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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蒙古族有人口581.4萬人(2000年),主要居住在內蒙古自治區和新疆、遼寧、吉林、黑龍江、甘肅、青海、河北等省、自治區的各蒙古族自治州、縣。此外,還有少數蒙古族聚居或散居在寧夏、河南、四川、云南、北京等省、市、自治區。
  蒙古族主要聚居區在內蒙古自治區,全區有蒙古和漢、回、滿、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朝鮮等50多個民族,2005年全區總人口為2386萬人,其中蒙古族421萬人。
  內蒙古自治區位于我國北部邊疆,東西直線距離2400多公里,南北跨度1700多公里,面積118.3萬平方公里,約占我國國土總面積的12.3%。全區以高原為主,有地域遼闊的內蒙古高原和鄂爾多斯高原,山脈由東到西有大興安嶺﹑陰山和賀蘭山,沙漠主要集中于西部,有巴丹吉林和騰格里沙漠,另還有一些山地和丘陵。其中,興安嶺以西、陰山以北的內蒙古高原和黃河大灣以南的鄂爾多斯高原地勢平坦,海拔一般都在1000米以上,大部有植物覆蓋,分布著呼倫貝爾﹑錫林郭勒﹑科爾沁﹑烏蘭察布﹑鄂爾多斯和烏拉特等全國著名的草原,是我國著名的天然牧場。全區草原面積達8700公頃,可利用的草場面積6800公頃,占全國可利用草場面積的1/5。畜群以羊、牛為主,其次為馬、駱駝等。三河牛﹑三河馬﹑草原紅牛﹑烏珠穆沁肥尾羊﹑敖漢細毛羊﹑內蒙古細毛羊、阿爾巴斯白山羊﹑阿拉善駝等,都是全國聞名的優良畜種。
  全區可利用耕地為549萬公頃,人均耕地面積0.24公頃,居全國第一,是全國人均耕地面積的3倍。大興安嶺以東有遼河和松嫩平原的小部分分布,號稱“谷倉”,是國家農業開發的重點地區。陰山山脈(由大青山、烏拉山和狼山組成)形成一條天然屏障,對陰山南麓的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的農業生產極為有利。那里土質肥沃,溝渠縱橫,農田遍布,素有“塞上米糧川”之稱,是內蒙古的主要產糧區。主要農作物有小麥、糜子、莜麥、玉米、高粱、大豆、土豆、胡麻、油菜籽、甜菜等。河套平原也是我國三大甜菜產區之一。
  河流有黃河﹑額爾古納河﹑嫩江和西遼河四大水系,地表徑流量90%以上集中在東部地區,全區共建有大小水庫472座,有效灌溉面積18.5萬公頃。黃河流經西南部,有航行灌溉之利,盛產馳名的“黃河鯉魚”。湖泊較大的有呼倫湖、貝爾湖、烏梁素海、岱海、黃旗海等,盛產鯉、鯽、鰱、銀魚等魚類,尤其是呼倫池,素有“魚聲喧囂,飲馬不進”之說。境內有達不蘇、吉蘭泰等數百個鹽池、堿湖,盛產鹽堿。其中吉蘭泰鹽場是我國最大的機械化湖鹽場、湖鹽區,也是最大的碘鹽加工基地。
  森林面積居全國首位。被譽為“祖國綠色寶庫”的大興安嶺,森林面積占全國森林面積的1/9,林木蓄積量占全國總量的12%。在山林中和草原上,棲息著很多珍禽奇獸,出產貴重皮毛,還有鹿茸、熊膽、麝香、蟲草等名貴藥材,甘草、黨參、麻黃、黃芪、小茴香、大黃、知母等中草藥400余種。素稱“藥中之王”的甘草產量最大,土特產品木耳﹑蘑菇、黃花菜等均暢銷國內外市場。
  內蒙古地區地下蘊藏著豐富的礦產資源,有煤、鐵、鉻、錳、銅、鉛、鋅、金、銀、錫、云母、石墨、水晶、石棉、瑪瑙等,已經探明的有92種,其中62種礦產的儲量居全國前10位。煤炭資源僅次于山西,居全國第2位,儲量在100億噸以上適宜露天開采的特大型煤田有5處,其中以準格爾﹑霍林河為最;鈮、鍺和天然堿儲量居全國之首。內蒙古也是我國發現新礦物最多的省區,1958年以來,中國獲得國際上承認的新礦物有50余種,其中10種發現于內蒙古。
  內蒙古草原自古以來就是我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活躍﹑馳騁的舞臺。匈奴﹑東胡﹑鮮卑﹑烏桓﹑柔然﹑敕勒、回鶻﹑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眾多的古代北方民族,在這個舞臺上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文物古跡遍布全區各地。比較著名的有:呼和浩特的五塔寺﹑大召﹑昭君墓﹑白塔,包頭市的五當召﹑美岱召,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巴彥浩特市的延福寺,赤峰市的遼上京﹑遼中京、大明塔,鄂倫春的嘎仙洞等。
  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意為青色的城),建于明代,稱作“庫庫和屯”。明萬歷十六年(1588年)定名為“歸化”。新中國成立后,恢復了呼和浩特(即“庫庫和屯”的異譯)的名稱。
  蒙古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字。蒙古語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分內蒙古、衛拉特、巴爾虎布利亞特三種方言。13世紀初,蒙古族在回鶻文字母基礎上創制了自己的文字。元世祖忽必烈命西藏喇嘛八思巴創制蒙古新字,俗稱“八思巴字”,是根據藏文加以變化創制而成。元朝時是“國字”,元亡以后基本不再使用。14世紀初,蒙古學者卻吉?斡斯爾對最初的蒙古文字進行了改革,成為至今通用的﹑規范化的蒙古文字。新疆的蒙古族使用衛拉特方言。17世紀中,札雅?班第達對通用的蒙古文字稍加改變,使衛拉特語音得以準確表達出來,被稱為“托忒?必扯克”(意為精確的文字),這種文字被稱為“陶德”(托忒)蒙古文。

歷史沿革

蒙古族形成于13世紀初,最初只是蒙古諸部落中的一個以東胡為族源的部落所使用的名稱,后來逐漸吸收和融合了聚居于漠北地區的森林狩獵和草原游牧部落,發展成為這些部落的共同名稱。 “蒙古”一詞是“忙豁勒”的音變,最早見于唐代,即新﹑舊《唐書》中的“蒙兀室韋”。“蒙兀”是“蒙古”一詞最早的漢文譯名,后來又有“蒙骨”﹑“朦骨”﹑“萌骨子”﹑“盲骨子”﹑“萌骨”等許多同音譯名。“蒙古”的漢文譯寫始見于元代文獻。

  額爾古納河(唐代稱望建河)東岸地區,是蒙古部的歷史搖籃。大約在公元7世紀,蒙古部開始向蒙古草原遷移,12世紀,它已經散布在今鄂嫩河﹑克魯倫河﹑土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東一帶,并分衍出乞顏﹑札答蘭﹑泰赤烏等許多部落。蒙古部之外,在蒙古草原和貝加爾湖周圍的森林地帶,還有塔塔兒﹑翁吉剌﹑篾兒乞﹑斡亦剌﹑克烈﹑乃蠻﹑汪古諸部。它們大小不等,經濟文化發展也不平衡。游牧在草原上的被稱作“有氈帳的百姓”,主要從事畜牧業;居住在森林地帶的被稱作“林木中的百姓”,主要從事漁獵。公元11世紀,他們結成了以塔塔兒為首的聯盟,強大一時。因此“塔塔兒”或“韃靼”(音達達)曾一度成為蒙古草原各部的通稱。后來西方社會通常就將蒙古泛稱為韃靼。宋﹑遼﹑金時代,漠北的蒙古部統稱為黑韃靼,漠南的汪古部為白韃靼。有時韃靼也泛稱中國北方各民族。13世紀初,以成吉思汗為首的蒙古部統一了蒙古地區諸部,并逐漸融合為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蒙古”一詞由原來一個部落的名稱變成為民族名稱。

  成吉思汗原名鐵木真,他統一蒙古各部后,于1206年在斡難河(今鄂嫩河)畔召開了忽里勒臺(大聚會),被各部貴族推戴為全蒙古的大汗,號成吉思汗,建立了統一的蒙古貴族政權,這個封建汗國對蒙古社會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即位后,他展開了大規模的對外軍事征伐活動。1211年和1215年大舉向金進攻,占領中都(今北京);1219年發動第一次西征,版圖擴展到中亞地區和南俄。1227年征服西夏時病逝。隨后的窩闊臺汗和蒙哥汗繼續進行征伐活動,先后滅西夏﹑金和其他政權,還征服了中亞和歐洲部分地區,建立了四大汗國。1260年,忽必烈作了大汗,把統治中心由漠北的和林遷至燕京(后稱大都,今北京市)。1271年改蒙古國號為“元”,1279年,滅南宋,統一了全國。元代,蒙古地區被分封為許多封建領地,分屬于嶺北﹑遼陽﹑甘肅三行省和中書省。

  元亡后,明朝在遼東西部﹑漠南南部﹑甘肅北部和哈密一帶先后設置了蒙古衛所20多處,各衛所長官都由蒙古封建領主擔任。15世紀初,漠西蒙古瓦剌部(即元代的斡亦剌部)和東部蒙古本部(明朝人稱為韃靼)先后向明朝稱臣納貢,與明朝建立了臣屬關系。1409年,明朝封瓦剌部三個封建主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1413年又封東部蒙古本部封建主阿魯臺為和寧王。后來達延汗曾一度統一東部蒙古本部各部勢力,并調整了其封建秩序,在整頓大小領地的基礎上,重新劃分了六個萬戶,分左﹑右兩翼各三萬戶。16世紀中葉以后,原駐牧于哈拉哈河兩岸及克魯倫河附近的東部蒙古本部中的喀爾喀部逐漸向漠北遷移,形成為札薩克圖汗﹑土謝圖汗﹑車臣汗等三大部(清雍正三年,又從土謝圖汗部分出賽音諾顏汗部,統稱喀爾喀四部),是為漠北蒙古;蒙古本部的其他部分仍留居于原地,形成了漠南蒙古。1571年,明朝封漠南蒙古右翼領主﹑土默特部俺答汗為順義王,并授予很多領主以官職。漠南蒙古左翼則繼續與明朝處于對立狀態。漠西蒙古瓦剌部在16世紀時分為準噶爾(綽羅斯)、杜爾伯特部﹑土爾扈特部﹑和碩特四部。明末,土爾扈特部移牧于今伏爾加河下游,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掙脫了沙俄的奴役,返回祖國;和碩特部向東南遷徙,移牧于青海等地。

  漠南蒙古16個部49個封建主在1636年前后歸屬于后金——清。此后,漠北蒙古和青海的厄魯特蒙古各部封建主先后向清朝遣使納貢。同時,沙俄的侵略魔爪伸進了我國新疆厄魯特蒙古地區,并收買和策動厄魯特準噶爾部貴族噶爾丹等對青海蒙古﹑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發動侵襲,清朝經過多次用兵,終于在1776年平定了準噶爾少數貴族的叛亂,重新統一了蒙古族地區。為了加強對蒙古族的統治,在重新調整蒙古原來的大小封建領地“兀魯斯”﹑“鄂托克”的基礎上,清政府參照滿族的八旗制,在蒙古族地區建立了盟旗制度。

  鴉片戰爭以后,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蒙古族地區和全國一樣,也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時,富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蒙古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也一直堅持不懈地進行著。

  在侵略中國的資本主義列強中,沙俄最先伸出侵略魔掌,隨后日本勢力逐漸滲透到蒙古地區。17世紀初,沙俄利用多種方式侵略蒙古地區。鴉片戰爭后,沙俄不僅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侵占了我國大片領土,還攫取了各種特權,傾銷商品﹑輸出資本﹑修筑鐵路﹑掠奪資源,控制蒙古地區的經濟命脈。辛亥革命時期,沙俄趁機勾結和支持少數封建上層和喇嘛活佛---哲布尊丹巴等在蒙古地區策動所謂“獨立”﹑“自治”,煽動民族敗類發動叛亂,妄圖借機吞并蒙古地區。辛亥革命后,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我國東北和東蒙古地區。20世紀30年代初,內蒙古大部分地區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他們網羅蒙﹑漢奸頭目,如德穆楚克棟魯普(即德王)﹑李守信﹑王英等,拼湊偽軍,建立傀儡政權,對淪陷區蒙﹑漢各族人民進行殘暴統治,掠奪和搜刮財富。

  由于國外帝國主義﹑國內反動統治階級和蒙古族內部統治勢力的殘酷掠奪和壓迫,蒙古族地區生產嚴重衰退,各族人民生活極端貧困,人口急劇下降。如內蒙古土默特旗, 1939年有4.8萬人,到1946年只剩下2萬人。

  為了擺脫民族危亡的命運,蒙古族人民前赴后繼地進行了英勇的革命斗爭。17世紀初期,蒙古族人民就給予沙俄侵略者以堅決的回擊。1607年,厄魯特蒙古和韃靼蒙古人民共同組成了5000人的隊伍,一舉消滅了入侵我國西北邊疆的200多沙俄哥薩克侵略軍。沙俄武裝侵略者又采用了威逼誘騙的手法,妄圖拉攏蒙古各部首領“轉入俄國國籍”﹑“歸附俄國”,遭到各部愛國首領的拒絕,將勸降的“使節”趕出蒙古包,從而挫敗了沙俄的陰謀。

  1859年6月,英﹑法侵略軍進犯大沽口,駐守在那里的2000多名蒙古族騎兵在僧格林沁的指揮下,不顧清朝政府的賣國投降命令,奮起自衛還擊。經過一晝夜激戰,擊沉敵艦4艘,斃傷敵軍400多人,打得侵略軍狼狽逃竄。

  太平天國運動時期,蒙古族人民掀起了反對清朝政府和蒙古族封建統治階級的斗爭。1858年,內蒙古伊克昭盟烏審旗爆發了由貧困牧民丕勒杰等領導的“獨貴龍”運動(或作“多歸輪”,蒙古語“環形”、“圈子”之意。參加“獨貴龍”的人,開會時按環形席地而坐,發表文件簽名時也依次將名字排成一個圓圈,因以得名),反抗貴族官吏的苛捐雜稅和兵差徭役。此后,在內蒙古西部地區,蒙古族人民都以“獨貴龍”的形式與統治階級不斷地展開斗爭。內蒙古東部則有蒙古族白凌阿領導的義州﹑朝陽起義,漢、蒙古等族人民團結戰斗,打擊了統治者。

  辛亥革命時期,蒙古族人民展開了以保護牧場和反奪地為中心的反抗北洋軍閥的斗爭。錫尼喇嘛(烏勒吉吉爾格勒)領導的烏審旗“獨貴龍”運動,成為當時伊盟(鄂爾多斯市)革命斗爭的中心。1912年和1914年先后在后套地區和達拉特旗爆發了反對王公出賣旗地﹑苛捐雜稅和官差徭役的斗爭。這年冬天,朝陽﹑綏東﹑建平等地的蒙﹑漢各族人民也掀起了抗捐抗稅斗爭。

  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中共北方政治委員會的負責人李大釗等同志對內蒙古開展了革命工作。1924年,多松年﹑李裕智﹑烏蘭夫﹑吉雅泰等蒙古族先進分子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在北京蒙藏學校組成了蒙古族的第一個黨支部。此后,許多蒙古族學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或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積極地參加了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和各種革命活動。

  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為了加強對內蒙古地區革命斗爭的領導,在呼和浩特﹑包頭﹑察哈爾﹑熱河等地建立了黨的工作委員會,成立了革命群眾團體-----工農兵大同盟。還利用刊物向蒙古地區各族人民宣傳革命道理以及黨對蒙古民族解放事業的主張。1926年,有不少蒙古族的革命青年到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聆聽毛澤東同志的教導,成為農民運動的骨干。大革命失敗后,許多優秀的蒙古族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如多松年﹑李裕智等慘遭殺害。但是,內蒙古地區的革命斗爭并沒有停止。1929年,在東部地區爆發了嘎達梅林反對蒙古王公貴族勾結東北軍閥出賣土地的斗爭。

  抗日戰爭時期,黨領導內蒙古蒙﹑漢各族人民在伊克昭盟和大青山地區抗日游擊根據地開展抗日斗爭。抗戰勝利后,蒙奸補英達賴等在錫林郭勒盟西蘇尼特旗成立了所謂“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烏蘭夫等同志對這種分裂活動進行了堅決斗爭。在發動群眾的基礎上,召開了內蒙古人民代表大會,解散了“臨時政府”,1945年11月在張家口召開了內蒙古各盟旗代表會議,成立了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1946年4月3日在承德召開了自治運動統一會議,撤銷“東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了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東蒙總分會和興安省人民政府。1947年5月1日,正式成立了內蒙古自治區。

  解放戰爭中,從1947年5月至1950年8月,內蒙古騎兵參加大小戰斗600多次,殲滅敵軍2萬多人,繳獲戰馬2萬多匹﹑各種槍支1萬多件。他們為民族自身的解放以及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實現了對蒙古民族社會制度的重大改變。

  元代以來,蒙古族在祖國許多科學文化領域做出了貢獻。早在13世紀初,蒙古族就創制了自己的文字,促進了蒙古族文化的發展,陸續出現各種形式的歷史﹑文學作品。13世紀中葉寫成的《蒙古秘史》(漢譯名《元朝秘史》)是蒙古族的一部重要的歷史﹑文學名著,它是蒙古族對祖國古代文化的一個重大貢獻,現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世界著名文化遺產。元代,脫脫主持編纂的《宋史》﹑《遼史》、《金史》是我國重要史籍,有許多蒙古族學者參加了三史的修撰。元代還出現了不少蒙古族的書法家和優秀學者,如卻吉?斡斯爾等,他們編譯了許多漢文﹑藏文和其它文字的著作。在地理學和測繪學方面,元朝政府主編了《大元一統志》,記載了當時全國的地理情況。蒙古族的口頭文學以英雄史詩《江格爾》最為著名,是中國文學史上“三大英雄史詩”之一。元代,還有很多蒙古人使用漢文進行詩歌、散曲、雜劇等的創作,并取得一定成就。

  明代,蒙古族的文化有了進一步發展。《黃金史》﹑《黃金史綱》和《烏巴什洪臺吉的故事》是這一時期的重要歷史﹑文學著作。此外,還編著了許多種蒙﹑漢對照的詞匯集和蒙古語法書,如《華夷譯語》、《心鑒》等。突出的是對《蒙古秘史》和《甘珠爾經》的翻譯工作。對于《蒙古秘史》,除把全書譯成漢文外,還把蒙古語原文用漢字逐句逐字地音譯出來,使這部寶貴的歷史文獻得以保存下來,是蒙﹑漢、回等族學者共同努力的結果。《甘珠爾經》是蒙﹑藏﹑漢族學者共同合作翻譯的,通過《甘珠爾經》的翻譯,使蒙古語言的規范化和詞匯的豐富性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蒙﹑漢﹑藏等族的文化交流和共同發展。這時蒙古族的文化對滿族文化也發生了影響。老滿文就是用蒙古文字母創制的,后來在字頭上加以圈點就是新滿文。在詞匯和語法方面蒙古語對滿語的影響也很大。

  清代,蒙古族文化發展比較突出的一個方面,就是書面語言的形成和規范化。蒙古族學者或單獨﹑或與其他民族學者合作,編纂了很多蒙古語辭典和多種民族文字對照合編的大辭典。如《蒙文旨要》、《蒙文啟蒙注釋正字蒼天如意珠》﹑《蒙文全釋》﹑《蒙藏語匯》和四體(滿﹑蒙﹑漢﹑藏) ﹑五體(滿﹑蒙﹑漢﹑藏﹑維吾爾文) 《清文鑒》﹑《西域同文志》(滿﹑蒙﹑漢﹑藏﹑維吾爾﹑托忒文) ﹑《三合便覽》(滿﹑蒙﹑漢文)等。歷史著作以《額爾德尼脫卜赤》(漢譯《蒙古源流》)最為著名,還有《阿薩喇克齊史》、《大元盛朝史》和《西齋偶得》﹑《鳳城瑣錄》等。《謀生鑒》是蒙古族最早的一部經濟著作。不少蒙古族學者還翻譯了近百種漢﹑藏等族的古典文學作品,如《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等,對于豐富和發展蒙古族文學和語言詞匯起了積極作用。

  醫學和歷算也有很大發展,蒙古族的醫學和天文歷算是在漢﹑藏兩族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蒙古族醫生主要是喇嘛醫,以治創傷和接骨最為著名。17世紀時此種療法傳到內地。醫學著作如《四部甘露》、《珊瑚驗方》、《蒙醫金匱》、《蒙醫制劑和脈診》、《蒙藥正典》等在醫學理論、方劑、診斷和藥物等方面都有較大影響。此外還譯注了許多醫學著作,如《蒙藏合壁醫學》﹑《脈決》﹑《醫學四部基本理論》《藥五經》等。在獸醫方面,蒙古族也有重要貢獻。在歷算方面,蒙古族天文學家和數學家明安圖的貢獻比較突出。他前后在清朝欽天監工作了數十年,參加了《律歷淵源》、《歷象考成后編》﹑《儀象考成》三部天文歷法書的編纂工作。此外,還著有《割圜密率捷法》一書(后來由他的兒子和學生續完),是我國第一個用解析方法研究圓周率的人,在祖國數學發展史上做出了貢獻。他在近代地圖測繪方面也有極大成績,由于他兩次到新疆實地測量,才使我國第一幅用近代方法測繪的全國大地圖《皇輿全覽圖》得以全部完成。蒙古族研究數學并有著作留于后世的,還有清末的都倫(字郭甫)等。在清代欽天監中也還有不少蒙古族天文研究人員。此外在機械制造﹑兵器制造﹑毛織﹑建筑﹑水利等方面,蒙古族也有一定成就和貢獻。

  近代社會蒙古族在文化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蒙古族著名文學家尹湛納希的成就最為突出,《一層樓》、《泣紅亭》和歷史小說《青史演義》都是著名的文學作品。民歌中的《黑駿馬》、《嘎達梅林》等表現了蒙古族特有的民族生活和英雄人物。《沙格德爾的故事》是蒙古族文學寶庫中的一支奇葩,把蒙古民間諺語﹑比喻﹑民歌﹑好力寶﹑贊詞﹑祝詞等兼收并蓄,溶化在自己的詩歌里,以此作為向敵人進攻的銳利武器,深為蒙古族人民所喜愛。語言學、歷史學著作有《蒙文指要》、《蒙文要義大全》和《水晶鑒》等。  

  從13世紀初蒙古族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直到鴉片戰爭前夕,其社會制度一直是封建領主制度,但不同時期社會組織的名稱出現過一定的變化。

  蒙古帝國建立前,畜牧業是蒙古族主要的經濟部門。牧民從事畜牧,逐水草進行四時遷徙。畜牧方式:或以“阿寅勒”(個別家族)單獨放牧,或以“古列延”形式組成一定規模的營盤進行集體游牧。所以,“阿寅勒”和“古列延”是最基本的生產和生活單位。“兀魯思”即部落是由或多或少的“阿寅勒”組成,在一定的“嫩禿黑”(牧地)上放牧,是蒙古的基本社會組織。其組織內部,有貴族、屬民、奴隸,貴族是統治階級,屬民和奴隸是被統治階級,奴隸的數量很少。

  大蒙古國建立后的蒙元時期,成吉思汗在蒙古草原推行千戶制,蒙古大汗是整個國家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蒙古諸王因分封制度獲得自己的民戶和封地,世襲占有,并對其子孫進行家庭內的再分封。他們的領地和所屬民戶被合稱為愛馬,或投下。異姓封建主成為千戶長、百戶長,領地也可以世襲,但其職責是為貴族服務。元朝在蒙古草原地區雖設嶺北﹑遼陽﹑甘肅三行省和中書省進行管轄,但同時又實行了宗王出鎮漠北制度,蒙古草原繼續被分封給諸王和貴族功臣,故而部落仍然是草原上的基層組織,千戶則是部落的下屬單位。“阿寅勒”還是最基本的生產和生活單位,所有蒙古牧民都隸屬于某一個千戶、某一個宗王或那顏。

  明代,元朝統治勢力退往蒙古草原,恢復為單一游牧經濟的民族政權,其基層組織在前后兩個階段發生過重大變化。明弘治(1488-1505)以前,愛馬仍然是蒙古社會基本的社會組織,擁有愛馬的人不僅是大汗、諸王、公主、外戚和勛臣,還有很多官員。弘治以后,達延汗統一蒙古,擁有全部領地和屬民,高居權力頂峰,對子孫實行逐層分封,分封給諸子每人一個兀魯思(土綿、萬戶),諸子再把領地和屬民向自己的兒孫們分封,每人掌管一個鄂托克。這樣,汗廷(大蒙古國)--兀魯思(土綿、萬戶)--鄂托克就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封建等級制度。所以,明中后期,鄂托克取代了愛馬的名稱,成為蒙古社會組織的基層組織,也是蒙古最基本的軍事﹑行政和經濟單位。蒙古貴族、僧侶上層、異姓封建主是統治階級,而大部分平民、奴仆、一般的僧侶徒眾是被統治階級,是貴族剝削的對象。

  清代,清政府在蒙古地區實行盟旗制度。旗是蒙古地區基本軍事和行政單位,同時也是皇帝賜給旗內各級蒙古封建主的世襲領地。清政府任用蒙古貴族出任扎薩克,統領各旗。漠南蒙古49旗的扎薩克既處理旗內的行政、司法、賦稅等事務,也是一旗的最高軍事長官。漠北、漠西、青海等地的扎薩克沒有兵權,其軍隊由清政府派往各地的將軍、大臣及參贊大臣節制。除此之外的總管旗和喇嘛旗是清廷的直屬領地,不設扎薩克,不實行會盟,由政府委派總管進行管理。遇有重大事務,蒙古各旗會盟協商解決辦法,這就是會盟制度。漠南49旗由清廷分別指定若干旗分頭會盟。漠北和漠西地區仍以蒙古大部落為單位,單獨會盟。此盟旗制度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會盟的主要任務是檢閱蒙古地區兵員數量、素質和軍備狀況。清前期,蒙古社會仍然是封建領主制社會,王公貴族和僧侶封建主是封建領主,阿勒巴圖、私屬民和奴仆是被統治者。清中期以后,隨著蒙古地區封閉性被打破,流民大量遷入,農業發展,封建的剝削方式開始盛行。農區出現地主和農民階級,牧區出現牧主和牧戶階級,他們之間的人身依附程度大大降低了。這些給蒙古社會帶來了階級關系的新變化。

風俗文化

  蒙古族是中國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古代以畜牧業為主,兼營農業和手工業。現代社會,建立并發展了加工業和工業。畜牧業生產是蒙古族人民歷史上賴以生存發展的主要經濟生產方式,畜產品為其衣食之源,內蒙古大草原是他們活躍的歷史舞臺。

  蒙古族的物質生活,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格。

  蒙古族的服飾是受蒙古草原生活環境決定的。服飾中,長袍是蒙古族人民的傳統服飾,袍子肥大,不開叉。過去牧區的冬裝多為光板皮衣,也有以綢緞﹑棉布做衣面的;夏季一般穿布類;顏色一般愛用紅﹑黃﹑深藍色。冬季牧人放牧時可以暖身御寒,夏季可以防止蚊蟲叮咬。他們還喜歡用紅綠色綢緞作腰帶,并佩掛吃肉用的刀子,刀鞘裝飾十分漂亮。有的還掛著火鐮﹑鼻煙盒等。喜歡穿軟統牛皮靴子,長到膝蓋。這同樣是與牧區自然環境和常年流動在外的游牧生活特點相適應的。農區農民多穿布衣,有長袍(開叉)﹑棉衣﹑棉襖﹑襯衣﹑襯衫等,冬天多穿氈靴﹑靰鞡,穿高筒靴的少,也扎腰帶。男子喜戴藍﹑黑﹑褐色的帽子,也有用綢子把頭纏上的。女子都用紅﹑藍色的布把頭纏上,冬季和男人一樣戴上圓錐形的帽子。未婚女子把頭發從前方中間分開,扎上兩個發根﹑發根上面帶兩個大圓珠,發梢下垂,并用瑪瑙﹑珊瑚﹑碧玉等裝飾起來。現在,蒙古族服飾方面有了極大的變化。冬季無論男女都穿新潮的皮衣﹑羽絨服,既輕暖又美觀;夏季的穿著更是多種多樣,從服裝款式﹑用料和漢族基本一致。男子西裝革履,女子也多為西服和裙裝。只有在祭敖包或召開那達慕大會時,其主持者﹑參加歌舞表演的人和極少數與會者才會穿傳統服裝。

  飲食受其經濟生產類型制約。牧區以牛﹑羊肉及奶食為主,以糧食﹑蔬菜為輔。奶品有奶豆腐、奶疙瘩﹑奶干﹑奶酪﹑奶油﹑酸奶等。早晨吃炒米喝奶茶,茶中加上酥油和少許青鹽,味道鮮美可口。中午和晚上多喜吃牛﹑羊肉。磚茶是牧民不可缺少的必需品,煮好后少加些鮮奶。牧民燒飯﹑煮茶的主要燃料是牛糞,火焰恰到好處。農村以糧食為主,奶食為輔。現在,經濟發展,人們的飲食結構改善了許多,除肉食外,各地冬夏都能吃到新鮮蔬菜。

  居住也與其生產方式相適應。圓形蒙古包是蒙古族牧民傳統的居住工具,具有便于搬運﹑易于拆搭﹑抵抗風寒等特點,適于游牧生活。一般蒙古包高七﹑八尺,直徑丈余,以圓形圍壁“哈那”和傘形頂架“窩尼”組成。周圍和頂上覆以厚氈,用毛繩從四面縛起來。包頂中央有天井,用于通風與吸收陽光。部分牧區及半農半牧區使用土木結構的蒙古包,外形大體與氈包相同。有的在向陽處開著窗子,里面砌火炕,在伊盟(鄂爾多斯市)一帶稱“獨貴”,意為圓形。也有少數漢式磚房,多為王公府第和活佛、喇嘛、官員的住宅。農業區及半農半牧區常見的是二間或三間的平房,搭南北炕或東炕,同漢式房屋相仿。現在,隨著蒙古族游牧習俗向定點放牧或舍飼半舍飼轉變,蒙古族人民幾乎完全定居在磚瓦房或樓房里。只有在那些旅游區才能見到傳統意義上的蒙古包了。

  過去,蒙古族在生產﹑生活中的交通工具和方式以騎馬為主,另外還有勒勒車。現在牧區多騎摩托車,或開吉普車放牧,很多牧民都擁有多臺生產和生活用的機動車。

  蒙古族是一個非常熱情﹑好客﹑直率的民族,茫茫的草原上沒有旅店,但每一座蒙古包里的主人都會愉快地招待那些素不相識的客人,他們端出奶茶,斟上奶酒,煮上羊肉,或以歌勸酒,或敬獻哈達,熱誠招待客人。全家男女老少圍著客人坐下,問長問短,宛如自家人。告別的時候常送出很遠,指示路線,十分親切。

  新中國成立前,蒙古族地區曾有過很多落后的婚姻習俗,如貴族一夫多妻﹑包辦婚姻﹑結婚前要由喇嘛念經或求神問卦﹑重聘禮﹑搶婚、收繼婚習俗等風俗。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嚴格實行一夫一妻制,青年男女都是自由戀愛,自主擇偶,絕大多數家長接受和同意孩子的選擇,父母前往女方家“征得同意”只是一種必要的程序。那些落后婚俗大部被廢除。

  由于勞動力不足,也有一些家庭招婿入贅。新中國成立前,招婿在各地叫法和內容都有所不同。西部阿拉善旗叫“夫爾根阿卜那”(即招婿),一旦被招入贅就算家屬。經過一定時間后,岳父認為可以另過時,撥給一部分財產分居。東部蒙古名稱上叫“夫沁夫爾根”,即雇傭的女婿,表現為雇傭關系,不被認作是家屬。現代社會,那些男方家中兄弟較多,女方家中沒有男孩的家庭也會選擇從妻居的生活方式,但在社會和家庭中已經不再受到歧視。

  新中國成立前,蒙古族的喪葬一般有火葬﹑土葬和野葬(也稱天葬)。西部牧區常見的是野葬。人死后將尸體放在木輪車上拉著跑,直到掉下來為止。尸體置于荒野,被狼或野鷹吃掉,死者的靈魂即可以升天堂。七天后,如果死者的尸體還在,被認為是不吉祥的,必須繼續請喇嘛念經﹑向喇嘛布施,替死者祈禱消災。火葬主要是上層喇嘛,土葬則多為王公貴族以及農區或半農牧區的蒙古人。新中國成立后,蒙古族野葬形式消失,完全改用土葬和火葬,其喪葬方式的選擇主要取決于自己家族的習慣。

  蒙古族以家庭為基本的生產和消費單位,一般由夫妻和未成年子女組成。因其素有敬老習俗,家庭中輩分最高的男子為家長,掌握實權,丈夫地位高于妻子。牧區﹑半農半牧區略有不同,男子處理家庭大事時,一般須征得妻子的同意。兒子結婚后分居,另立門戶。通常是住在父母的蒙古包(現在大多為房屋)附近,共同走“敖特爾”(即游牧,現在是劃定區域放牧)。財產繼承上,一般是在子女結婚時一次性分配一定的家產,從此再沒有分配和繼承家產的機會。和父母一同生活并負責父母晚年生活的子女將是父母所有財產的最終繼承者。

  很多蒙古族牧民酷愛鉆花煙鍋(煙斗),曾有“一個煙鍋換一只羊”之說。用五種金屬原料鉆成花﹑鳥﹑魚﹑獸等花紋圖案的煙鍋,再配上紅瑪瑙煙嘴和檀香木煙桿,不僅實用,還是十分精美的工藝品。

  蒙古族重要節日有春節﹑興畜節和那達慕等。其中,那達慕是蒙古族最為盛大、影響廣泛的節日。

  “那達慕”,系蒙古語“娛樂”或“游戲”的意思,每年7﹑8月牲畜肥壯的季節舉行。大會召開時,男女老少穿著節日盛裝,乘車騎馬,云集在碧綠豐美的草原。他們或參加比賽,或專程趕來參觀娛樂。素日寧靜的草原彩旗飄飄,人流涌動,牛羊歡叫,牧馬嘶鳴,頓時變成歡笑的海洋。傳統的那達慕大會上只舉行射箭﹑賽馬和摔跤的比賽;現代那達慕從內容和形式都有了很大的豐富和發展。除了傳統的男兒三藝——摔跤﹑賽馬、射箭比賽之外,還增添了其他體育競賽﹑文藝演出﹑圖片展覽﹑放映電影﹑交流生產經驗﹑篝火晚會等內容,同時開展經貿活動,進行物資交流,還要表彰勞動模范。那達慕這一古老的活動發展成為融文體﹑經貿﹑旅游于一體的草原盛會,煥發出新的活力。

  那達慕大會上的摔跤比賽,最引人入勝的是民族式摔跤。臉色黝黑﹑身體魁偉的摔跤手上身穿著鑲有銅釘的黑色摔跤衣“昭德格”,下穿白色跤褲,腰系彩綢做成的圍裙,腳蹬蒙古靴或馬靴,袒胸露背,有的跤手還在脖子上圍著五彩繽紛的飾物“江戈”。當音樂響起的時候,跤手們跳著雄健的“鷹步”上場,對方的摔跤手也按著民族古老的傳統風格,揮舞雙臂,猶如雄鷹展翅,勇士們的搏斗開始了。

  賽馬更需要有勇敢頑強的精神。自古以來,蒙古人民對馬就有特殊的感情,他們從小就在馬背上長大,都以自己擁有一匹快馬感到自豪。訓練烈馬﹑精騎善射是蒙古族牧民的絕技。賽馬比賽開始,騎手們一字排開,個個扎著彩色腰帶,頭纏彩巾,洋溢著青春的活力。賽馬的起點和終點插滿各種鮮艷的彩旗,四面八方聚來的人都匯集在起點和終點。只聽號角長鳴,騎手便紛紛飛身上鞍,揚鞭策馬,一時紅巾飛舞,如箭矢齊發。剎那間,好騎手就象飛箭一樣超過所有的對手,奔向終點,成為草原上最優秀的健兒。騎手與馬一般在馴馬的過程中都建立了默契的騎乘關系,只要騎手在很遠的地方打個呼哨,馬兒就會嘶鳴著飛奔而來。

  現代社會,摔跤和賽馬在生活和生產中的作用相比之下削弱了許多,但作為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仍被保留下來。

  蒙古族一向有“音樂民族”﹑“詩歌民族”之稱。河套地區流傳有這樣一句話:“河套的民歌牛毛多,唱了三年,唱了一支牛耳朵。”反映了內蒙古民歌之多。蒙古民歌可分為長短調兩種體裁,蒙古民歌充分反映出蒙古族人民質樸﹑爽朗﹑熱情﹑豪放的性格,聽了使人有置身蒙古草原之感。“好力寶”是內蒙古民間流傳很廣的一種演唱形式,有固定的曲調,唱詞是觸景生情的即興創作,深受群眾歡迎。另外還有“瑪哈塔勒(贊詞)”﹑“于熱勒(祝詞)”﹑“岱日勒其(對口唱)”﹑神話﹑童話、傳說﹑說書等內容和形式。

  馬頭琴是蒙古人民最喜愛的民族樂器,因琴桿上端雕一個精致的馬頭而得名。最早的馬頭琴稱為“奚琴”或“胡琴”,起源于東胡的“奚”(即庫莫奚),清末稱作“潮爾”。演奏形式多半是獨奏,或是自拉自唱。馬頭琴拉出來的聲音遼闊低沉,悠揚動聽,仿佛把人們帶進茫茫無邊的草原。

  蒙古族舞蹈久負盛名,傳統舞蹈有馬刀舞﹑筷子﹑安代﹑馴馬手、小青馬等。通過草原馬上生活提煉而成的馬舞,造型挺拔豪邁,步伐灑脫輕盈,在一揮手、一揚鞭、一騰跳之間,都使人感到駿馬的縱越和蒙古人民剽悍﹑勇敢的性格,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

  薩滿教和藏傳佛教是蒙古族信仰的主要宗教。

  薩滿教是蒙古族古老的宗教信仰。蒙古族的祭天﹑祭山﹑祭祖﹑祭火﹑祭敖包﹑祭石﹑祭河﹑祭樹﹑圖騰祭祀等都屬于薩滿教的范疇。雖然明代以來,在蒙古族民眾中廣泛傳播的藏傳佛教極大地沖擊了薩滿教,但藏傳佛教的傳播也不得不吸收和融合了很多薩滿教的形式和內容,所以今天蒙古族的信仰習俗中仍有很多薩滿教的成分。

  藏傳佛教很早就傳入蒙古地區,是蒙古族主要信仰的宗教。從13世紀元朝開始,蒙古封建統治階級的宮廷中改信紅派藏傳佛教,但廣大牧民仍信薩滿教。從16世紀后半葉,許多王公貴族開始接受藏傳佛教格魯派,并積極在牧民中傳播。清代,特別是乾隆以后,對藏傳佛教更采取全面保護和獎勵政策。清廷不僅鼓勵各盟旗興修大批寺廟,而且由皇帝親自敕建廟宇,對僧侶上層給予各種優待,授予各種尊貴名號和職銜。于是僧侶上層便形成了一個與世俗封建主并存的龐大僧侶封建主集團。他們不僅統治人們的思想,而且占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和世俗封建主結合在一起,控制當地的政治和經濟生活。甚至深刻影響著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如移營﹑嫁娶﹑生老病死等都由喇嘛卜兇問吉,解脫超度。喇嘛不娶妻室,不參加社會生產,青少年多被封建王朝鼓勵離家當喇嘛。在明﹑清數百年間,蒙古族僧侶人口逐漸增加,幾達全蒙古族人口的1/3。以如此龐大的人口脫離生產,杜絕生育,對蒙古族的社會生產和人口增殖都造成嚴重后果。另一方面,隨著藏傳佛教的傳播,喇嘛中的學者,如醫生﹑著述家﹑畫家等以及廣大僧侶對蒙藏之間的文化交流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明清兩代建設了很多喇嘛廟,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的百靈廟﹑新巴爾虎左旗的甘珠爾廟﹑固陽縣的五當召﹑錫林浩特的貝子廟﹑土默特右旗的美岱召等都是著名的大寺廟。

  除薩滿教和藏傳佛教之外,歷史上蒙古族還信仰過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猶太教和摩尼教等。現在仍有少量的人口信仰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發展現狀

  新中國成立后,蒙古族其他各聚居區先后實現了民族區域自治。1949年將原遼北省的哲里木盟及熱河省的昭烏達盟,1950年將原察哈爾省的多倫﹑寶昌﹑化德三縣,1954年將原綏遠省轄區分別劃歸內蒙古自治區。1956年又將原熱河省的翁牛特﹑喀喇沁﹑敖漢﹑烏丹﹑寧城﹑赤峰等6個旗縣和甘肅省的巴彥浩特蒙古族自治州以及額濟納自治旗劃歸內蒙古自治區。內蒙地區300多年被分割統治的歷史結束了。其他聚居區的蒙古族先后成立自治地方的有:新疆2個蒙古族自治州,青海、新疆﹑甘肅﹑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等8個蒙古族自治縣。散居各地的蒙古族人民也享受著民族平等權利。蒙古族人民真正成為國家和自己民族的主人。

  中國共產黨根據蒙古族地區的民族關系和階級關系,制定了一些適合當地實際情況的方針政策,通過農業合作化、對手工業﹑畜牧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改革開放、西部大開發等,內蒙古和其他蒙古族聚居區的經濟發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畜牧業是蒙古族人民長期以來主要從事的經濟事業。新中國成立后,牧民們大搞以水草為中心的草原建設。在保護和合理使用牧場﹑修建棚圈﹑開辟缺水草場﹑建立獸醫網﹑改良畜種﹑推廣定居放牧以及推廣牧業機械化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績。現在,全區進一步推行禁牧﹑休牧﹑輪牧﹑舍飼﹑半舍飼等措施,促進畜牧業生產經營方式由種植業主導型向養殖業主導型的轉變,逐步走向生態畜牧業發展道路。內蒙古1978年牲畜的增長達到3901萬頭(只),2005年,牲畜存欄頭數突破了1億頭(只),是1978年的2.56倍。2005年,新疆巴音郭楞州牲畜存欄421.26萬頭(只),博爾塔拉州牲畜存欄123.29萬頭(只)。

  新中國成立前,內蒙古農業十分落后,耕作粗糙,農具簡陋,糧食產量很低。1946年,糧食平均畝產只有三四十公斤。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推行包產到戶的生產責任制,黨和政府加大對西部農村牧區的投入力度,充分調動了農牧民的生產積極性。2005年,農村牧區綜合改革穩步推進,稅費改革取得歷史性突破,全區范圍全部免除農牧業稅,金融體制改革、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為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當年,內蒙古自治區機耕地面積466.57萬公頃,糧食總產量1662.15萬噸,創歷史最高水平,新疆博爾塔拉州農林牧漁業總產值18.78億元,巴音郭楞州糧食總產達到40.02萬噸。

  但是,由于傳統型﹑粗放型農牧業經濟對草場的過度墾殖利用及自然災害影響,內蒙古草原荒漠化程度越來越嚴重。從1998年開始,國家大幅度增加內蒙古生態建設投入,在全區96個旗縣實施了天然林資源保護﹑京津風沙源治理﹑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等一系列生態建設重點工程,2002年底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保護草原生態被提上緊急日程。2004年底,全區確定自然保護區187個,面積為1562萬公頃。2005年,全區森林覆蓋率達17.57%,生態環境實現了“整體遏制,局部好轉”的重大轉變。

  過去,蒙古族聚居地區工業極端落后,僅有幾家小發電廠和糧食、皮毛加工等手工作坊。現在,內蒙古已建立起能源﹑原材料﹑電子信息﹑機械制造﹑鋼鐵冶煉﹑有色金屬﹑農畜產品加工等許多新的現代工業部門,工業經濟效益顯著提高。其中,能源和農畜產品加工成為內蒙古的兩大支柱產業,涌現了鄂爾多斯﹑蒙牛和伊利等11個國家馳名品牌。2005年,全區生產總值3822.77億元,人均生產總值1986美元,超過全國人均生產總值的水平,全區生產總值中一﹑二、三次產業比重為15.7:44.1:40.2;新疆博爾塔拉生產總值54.99億元,人均生產總值為12085元;巴音郭楞自治州生產總值325億元,人均GDP達到27258元。

  交通運輸業發展迅速。內蒙古地區形成了以鐵路為中心,包括公路﹑民用航空和內河航運的交通運輸網。新中國成立初期鐵路只有1557公里,2005年,鐵路營運里程達6000公里。同年,東西大通道建設開始啟動。全區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000公里,形成以城市為依托,國有干線公路為骨架的公路交通網,實現了縣縣通柏油路,許多閉塞農牧區和邊境地區也建起了公路,并開辟了與蒙古﹑俄羅斯邊境省區通車的6條國際客運路線。民用航空事業從無到有,取得了重大發展,有18條國內航線和2條國際航線,航線總里程達2.24萬公里,民航旅客年吞吐量近40萬人次。新疆巴音郭楞州形成了覆蓋城鄉的客貨運輸網絡,博爾塔拉州境內公路通車里程3183公里,比自治州成立時增長了12倍,鄉通油路,村村通公路,主要干線實現柏油化。

  商業貿易發展十分迅速,市場空前繁榮。由于采取了開拓農村市場、擴大信貸規模、加強稅收監督等措施,2005年,內蒙古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1344.10億元。政府還積極組織區內各經濟部門參與環渤海經濟圈等區域經濟協作,加強與俄、蒙的經濟往來,拓展合作領域,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對外開放和招商引資成效顯著。 2005年,全區引進區外資金到位1097億元,對外進出口貿易成交額51.6億美元。

  旅游業成為新興產業,呈現旺勢發展。社會各界積極參與發展現代服務業,形成了良好的旅游環境。旅游業自身則大力打造旅游精品,整合資源,突出特色,充分利用自然資源,形成了幾大類具有吸引力的旅游景區。2005年,內蒙古接待國內旅游人數2061.6萬人次,入境旅游人數100.16萬人次。新疆巴音郭楞州和博爾塔拉州的旅游業也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亮點。

  郵電事業從無到有,保持快速發展。隨著現代社會的迅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政府大力推進城鎮化進程,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和環境建設,加快市政公用事業市場化步伐等,尤其是2004年啟動的“村村通(信息產業部組織的在全國范圍展開了發展農村通信、推動農村通信普遍服務的劃時代工程)”工程建設,農村的郵電事業欣欣向榮。2005年,內蒙古郵電業務總量(2000年不變價)276.1億元,電話普及率達到52部/百人,計算機互聯網用戶107.9萬戶。

  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增長,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由于大力采取措施,推進各行各業經濟發展,做好人民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縮小各部門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2005年,內蒙古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分別達到9137元和2989元。新疆博爾塔拉州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4056元,巴音郭楞州農民人均收入4268元。

  新中國成立前,內蒙古地區沒有一所大專院校,中小學學生只占總人數的2.6%,90%以上是文盲。若收到遠方來信,收信人往往騎駱駝帶禮品連行一兩天路程求人閱讀。新中國成立后,科學文化教育迅速發展。1978年,內蒙古自治區有大中專院校95所,普通中小學32174所,適齡兒童入學率95.2%,基本上普及了五年制教育。改革開放后,實施科教興區戰略,各類各級教育全面發展,建立起包含了博士、碩士、本科、專科、中專、中小學階段的全面的教育體系,各類層次的學校數量和學生人數都大幅度提高,畢業生也在各行各業中大顯身手。2005年,有研究生培養單位8個,初中以上各類學校1974所,小學5850所,適齡兒童入學率99.44%,“普九”人口覆蓋率88.4%。新疆博爾塔拉州適齡兒童入學率99.13%,巴音郭楞州為99.04%。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積極貫徹落實自治區文化發展綱要和支持文化發展的各項經濟政策,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廣播電視的數字化,加強“西新工程(國家一次性投資最多的廣播電視覆蓋工程)”建設,文化新聞事業也在穩步發展。2005年,內蒙古擁有各類藝術和文化單位1763個,廣播電臺和電視臺27座,人口覆蓋率都在90%以上。自治區和盟、市兩級全年出版報紙、雜志、圖書34153.34份(冊)。

  蒙古族文學和語言事業取得了很大成績。歷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都有蒙古族作家的作品獲獎,如《金色的上都草原》﹑《大漠歌》﹑《忽來河》﹑《祁連游牧仔》等。此外,許多漢族文學作品及世界名著被翻譯成蒙文。內蒙古通用蒙漢兩種語言文字,黨和政府鼓勵蒙古族、漢族及其他民族人民學習蒙古語文,提倡蒙古族人民學習漢語文。2004年制定了《內蒙古自治區蒙古語言文字工作條例》。

  新中國成立前,蒙古族地區的醫療衛生條件極為落后,缺醫少藥,各種疾病蔓延,人口銳減。如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在清末有84000人,到1936年只剩下39500人。新中國成立后,開展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大力培養醫務人員,建立醫療衛生機構。1978年,醫療衛生機構比1949年增長了50.94倍,醫療衛生人員增長了近9倍。改革開放后,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大力采取措施加快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改善農村牧區醫療衛生條件,積極推進農村牧區新型合作醫療試點工作和城市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優化整合蒙醫蒙藥資源,做好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廣泛開展全民健身活動。2005年,內蒙古衛生機構3774個,衛生人員10.26萬人,蒙古族人口從解放初的834400人迅速增加到421萬多。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積極采取措施,落實“兩個確保(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確保企業離退休人員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城市低保和“三條保障線(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健全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保障體系,逐步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補助水平,使得社會保障事業和福利事業發展。2005年,內蒙古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職工有544.6萬人(內有交叉),75.63萬居民得到國家最低生活保障救濟,籌措社會福利資金77309.35萬元。

  隨著偉大祖國的繁榮和強大,蒙古族必將取得更大的成績﹑進步和發展。

(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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