在黔東北的沿河、印江、思南、江口、德江等縣。

  土家族所居住的地區,屬于山區丘陵地帶,海拔多在400-1500米之間,境內山嶺重迭,崗巒密布,主要的山脈有武陵山、大婁山、大巴山等。其中,武陵山脈橫貫其間,分布區域最大,酉水、澧水、清江、溇水、武水、烏江、郁江、貢水(忠建河)、唐崖河等河流縱橫交錯。這里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具有發展農、林、牧、副、漁業的良好條件。經濟作物有甜菜、苧麻、棉花、油桐、油茶、茶葉等,其中油桐、油茶是土家族地區多種經營中的主要項目,在土家族人民的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經濟林木有松、杉、楠、柏等。此外,貴重的藥材、水產與地下礦藏也很豐富,珍貴的娃娃魚是聞名中外的特產。

  土家族自稱“畢茲卡”、“密基卡”或“貝錦卡”,意為“土生土長的人”。歷史上,土家族先民被侮稱為“蠻”或“夷”。宋代以前,居住在武陵地區的土家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一起,被侮稱為“武陵蠻”或“五溪蠻” 。宋代以后,土家族就單獨被稱為“土丁”、“土人”、“土民”或“土蠻”等 。改土歸流后,隨著漢族移民的增加,“土”、“客”、“苗”往往對舉,以對武陵地區的土家、漢、苗三族進行區分。“土家”作為族稱,是在較晚時期出現的。民國時期的《咸豐縣志》將土司后裔的“支庶之家”稱為“土家”,而將當地漢族移民稱為“客家”。土家族大姓主要有向、彭、田、覃、譚、冉等。

  土家族的語言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接近彝語支,分為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除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瀘溪縣潭溪鄉的土家族操南部方言外,其余土家族均操北部方言。土家族沒有本民族文字,長期以來使用漢文。絕大多數土家人都通用漢語,部分人兼通苗語,目前只有酉水流域永順、龍山、來鳳等縣的部分土家人會說土家話。

歷史沿革

  關于土家族的族源,說法不一。

  一說是古代巴人的后裔。認為從《十道志》等書的記載和唐代劉長卿、劉禹錫等人反映湖南風習的詩詞來看,“巴人”的確廣泛進入湘東北、湘西和沅、湘流域;今湘西土家族自稱“畢茲卡”(“比茲卡”),歷史上巴人聚居與活動區域內的有些地名,讀音與“比茲”近似;巴人的姓名、族名等,也有些和“比茲”的讀音近似;巴人和土家族都有關于虎的故事與神話;巴人崇拜白虎神與土家族相同;巴人與土家人的姓氏一部分相同。

  一說是古代由貴州遷入湘西的“烏蠻”的一部。此說根據《溪州銅柱記》說:“蓋聞牂牁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認為土家族來自貴州。貴州境內一直有“比茲”族,如民國《大定縣志》卷五謂:“比濟系白羅羅之名,因號其地為比躋,久之訛為為畢節”。元代的《經世大典 招捕總錄》的《八番順元諸蠻》篇中也說今貴陽、惠水之間有“必際”一族。“比躋”、“必際”,當即“比茲”,和土家族的自稱相近。據歷史記載,中唐以后,“越嶲”一帶的“烏蠻”曾入貴州 。“兵敷出,侵地數千里” 。當地土著一部分被其征服,就是“白羅羅”稱謂的起源,一部分與他們進行長期的斗爭,最后被迫遷入湘西和云南。“土家”這個名稱即是對新侵入的“烏蠻”而言。土家族的語言與西南彝族比較接近,也是土家族來自貴州的一個佐證。

  一說是唐末至五代初年(910年前后)由彭瑊率領的從江西遷居湘西的百藝工匠的后裔。一部分人在沅陵定居下來,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又由沅陵蓮花池遷往湘鄂西山區,披荊斬棘,開山辟嶺,繁殖生息。

  一說是以自古以來就定居在湘鄂渝黔邊境的土著先民為主體,融合了其他一些部族的先民而形成的,特別是構成湘西土家族主體的是湘西古代土著居民。主要證據是:其一,從湘西地區所發掘的文化遺址來看,湘西地區早在公元前4000多年前即有人類棲息;其二,土家族人自稱“畢茲卡”,即“本地人”之意,稱苗族為“白卡”,即“鄰居的人”之意,稱漢族為“帕卡”,即“外來的人”之意,這一語言現象說明土家族和苗族是湘西地區土生土長的古老居民;其三,從土家族巫師“土老司”的祭祖唱詞和擺手舞的歌詞來看,傳說中的土家族祖先遷徙都在酉水流域回旋,并未越過大江大河和經過長途跋涉。

  近年來,土家族多元來源說為大多數人所認同,即以古代巴人的兩支——廩君蠻和板楯蠻為主源,融合當地土著和進入該地區的漢人、濮人、楚人、烏蠻等族群共同構成。可以斷定,大約自唐末五代以后,土家族這一穩定的人們共同體開始逐漸形成為單一民族。

  早在周王朝時期,土家族地區就開始了行政建置,巴被封為子國。秦滅巴,統一六國后,在巴人住地設巴郡、南郡和黔中郡。從唐至宋,中央政府對土家族地區實行任用當地首領進行管理的統治政策,史稱羈縻政策。在唐王朝“樹其酋長,以鎮撫之”的懷柔政策下,“雜側荊、楚、巴、黔、巫中”諸蠻紛紛歸附。從元代起,封建王朝開始在土家族地區建立土司制度,到明代日臻完善。土司制度是一種軍政合一的組織。受中央王朝任命的土司、土官實行封建世襲制,土司既是政治上的統治者,擁有一定數量的武裝;又是各自區域內最大的封建領主,土民與土司是一種人身隸屬關系。元至清初,中央政府在土家族地區設立了數十個土司,以永順土司、保靖土司、桑植土司、容美土司、散毛土司、施南土司、忠建土司、酉陽土司、石柱土司和思州、思南土司影響較大。自清雍正五年開始,清政府在土家族地區實行“改土歸流”,即廢除土官統治,委派流官治理,到乾隆末年,基本完成。改土歸流后,中央政府對土家族地區實行與中原地區相同的政治體制,在湘西設立永順府,轄永順、宣恩、咸豐、來鳳、利川、建始六縣和鶴峰州、長樂縣,渝東南設立酉陽直隸州(轄酉陽、秀山)和石柱直隸廳;黔東北設有思南府(轄印江、安化和沿河彈壓委員)和銅仁府。在府縣以下,用保甲制代替原土家族的基層組織“旗”。

  土家族在歷史上與漢族接觸較早。據史籍記載,五代梁開平四年(910年),土家族人民即以農業生產為主,并喜漁獵,不事商賈。生產時,男女一樣勞動,伐木燒畬(即刀耕火種),播種雜糧,不施肥,不灌溉,待地力盡時,再轉移他處,另行開墾,農業產量低。

  在漢族的影響下,冶煉和手工業都有相當發展。后晉高祖天福五年(940年),土家族上層統治者彭士愁就和楚王馬希范在溪州(今永順)會溪坪結盟,鑄銅柱為記。銅柱重五千余斤,高一丈二尺,周圍約三、四尺,六棱中空,銅質皎潔發光,刻字十分精巧??。銅柱是否出自土家族,尚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土家族接受了漢族先進生產技術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

  隨著農業生產的逐漸發展,土家族與漢、苗等族的商業貿易也有了發展。五代時,溪州人購買漢貨,漢族人民收購土特產,彼此互通有無。這時土家族地區的生產關系主要是封建領主經濟。彭士愁就是食邑三百戶的封建領主。在封建領主的統治下,大部分良田沃土為“土官”、“舍把”、“頭人”所分占。封建領主通過勞役地租和實物地租等形式,對廣大農民(農奴)進行殘酷剝削和壓榨,特別是封建統治者為了密切與歷代中央王朝的關系和取得更多的“回賜”,以鞏固其封建統治,殘酷地剝削轄區內勞動人民,將剝削來的部分財物,向封建王朝“納貢”。到了明代,這種“納貢”、“回賜”的次數更加頻繁,規模也日益擴大。隨著這種“納貢”、“回賜”的往來,民間貿易也有較大的發展,漢族商人、農民大量遷入,大大促進了土家族地區經濟的發展,使之逐漸接近當地漢族的水平。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加以漢族地區封建地主經濟和文化影響的不同,土家族的經濟發展呈現不平衡現象。12世紀初,鄂西土家族地區地曠人稀,少數占有大量田地的富豪之家,為了滿足自己豪奢生活的需要,多方引誘漢族農民遷去開墾,規定:凡漢人承耕土地,只要本人提供勞役,不需全家服勞役;所開墾的土地與蓋的房屋,可以買賣;客戶死亡,妻女可以改嫁;憑文約付貨款,不隨便勒索等等。這些規定客觀上對土家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漢族農民的遷入不僅帶去了先進的生產工具,也帶去了豐富的生產經驗。這時,鄂西土家族地區已出現了土地買賣現象,地主經濟逐漸發展起來,與封建領主經濟同時并存,而在湘西土家族地區封建領主經濟仍占統治地位。

  明末清初,土家族農民已大量使用從漢族地區輸入的各種先進農具,如鐵鏵犁、鐵鐮、鐵耙等,還學會制造與使用“蜈蚣車”、“沖筒”、“水磨”、“水碓”、“水碾”等。在漢族地區地主經濟的影響下,土家族地區土地買賣盛行,封建領主開始用剝削來的財富,四處購買土地或侵占民田,逐漸向地主經濟轉化。漢族商人、農民大量遷入,許多漢族商人“累資百萬,置田廬,締姻親”,變成地主。“縣屬巨族,自來客籍為多。 ”土司利用其占有大量土地和政治上的特權,對土家、苗、漢等族農民進行殘酷的壓迫和剝削,農民除遭受各種形式的地租剝削外,還要承擔各種差役,繳納貢賦。苛捐雜稅名目繁多,有“火坑錢”、“鋤頭錢”等二、三十種。土家族人民過著牛馬不如的痛苦生活。

  清雍正年間實行“改土歸流”,徹底打破了“漢不入峒,蠻不出境”的禁令,大批漢地流民進入土家族地區,民間往來日益頻繁;與此同時,清政府強制推行漢文化,這些都極大地改變了土家人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客觀上進一步促進了地主經濟迅速發展,對于土家族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1840年以后,由于英、美等帝國主義的入侵,大批洋貨充斥市場。同時又大量掠奪廉價的桐油、茶葉、藥材等土特產,土家族地區大量種植鴉片,破壞了土家族地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農村日益破產,廣大農民紛紛失去土地。解放前,土家族聚居的地區,土家族的地主占總人口的5-7%,占有全部土地的40-50%,有的達70%;貧雇農約占總人口60%,僅占有土地的10%左右;中農占總人口的25-30%,占有土地的27-35%;其余土地為富農和小土地出租者占有。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土家族地區地主、官僚、土匪三位一體,打家劫寨,殺人放火,派兵抓丁,苛捐雜稅,使土家族人民陷于悲慘的生活,一般每年缺糧六個月。“火灶當棉襖,蕨根當糧草,竹片當燈火,赤腳當鞋跑”的民謠,正是解放前土家族人民貧苦生活的寫照。土家族地區各族人民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矛盾日益尖銳化,廣大人民紛紛起來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

  為了反抗歷代反動統治者和外國侵略者的壓迫剝削,土家族人民掀起了多次的反抗斗爭,對于祖國有很大貢獻。明代,土家族人民曾被征調到東南沿海一帶與漢、壯、苗、瑤、畬、仡佬、回等族人民一起,共同抗擊倭寇的侵犯。在嘉興王江涇等戰役中,永順、保靖的“土兵”(土家、苗族士兵)屢建戰功,被評為“東南戰功第一” ,充分體現了土家族人民和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外來侵略的愛國主義精神。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鶴峰土家族人民因不堪忍受土司的殘酷統治,紛紛起來暴動,迫使土司畏罪自縊。1795—1797年,黔東、湘西爆發了苗族人民反封建的起義,得到土家族人民的熱烈響應。清咸豐年間,在震撼全國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影響和推動下,貴州土家族和苗、侗、仡佬、漢等族人民一起,以白蓮教的支系燈花教為紐帶,高舉義旗,組織了紅、白、黃等號軍起義,沉重地打擊了腐朽的清王朝,表現了土家人民的革命斗爭精神。

  從1851年開始,湘鄂西土家族人民紛紛秘密結社。川東南的“啯魯”,曾在鄂西一帶活動,來鳳等地的“紅錢會”、“黑錢會”也先后興起,他們與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相呼應,到處與統治階級展開斗爭。1861年前后在龍山一帶“哥弟會”大盛。這些秘密結社的反封建斗爭繼續擴大,成為天平天國革命運動的一支力量。同年太平軍經過土家族地區,得到土家族人民的支持與配合,在湘鄂西展開轟轟烈烈的反封建斗爭。1884年,鄂西沙子地的各族人民因不堪天主教反動勢力的剝削壓迫,憤起暴動,殺死作惡多端的主教一人、神甫二人,震動了整個鄂西。1897年,利川梨花嶺等地的各族人民在全國反帝斗爭的影響下,紛紛起來趕走帝國主義走狗,焚毀教堂,抗議帝國主義利用宗教奴役各族人民,有力打擊了帝國主義在土家族地區的侵略活動。

  辛亥革命時期,土家族鄧玉麟、牟鴻勛、席正銘、向乃祺等杰出人物積極響應,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民國年間,土家族地區又興起了“神兵運動”,提出“滅兵、滅捐、滅稅”的口號,組織農民反抗貪官污吏,進行抗捐抗稅的斗爭。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湘鄂西土家族地區在黨的領導下,農民運動如火如荼,蓬勃發展。1926年來鳳等地各族農民用土槍、大刀、梭鏢武裝起來,反對苛捐雜稅,打擊地主土豪。后在桑植、瀘溪等縣成立農民協會,鎮壓惡霸地主,狠狠打擊封建勢力。1925到1927年北伐戰爭,不少土家族子弟參加了賀龍同志所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在大革命風暴的影響下,武陵地區的各族人民的革命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更加深入,農民運動的規模不斷擴大。

  1927到1935年,土家族人民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斗爭。1928年1月賀龍等同志到湘鄂西開展武裝斗爭,經常游擊在桑植、鶴峰、咸豐、恩施、建始等地。1930年5月,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使湖北洪湖根據地與湘鄂西根據地聯成一片,成立中共湘鄂西特委。桑植、鶴峰、五峰、建始等縣及龍山、宣恩、大庸、永順等縣的部分地區,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同年7月以后,紅二軍團東下洪湖。鶴峰、桑植等地的游擊隊、赤衛隊合編成紅軍警衛團,留守湘鄂西邊區各縣。1931到1933年,紅軍警衛團在桑植、大庸、鶴峰、恩施、咸豐、宣恩、五峰等地,堅持游擊戰爭。1933年夏,紅軍警衛團與紅二軍團會合,繼續在湘鄂渝黔邊境活動。

  1934年10月,賀龍、關向應同志率領的紅二軍團與任弼時同志率領的紅六軍團在黔東北、渝東南交界處會師,并在桑植、大庸、永順、龍山等縣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擴大武裝,配合中央紅軍長征。

  1935年,許多土家族優秀子弟參加紅二方面軍,長征北上,奔赴抗日前線。在抗日戰爭時期,土家族人民在中共湘西特委和鄂西特委領導下,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1941年,咸豐縣英勇的巴西壩各族人民因不堪忍受國民黨抓丁派款之苦,有六十余人舉刀沖進國民黨保長辦公室,殺死保長及保丁四人。1943年,永順、龍山、大庸、桑植等縣的土家、苗、漢族人民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的反貪官污吏的斗爭,起義軍攻占了永順等縣城后,起義隊伍迅速壯大起來,僅永順、大庸、桑植三縣的起義隊伍就達兩萬人以上。1944年鶴峰縣陽河鄉的土家族人民為反對國民黨的苛捐雜稅、抓丁拉夫,一百多人帶著梭鏢、馬刀等武器,殺死偽鄉公所人員,燒毀文件,國民黨政府為之震驚。

  在解放戰爭時期,土家族人民紛紛組織游擊隊,密切配合人民解放軍進攻鄂西來鳳、鶴峰等地,消滅了反動的地方武裝及國民黨軍隊,摧毀了國民黨在湘鄂西的黑暗統治。土家族人民載歌載舞,熱情地接待自己的親人解放軍,歡天喜地慶祝解放和人民政權的誕生。

風俗習慣

  土家族地區的經濟基本屬于山地農耕經濟,傳統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種”或“火耕水耨”,俗為“砍火砂”。土家族在開荒挖土、薅苞谷草、砍楂燒糞等適宜集體性勞動的農活中都興換工互助。在集體勞動中,土家族創造了一種鳴鑼擊鼓、伴之以歌的歌唱形式,稱為“薅草鑼鼓”,也叫薅秧鑼鼓、薅草歌、打鬧等。勞動者“聞歌雀躍,勞而忘疲,其功較倍”。農耕之外,土家人亦喜歡集眾圍山打獵,稱為“趕仗”。

  土家族日常主食苞谷、稻米,輔以紅薯、馬鈴薯等。菜肴以酸辣為其主要特點,尤喜將黃豆磨細,漿渣不分,煮沸澄清,加菜葉煮熟,制成合渣。其它較有特點的食物還有粑粑、臘肉、油茶、合菜、團馓等。土家族喜歡飲酒,其中常見的是用糯米、高梁釀制的甜酒和咂酒。咂酒,一般把薛曲和雜糧置于壇中密封,少則半年,多則二、三年,久之成酒。待客人到來時,取置堂案正中,以細竹通節為竿,插壇底,堂中置案,兩旁分放雞、鴨、魚、肉等,各置筷子一雙,而不設坐,由主婦開壇,主人請客人上前依次輪流咂酒,后舉筷而食,彼此不以為嫌,邊吸邊食,邊唱邊跳,載歌載舞,甚為熱烈。

  在服飾方面,土家人尚儉樸,喜寬松。傳統衣料多為自織自紡的青藍色土布或麻布,史書上稱為“溪布”、“峒布”。 女裝上衣矮領右衽,領上鑲嵌三條花邊(俗稱“三股筋”),襟邊及袖口貼三條小花邊欄桿;下穿“八幅羅裙”,裙褶多而直,后改為褲腳上鑲三條彩色花邊的大筒褲;姑娘素裝是外套黑布單褂,春秋季節多穿白衣,外套黑褂,色似鴉鵲,稱之為“鴉鵲衣”。頭發挽髻,戴帽或者用布纏頭,喜戴耳、項、手、足圈等銀飾物。男式上衣為“琵琶襟”,后來逐漸穿對襟短衫和無領滿襟短衣;纏腰布帶;褲子肥大,褲腳大而短,皆為青、藍布色,多打綁腿;頭包青絲帕或五六尺長的白布,呈“人”字形;腳穿偏耳草鞋、滿耳草鞋、布鞋或釘鞋。現今,很多地方的土家族穿著與漢族差不多,只有在隆重集會和節日,或偏僻山村,才能見到土家族的傳統服飾。

  土家族的傳統民居主要有茅草屋、土磚瓦屋、木架板壁屋、吊腳樓四種類型,除此之外還有石板屋和巖洞。民居結構分為正屋、廂房和司檐:正屋大多為三間,中間一間為堂屋,前面有“吞口”;在正屋兩頭前面并與正屋垂直的兩間為廂房;正屋后面的為司檐,也稱拖檐。家庭富裕的建成四合屋,四合屋的前面稱門樓子,中間為天井。土家族多聚族而居,民居自成群落。土家族的住所一般為一正兩廂,也有一正一廂的,其中廂房為吊腳樓。吊腳樓的地基低于正屋的地基,在其地基上豎立十幾根木柱,木柱上鋪木板(樓板),以木板為壁,一般二至三層。吊腳樓的前面有陽臺,兩邊有走廊。陽臺和走廊排柱懸空,懸柱的末端有圓錐形雕飾,名為吊進瓜。陽臺和走廊的欄桿多由木條組成,富裕之家在欄桿上雕龍畫鳳,在窗子和門上精雕細刻。陽臺的屋檐為飛檐翅角,其遮檐用長條木板釘封檐口。鄂西土家族的吊腳樓因前有陽臺、兩邊有走廊,互成轉角之勢,故名轉角吊腳樓。吊腳樓集建筑、繪畫、雕刻藝術于一體,是土家族建筑雕刻藝術的杰出代表。

  土家族人十分注重禮儀。過去婦女懷孕后,要請土老師行法事“安胎”、驅邪。分娩,一般要請“接生婆”,要敬祭生育女神巴山婆婆。嬰兒降生后,父親懷抱“報喜雞”去岳母家報喜,男孩用公雞,女孩用母雞。三天后,岳母家以及親友們挑著禮品前來賀喜,即“打三朝”。滿月那天,岳母家要送來衣物,給嬰兒“放腳”,正式穿上衣褲,稱作“滿月酒”或“祝米酒”。在當代,實際上很多地方的土家族都把“打三朝”與“滿月酒”(祝米酒)合二為一,統稱“打三朝”。

  土家族歷史上的婚姻比較自由,男女雙方經過自由戀愛,征得雙方父母同意,經土老師(巫師)作證,即可結為夫妻。在恩施石窯、大山頂等地,有“女兒會”的習俗,即每年農歷七月十二日,青年男女通過“女兒會”,唱歌跳舞,彼此愛慕,結為終身伴侶。改土歸流后,土家族被迫實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土家族實行一夫一妻制,解放前有姑舅表婚和填房婚之俗。姑舅表婚,即姑家之女必嫁舅家之子,又稱“還骨種”;兄亡弟收嫂,弟亡兄收弟婦,稱為“坐床”。但這些習俗到近代就已不存在了。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頒布了新的婚姻法,從此土家族人民真正享受到了婚姻自主的幸福。土家族的婚姻儀禮大致包括“打樣”、“求婚”、“討紅庚”、“定親”(俗稱“插茅香”)、“看期”、“親迎”等程序,與漢族古代“六禮”類似。較有特點的婚姻儀式是陪十姊妹、陪十兄弟與哭嫁。結婚前一天,男女雙方舉行盛大的成年禮。清《長陽縣志》卷三記載:“古冠婚為二事,長邑則合而為一。于嫁娶前一二日,女家束發合笄,曰‘上頭’。設席醮女,請幼女九人,合女而十,曰‘陪十姊妹’;男家命字,親友合錢為金匾,鼓樂導送,登堂稱賀,曰‘賀號’,不謂字也。是日設二(宴)席,其一,子弟九人,合新郎而十,曰‘陪十兄弟’,又曰‘坐十友’。”“陪十姊妹”、“陪十兄弟”的活動,在整個土家族地區至今遺風猶存。土家新娘出嫁時興“哭嫁”,有的在結婚前半個多月就開始哭,有的要哭一月有余,至少三、五日。哭嫁歌有“哭父母”、“哭哥嫂”、“哭伯叔”、“哭姐妹”、“哭媒人”、“哭梳頭”、“哭戴花”、“哭辭爹離娘”、“哭辭祖宗”、“哭上轎”等等。

  土家族過去多行火葬。送葬時,請土老師念經,道士開路。祭吊死者,由土老師椎牛祭神,牛頭歸土老師獨占,貧苦者往往借牛為祭。后來,因受漢族影響,均改為土葬,程序分為入殮、葬禮、送葬、安葬、葬后事等部分。在清江流域以北的土家族地區,流傳著一種特有的古老葬俗歌舞“跳喪鼓”,又稱“跳撒爾嗬”。山寨里,無論誰家老人去世,必請師傅到家里來打喪鼓。當夜,嗩吶高奏,鑼鼓喧天,鞭炮不停。喪鼓一響,相鄰村寨的人們齊來奔喪。“跳喪鼓”是在靈柩前由擊鼓師傅擊鼓,歌師叫歌,跳者接歌而起的舞蹈。一般以兩人以上的雙數舞者在棺木前對舞,跳至高潮時少則可達百人,多則可達上千人前來或舞或觀。舞者交替上場直至天明。“跳喪鼓”的形式分為“待尸”、“搖喪”、“哭喪”、“穿喪”、“踐喪”、“退喪”等若干段,基本動作有“虎抱頭”、“犀牛望月”、“鳳凰展翅”、“燕兒含泥”、“猛虎下山”等十幾個套路。“跳喪鼓”有文舞(文喪)和武舞(武喪)之分。“文喪”中最具特點的是“哭喪”,“武喪”是和民間武術相結合的一種跳法。“跳喪鼓”的歌詞內容十分豐富,有贊頌土家先民開拓疆土,回憶民族歷史的;有反映先民圖騰崇拜、漁獵活動、農事生產、愛情生活的;還有歌唱死者生平事跡的,等等。

  土家族民間非常重視傳統節日,自年始至年終,可謂月月有節。正臘月間的年節(過趕年)、元宵節,二月社日、花朝節,三月寒食節、清明節,四月初八牛王節,五月端午節,六月初六向王節,七月乞巧節、女兒會、月半節,八月十五中秋節,九月初九重陽節,十月初一“寒衣節”等等,都是較為重大的節日。在眾多節日中,以“過趕年”最具特色,現只有部分地區保留這一習俗。過趕年,也稱過蓑衣年,即逢月大臘月二十九過年,月小臘月二十八過年,因比漢族提前一天過年,故名。屆時家家戶戶都要殺年豬,做綠豆粉、煮米酒或咂酒等。

  土家族文化藝術不僅種類繁多,內容豐富,而且形式多樣,風格獨特。擺手舞是土家族比較流行的一種古老舞蹈,包括狩獵舞、農事舞、生活舞、軍事舞等,它節奏鮮明,形象優美,舞姿樸素,有著顯著的民族特點和濃厚的生活氣息,深為土家族人民所喜愛。擺手舞根據規模大小可分為大擺手和小擺手。每年春節期間,土家村寨籌辦祭品,參神拜祖,“男女相攜,翩躚進退”,載歌載舞。到了現在,擺手舞已逐漸褪去祭祀程序,發展成為純粹的娛樂性的歌舞。伴隨擺手舞產生的擺手歌俗稱“舍巴歌”,它是土家族的創世史詩,由祭祀歌和伴舞歌兩部分組成。擺手歌描述了人類起源,追溯了民族來源和遷徙歷史,歌頌了祖先業績和英雄事跡,表達了土家人對生活的熱愛和理想的追求。擺手歌篇幅浩繁,氣勢恢宏,詩句動人,自由活潑,富有戲劇性,長期在人民群眾中廣泛傳誦。山歌更是土家族人民喜愛的民間文藝,它質樸自然,鄉土氣息濃郁,主要反映人們的勞動生產和愛情生活,歌詞以二、四、五三種句式居多,有單唱、對唱、一人唱眾人合等形式。從歌唱樣式上看,土家山歌“高腔”抒情,稱“喊山歌”;“平腔”敘事,為“唱山歌”,且分類細致,采茶歌、穿號子、翻山調等曲式各異,韻律跌宕。民歌“竹枝詞”源于古代巴人踏蹄之歌,最早流傳于三峽與湘鄂西一帶。唐代中葉,詩人劉禹錫吸收土家民歌的營養進行創作,后經宋代文人的改造加工,形成了一種明白曉暢、別具一格的文體。明清之際,不少土家文人利用竹枝詞體裁創作了大量反映土家族地區風土人情的作品,成為土漢文化相互補益、共同發展的典范。再如土家族打擊樂“打溜子”,以其獨特韻味,豐富曲牌而聞名,多用于民間喜慶活動,如今因被賦予新的時代內容而大放異彩,廣泛運用于建新房、送新兵、迎勞模、慶豐收和各種民族節慶中。尤以長陽吹打樂為代表,它由嗩吶或土笛與鼓、鑼、鈸等打擊樂器合奏,分為不同場合使用的堂調、大調、客調、菜調、笛調、喪調、綜合調等七種類型。跳“毛古斯”是土家族民間古老的集歌、舞、話為一體的“似劇似舞”的祭神戲劇。演劇者渾身用稻草、茅草、樹葉包扎著,扮成祖輩兒孫一家人,動作粗狂滑稽,或碎步進退,曲膝抖身,或左右跳擺,渾身顫動,或搖頭聳肩,且自始至終伴講語詞怪誕的土話,唱土語歌。儺戲是舊時迎神賽會、驅逐疫鬼的一種儀式,又稱地戲、儺堂戲、儺愿戲、還儺愿,事主家有所求之事即向神許下愿心,愿心已了就由巫師代事主家向神還愿。演出時以三五人頭戴木制面具,一人主唱,眾人合之,隨著鑼鼓的伴奏且唱且跳,雖動作呆板但不失風趣詼諧,歌腔單調卻也詞粗理正。土家族的儺戲,被稱為“中國戲劇的活化石”。

  土家族的傳統工藝有染織、編織、刺繡、雕刻、繪畫、剪紙等,尤以“西蘭卡普”最為典型。土家族婦女善紡細布,自織自染的“土布”、“土錦”經久耐用,編織的“土花鋪蓋”,土家語稱“西蘭卡普”,以深色錦線為經線,各種色彩的粗絲、棉、毛絨線為緯線,進行手工挑織。它織工精巧,色彩絢麗,圖案新穎,多達幾百種,一般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自然景物、禽獸、家什器具、鮮花百草;二是幾何圖形,最常見的是“卍”字圖,單八勾、雙八勾等;三是文字圖案,如喜、福、壽等。整體效果古樸典雅,層次分明,惟妙惟肖,光彩奪目,是中國三大名錦之一。

  過去,土家族信仰多神,表現為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土王崇拜等,巫風巫俗尤烈,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的先后傳入也對土家人的信仰產生了一定影響。土家人每逢出獵,要祭祀獵神。龍山、來鳳、永順等地把獵神稱為“梅山娘娘”、“云霄娘娘”或“梅嫦”,長陽、五峰、鶴峰一帶則供奉張五郎。獵神神像供在堂屋中,凡進山打獵,獵人必先敬獵神,祈求護佑平安,多獲獵物,并許愿:“大財大謝,小財小謝”。土家族地區土地廟林立,供祭的有掌管坡上五谷的“山神土地”,管理家禽家畜的“家先土地”,協助狩獵、保護安全的“梅山土地”等。白虎在土家人的心目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土家族自稱是“白虎之后”,以白虎為祖神,時時處處不忘敬奉。每家的神龕上常年供奉一只木雕的白虎。結婚時,男方正堂大方桌上要鋪虎毯,象征祭祀虎祖。在祭祀性的“跳喪鼓”中,有很多模仿老虎洗臉、擺尾、行走、捕食的動作。土家族每逢年節都要大祭祖先,初一、十五也要進行小祭。清明時節要給祖先上墳。七月中旬左右為月半,又稱亡人節,要祭祖掃墓或在家里祭祀祖先,民間有“年小月半大”之說。土家地區較普遍的是敬土王。湘西土家族在解放前以彭公爵主、向大官人和田好漢為土王神。逢年過節,均須祭祀。特別是正月初一至十五在擺手堂舉行的“擺手”調年或過“社日”的祭拜甚為莊嚴。永順、龍山還有“八部天神廟”,傳說八部天神是彭公爵主的贊將,死后升為神靈的土官、土將。鄂西有覃、田、向三土王,渝黔一帶信仰冉、馬、田、楊幾姓土王。由于受到漢族的影響越來越大,廣大土家地區修宗祠,供家先的逐漸增多,只有較偏僻的山寨才保存著土主或土王廟祭祀的遺跡。土家族重巫信鬼,巫術活動極為盛行。土家語稱巫師為“梯瑪”,漢語叫“土老師”,舉凡土家村寨的祭祀、許愿、還愿、婚喪生育、排解糾紛、疑難占卜和典禮擺手等等活動,都請梯瑪主持。道教和佛教傳入土家族地區較早。東漢五斗米教在“巴郡南郡蠻”地方就流行一時。道教與土家族以敬祖神為主的原始宗教信仰彼此滲透,雜陳互化。基督教的進入則相對晚得多,且影響較小,規模不大,還因其作為侵略工具而遭到土家群眾的強烈反對。

  土家族的禁忌事項很多,幾乎涵蓋了生產與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農業耕作、歲時節日、婚喪嫁娶、生兒育女、飲食起居、祭祀行事等等。比如,歲時農事方面,“正月忌頭,臘月忌尾”。除夕之日,婦女忌推磨舂碓,忌梳頭、洗衣,怕來年下雨洗刷掉地里的泥土;臘月二十九到正月初一,婦女忌動針線,以免犁田耙齒釘著牛腳和稻禾,苞谷長鉆心蟲;忌湯泡飯,防止天下雨沖毀莊稼。立春之日,忌挑井水;立秋一日,忌摘蔬菜。春耕開始,須看日子,忌羊日下種,下種后至小暑節,逢龍日不動土;等等。日常言行方面,姑娘及孕產婦不能坐在堂屋門檻上,成年男女忌坐一條板凳;不準用腳踏火坑和三角架,以免褻瀆神靈;不能以腳踩灶,在灶門口烘腳,認為是對灶神不敬;忌挑空桶、倒背背簍和扛著鋤頭進屋;不準將撮箕倒掛在堂屋里。在節慶、喜事、出門辦事之時,禁說不祥之語,要多講吉利話。過年過節,忌貓進屋,俗稱“豬來窮,狗來富,貓兒來了穿孝服”;祭祀喪葬,亦忌聞貓聲,嚴禁貓靠近。

發展現狀

  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土家族地區經濟社會都發生了了重大變化。20世紀50年代,土家族地區通過政權建設和清匪反霸、減租退押、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不僅逐步穩定了社會局勢,而且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解放了生產力,使土家族地區經濟社會在舊中國留下的廢墟上獲得了全面的恢復和發展。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通過自主發展生產,擴大開放,推行扶貧戰略,加強橫向聯合與對口支援,土家族地區經濟社會再次獲得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土家族作為一個人們共同體雖然早已形成,但作為一個民族正式被確認卻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事。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組織了五次調查,于1956年10月,確定了土家族的民族成份。195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電告湖南省委和湖北、四川、貴州省委統戰部,確定土家族為單一民族。隨著土家族的被確認,土家族和其它少數民族一樣,享受到了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各項權利。根據湘西地區土家族、苗族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雜居局面,以及土家、苗族人民的意愿,本著有利于民族團結和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原則,經國務院批準,于1957年9月20日把原湘西苗族自治州(1952年建立)改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此后,鄂西南、渝東南、黔東北的土家族人民不斷提出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要求。1980年5月,來鳳土家族自治縣和鶴峰土家族自治縣先后成立。1983年11月7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成立,11月11日,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成立。1983年12月1日,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1993年4月改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4年11月10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成立,11月13日,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成立,11月18日,石柱土家族自治縣成立,12月8日長陽土家族自治縣成立,12月12日,五峰土家族自治縣成立。1987年11月20日和23日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和沿河土家族自治縣先后成立。另外,在土家族散居地區還成立了眾多的土家族鄉。黨和國家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真正在土家族地區得到貫徹實施。

  土家族民族成份的確定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土家族地區的實施,帶來了民族關系的新變化。在社會生產和生活中,土家、苗、漢各族人民相互支持、相互幫助,結成了親密團結的友好關系。湘西永順縣有一條唐家河,流經九個公社。河流兩岸居住著大量的土家族、苗族和漢族人民。解放前,兩岸的苗、漢反動統治階級、土匪惡霸,各霸一方,在各自的地盤上修碉堡、設營盤、置路卡、修工事,不但他們之間互相爭奪,殘殺老百姓,而且在他們的挑動下,造成民族與民族之間、寨與寨之間的隔閡與仇視,年年打官司,甚至械斗,人們把這條河叫做“冤家河”。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兩岸各兄弟民族人民團結起來,打倒了反動派,在斗爭中,結成了親密的情誼。他們共同生產勞動,興修水利,建立發電站,共同改造利用這一條河。從此這條“冤家河”,變成了“團結河”、“幸福河”。許多土家、苗、漢各族雜居的村寨,也都從“冤家寨”變成了“團結寨”。湘、鄂、渝、黔毗鄰地區的相互支援與友好協作的關系更是密切。1972年,來鳳縣修建酉水大橋,龍山縣知道后,停建一些項目,無償支援大橋工程水泥400噸。大橋建成后,命名為“團結橋”。1982年,龍山縣萬畝中稻發生罕見蟲災,來鳳縣知道后,及時送去3萬斤農藥,很快撲滅了蟲災。

  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土家族聚居的湘鄂西地區,在經過一年多的剿匪斗爭后,進行了土地改革,之后又實現了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廣大土家族人民分得了土地,生產積極性高漲,糧食及棉花、烤煙、茶葉、麻類等經濟作物的產量都有了大幅度增長。改革開放后,通過改革耕作制度,興辦農田水利事業,發展農業機械,積極推廣應用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生產條件,農業經濟獲得較快發展,初步形成了農工商綜合經營的新型農業經濟格局。一批林、牧、特商品生產基地也陸續在土家族地區興建起來,茶葉、“壩漆”、“板黨”、黃連、白肋煙等在國內外市場頗具盛名。隨著農業的發展,土家族地區每年有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第二、三產業,一方面促進了當地鄉鎮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到外地“打工”獲得了一定的經濟收入,反哺農業,推動了農業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期,土家族地區只有一些簡單的手工作坊,這些手工作坊主要從事竹木制品、日用陶器、食品加工和硫磺、煤炭等的生產。經過50余年的發展,特別是1978年以來的發展,土家族地區已逐步形成以卷煙、化工、能源、建材等為支柱產業的現代工業體系,工業產品日漸豐富,工業產值大幅增長,許多工業產品獲得“省優”、“部優”稱號,有的產品還打入國際市場。此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土家族地區充分利用獨特的自然資源和豐厚的民族文化資源發展旅游業,旅游經濟已成為土家族地區方興未艾的重要經濟類型。土家族地區的張家界森林公園、鳳凰古城、猛洞河漂流、清江漂流、神農溪漂流等已成全國著名的旅游景點。

  新中國成立前,土家族地區山高林密,水多路險,交通非常不便。運輸物資全靠肩挑人背,奸商從中重利盤剝,再加上國民黨政府和土匪的敲詐勒索,迫使土家族人民過著“斗米換斤鹽,斤鹽吃半年”的困難生活。新中國成立后,土家族人民和漢、苗各族人民一起,逢山開路,遇水架橋,使偏僻的山區通了公路,特別是橫貫我國中西南的湘黔鐵路的建成,極大推動了土家族地區的快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土家族地區交通事業獲得了更快的發展,一批高速公路和高等級公路相繼建成,四通八達的公路網初步形成;連接渝黔湘交通大動脈的渝懷鐵路順利通車,填補了我國中西結合部地區24萬平方公里的鐵路空白;穿越恩施全境的宜萬鐵路也正在建設中,它的建成將改變湖北西南部無鐵路的歷史;銅仁大興機場已被列為國家西部大開發民航專線,它的建成輻射了黔渝湘邊區7萬平方公里;擴建后的恩施許家坪機場,可起降波音737客機,已開通武漢、沙市、宜昌等多條航線。此外,程控電話、光纜通信、移動電話、國際互聯網等也在土家族地區得到迅速發展,為土家族地區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名符其實的立體“綠色通道”。

  新中國成立前,土家族群眾大都是文盲。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的關心幫助下,土家族地區民族教育事業得到長足發展,辦學條件逐步改善,教學設備逐步完備,教育資源配置逐步優化,教學質量逐年穩步提升,土家族群眾的文化素質有了大幅提高。到2000年,土家族的文盲率已經下降到11.7%。,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了7年。與此同時,廣播電視事業的發展也極大豐富了土家族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例如湘西州、恩施州,2005年已通廣播的鄉鎮占所有鄉鎮的96.5%,已通廣播的村占全部村總數的78.3%,比1978年增長了3倍,廣播綜合覆蓋率達75%,比1978年增長了18.3個百分點,電視綜合覆蓋率72.2%,比1978年增長了61.1個百分點。

  新中國成立后,土家族各級自治地方相繼建立起了醫院、衛生院,農村衛生服務網絡得到不斷完善,地方病防治工作也得到了加強,土家族人民無處看病、看不起病的情況得到了根本改變。改革開放后,土家族地區的衛生事業進一步健康發展,人民群眾的身體素質普遍提高,到2000年,土家族人口預期壽命已經達到了70歲。

  西部大開發的實施為土家族地區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目前,土家族地區已被整體納入國家西部大開發的范疇,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全面實施,隨著國家對民族地區扶持力度的逐步加大,土家族人民一定能把握機遇、乘勢而上,土家族地區一定會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進程中展現新的輝煌!

(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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