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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

2019年05月16日    來源:廣西民族報網    字號:[    ]

概況

  水族總人口406902人(2000年),主要生息于黔桂交界的龍江、都柳江上游地帶,貴州省黔南的三都水族自治縣、荔波、獨山、都勻等縣市為主要居住區,黔東南的榕江、丹寨、雷山、從江、黎平等縣為主要散居區,此外在廣西北部的河池、南丹、環江、融水等縣市以及云南省富源縣也有水族村落分布。水族與周邊的漢、苗、布依、侗、瑤、壯等民族友好相處,共建家園。

  水族自稱“睢(sui3)”,因發祥于睢水流域而得名,故民間有“飲睢水,成睢人”之說。對于水族的來源,民間和學術界出現殷人后裔說、百越(兩廣)源流說、江西遷來說、江南遷來說等說法,實際是針對水族發展史上某一時段或某一分支而論,都有一定的歷史性與合理性。據《百越源流史》載,大約在殷商之后,水家先民從中原往南遷徙,逐步融入百越族群之中,逐步形成了以中原文化、百越文化為主流的,南北民族融合的二元結構形式。嶺南地區以及東南沿海一帶,古代居住著許多部落,史學界統稱為“百越”。水族先民南遷之后可能融入百越的“駱越”支系中,然后逐步發展成為單一民族。因此,水族社會保留著殷商文化圈和百越族群的濃郁文化遺存。水書是夏商文化的孑遺,屬水族的精神支柱。魚是水族的圖騰,飯稻羹魚是水族的重要社會習俗。

  水族歷史上曾出現過兩次舉族大遷徙。殷商亡國之后,部分殷人南遷融入百越族群。這是水族先民的第一次遷徙。公元前2世紀,秦王朝統一中國之后發兵征剿嶺南。水族先民舉族第二次大遷徙,從百越母體中分離出來,由南方溯流進入龍江、都柳江上游地帶生息,大致形成后世分布的格局,并逐步向單一民族邁進。水族先民水族經歷了八九百年相對比較穩定的發展,到了唐代逐步發展成為單一民族。水族的族名以“水”代“睢”,與唐代設置的撫水州有關。開元年間(713—741年),唐朝在今黔桂交界的環江一帶設置以安撫水族先民為主體對象的羈縻撫水州,這是中央王朝對自稱“睢”族群的確認,標志水族以單一民族身分躋身于中華民族之林,族名從此以“水”代“睢”。據《唐書?地理志》、《唐書?南蠻傳》載:“貞觀三年,東謝蠻首領謝元深入朝……以其地為應州,拜元深為刺史,領黔州都督府。”“貞觀三年,以東謝首領謝元深地置縣五:都尚、婆覽、應江、陀隆、羅恭。” “開元中,置莪、勞、撫水等羈縻州。”據考證,應州及屬下都尚縣的治地為今三都水族自治縣上江鎮;婆覽縣治地為三都縣恒豐鄉,后世稱為水婆;應江縣治地為榕江縣平永鄉;陀隆縣為臺江;羅恭縣為雷山縣。宜州北面的撫水州在今廣西北部之環江一帶。從貞觀三年至開元年間(629—741年)的100余年間,唐王朝相繼在水族地區設置經制應州,羈縻撫水州、莪州、勞州、環州,以及都尚縣、婆覽縣、應江縣、羅恭縣、撫水縣、京水縣、多逢縣、古勞縣等建制。在水族歷史上,這是史無前例的輝煌,對推動水族成為單一民族,促進水族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水族的族名此后在一些私人的著述及史籍中出現,明末鄺露《赤雅》有“ 亦僚類”之說。在清代及民國的史籍中,出現水家苗、水家夷、水家等稱謂。過去的一些史籍中,把少數民族視為未開化的族群。“ 亦僚類”之“ ”就是歷史留下蔑視水族的遺跡。1957年,國務院批準成立三都水族自治縣,族稱定為水族。

  水族有本民族的語言和傳統文字。水語屬漢藏語系壯侗語族侗水(侗臺)語支。水族古文字,以及用這種古文字著編的信仰文化、民間知識雜糅的典籍,水語通稱為“勒睢/泐睢(le1 sui3 )”,漢譯為“水書”。水族古文字體系保留著圖畫文字、象形文字、抽象文字兼容的特色,2500多個單字中,大部分為異體字。水書被譽為水族的“易經”、“百科全書”。2002年,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將水書列入首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作為重點民族古籍進行收藏。2006年,水書被列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在日常生活中水族地區通用漢文。

  水族主要生活在都柳江、龍江上游地帶,這里氣候溫和,宜于種植,在水族和周邊兄弟民族的辛勤開拓經營下,這里逐步變成竹木成林、魚米花果之鄉。水稻、小麥、玉米、棉花、油菜、苧麻、蓼藍草等是主要農作物。水果有李、橙、桔、桃、梨和楊梅等品種。都柳江、龍江上游水產豐富,有鯉魚、鰣魚、青魚等。竹木種類主要有杉、松、楠木、楠竹、麻竹、油桐、油茶等,林區中生長麥冬、杜仲、茯苓等多種珍貴藥材。礦藏品類主要有鐵、煤、汞、銻、硫磺、鉛、鋅等。

歷史沿革

  隋唐時期,湘、黔、桂邊境一帶統稱為“溪洞”之地,住在這里的少數民族處于部落、部族階段,部分從事刀耕火種的農業。在《宋史》中關于撫水州(包括撫水、京水、多逢和古勞四個縣,主要為今廣西環江一帶,及毗鄰貴州省荔波縣的部分地區)的記載,可以看到“夾龍江居”水族社會發展的輪廓。當時,這里的農業生產已有相當的發展,平地廣種水稻,有“種稻似湖湘”之記載,酋長居住的地方有“樓屋戰棚”,并有柵欄護衛。“其酋皆蒙姓……民則區、廖、潘、吳四姓。亦種水田,采魚。”為了反抗封建王朝的高壓統治,撫水州的水族上層還組織地方武裝,多次“犯邊作亂”,威脅到中央王朝的統治。同時,水族首領還私自鑄造水書大錢。從蒙令、蒙漢誠、蒙虔瑋、蒙填、蒙頂、蒙承貴到蒙趕稱帝,撫水州都幾乎沒有停止過反抗壓迫的活動。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撫水州蠻“數寇宜(山)融(水)州界,轉運使俞獻可招撫,群蠻抗命,侵略不已”,后命平州刺史曹克明領兵征討追斬殆盡。“詔以撫水州為安化州,撫水縣為歸仁縣,京水縣為長官寧縣”。為防止水族人民再與朝廷抗衡,宋王朝除改撫水州名外,還有意識地把水族人民遷移到漢族地方安置。《宋史》載:“愿遷處漢地者七百余口,詔分置廣西信荊湖州軍,以田糧。”宋朝出臺這一決策之目的,就是要分化瓦解水族社會實力,從根本上消除西南地區隱患。從此水族社會日趨衰微。

  宋末元初,水族已進入封建社會。蒙姓貴族在龍江上游的廣大地區建立了封建領主制度的形態,但仍保留著較濃厚的農村公社色彩。表現在領主對轄區內土地并無絕對的支配權,人身依附關系并不牢固,而且在社會基層組織的“洞”或“寨”內,成員還有一定的獨立自主權。“洞”、“寨”內有自己的領袖“都老”管理內部事務,遇有戰事則敲擊銅鼓或吹牛角,由“都老”召集成員參加戰斗。成員可以自由使用洞、寨公有的山林、牧場,但經過開墾的土地則歸墾者占有。對封建領主的貢賦亦以村寨作為負擔單位。

  元朝政府對西南少數民族實行招撫政策,設置了一套從路到總管府、軍民府的統治機構。1283年,四川行省參政曲立吉司用武力鎮壓了貴州南部“九溪十八洞”的少數民族,加封少數民族首領為世襲土官,通過他們來統治少數民族人民。不久,鄰近的爛土、陳蒙等處的“洞長”也接受了元朝的封號,改陳蒙、合江兩洞為州并增設了陳蒙、爛土軍民安撫司。規定按期向封建王朝納貢丹砂、雄黃以及馬匹、雨氈、刀等物。

  明代,水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有了顯著的發展。在農業生產方面,由于生產工具的改進,在較平坦的地區新開了很多水田。在過去采用“刀耕火種”的山區,也已開辟為梯田,改變了過去“不以牛耕”的習慣,興修水利,灌溉田畝,生產技術有所提高,糧食產量有了增長。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剩余產品。另一方面,由于大量開墾,出現了許多不向土司、土目交納負擔的“私田”,農民間分化出一部分新興的地主階級,領主經濟逐漸向地主經濟轉化。依附于農業的家庭手工業也有了顯著的發展,特別是手工業紡織產品不但可以自給,還有剩余拿到市場出售。定期趕集的初級市場也在不斷形成,并出現了較大的集鎮。驛站的普遍設置,在客觀上便利商旅的往來,與外地經濟往來聯系更加密切了。隨著江南漢族移民大量遷入,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水族人民與漢族人民互相學習,友好相處,對水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明代沿襲元代分封土官的辦法,在水族地區設置土司。水族人民不僅要向封建王朝交納賦稅,同時還要給土司、土千總、土目服無償勞役和各種雜派,如耕種“印田”、“塘田”、“伕田”、“鼓手田”、“筷子田”等,種某項田的農民就要負擔差役或交納某種實物,種“伕田”的要給土司抬轎。土司家庭的一切糜費、雞鴨、柴草以至筷子,都要農民定期交納。土司擁有官吏、軍隊、法庭和牢獄,對農民有生殺予奪之權。明代在加強土司制度的同時,在有條件直接統治的地方,則逐步實行“改土歸流”。如明初,封建王朝以武力消滅了荔波的蒙、皮、雷三姓土司以后,分置方村、蒙村、窮來村三個巡檢司。1506年又改司設縣,委派流官統治。在明代封建統治階級和土司的剝削壓迫下,水族人民和鄰近各族人民的反抗斗爭此伏彼起,較大的就有十多次。今榕江縣境內的八開土司、三都縣境內的甲早白姓土司等,也與當地的水族發生過多次糾葛抗爭。1432年水族人民在韋翁同的領導下,反抗爛土土司的斗爭;1479年水族人民支持苗族人民反抗安寧土司的斗爭;1489年水族人民圍攻鎮壓人民的軍事據點楊安堡等。

  從清初到鴉片戰爭的200來年間,水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有了顯著的提高,在平壩地區,水稻畝產可達三百斤以上,已有少數從農業分離出來的獨立手工業者,在爛土、三腳屯及荔波縣城等城鎮出現了小規模的手工業作坊。根據嘉慶年間的記載,當時手工紡織技術已達相當水平,爛土出產的斜紋布,稱為“順水班”,行銷鄰近各縣。商業也逐漸發展起來,乾隆時,僅三腳屯州洞轄區內,農村初級市場即有14個之多,來往商旅絡繹不絕。清朝統治者為了加強對水族人民的統治,在水族的土司轄區內增設流官。這時地主經濟有了相當發展,農民的土地大量被地主霸占。至19世紀初期,水族地區已出現了擁有一千多畝田的大地主,通過地租、高利貸,對勞動人民進行剝削。英勇的水族人民與臨近各族人民掀起了多次反抗清朝統治者及本民族剝削階級的斗爭。1803年,荔波知縣胡蒼睿等一批贓官在赴任途中被水巖的水族農民全部消滅。從此以后,清政府派到荔波的官吏,“莫不心懷畏縮,裹足不前”。

  19世紀80年代以后,帝國主義勢力直接深入水族地區。農民被誘迫大量種植鴉片,每年沿都柳江外運的鴉片達數十萬兩,農村生產力遭到了破壞。過去水族婦女紡織的傳統的“水家布”,因質地牢固而不易褪色,行銷遠近,這時也由于洋布、洋紗的輸入而受打擊,傳統紡織業變成了洋紗加工手工業。

  辛亥革命以后,民族資本有過微弱的發展,在今三都水族自治縣內開辦鐵、汞、銻等礦廠,但終于為國民黨官僚資本所壟斷,買辦資本家大肆掠奪水族地區盛產的油桐、五倍子等土特產,地主階級大量兼并土地,地租剝削由“對半分”變為地主收六成甚至七成,加上高利貸和雇工等剝削,逼得許多農民傾家蕩產。法國傳教士在黔南設立了一些天主教堂,連三都縣九阡鎮板南村也建起教堂,教會與地主階級相勾結,橫行霸道,欺壓人民。

  帝國主義扶持的地方軍閥連年混戰,給人民帶來極大災難。1922年,云南軍閥張開儒部路過水族地區就拉去民伕一萬余名,沿途病死者不計其數。各派軍閥竭力收編和擴大土匪武裝,形成了軍閥、地主、土匪三位一體的統治。從當時流行的謠諺可窺出水族地區的狀況:“官如匪,兵如篦,保安團過如刀剃。”“窮人頭上三把刀,官家壓、地主剝、土匪燒。”在官匪聯合統治下的二、三十年間,水族聚居的一些地區人口減少了1/3,農村荒涼,勞動人民大多過著吃蕨根、蓋秧被、以灰水代替食鹽的悲慘生活。

  近代水族人民進行過多次的革命戰爭,其中規模較大的是19世紀中葉的農民起義和20世紀初的反帝愛國運動。1855年,在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下,水族人民在潘新簡的領導下,團結周邊布依、苗、侗、漢族人民,投入“咸同起義”,參加者達數萬人之多,轉戰黔南桂北,堅持斗爭達18年之久。起義軍所到之處,打倒官僚、地主惡霸,廢除苛捐雜稅,得到各族人民的熱烈支持,與太平軍、捻軍及回民起義軍共同構成了當時全國人民反抗清朝統治者的大風暴。1906年三月,水族激于帝國主義傳教士在水族地區的罪惡行徑,與當地周邊民族一起拿起武器堅持戰斗年余,攻打都勻府,打開監獄,救出蒙難群眾,搗毀教堂,先后參加斗爭的群眾達10萬人以上。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水族人民進行了多次反對封建軍閥的斗爭。1930年,中國工農紅軍第七、八軍經過水族地區,組織群眾,打土豪,分糧食,宣傳黨的政策,播下了革命火種。水族群眾積極地給紅軍帶路和運送糧草。1943~1944年間,水族人民為反抗征工、征糧、征兵,圍攻三都縣城。都勻套頭地區圍殲前來擄掠的國民黨黃瑤部隊,掀起了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斗爭高潮。1944年11月下旬,日本侵略軍侵入貴州,“黔南事變”爆發。日軍在黔南橫行的18天,踐踏荔波、三都、獨山、丹寨、都勻等縣市,進退均經過水族地區。為保家衛國,英勇的水族人民奮起反擊,打響了貴州民間抗日的第一槍和最后一槍。在這次反抗侵略斗爭中,水族和周邊各族人民自發組織起來戰斗,共擊斃日軍百余名,繳獲一大批軍械,譜寫了一曲壯美的衛家保國頌歌。1949年,水族進步的知識分子潘文興,聯絡布依族知識分子覃杰等,秘密組織武裝游擊隊攻克國民黨盤踞的荔波縣城,移交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在水族歷史上,出現了一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如清咸同年間抗清起義領袖潘新簡,水族史學奠基人潘一志,共產主義先驅、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鄧恩銘。

  潘新簡(1819或1820-1869),小名阿簡,三都縣九阡鎮人。他領導的這場抗清起義,是水族歷史上規模最大、范圍最廣、時間最長、影響最為深遠的農民革命。水族人民在《潘新簡之歌》中贊美道:“杉木樹/砍倒主干,老樁兜/還發嫩芽。水家人/倒了阿簡,那身板/也不散架……沒見到/阿簡墳墓,常見到/阿簡營卡。日月落/營卡常在,簡稱王/世代齊夸。”

  清咸豐同治年間(1855-1869),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影響和推動下,潘新簡領導以水族人民為主體,有布依族、苗族、漢族參加的起義軍,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抗清起義斗爭。這次革命,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時期,貴州各族人民起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起義斗爭活動范圍廣及荔波、三腳屯、都勻、獨山、都江、榕江、丹寨、下江,及廣西的南丹、思恩等地。主要控制了荔波十六個里,蓄發參加起義者達四萬多人。起義隊伍積極和太平天國部隊以及上江(都江)羅光明起義軍和下河(清水江)潘老帽、潘阿六領導的苗民起義軍取得聯系,配合作戰,相互支持,十七次攻打荔波縣城,六次攻破縣城。先后消滅清反動官吏數百名和清兵、團練萬余人。在起義的整個過程中,潘新簡矢志不移,積極組織和領導群眾開展革命。同治八年(1869年),清政府調集黔桂兩省兵力圍剿起義根據地九阡里,義軍勢孤失敗,潘新簡逃往下江被叛徒出賣而被俘,同年8月15日英勇就義于桂林。潘新簡就義之后,其余部又堅持斗爭3年,反清斗爭共持續18年之久。

  中共一大代表、水族人民的優秀兒郎鄧恩銘賦詩高度贊揚:“潘王新簡應該稱,水有源頭樹有根。只為清庭政腐敗,英雄起義救民生。”

  水族史學奠基人潘一志。潘一志(1899--1977)原名益智,字若愚,水族名志。水族著名文化學者、詩人、方志學家、水家史學研究奠基人,三都水族自治縣首任第一副縣長、政協黔南州前駐會副主席、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潘一志出生于水族書香門第。他三度從軍,數度從政,多次從教。由于性情耿直,為人正派,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寧可潔身自好,不愿隨波逐流,數次逃官辭官,隱居躬耕避世。當新中國建立,荔波縣人民政府縣長杜介厘邀請他為新政權服務時,他欣然應允,并將名字“益智”改為“一志”,以示自己找到光明與希望,立志一心一意為新中國服務的情懷。潘一志費盡心血搜集編寫40余萬字的《水族社會歷史資料稿》,為水族人民留下了寶貴的人格精神財富和珍貴的文化歷史資料。另外有《潘一志詩詞稿》傳世。

  共產主義先驅戰士鄧恩銘。鄧恩銘原名鄧恩明,字仲堯,水族,1901年出生于貴州省荔波縣,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著名革命活動家、工人領袖之一,是我黨建黨時唯一的少數民族成員及最年輕的黨員。“四十年前會上逢,南湖舟泛語從容。濟南名士知多少,君與恩銘不老松。”1961年,黨的一大代表、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寫詩熱情地贊美黨的“一大”代表鄧恩銘和王盡美。

  1917年秋,17歲的鄧恩銘辭別家鄉,懷著“男兒立下鋼鐵志,國計民生煥然新”的偉大抱負與豪邁氣慨,奔赴山東濟南,投奔叔父,考入濟南市立第一中學讀書。“五四”運動爆發后,他積極參加進步活動,成為學生自治會的領導人,主編校刊。后來結識濟南第一師范學校進步學生王盡美等人,發起成立勵新學會,創辦《勵新》半月刊,發表針砭時弊文章。不久成立濟南共產主義小組,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年,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出席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回國后,在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報告共產國際大會精神。到山東淄博建立中共淄博礦區支部,到青島后建立中共青島支部,組織、領導膠濟鐵路大罷工和青島紗廠工人罷工。1925年,鄧恩銘調任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不久被敵逮捕,因患重病,獲保外就醫。1927年,鄧恩銘出席中共五大,不久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由于叛徒出賣,1928年2月被捕入獄。臨刑之前,鄧恩銘留下視死如歸的遺詩:“卅一年華轉瞬間,壯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顧頻頻慰九泉。”1931年4月5日,鄧恩銘就義于濟南緯八路刑場,時年31歲,為中國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風俗習慣

  水族的風俗文化不僅豐富多彩,而且頗具個性特色,大大地豐富了我國56個民族的風俗文化的園地。水族的風俗文化,我們從生產、生活、禮儀、歲時、社會以及文學藝術等方面進行介紹。

  水族地區的農業生產,建立在小家庭的基礎之上,生產工具主要有:犁、耙、釘耙、耥耙、秧耙、踏犁(步犁)、篤撬、薅鋤、挖鋤、鏟鋤、手鋤、斧頭、柴刀、鐮刀、鋸鐮、摘刀、谷桶、木錘、鐵錘、水碾、舂碓、扁擔、扦擔、鑿子、推刨、鋸子、梭鏢、弓箭、鐵夾、鳥槍、火炮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摘刀、踏犁(步犁)。摘刀,主要用于采摘糯稻、紅稗及喂牛的芭茅草。采摘時,右手持刀,一次一穗或一刀一根把采摘的物品摘下,然后結束成把,以便于搬運或晾曬。踏犁,適合于山區深翻土地,既省力而又不踩板泥土,頗受農戶歡迎。農活,一般入冬之前挖泡冬田、翻稻茬田,讓冰雪扎松土壤及殺死蟲害。入冬之后,抓緊割草積肥。快開春時,就準備修整水塘、水渠、水溝。在古代,山區梯田的開發,大多利用冬季農閑時節進行。

  水族種植水稻有悠久歷史,形成眾多十分濃厚的稻作相關習俗。水族歷法以稻作物候為依據,水族的卯節與端節,就是因稻作種植與收割而形成的盛大年節。過去,人們認為在稻作生產關鍵階段,博得稻神歡心才能獲取稻作豐收,因此從浸種、撒秧、栽秧到吃新收割每個關鍵階段,往往要依據水書擇吉行事。開秧門之前,將兩把稻秧帶到家中以魚肉酒飯供祭,請盛裝的年輕媳婦主祭,喃喃祈求神靈保佑稻作豐產:“別人的稻谷用摘刀采摘,我家的稻谷用斧頭砍。斧頭砍根樁,摘刀摘尖稍……”。然后,由這位媳婦帶著秧苗先下田栽幾行之后,盛裝待命的其他婦女才紛紛下田勞作。開秧門儀式,既是對稻神的尊重,又是運用相似律的巫術原理,讓少婦旺盛的生殖力轉嫁到禾稻上,祈求獲得更大的豐產。水族崇拜魚,魚是大多數水族地區的圖騰崇拜物。水塘養魚、稻田養魚是水族地區的重要技能與特色,人們運用田魚產卵和用稻草團分卵繁殖的技能,掌握洪水及野獸對漁業危害的方法,使魚稻獲得雙豐收。所以,飯稻羹魚成為水族的傳統習俗。

  水家人過去用的布料,全靠自種、自紡、自織、自染。其中,制作染料靛青的程序頗為復雜。栽種蓼藍草是第一步,有條件的地方,將緊挨的兩側山上的雜樹亂刺砍倒填在山凹處,再將兩側山上的腐植質肥泥蓋住其上,作為育苗的基地,將蓼藍草苗扦擦土中,不用施肥,也長得特別茂盛。到采摘季節,把蓼藍草浸泡在專用的靛池中用石灰將其漚制靛青染料。傳統的小農經濟以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本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勞作形式,但是遇到打田、栽秧、收割、翻田等集中的農活時,鄰里總是互相換工幫忙。遇到勞力或畜力缺乏的人家,大家都會自覺伸出援助之手互幫互助。新中國成立前,一些水族山寨在分配獵物時,還遺存“上山打獵,見者有份”的原始集體勞作遺風。水族有傳統集體制作酒曲的悠久歷史,通常還保留著由年長的婦女領隊,大家上山采集草木本藥材,集體熬制曲汁,再分給每戶去制作酒曲的習俗。水族地區著名佳釀九阡酒,就是在這樣的傳統中傳存。1957年“5.1節”,水族女副縣長蒙世花代表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參觀團向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敬酒,獻上的就是水族佳釀九阡酒。毛主席品嘗之后連聲說道:“好酒!好酒!”

  水族村寨大多是同血緣氏族聚居。起房造屋,通常要以主人的生辰八字擇吉行事。水族傳統的房屋結構,大多屬于“人樓居,梯而上”的古越人茆榫“干欄”式建筑遺風,由“依樹為巢而居”演化而來。傳統的桿欄住房,在平整地基之后,先用2米來高的粗大柱頭修建穩實的承重平臺,搭上厚實的樓板之后,才在其上架立高層的木排房架。“上以自處,下居雞豕。”底層大多作為喂養禽畜,安裝石碓、石磨及堆放雜物之用。干欄木屋,既具有防潮、防蟲蛇、防盜的功能,又節約用地,頗受人們歡迎。為了納福迎祥,從屋基選擇、坐山朝向、木料準備、大梁砍伐、立柱上梁、喬遷生火等每個環節,一般都依照水書的宜忌行事。起房立柱,通常選用卯時。“卯者茂也”,在水書中含有生育、開啟、發達之義。木匠師父還要迎請分管起造的水書創始人“六奪公”到場保佑,并以魚肉就飯祭祀。新房上梁之后,主人家用染過的布匹從大梁上垂掛下來,將馱著谷穗、新衣、布匹、秤、口袋等物品的馬匹以及水牛,牽進新屋。當天即在堂中生火,以煙大火旺為榮,取巫術相似律以期實現人丁發達、財源廣進之目的,同時省掉擇吉喬遷之煩惱。

  水族婚姻沿襲傳統習俗,恪守同宗血緣不娶、異宗異姓氏族開親的原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舊是水族地區男女青年婚姻的主流。注意門當戶對,講究明媒正娶。即使當代,戀愛不十分自由,婚姻難以完全自主的現象較為普遍。水族很早就實行一夫一妻制,封建時代出現的納妾現象也為數極少。水族古代議定婚姻范圍十分嚴肅,由此產生《倒栽杉》、《倒栽楓》和《破姓開親》的種種傳說。同時,與當地的習慣法緊密相連,故有“南低宇,吃不得”之諺語,即同血緣家族屋檐下的吊喪肉吃不得,特別注重婚姻集團內部的凝聚作用,即使相隔的年代久遠也不能開親。違反上述原則,習慣法最嚴厲的是沉埋處罰,尚未發現鋌而走險的事例。魚是水族的圖騰崇拜物。在婚俗中魚常作為信物、圣物出現。締結婚姻時,在荔波、九阡等地請媒人提親時,男方母親悄悄把包好的幾條小干魚置于盛著禮品的竹籃底部。而女方之母收到禮品時,也首先查看籃底是否有小干魚。若應允婚事,則收下禮品和干魚。新娘出閣之前的祭祖席上魚更不可少,新娘還要吃下一筷魚,以獲得祖宗保佑。迎親時,女方要看到男方帶來的罩魚籠和象征大魚的金剛藤葉子等信物,才能發親。迎親進門時,要用魚水罐祝福,即用新的小罐子盛上井水和兩條小魚,放在大門及新房門口,祝福新人如魚得水,恩愛白頭,并獲得魚類旺盛的生殖能力。為了家庭人丁興旺,民族強盛,魚作為聯姻的信物、圣物的習俗,在水族社會中世代傳承而不衰。

  女方允親之后,通常要吃認親酒、定親酒,男方向女方家送上一頭肥豬、銀飾、禮金、服裝及紅糖等若干禮品,公開聯姻消息。吃大酒接親,聘禮悉數送上,場面更為壯觀。迎新娘進家,新郎的家人全部退到屋外,虛掩大門迎候。大門外放著柴塊,或放著打菜的竹籃及刀具。當盛裝的新娘來到大門口,順手抓起門外的柴塊或提籃推門進家,象征勞作歸來的家庭主人,并靠勞動開創幸福的新生活。當新娘正要跨進大門時,新郎的母輩一人往往朝新娘身上噴一口水,或用一束芭茅草拂拭,或撒一把常青的樹葉,借以驅除途中可能染上邪氣的綠眼鬼,從此幸福吉祥。水族傳統婚禮,新人沒有拜堂和鬧新房之禮俗,當晚由伴娘陪宿,次日回娘家。過幾天,新郎把新娘請來之后開始過新婚生活。過去舅爺的權力大,有優先娶姑媽女兒為媳婦的權力,俗稱回娘頭親。現在,回娘頭親習俗已逐步消失,外甥女即使出嫁,作為交往禮儀只給舅父送一般性的禮物。傳統婚禮,新郎一般不迎親,而請幾位未婚男女充當姨娘、舅爺的“菲、祝”代迎,大多數地區的新娘撐傘徒步行走,但有“忌踩腳印”之習俗,即遇上抬死人或有另外新娘經過的路段,要背新娘避讓以消災。都勻市套頭地區的水族,還保留著由兄弟全程背新娘送到新郎家的古俗。

  水族的喪葬習俗主要特點是:禁忌繁多,厚葬、隆祭、久祀。水族喪葬集中體現了祖靈崇拜、神靈崇拜、自然崇拜的信仰文化內涵。同時,喪葬又成為水族傳承孝道和祭祖禮儀、調整人際關系、提升血緣氏族凝聚力、交流社會知識的重要活動。水族的厚葬,并不體現在隨葬、陪葬物品的貴重與多寡,而是反映在制作石棺墳墓、大型墓碑的建造方面。這種現象遠遠超過相鄰的周邊民族。在過去的50多年間,水族地區的石棺墓和大型墓碑被毀了大多數。目前,僅余下三都縣引朗石棺墓、荔波縣水浦石棺墓等兩個貴州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水族石棺墓有二、三層,外形與干欄住房結構相似,并雕刻有精美的花鳥魚蟲及人物故事等圖案。水族喪葬的隆祭之風,還表現在為死者舉行的各種盛大而復雜的吊喪“開控”活動,有的稱為“砍利”。吊喪活動規模大小,往往依據孝家經濟實力而選擇“小控”、“中控”、“大控”和“特控”。特控又稱“控臘”的規模最大,過去只有大戶人家才能擔負得起。水族大多數地區吊喪要忌渾吃素,以魚主祭品,奉獻犧牲男喪重馬及水牛,女喪重水牛及豬。喪葬吊喪活動,有條件的要吹蘆吶、跳舞、唱歌、演花燈、耍龍舞獅、制作各類紙扎的旗幡傘蓋等,客觀上成為水族民間工藝美術、文化交流、男女社交、聚會娛樂的重要活動。

  過去,水族地區有“人死飯甑開”之說,吊喪期間無論是誰來到,孝家都要供給飯菜接待,或讓來者在吊喪場中的谷桶里任意取用糯飯充饑,開銷頗大。為了消除喪葬活動中低沉的氣氛,都勻套頭的水族男女青年有用藍綠黑等冷色調顏料打花臉戲耍的習俗。水族喪葬的久祀,體現逢上清明節要掃墓,逢年過節或家里遇到重大紅白喜事,要為亡靈舉行祭祀活動。三年守喪過了之后,還要舉行隆重的除服活動。盡可能為亡人立碑紀念,是水族悠久的傳統習俗。水族地區遺存的眾多石棺墓、樓閣碑墓,就是這種遺俗的見證。水族過分重視吊喪活動,過去有些家庭為其所累,借債勉強支撐,結果人勞財散而一蹶不振。

  由于喪葬活動集中地反映了水族社會倫理道德觀念,信仰世界的生死觀與鬼神觀,也反映了從祭祖中尋求永生和納福發展的功利目的,因此成為集中傳承孝道和社會知識的重要實踐活動,成為禁忌最繁多、禮節最繁冗的民俗活動,也成為民間運用水書、鍛煉水書先生的絕妙機會。魚是大多數水族地區的圖騰崇拜物,在祭祀祖先和喪葬活動中,魚的圣物角色尤其顯得突出。當有人過世,首要大事是通知氏族成員忌葷吃素。水族吃素,只忌禽畜獸類的油肉,不忌水產魚蝦之類,而以魚為最珍貴的祭品和待客的佳肴。吊喪食素,既表示對死者的哀悼緬懷和對孝家的尊重與同情,又是維系氏族情感、增強和提升氏族凝聚力的重要標志。因此,有用面粉拌和植物油制成魚蝦蚌蟹的水產類模型祭品,有的還以活魚祭祀墓穴,有的要將魚卵撒在新墳封土上等習俗。魚是水族的圖騰,魚卵象征水族后裔興旺發達。今天的子孫,就是明天的祖宗。死與生,老與少,環環相扣,生生不息,把家庭興旺和民族昌盛的美好愿望,都貫穿在喪葬的活動之中。水族重土葬,還分淺葬、假葬、深葬,以及杜絕惡性遺傳的倒罈葬等。隨著社會的進步,水族地區喪葬活動逐步呈現不擇吉下葬,而以亡人過世三、五天為葬期的新局面,而且喪儀逐步簡化以適應時代發展的風尚。

  在語言稱謂方面,水族地區普遍使用水語交流。日常交往,人們沿襲尊長、尊老的美德。村寨里的媳婦,凡見到年長的祖父母輩長者,則通稱為公、奶,見到父母輩長者,通稱為父母。結婚生育之后,習慣以其孩子的名字稱呼其為某某之父、某某之母。新媳婦到來的三五天內,每天清晨除了給新郎家擔水之外,還要為近鄰每戶挑一擔新娘水,既表示新娘賢淑孝順,也給家族認識新娘的機會。

  待客禮節,水族重酒、重煙而輕茶。客人來到,要盡力招待,一般客人待以葷菜,重要的親友殺雞鴨招待,貴賓則殺小豬款待。入席之后,先用筷子蘸一滴酒點在桌子上,表示先敬奉祖宗與神靈,然后再享用。以雞頭、鴨頭敬客,是水族重要的禮節。交杯酒、肝膽酒是待客敬酒難得的禮儀。水族待客以酒為貴,并有“客人不醉不罷休”的不成文規矩。水族喝交杯酒形式特殊,讓席間所有飲者聯臂舉杯,右手端著自己酒杯向右側的飲者伸去,而左手則接過左側飲者遞來的杯子,使席間形成一個封閉圓圈的互飲形式。通常由長者、尊者或客人先飲,其余的人則高呼三聲“耶--”的祝賀聲助興。殺豬待客通常有肝膽酒的禮儀,就是將附著苦膽的整葉豬肝,用火子燒結膽管口,煮熟后一道供祭。飲用時,把膽汁注入酒里。肝膽酒表示主人真心誠意待客,象征肝膽相照、苦樂與共。加上苦膽有清火明目、降低血壓和幫助消化的功效,適量飲服肝膽酒對身體有裨益。外嫁的女子回娘家來省親,當其返回郎家時,家族鄰里或以彩色糯米飯、或以粽子贈與,往往還附上一只雞鴨膀腿、或一塊熟的豬肉、或幾條炕魚、幾塊煎炸豆腐。這些禮儀既表示親近,又加深情感的聯絡。水族重糯食,一挑挑的摘糯谷穗(亦稱米廉、谷廉)是婚喪起造的重要禮品。

  水族的歲時節日豐富而奇特。歲時節日有20多個,如端節(借端、吃端)、卯節(借卯)、額節(借額)、蘇寧喜(借寧喜)、敬霞節(敬霞、拜霞)、春節(借薦)、清明節(掛青、掛社)、端午節(借王)、銅鼓節、洗澡節(六月六)、黃飯節、花椒節、二月二祭白龍、三月祭龍節、六月祭土地、六月祭山神、七月半、七月接送老祖、中秋節、重陽節、十月舂牛粑、拜廟(拜菩薩、拜哥善、拜善)、宇魎(韻娘)、吃新節(借咬里、借熬利)等等。節日之繁多,特色之濃厚,過節日子依照水書擇定,個性之鮮明,實屬罕見。水族紛繁多彩的歲時節日,與水族悠久的歷史、歷法、農耕文化、原始信仰、居住分布等緊密相連。

  水族有本民族自己的歷法——水歷。水歷與夏歷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水歷以夏歷八月為歲末,九月為歲首。所以他們有著自己的重要節日——端節,水族人把這個節日當成漢族人的春節一樣來過。端節,水語稱“借端”,意為吃端,是新年開端、辭舊迎新、慶賀豐收、祭祀祖先、聚會親友的年節。2006年,“水族端節”、“水族卯節”,分別被列為國家級、貴州省級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端節是水族過節范圍最廣、人數最多、歷時最長、批次最多的節日,被譽為水族最盛大的年節,也屬世界上歷時最長、批次最多的年節。端節在水歷年終12月及新年正月期間過節,對應陰歷八九月,正是桂花飄香,稻谷成熟時候。古華夏稱新年正月為端月,端月的第一天稱端日,水族至今依舊如此稱呼。端節祭祖要忌葷,以魚為至珍祭品,魚包韭菜是傳統的供饌。祭祖除了豐厚食品之外,還將鋤犁和鐮刀等生產工具擺上,借以啟迪后裔繼往開來,靠勞動去開拓幸福。

  水族端節屬古代稻作物候的部落慶典遺風。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釋年:“谷熟也。”谷熟慶典曰過年。水族的水歷,以及盛大的端節,準確詮釋漢字“年”的本義。端節以亥日為主干推算節期,古代分九批,現在分七批按地域或氏族村寨輪流過節,其間還有地支午日、未日、酉日過節的。端節首尾間隔,一般年成歷時50余天,閏年為60余天。首批端節,從都勻市套頭地區開始,后面六批端節輪到三都縣、獨山、荔波、榕江、丹寨、雷山等縣的水族。過端階段,村村寨寨敲擊銅鼓皮鼓,吹笙唱歌,徹夜不絕,終月不止,親友和周邊民族來走訪祝賀,水族山鄉沉浸在歡樂的氛圍之中。端節賽馬是水族先民在發祥地的征戰遺風,逐步演化成為重大的群眾性娛樂活動,也是南方民族獨有的習俗。賽馬在約定的“端坡”上舉行。穿著節日盛裝的男女老幼從四面八方聚集這里。當跑道主祭人拔掉草標,高呼“開端、開年、開道”之后,眾騎手揚鞭奮蹄,競相奔馳,一片歡騰。“端坡”上還有文藝節目演出,有各種商品出售,成為人們情感和物質交流的盛會之地。

  額節,意為吃額,是荔波縣永康、拉交地區水族的年節,除了沒有跑馬活動之外,過節的時段與內涵與端節相似。

  卯節,水語稱“借卯”,義為吃卯,在夏收夏種結束之后的水歷9~10月間(對應陰歷5、6月)分四批過節,是預祝稻作豐收與人口增殖的重大年節之一。頭三批分布在荔波縣的水利、洞托、水浦等地。最盛大的第四批卯節是三都縣九阡鎮、荔波縣永康等地關尾。節期在《水書》中被認為是“綠色生命最旺盛的時節”。卯節,以地支卯日為節期,并以辛卯日為上吉,以丁亥日為至兇,擔心旱象嚴重影響收成。以祭祖、祭祀稻秧、祈雨、對歌為主要內容,是祈求稻作豐產和人口增殖的傳統年節。三都縣水各村的卯節、卯坡,已作為重要的旅游文化開發。

  蘇寧喜節,水語音譯,義為水歷四月丑日節,水歷四月對應陰歷臘月,源于對生母娘娘祭祀的古節,被譽為水族的婦幼節,是貴州省三都縣和勇村板孔、吉勇及相鄰的獨山縣火寨等地的年節。節日期間,人們互相走訪慶賀,而娃兒們卻別有一番樂趣,他們提著特制的小提篼,結隊挨家逐戶去討吉利的年飯。受到人們的熱情地接待,給每人散發彩色糯飯、肉塊、豆腐干及紅雞蛋等。

  銅鼓節,是居住在都勻市基場、陽和兩鄉的水族,于清明節后第一個卯日在陳蒙坡丫口寨歡度的節日。相傳先祖遷來時,部落斗爭頻繁,虎豹成群,經過努力解除了災害。各村寨聚會商定,從此于清明過后卯日這一天聚會陳蒙坡歡慶勝利,相因成節。此外,還有獨山縣羊場地區農歷六月六日在溫泉過的洗澡節,三都、荔波等地傳存敬雨水神的古樸“霞節”等。云南富源縣古敢鄉水族的節日還有二月二祭白龍(中和節,或稱祭小白龍)、三月祭龍節(地支巳日過節,是古代上巳節的遺風)、六月祭土地、六月祭山神等。祈求風調雨順,年歲豐稔,村寨平安。

  水族地區社會風俗崇尚吃苦耐勞、尊老愛幼、互相幫助、大公無私、扶弱濟貧、弘揚正氣、行為專一和真善美之美德,抨擊貪吃懶做、坑蒙拐騙、偷盜行竊、自私自利、朝三暮四、臭味相投和假丑惡的品行。有的還把這些相關內容編成膾炙人口的故事、歌謠廣泛流傳,成為當地教化的重要內容。

  水族文學的主流是民間口頭文學。這是水族人民認識自然、改造自然,以及對生產生活的經驗總結以及自娛自樂的成果。這些成果歷史地、形象地反映了水族絢麗多彩的社會面貌,以及對人生美好的追求與向住。水族民間文學,依文體分類,可分為韻文體和散文兩大類。韻文體的作品為說唱結合的曲藝“旭早”、歌謠類。散文體按其內容和形式,可分為神話、傳說、故事、寓言、童話、諺語、謎語等類別。水族創世紀神話與傳說,是水族先民在遠古時期的文學創作,主要圍繞天地山川、日月星辰如何形成,人類及動植物怎樣起源等主題而展開的。這些題材重大,范圍廣闊、內容深邃的遠古時期創世紀神話與傳說,是水族文學史上最光輝和燦爛的作品。這些作品主要包括仙婆牙媧開天地、造萬物,人龍雷虎爭天下,殷公(恩公)踩拓天地,洪荒遺民兄妹再造人煙等。創世紀神話,古歌占有優勢,散文體未整理出比較完備的作品問世。

  牙媧,或譯為牙巫、伢俁、牙福,是水族創造萬事萬物的大仙。“牙”是年長女性專用詞,意為婆、奶,“媧”為其名,或稱仙婆牙媧。仙婆牙媧是水族遠古神話中最高權威的主神,其本領最大,開天辟地,創造人和萬物,不論在神話傳說還是古歌中,其顯赫、神圣的位置是無與倫比的。《拱恩點恒》是繼仙婆牙媧之后,殷公踩拓凡間、修補人間的男仙神話故事。

  水族神話《人龍雷虎爭天下》頗具藝術特色。人和龍、雷、虎是同胞兄弟,后來大家為一穗小米、平壩田地和茅屋等財產的分割問題發生內訌。于是,天仙出主意,讓四兄弟斗法比本事,誰贏了就由誰來主宰天下。故事形象地反映了人獸同源,私有制的出現,原是公有制的滅亡,種植業的發展,以及人用火攻戰勝所有對手而成為世界主人的樸素觀念。

  水族曲藝,由寓言式的雙歌“旭早”演化而來,是文藝工作者從帶有一定表演性質的水族傳統大歌中分離出來的一種藝術形式。水族曲藝由雙方表演,以唱和為主。詠唱之前,在簡單表演中說一段簡短的說白,類似小序的故事,然后再唱和。較長的曲藝,詠唱之中還往往插入說白。這種說白、唱和及簡單的表演,往往有機地融為一體,充滿哲理、情趣與歡樂。其代表作有《龍女與魚郎》、《老虎魚虹龍》、《烏鴉與白鶴》等。

  水族歌謠種類,按內容可分為古歌、生產歌、風俗歌、禮儀歌、風物歌、酒歌、喪歌、苦歌、情歌、婚嫁歌等。按形式可分為雙歌、單歌、蔸歌、調歌、詰歌等,而以雙歌、單歌居多。有的習慣把酒席上唱的歌稱為酒歌或大歌,而把在其它場合唱的歌稱為小歌。水族歌謠的句式結構有七言、四言、五言、六言不等,而以七言句居多。七言句呈三、四字分節停頓,如漢歌的“朝思暮想盼情郎”,水歌往往唱為“盼情郎日夜都想”。歌謠十分注重押韻,有“無歌不有韻,無韻不成歌”之說。且押韻自由,頭韻、腹韻、尾韻交織使用,且變韻快,沒有一首歌是一韻到底,人們稱為回環交織的流水押韻法。水歌多用比喻,尤其以隱喻最為普遍,其次是擬人、復沓、排比、反問、設問等手法。隨著漢文化的深入傳播,都勻市等一些地區多唱漢族的七言句民歌,但吊喪歌依舊用水語演唱。

  水族的民間舞蹈藝術有銅鼓舞、角鼓舞、蘆笙舞、斗角舞等,每逢節慶即舞蹈助興。水族斗角舞由兩個演員頭戴牛頭道具,在眾人吹蘆笙舞曲與女伴舞者圍成圓形舞場,斗角表演者做各種斗角姿態,將生活中的斗牛表演的惟妙惟肖。水族蘆笙舞由男人吹奏蘆笙領舞,女人跟在后面隨著蘆笙曲調的變化,踏著節拍跟隨著領舞者的舞姿去變化著同一的動作。時而踏步,時而甩手,別具特色,深受水族人民的喜愛。水族角鼓舞是用兩端植入一對水牛角大革鼓為主要道具而得名。舞蹈時,在角鼓、銅鼓鼓點的導引下、男生吹蘆笙出場,女生尾隨其后翩翩起舞。其間,還插入斗牛、收割、男女情愛的舞蹈內容,頗具民族特色。

  手工藝品如剪紙、刺繡、印染、雕刻等,都精巧別致。水族的石雕也頗具盛名。陽安地區的石雕栩栩如生,名聞遐邇。

  水族馬尾繡最具特色的刺繡工藝,2006年,被列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馬尾繡用馬尾作原材料,用手工將白色絲線緊密纏繞在馬尾絲上,成為類似低音琴弦那樣的白色預制繡花線,然后按照傳統紋樣,將這種白色繡線盤繡于花紋的輪廓上,中間部位再用7~9根彩色絲線編制的彩色扁線填繡,馬尾繡背帶是以馬尾繡為主要繡法,綜合了一些其他繡法的刺繡杰作,集中體現了水族刺繡的精湛技藝。此外,水族的刺繡還有平繡、空心繡、結線繡、螺線繡、絞繡、皺繡等。

  水族的信仰文化屬于原始宗教信仰范疇。水族認為萬物有靈而崇奉多神。自然崇拜,祖靈崇拜,神靈崇拜構成了水族信仰的核心。在水族社會中,不論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崇拜對象,或是崇拜形式、信仰儀式,還是原始道德的內容及其形式與傳承方式,都比較清晰地反映出信仰文化與民間知識二者相互雜糅、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特點。

  水書是水族先民認識自然,認識社會,追求文明進步的重大成果,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先進文化的代表,是水族社會文明史的象征。因此,關于水書來歷的傳說,在水族民間文學中占有重要的一頁,如《陸鐸求學》、《泐雖被焚》、《借書奔月》等,反映了水族人民用自己的文化學解釋自己民族文字的起源史與發展史。

  水書是水族古文字及其著編典籍的漢譯通稱。水書典籍是水族民間知識、信仰文化雜糅的巨著,被譽為水族的“易經”、“百科全書”。水書內容博大精深,除了直接反映水族天文歷法、原始信仰之外,還兼容了水族哲學思想、文學藝術、語言文字、布陣攻守、倫理道德、生產生活等諸多方面的內容,成為研究水族歷史文化的珍貴典籍,也是宗教學、歷史學、民族學、民俗學、語言文字學等學科研究的珍貴資料。其中,信仰文化所記載的水族眾多的鬼神,既反映了水族萬物有靈的泛神觀念,又反映了水族先民認識自然、改造自然,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經驗積累,是失敗多于成功的痛苦記憶。由于水書是水族民間傳統文化的精華,是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民族親和力和民族情感的重要載體,成為全民族信仰的精神支柱,成為維系水族各支系的重要精神紐帶。

  水族周邊的苗族、布依族、瑤族、漢族等兄弟民族都認為“水家的鬼多。”岑家梧、張為綱等不少學者認為水書與“殷人尚鬼”之風有關,與殷人甲骨文有若干姻緣關系;晚清西南大儒莫友芝認為水書是先秦時代的古文字,認為要研究商周文化“水書竹歷參研摩”。 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過程中,水族地區在積極搶救保護水書的同時,也正研究利用水書為現實旅游經濟服務的路徑。

發展現狀

  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的民族政策得以落實,水族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57年1月2日,成立了三都水族自治縣。自治縣以原三都縣為基礎,再從鄰近的荔波、都勻、獨山、榕江等縣劃撥37個水族聚居鄉并入而建成的。由于管理不便,從1961年至1963期間,分別將從都勻、獨山、榕江等縣劃入的行政管理單位,以及從荔波劃入的四個行政管理單位劃歸原籍。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民族自治政策進一步得到落實。在三都水族自治縣之外的水族集中地區,成立了17個水族鄉(含聯合鄉),其中,貴州16個,云南1個。貴州的水族鄉,分布在黔南自治州的有9個:基場、陽和、奉合、本寨、甲定、翁臺、永康、水堯、水利;分布在黔東南自治州的有7個:達地、水尾、定威、仁里、三江、興華、塔石(與瑤族聯合)。云南省富源縣有古敢水族鄉。建立民族自治政策的落實,大大地激發水族人民建設自己家鄉的信心和自豪感。水族人民與周邊兄弟民族共同努力,使水族地區的建設發展與時俱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三都水族自治縣建立之后,培養和任用水族的縣級以上干部百余人,科局級干部千余名。現在,自治縣各級部門的水族干部比例逐步接近于縣內的水族人口比例。同時,在黔南州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等機構,也配置相應的水族干部。這樣,大大地提高了水族當家作主的自信心和管理水平的能力。

  過去,水族地區交通閉塞,行路艱難。1949年,三都水族自治縣境內僅有一條17公里的公路。新中國建立之后,公路交通狀況逐步得到改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突飛猛進變化。2006年,三都水族自治縣公路通車總里程達1098公里,其中國道66.3公里,縣鄉公路有1000余公里,比2002年增加503公里。水族于1957年之前聚居的荔波縣,現在通車里程為835.4公里,其中省道441公里,縣鄉道390多公里。例如,三都縣城原來被都柳江分割,成為難以逾越的天塹,1972年修建第一座大橋,改革開放之后又建起3座大橋,不僅交通極大便利,而且使江兩岸的城區連成一體。目前,由三都縣通往比鄰的荔波、都勻、丹寨、獨山、榕江、雷山等縣市的公路,以及荔波通往廣西的公路全部貫通,并且路面實現柏油化。現在,水族地區村村通公路;所有的水族鄉全都通公路,基本實現路面柏油化;銜接省城的部分路段建成高速公路,形成了比較便利的交通網。原來從三都縣城、荔波縣城到省城貴陽約需15個小時,現在只需三四個小時。交通的明顯改善,不僅拉動了經濟的發展,而且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友好往來。

  1949年以前,水族地區僅有20余所學校。現在,水族地區幾乎村村有完小,重點鄉鎮都有初級中學,“兩基”教育攻堅項目通過省人民政府驗收。義務教育工程、危險校舍改造工程、寄宿制學校項目、國債項目、外援教育項目的建設累計達160余項,不僅教師的素質有較大的提高,而且使水族地區學校教育的硬件設施有了較為明顯的改善。農村學校的校舍,往往成為當地最好的建筑。硬件設施上去之后,軟件設施也與時俱進,例如水族聚居的三都水族自治縣的教師有3000多人,本科及大專學歷教師比例逐年遞增,少數民族教師比例逐年上升,幾乎接近與當地民族結構的比例。水族地區創辦了民族中學、民族師范、民族職業中專等。離縣城80余公里的黔南州首府創建了黔南民族師范學院、黔南醫專。這些措施,大大地推動了當地教育事業的發展。

  水族地區的郵電通訊有了飛躍發展。現在,實現了網絡通訊,幾乎村村通了程控電話,與國內外的聯系帶來極大便利。郵路遍及各鄉村,對推動當地的經濟文化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1949年,水族只有電話10門,交換機一部,電報機一臺的局面早已成為史話。

  水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緊緊圍繞當地“生態文化、民族文化、紅色文化”進行深度開發,主要圍繞解決好“三農”問題做文章。

  水族人民有保護家鄉自然環境的良好傳統。令人自豪的是,貴州省唯一獲得世界自然遺產的“中國南方喀斯特”的荔波,就在水族地區。在三都水族自治縣建立的1957年之前,荔波縣是水族聚居區。貴州省有15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其中4個在水族地區:東面有三都縣的瑤人山國家森林公園,東南面有荔波縣樟江風景名勝區和茂蘭喀斯特森林保護區,西面有獨山縣翁臺水族鄉、甲定水族鄉境內的紫林山國家級森林公園。

  改革開放之后,各級政府加大治理力度,水族地區森林覆蓋率上升到55~60%。在水族地區的三都瑤人山、獨山紫林山等國家級公園中,森林覆蓋率達到90~92%。都柳江沿岸,山巒重疊,植被完好,三都縣拉覽林場成為國內速生林木的重要基地。荔波縣是全國造林“百佳縣”,森林覆蓋率達60%以上。尤其造就了龍江上游的樟江兩岸喀斯特山地植被保護的勝跡,使之成為飲譽世界的地球腰帶上的藍寶石之稱。“中國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遺產之所以成功,就得益于林業傳統保護觀念和現代保護意識的完美結合。自然生態保護的豐碩成果成為水族地區旅游經濟發展的珍貴資源。

  水族地區的旅游資源得到逐步的開發。三都、荔波、獨山、都勻榕江等縣的旅游,依托獲得世界自然遺產的“中國南方喀斯特”的荔波為龍頭,將荔波縣茂蘭喀斯特森林保護區、樟江風景區,三都縣及榕江縣都柳江沿岸風光、瑤人山國家級公園,獨山縣紫林山國家級公園,都勻市套頭地區都柳江源頭風光等逐步連片開發。龍江、都柳江兩岸的各縣市在抓自然風光旅游資源、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同時,又結合中共一大代表鄧恩銘烈士故居、紅七軍革命舊址等的紅色旅游資源的整合,推動了旅游業的發展。

  農業是水族地區的龍頭產業。新中國建立之后,國家還不斷加大農業的基礎設施建設,修建了50余座中小型水庫,其中聚居區的三都縣24座、荔波縣17座,為防洪澇和灌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改革開放之后,在農村推行聯產承包經營。1979年,推行定產到組。1981年,水族地區普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1984年后,鄉村兩級對村民小組在農業生產方面的領導,由行政性管理轉變為指導性管理。農村剩余勞力逐步得到轉移,生產結構逐漸得到調整,大大的推動水族地區經濟的發展。2005年,國家徹底免除農業稅收,水族地區政府圍繞“糧食增產,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目標,認真落實和兌現種糧補貼、農機購機補貼、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等惠民政策,社會面貌出現較大的改觀。生產總值不斷提高,以2006年為例,水族聚居的三都縣為8.44億元,原水族聚居的荔波縣為7.68億元,幾乎是2002年的兩倍。在國家的扶持和自身的努力相結合,水族人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尤其是農村剩余的勞動力得到解放,不少到城市打工,既增加了經濟收入,又開拓了眼界,不少打工者回鄉后成為創業的能手,成為帶動鄉鄰致富的帶頭人。

  水族地區自治政府十分注重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認識到自然資源保護與民族傳統文化保護,是當地相得益彰的發展項目,尤其注重民族傳統文化中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水書”是水族傳承數千年的珍貴文化遺產,經過積極組織申報,2002年,水書獲首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2006年,國務院批準“水書習俗”、“水族端節”、“水族馬尾繡”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另外。“水族卯節”“都勻水族婚俗”獲貴州省省級非遺保護名錄。水族地區有關部門在征集1.8萬余冊水書抄本的基礎上,繼續深入抓好水書文化的搶救保護與研究出版工作,并積極抓好“水書” 申報“世界記憶工程名錄”和“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工作。?

  改革開發之后,水族地區的城鎮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全國唯一的水族自治縣的三都縣城,1957年成立時只有五百多戶人家、人口不足三千的半商半農小鎮。房屋矮小,草房過半,街道狹窄,路面泥濘,交通閉塞。現在,城區擴展近五倍,高樓林立,街道寬大整潔。沿江大道、沿江護堤、河濱東路的亭、軒以及河堤青石欄桿長廊成為修憩的美好去處。原來,被都柳江分割的三都縣城,現在修起了四座大橋,天塹變通途。另外,建成了寬闊的都柳江面賽艇水域。還建成了西部地區唯一縣級賽馬城。荔波縣在1957年之前是水族的聚居區。而今的荔波縣城由原來不足一平方公里擴展傳到2.5平方公里,城區道路延伸5公里。為適應日益發展的旅游事業,加大樟江沿岸治理美化的力度,進一步完善硬件設施,建成近30家星級賓館,建成集旅游購物、文化展演、休閑娛樂、住宿觀光為一體的“樟江部落”,成為中國西南地區功能最齊全的民族旅游文化城。

  都柳江畔的三都縣城與龍江上游玲瓏的荔波縣城與交相輝映,成為新時期水族地區城鎮的新形象。交通干道的鄉鎮建設也取得長足進展。

  為幫助水族地區盡快改變經濟文化落后面貌,自1995年以來,深圳市幫助水族地區建設希望學校30余所,解決了13000多名中小學生入學難問題,并幫助建設醫院、街道等,投入資金達8000余萬元,其中半數為無償援助。

(摘自《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中國少數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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